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尽管新结构经济学思维与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差异，但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主张却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很强的相通性，这集中体现在对现有生产力的利用以及对主要矛盾的解决上。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根本功能在于解放现有生产力的利用束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产业升级应该根基于素禀赋结构的变动，进而充分利用内生于产业中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强调社会发展需要优先解决那些居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和瓶颈因素，而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要优先理顺原先产业结构中的要素禀赋扭曲问题，进而将有限资源用于遴选的目标产业上。因此，基于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这两大视角，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观与历史唯物主义间的共通性，由此可进一步推动新结构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构建。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增长；主要矛盾；上层建筑
一、引言
新结构经济学思维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因为它的产业政策主张大体上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关系。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一方面，一国的生产力水平集中体现在它的主要产业结构上，资本密集度的高低代表生产力水平高低；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还预示或决定了生产关系，因为资本密集度越高使得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高，从而意味着剥削能力和剥削率的下降。[1]这样，一国的经济基础也就集中体现在产业结构上，产业结构变动不仅带来了相应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要求软硬基础设施的相应改造，而法律制度等基础设施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2]尽管如此，由于新结构经济学局限于产业结构及其相关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等来界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基本概念并由此阐述其内在关系，这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与传统理解观存在某种不自洽、不合拍之处；[3]更进一步地，新结构经济学根本上关于应用政策问题，从而也就相对缺乏更深层次的本体论探索。正因如此，尽管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结，但这种努力也自然会引起不少学人尤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的批判和否定。[4]
不过，如果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之间做一更深入的对比，我们在发现两者相“异”一面的同时也不难发现两者相“同”的一面，这集中体现在新结构经济学注重生产力利用的经济增长观和解决主要矛盾的产业政策观上。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观表明：上层建筑的变革引领生产关系的调整，进而有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同时，从宏观历史看，生产力的发展又是自发的和基础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根本功能在于解放、进而充分发挥既有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正是在后一意义上，注重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现有技术引进的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就呈现出极强的相通性。其次，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含的各种矛盾在地位和作用上是不平衡的，其中居支配地位并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同时，主要矛盾并不完全等同于基本矛盾，它并不一定贯穿于事物发展全过程的始终而主要是特定时期出现的特别突出和尖锐的矛盾，因而就需要重点和优先解决。显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经济国家首先要解决在产业发展中要素禀赋遭受扭曲的问题，需要解决现有生产力闲置或已有生产技术得不到充分利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重点从这两个方面来探寻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相通性和一致性，希望这一探索有助于推动新结构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构建。
二、两大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
为了更深入地辨识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升级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间的关系，我们基于历史逻辑对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和变换轨迹作一历时性的集中考察，通过对经济增长逻辑的深入辨识来寻找两者的共性和差异。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历时性演化
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主义时期的斯密，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就是国家组织，探究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从劳动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两个维度来研究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其中，劳动投入涉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而劳动生产率则关乎劳动分工及其带来的技术进步。相应地，以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往往就被称为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显然，斯密型增长的根本要旨在于，每个人生产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收益增进，同事，由于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因而就需要通过自由贸易的推行来拓宽市场范围，由此也就有助于劳动分工半径的拓展。不过，斯密型增长马上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劳动分工是如何深化进而推动生产力提升的？
一般认为，劳动分工的深化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和迂回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延长，进而也意味着更多中间产业链独立出来，生产出更多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非可直接使用的最终消费品；而且，劳动分工的深化和拓展也有赖于其他相配套的各种生产资源，而大量出现的中间产品更是生产资源的直接体现。因此，斯密型增长的基础也就在于不断积累的资本。同时，劳动分工的深化意味着个人技巧的提升和相关知识的积累，因而斯密将技术进步归结为伴随劳动分工的自然产物，是由生产性劳动者在“干中学”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现和推动的。显然，斯密根基于资本积累的自发性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这一思想也为马克思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学派所承袭，以致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此，人们往往又将以资本积累和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称为马克思型增长（the Maxian Growth）。
