很多年前我就有一个印象:《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很少发表研究战争史的文章。现在看，这一倾向近几年可能还越来越明显了。查2010-2015年《抗日战争研究》的发表目录，可知只有很少几篇沾了一点儿战史的边儿，其他文章都是谈这场战争方方面面的影响的。

当然，这不仅仅是《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本身的问题。但我相信，所有关心抗战史及中日关系的学者都能理解，一方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抗战历史宣传的热度持续升高，许多史实和数字明显失真；一方面是中国学界始终没有拿出建立在可靠的交战各方档案文献史料基础上，可以让中日及国际学界信服的战史研究著述，这绝对是中国抗战史研究工作者的耻辱。

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接触抗战史的，当时这方面的问题已很明显。人们非常强烈地想要知道这场持续了八年的中日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为什么在正面作战中国、共军队始终不是日军的对手，为什么中日交战中方总是伤亡惨重的一方，原因何在？国、共、日三方军队在军事思想、战略计划、作战指挥、部队协同、组织系统、装备火力、后勤补充、兵员配备以及单兵素质方面，具体有哪些异同和差距；在双方实力相差极大的情况下，国、共两方究竟谁打得好一些，哪些战役或战斗打得好些，哪些时段打得好些,哪些部队打得好些？打得好些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是战略方针计划问题，是统帅部指挥问题，是前方作战将领的能力问题，抑或是某些部队装备、训练、战斗力和士气相对强些？在当时条件下，在过了将近两代人，又长期不能全面客观地研究抗战史之后， 国人最需要了解一个贫弱、分裂的中国，具体靠些什么人以及如何一仗一仗地顶住了强大日本的入侵，把战争坚持下来的。

当然,抗战战史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曾有过一度热潮。由于先是台湾，后是大陆，集中披露了不少国民政府军事档案史料,出版了不少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资料，因而两岸都出现过考察研究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的热潮,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一方面战争条件下国民政府所藏的战史史料相对有限，散失很多，缺口极大；另一方面,当年国民党军队呈送上峰并得以保存下来的战报史料等，包括后来将领的回忆资料，都有良莠不齐、水分较多的情况。在缺少其他一手史料,尤其是缺少日方史料印证的情况下，要想重建史实，实在问题多多。如台湾官方就曾依靠这类史料编撰过多套战史著述，其中仅各种歼敌数字就难以让人信得过。

与国民党方面战史资料披露的情况相比，中共方面的战史资料可供查阅和利用的相对更少。即使在改革开放许多年后，普通研究者往往也只有当年公布出来的战果数字可用。20世纪90年代末，一份官方发表的中共中央1944年3月21日下发的《关于改变加倍数目发表战果的作法的指示》显示，从1937年秋至1944年春，长达六年半之久的部队上报和报上公布的战果数字，都有出于宣传加倍发表的可能，这就让研究者在利用战时部队上报的战报资料时不能不格外慎重小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真实的史实和数据，自然也十分困难。同研究国民政府战史问题一样,研究中共抗战期间的战史也非得找到更多方面的相关资料,特别是要与日方史料进行印证，否则同样无法准确建史和叙史。

日本战史资料相对可靠，除了它的军事和作战史料保存相对比较系统和完整外，也和日本军制及户籍制度有关。日本实行的是征兵制和预备兵役制，每个师团从士兵到中下级军官都来自于同一师管区，平时亦驻守该地区。而日本实行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绝不会出现如中国抗战期间军队随便抓丁拉夫，逃了死了连姓名都弄不清楚的情况。日军人员死亡及伤残需要从原地区补充,因此伤亡，尤其是死亡的统计必须严格、准确，才能向家属和民众有所交待,从而有利于征补新的兵员。自然，日方史料也并非完全可靠，一般基层不瞒报，故战斗详报较可靠，但上层有时有瞒报，因此也需要注意鉴别。同时，战史研究，特别是战果性质的研究，要做到十分确切，本身就比较困难。这和作战期间相关方进行战场统计和有效保存资料极其困难的特点有关，日方战史资料也有同样的局限性。故单靠任何一方的史料来还原战场情况，尤其是对方损失情况，都不十分牢靠。要做到比较准确地还原战场情况和交战经过、作战效果等等，非得靠多方史料相互印证，包括运用其他相关技术性资料做深入细致的分析不可。

我曾尝试过对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的“平型关战斗”加以考据和研究。与八路军其他战斗相比，平型关战斗留下来的史料还较为丰富。因为这次战斗是中共在抗战期间进行的两次影响最大的作战之一，各种研究和考察甚多，导致披露出来的档案史料相对亦多，连参战主力六八五团的战斗详报和林彪等给前总的战果电报等，研究者都可以看到。同时，日本人也一度对该次作战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当年不仅发掘出参战汽车队和救援部队的战斗详报,并且有个别研究者和作家后来还做了较详尽的战场及作战经过的调查研究。再加上当时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双方往来电报甚多，国民政府这方面也留有一些战报和电报资料。借助三方面史料对这一战斗发生原因、经过，以及双 方交战部队、地点、伤亡及缴获等进行考察的结果，固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推进此前研究，澄清一些史实，但由于当时条件下八路军和日军史料都存在较大缺失，因此到最后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微观史实和双方具体死伤数据难以确定。