同时，在斯密型增长中，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而早期社会中的市场规模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这就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人口增长扩大了市场规模，进而也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生产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需要消费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不得不开发更多、更贫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应地，就有两大结果：一方面，经济总量（或社会总收入）将伴随着人口增长及其带来的技术进步而增长；但另一方面，人均收入增长率又受制于人口增长而低于社会总收入增长率。尤其是，如果经济增长根本上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并且出现了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制于自然资源的投入量，尤其是人均收入可能因为社会总收入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而出现负增长，从而就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有鉴于此，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发展必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而关键则在于，需要引入科学技术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相应地，那种以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生产率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又被称为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nznetsian Growth）。
事实上，尽管斯密型经济增长已经被广泛认为思想过时了，但实际上，迄今依然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和发展，其思想显著地嵌入在各种内生性的平衡增长模型之中。譬如，无论是斯密型增长、马克思型增长还是现代各种平衡经济增长模型，它们都将技术视为一种自然和自发的进步过程，自然性的技术和生产力在可预期的时间内都不会有很大或跳跃性的提升。相应地，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大多重视不断投入的资本或其他资源，不仅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甚至也不再关注劳动分工带来的综合生产力问题。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哈罗德-多玛模型和索洛模型等都是基于对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重视，其中，哈罗德-多玛模型将储蓄率视为内生于收入结构的变量，索洛模型则将资本-产出比视为内生于要素禀赋的变量；在这些模型中，都没有涉及技术要素，而全要素生产力也仅仅用一个残余来表示。
当然，库兹涅茨型成长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如何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以提升生产力呢？一般地，这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发展出更高效的技术而促进技术进步；二是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并充分发挥其效能。那么，在实践中究竟该采用何种措施？熊彼特的观点强调，如果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没有被动员起来投入使用，这些资源和技术就不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因而生产力提升的首要途径在于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当然，要使用现有技术和资源，不仅需要承担风险，而且还依赖于通过应用创新而获取利润的能力；相应地，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又被称为熊彼特型成长（the Schumpeterian Growth）。在这里，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主要不是指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而是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和传播；在此过程中其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就体现为利用这些新思想创造出新的生产组织和资源以增进利润的过程。
显然，迄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及其潜含的生产力水平，这也就是通过解除生产力的利用束缚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与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则是致力于提升科学技术及其生产力水平，通过解除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以推动经济增长。接下来就对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作一探讨，以此来探寻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论的联结。
（二）解放生产力利用束缚的经济增长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观点，历史发展有其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乃至无法越过演变过程的各个自然阶段；相应地，人们所能做的主要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进而协助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生产力仅仅视为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将生产关系视为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生产力之间的劳动关系。这就寓含着，生产力是自然性的，生产关系则是社会性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似乎也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似乎是人力之外的变动过程。进而，既然生产力发展是外生和自然的，那么，马克思也就不再花费较多精力去探究生产力如何提高的机制和动源，乃至更少探究纯技术的进步问题；相反，他将主要精力用于探究生产关系的变动，因为这是一个影响生产力能否从潜在转为现实的社会性问题。
也就是说，在如何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上，马克思集中关注的就是：如何解除现有生产关系对既有生产力利用的束缚，而不是突破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基于这一目的，马克思致力于唤起阶级斗争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目的也是在于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充分发挥现有生产力的效能。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5]据此，分析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科恩认为，前两句体现了“预见性的限制”：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或早或迟会成为桎梏；第三句则体现了“革命的限制”：当生产关系成为桎梏时，它们就会被彻底改革。[6]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对生产力的束缚或限制呢？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领军者科恩强调，引发社会革命的因素根本上是对生产力利用而非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为此，这里就科恩的观点作一阐述。
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为生产能力的增长，或者表现为所能生产出产品数量的增加；相应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限制一种能力的增长，使生产能力的增长率低于它能够达到的程度，甚至降至为零。其中，前者反映相对低下的束缚，从而产生预见性的限制；后者则反映绝对停滞的束缚，从而产生革命的限制。不过，科恩却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有两种理解：（1）意指生产力在能力上的增长或低下的生产力被更高的生产力所取代；（2）意指使已经在具体范例中存在的技术具体化，从而使得潜在生产能力得以实现。[7]进而，科恩就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1）生产能力的增长是否以某种方式被阻碍；（2）生产能力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有效利用。接下来需要探究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两种方式在现实世界中的相对低位？
显然，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元决定论，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具有自我发展的取向，从而也就很难为其他因素所阻碍；与此同时，特定的生产关系却往往会束缚对生产力的利用，从而反过来会产生出变革的压力。因此，科恩认为，“变革的发生是因为（现在）能够实现的事情与正在实现的事情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因为能力增进的有多快和它能被增进的有多快之间的差异；第二个差距是存在的，但很难认为它像社会变革沉淀剂那样有较大的作用。”[8]在科恩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存在问题，并不在于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它阻碍了对这些关系如此善于创造的高科技的最理想的利用；基本理由是，本来同样的生产力可被用于带来劳动的愉快而健康的重新组合、闲暇和教育，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使得这些技术进步带来了经济混乱、失业以及“去技术化”工作能力的退化。
为此，有别于广为流行的发展束缚，科恩提出了“利用束缚”一词。很大程度上，科恩这一观点也与熊彼特相一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就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为社会主义行所代替，但他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衰退造成的经济困境，而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是一种“创造性毁灭”；相应地，资本主义的垮台原因不能仅仅从经济领域中寻找，更要从构成其文化的思维习惯中寻找。也即，一个好的生产关系，与其说是内含了最高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如说是更合理地使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这里的“合理”并不仅仅是从经济效率角度上而言的，而包括了其他社会价值的考虑。所以，科恩认为，“相对的利用束缚对革命的限制的满足要好于相对的发展束缚，因为能力与利用之间的差异比受相对的发展束缚阻碍的发展速度的不足更容易察觉得到，因而更有力地刺激动乱、抗议和变革。”[9]为了考察生产关系的退化程度以及由此对社会革命的预测，科恩又进一步区分了两类利用束缚：（1）绝对的利用束缚，意味着全部生产要素的完全失业，从而产生革命的限制；（2）相对的利用束缚，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发展得不到最理想的利用，从而产生预见性的限制。
最后，不可否认，生产关系不仅会束缚生产力的利用，而且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考虑到这一点，科恩又提出用“最终的束缚”概念以涵盖“发展的束缚”和“利用的束缚”这两大内容，其含义是：“在一种制度发展生产力的和利用生产力的程度都给定的情况下，如果在给定的未来时间它利用的生产力数量少于另一可行的制度将会利用的数量，那就可以说它是束缚生产力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借鉴熊彼特借以评估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视角：既不能只看它们发展生产力有多么快，也不能只看它们利用生产力有多么充分，而是还要看它们允许所利用的生产力的轨线，要看它们所体现的复合的发展水平和利用程度。科恩认为，相对于“利用的束缚”，“最终的束缚”有两大优点：（1）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即束缚生产力的制度的垮台是因为人民继续容忍它们是非理性的；（2）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协调一致观点，历史根本上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社会形态根据它们能够实现和促进还是妨碍或阻止这种增长的兴衰。[10]由此就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恩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互动发展的基本观点。
（三）解放生产力发展束缚的经济增长
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互动作用，但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相应地，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根本上就取决于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发展又取决于科学知识的发现以及相应技术的进步。由此，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就归结为：新知识怎么来？技术何以进步？显然，要真正认识技术何以进步以及如何提升生产力这一问题，就需要对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轨迹展开深入的考察。一般地，这又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可以从起源学和本体论上进行考察，二是通过特定议题的剖析来获取启发。显然，与技术进步相关联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李约瑟之谜：直到14世纪中国都以强大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力闻名于世并取得辉煌灿烂的成就，但17世纪后却被西欧社会远远甩在了后面。很大程度上，真正认识和揭示出李约瑟之谜，实质上也就离挖掘技术进步的奥秘不远了。有鉴于此，这里也着重从剖解李约瑟之谜着手并首先辨析迄今出现的一些主要论点。
李约瑟本人试图从政治经济制度中找原因：中国强大的封建官僚制度压制了商人阶级，商业得不到发展，技术发明无法给发明者和使用者带来利润和提高地位，进而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也无法结合在一起；相反，欧洲的技术发展是同商人阶级的上升掌权紧密相联系的。[11]马克斯.韦伯则从宗教伦理上找原因：西方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相联系，如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以及交换等等；儒教伦理的核心命题则反对专业化，反对近代的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12]社会学家福山则从社会信任关系角度找原因：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低信任的国家，其人际关系主要依赖血缘及其派生的关系，从而难以发展出西方社会中的企业组织。[13]然而，所有这些观点实际上主要解释了为何缺乏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而不是科学技术的发明，而且18世纪后欧洲技术发明的涌现与商人地位的上升也并没有直接关系。
事实上，伊懋可认为，被历史学家看作对西欧工业革命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每一个因素几乎都曾在中国存在过，但中国社会面临着这样两大问题：（1）中国社会长期存在高超的农业技术和较高的人口密度，这就导致缺乏刺激人们进行“试验和改进”以推进科学知识和发明创造的经济激励，因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降低了那些节省人力的技术发明的实际价值；（2）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缺少伽利略和牛顿所探究的基本科学，而科技发明是建立在基础科学知识之上。[14]问题又在于，中国社会为何缺乏基础科学的研究呢？很大程度上，李约瑟所搜集的成果主要是技术而非科学：技术重视的是“道”，而“道”主要体现了事物的外在形态以及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而这种功能联系主要体现在某种数据相关性上；科学探索的则是“理”，而“理”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而这种作用机理集中体现了某种因果联系上。中西方对“道”和“理”的各自偏重则可以追溯到中西方社会文明的起源：西方社会的认知思维起源于对自然世界的探索，进而发展了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理性、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知识；儒家社会的认知思维则起源于对生活世界的关怀，进而发展了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价值理性、辩证逻辑和社会人文知识。[15]进一步地，易纲就从中国文字和逻辑的角度来探寻中国科技进步停滞的原因，认为中国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识阻碍科学理论建立和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16]问题还是在于，中国社会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问题一直就存在，但为何早期却产生出灿烂的科学技术，而近现代却迅速式微了？