这方面的情况在2001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在村山首相任内，日本政府通过了一项推动档案开放的决定，为此专门成立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组织人力、物力陆续将日本政府外务、防卫等部门收藏的大量涉及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交涉及战争方面的史料进行了电子化处理，并公布于网络上。时至今日，该中心披露的可供研究利用的日本战史资料已经十分可观，包括披露出不少新的参加平型关战役各部队，连同被八路军伏击各部的战史资料。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相当部分资料是来自于防卫厅保存的历史档案，其涉及对华军事史料主要分为陆海军两部分，其中又以陆军资料为主，分为“陆军省大日记”和“陆军一般史料”，以下又分为三级。以“陆军一般史料”为例，下分“战役”“中央”“冲绳?台湾”“支那”“南西”“比岛”“文库”七大类，范围涵盖了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日本陆军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其中直接关系到1937—1945年八年中日战争的,主要在“支那”类。该类以下又分为“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兵要地志”和“参考资料”四个部分。主要作战方面的文献资料大都集中在前两部分所含的“全般” “北支”“上海?南京”“武汉”和“南支”五项中。依目前所见，该两部分已包含2500余卷战史资料，仅“北支"（即华北)项下就有多达1130余卷资料，汇集了“支那驻屯军”及其下属军、师团、旅团、联队 以及支队等各种部队及其辅助单位的组织人事、战时月报、作战计划、战斗详报、战果表、伤亡册等各种重要史料。

日方战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对抗战战史研究能有多大的推动和影响呢？这里仅举我的两个学生所做的两个很初步的个案研究的结论为例。

张程同学的研究着眼于重建1937年11月淞沪抗战撤军到12月南京保卫战打响这中间一个月国民政府军队抵抗的基本过程及意义。它所针对的是关于国军一路溃败、没能组织起有效抵抗、 国防工事完全没能发挥作用的传统说法。作者通过详尽查阅并研究参战日军史料发现,除撤退令初下时国军右翼作战部队一度出现混乱，13日后才基本恢复有组织抵抗外，事实上日军在对吴福、锡澄、乍平嘉等国防线的攻击中,都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相比淞沪会战三个月日军伤亡4万余人，在1937年11月上旬末淞沪会战结束至12月上旬末南京保卫战开始不过一个月时间，日军伤亡近2万人，这个数字显然可以说明，以往关于国军这一阶段没有组织起有效抵抗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邹铖同学的研究着眼于八路军百团大战敌我损失问题。他深人考察并分析了双方的战史资料，发现大陆学界关于双方作战伤亡的数字还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尤其是对日方死伤的数字统计，不仅存在水分，而且各家数字的悬殊也非常大。传统说法有说毙伤日军20645人的，有说毙伤日军 12645人的，有说毙伤日伪军5800人的。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上述数字的提出者均未就自己的数字，以及就与其他说法之间的不同，做过任何严格的考据工作，更不必说利用日方史料来做比对了。在对现有日方战史资料记录中日本各参战部队相关信息一一做了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后，他得出的看法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参战部队（包括主力与地方武装）伤亡总数达16000余名，日军伤亡亦在3300—3900名之间。照以往说法中居中的说法，八路军与日军总伤亡比应为1:1.21左右，考察日军战史资料的结果应该在4:1至5:1之间。就具体单个战斗的伤亡比来看，往往就更高了。这一伤亡比相对也比较符合双方的实力差距。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做的档案史料的披露工作，对中日关系史，尤其是对过去两国学者研究薄弱的战史研究，无疑有着很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几年来，已知日本方面过去从事日本史研究的姜克实教授，已经依据战史资料，接连做出了包括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等战役经过和结果的史实性的研究，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史实叙述。但颇让人奇怪的是,在明明大有可为的战史 研究方面,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真正的抗日战争史的专业研究者利用多方史料下死功夫的还不多。除了《抗日战争研究》杂志这些年发表的战史文章数量和质量不能让人满意外，最典型的就是去年在海外推出的两个大部头的抗日战争研究著作，分别由台湾、大陆以及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和日本学 者合作完成，十分关键的战史部分依旧没有能够充分运用多方史料，包括日本已经在陆续披露的战史资料,突破传统叙事套路和说法，做出应有的贡献来。大陆原本应该去年推出而未能推出的抗日战争史多卷本，在此基础上想来也不会有太不一样的表现吧。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从余戈2009年《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以来，中国大陆一批中青年业余战史爱好者已经捷足先登，陆续开始推出一批颇有分量的战史著述。如余戈的第二本抗战纪实著述《1944：腾冲之围》，刘海丰的《攻城血路：衡阳会战中的日军第133联队》，童屹立的《晋北争锋:忻口会战》，谭程飞的《赣北兵燹：南昌会战》等，都在多方史料的相互印证上下了不少功夫,包括利用日、美等各方战史资料，对一些微观史实做了很深入的考证，大大推进了一些具体战役的史实研究。很可惜，他们并非专业学者，多数很难按照专业标准在《抗日战争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但他们的研究同样是建立在相当多战史爱好者共同爱好的基础之上的，这对于中国大陆抗日战争战史研究无疑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像邹铖、张程这样许多对战史研究感兴趣的年轻同学会越来越多，而我们那些研究或关心抗战史的老师们理当鼓励并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在这方面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