通过对前人见解的逻辑考辨，林毅夫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实地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生明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时自发做出的；而到了现代时期，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所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设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而这类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相应地，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愈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愈先进，这就解释了中国在前现代因人口众多在技术总量上的优势。但是，中国在现代时期的技术发明仍然依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时则已将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这也就可以解释西欧社会为何会出现科技发明的爆发式增长。[17]实际上，技术及其潜含的“道”本身就主要源于经验的总结，来自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而科学及其潜含的“理”则源于形而上的思考，来自于专门的知识创造分工。由此，这里就可以理解另一个问题，西方社会为何在近现代会出现如此多的专门从事实验研究和科技发明的科学家呢？显然，这就涉及社会分工及其深化的基础：有一部分人从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解脱出来，而这需要有充足的剩余产品和资本为支撑。进一步地，西方社会这些支撑发明和创造的剩余产品和资本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又涉及美洲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量金银以及其他资源。[18]
为此，顺着林毅夫的思路追问下去，我们就可以将中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分岔与历史事件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解释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的动源和途径。按照林毅夫的分析，现代技术进步相对于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再是一个依靠自发性和偶然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是依靠人类有意识、系统性的开发过程，依赖于合理而有效的劳动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工；进而，由于偶然历史事件造成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分工形态，就导致技术发展速度也呈现出巨大差异，进而带来了迥异的经济增长模式，最终造成了富裕与贫困的世界分化。很大程度上，正是考虑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者如保罗.罗默、卢卡斯等人转而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归因于知识积累和创新，这就是现代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只要创新带来的利润超过研发成本就会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投资，进而只要创新带来的溢出效应足够大就可以维系持续的经济增长。当然，张夏准又指出，创新的成功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创业动力，而主要在于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根本上取决于将个体创业动力成功转变为集体创业动力的能力。[19]那么，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呢？显然，这又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20]
三、实现技术进步的两大途径
上面辨识了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是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和生产力的经济增长，二是促进现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的经济增长。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大寓意。（1）根本上说，马克思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是一个自然的和渐进的过程，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对现有技术和生产力的利用程度，相应地，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的根本作用也就在于解除对现有技术和生产力的利用束缚。（2）林毅夫等人对中西方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又表明，科学技术的创造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不全然是外生的和自然的，而是与社会资源的投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等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如果说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那么，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的根本作用就在于解除对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束缚。
同时，按照历史的对比分析，依靠技术进步方式往往可以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从而也就成为现代世界各国首选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所依赖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庞大的资源投入，同时，科技研发过程中又存在着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又应该采取何种最佳方式来促进技术进步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往往可以且需要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来推进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其理由是：（1）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2）发达国家没有其他获得技术或推进技术进步的渠道。但是，发展中国家采用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研发投资方式却并不明智，其理由在于：（1）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非常稀缺，这些资本分散投资在其他生产领域将更有助于收益最大化；（2）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往往滞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其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大多已经存在于发达国家。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实现本国技术进步的更有效途径在于，发挥后发优势以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而这又需要合理而高效地引进外国投资和产业，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政策和技术进步上的基本主张。
有鉴于此，新结构经济学集中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最快地通过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就首先注重通过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来实现生产力的提升。那么，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这根本上需要将技术引进嵌入在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进而，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产业的比较优势呢？新结构经济学又指出，这根本上在于一国产业结构要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符合。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当前国际竞争的基本情形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不同产业间进行贸易，因而发展中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选择自己的最适产业就非常重要。同时，构成企业或产业之国际竞争力的要素不仅有生产成本，也有交易成本，其中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主要因素是各类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安排等，而这些方面显然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为此，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架起桥梁以实现两者的互补共进。[21]
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主张发展与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产业结构，又在于它基于这样的假设前提：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面临着一个资本密集度从低到高的技术和产业谱系的给定存在，因而直到成为与发达国家之前，发展中国家以引进为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可以持续进行下去，而其中的根本性障碍则在于资本的不足和匮乏。那么，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快速获得资本积累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关键又在于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只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才最具竞争力，进而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资本积累。显然，这又带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国际竞争的产业比较优势是如何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根本因素是要素禀赋，因为要素禀赋决定了生产的要素价格。很大程度上，丰富的生产要素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增长的负担。这全取决于这个生产要素如何使用：如果得到充分利用就可以带来红利，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出现资源病。例如，一个国家拥有丰富劳动人口，那么，运用适当就有利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并带来人口红利，但运用不当也会造成人均资源的不足而阻碍经济增长。显然，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发展一个基本理由就是，尽可能地使得各个生产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
当然，作为一个产业政策，它不是对既有生产结构的解释，也不是听从要素禀赋的自然演变以及相应产业的自然发展，而更主要是能够前瞻性引领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以及促进产业结构的更快升级。究其原因，像技术之类的生产要素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创造的；进而，与技术进步相对应的产业变动也必然嵌入了人的力量。同时，就国际竞争优势而言，要素价格仅仅是影响生产成本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技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规模等，而且，后两者因素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关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国内同行业的两个企业就行了：它们的生产要素价格大致相同（实际上，连锁锚定效应决定了优秀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价格往往更高[22]），但由于生产技术和规模却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就导致了根本不同的竞争能力。显然，如果技术水平本身就是决定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那么，这又回到前面的问题：如何最佳地实现技术进步？
在这里，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又在于它预示了这样的现实依据：发展中国家自身投资技术研发不仅成功率很低，而且商业化率更低，而学习、模仿和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要比自己投资研究和开发更有效。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大多数产业（主要是林毅夫界定的追赶型产业）上都只需要对既有技术进行选择和应用，而不应该在技术上花费太多（稀缺的）资源进行自主创新。问题是，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否如此容易学习、模仿和购买呢？新结构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许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不过，这也会遇到质疑：（1）当前国际竞争中的产业差别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显著（如发生在农业和工业或者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相反，主要是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因为竞争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而发达国家必然会动用各种方式对其核心技术加以保护；（2）产业生产中的技术往往不是孤立的，而往往与其他技术甚至人力资本联系在一起，此时先进技术能否成功引进的关键往往在于国内是否有其他配套的技术和人力资本；（3）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技术进步，自身根本上都是一个自我演化的过程，依赖于前期的投入和积累。[23]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显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引进”一途。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形成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如果技术与产业（尤其是产品）较好地结合在一起，那么，先进技术就会随着产业的转移而传播，此时既有的先进技术往往就容易为后发国家所廉价地吸收和使用；相应地，发展中国家也就需要且可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以节省研发成本，而且，资本越是稀缺，就越需要努力引进技术。另一方面，如果技术与产业（尤其是产品）存在明显的分离，那么，产业的转移并不就会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此时既有的先进技术也就不容易为后发国家所吸收和使用；相应地，发展中国家也就需要且应该着手技术的自主研发以避免“技术陷阱”，而且，面临的技术封锁越是严峻，就越需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很大程度上，只有通盘考虑技术的两种内生性，进而偏重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技术和产业引进与重视技术内生演化的技术和产业创新相结合，才可以制定出更全面的产业升级政策，才能避免产业升级过程的中断。
最后，我们也可以揭示出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它主要将技术视为内生于产业的，从而就致力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已经存在的先进技术；同时，它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视为稀缺的，从而就致力于发挥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获取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林毅夫说：“愿意和能够不断地利用技术进步的国家，必须将它们的要素禀赋（劳动力、资本）准备好，并通过宏观经济和部门政策来引导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24]在这里，新结构经济学就舍弃了对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的关系，其理由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产业违反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即使该产业达到规模经济并掌握相关技术，它也无法与资本相对丰富且在此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竞争。林毅夫就举例说，如从拥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上讲，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在航空、航天等美国拥有的最先进产业上几乎不相上下，却没有因为拥有这些技术而在经济上赶上美国。正是基于这一认知逻辑，新结构经济学倾向于从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从规模经济、产业集群、技术学习等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进而，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来利用内生于发达国家产业中的技术来促进自身的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显然，这也就与历史唯物主义最为根本的经济增长方式——“解放（现有）生产力的利用束缚”——相通。
四、解决主要矛盾的产业政策
基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考察，可以发现，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升级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具有显著的相通性。事实上，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力视为独立发展的，也就意味着，作为生产力之核心要素的技术也是外生于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也将技术作为外生给定的（这主要体现为外生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研投入），[25]相应地，发展中国家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就在于充分利用目前人类社会（主要是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技术。不过，这里似乎也潜含着一个思维与政策间的显著悖论：一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信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一元决定论，但在政策主张上却积极倡导技术的自主研发，试图通过人的努力来改变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林毅夫等提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创造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主要源自专业的知识分工，而这又与社会的资源投入和相关制度等密切相关，但新结构经济学在政策上又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引进的产业升级方式。当然，学说和政策上的争论并没有简单的对错，我们要做的是梳理不同学说在思维和政策上的内在逻辑，不仅要揭示出各自在逻辑上所潜含的缺陷，而且要将不同视角的思维和认知契合起来；这样，就不仅可以推动理论的完善，而且有助于政策的周全。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呢？根本上又在于它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接下来就对此作一逻辑的梳理和剖析。
按照李斯特的观点，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基础在于生产力的提升。为了发展生产力，一国就需要舍弃一些暂时的财富或利益。为此，李斯特反对古典经济学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而基于比较优势来发展生产以及与此相应的自由贸易政策，而主张通过关税保护来构建工业体系，进而促使生产力的提升。正是承袭进而发扬了李斯特主义，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旧）结构经济学就主张，发展中国家可以且应该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工业品。问题是，无论是工业品生产还是技术创新，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发展中国又如何获得这些资本呢？为此，（旧）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其主要手段有二：（1）通过税收、投资和销售优惠等方式创办出一批合资和合作企业，从而吸引外资流入；（2）通过来料和来件等加工贸易方式来发展制造工业，从而获得相应的外汇收入。不过，这两种方式都存在显著不足：（1）依靠外资流入方式来提供资本投入往往会造成利润和利益的大量外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利率的情况下很可能会造成还债困难进而酿成债务危机；（2）依靠加工贸易方式来发展制造工业往往会导致技术水平偏低，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严格控制其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更是会造成技术进步的严重受阻。事实上，这两大问题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拉美危机中都得到充分暴露。[26]
正是基于这些教训以及“东亚四小龙”发展经验的总结，新结构经济学就集中思考如何更快速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基本思路就是根据一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其基本理由是：（1）通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进而也就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2）资本积累将会带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由此产生出比较优势的变动，在此基础上也就会出现产业升级；（3）产业升级自然会伴随着技术进步，因为技术本身就内生于产业之中，从而随着资本积累和先进产业的扩展而传播。在这里，新结构经济学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增长中所面临的根本症结，进而集中解决主要矛盾，这显然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
事实上，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市场失灵的领域往往存在不同；相应地，这就要求政府在不同时空下承担起的不同功能，进而也就体现出因势利导的政府角色。譬如，在发达国家，新技术、新产品都严重依赖R&D的投入，但企业往往偏好于对D的投入而忽视R，因为前者成功了可以申请专利，而后者的产出则属于公共产品。显然，没有R，D就成为无源之水，为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就重点扶持R的研究。马祖卡托（Mazzucato）的研究发现，美国当前在世界上领先的产业，其R都是政府支持的。当然，政府用以支持R的经费也是有限度的，从而必须考虑对投入目标的选择。显然，这就是抓主要矛盾，而能够抓住并且解决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政府也就被称为企业家型政府，或者也就是有为政府。
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而言，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两方面来理解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有为政府角色。首先，决定一国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以及企业自生能力的因素包括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经济规模以及软硬技术设施等，那么，一个国家如何最快提升其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显然，这根本上就要看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封闭环境中的生产要素扭曲是发展中国家中产业比较优势不彰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首先致力于理顺与要素禀赋不相符的产业结构。其次，一国的有限资源如何使用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如何投入到合理的产业中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呢？显然，这就涉及在如此众多的现代产业中如何选择目标产业的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制定因势利导地促进比较优势转换和生产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这可以参考那些与本国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取得高速增长国家中，因而致力于探索“增长甄别”的基本框架。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为何选择从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从规模经济、产业集群、技术学习等其他贸易理论所强调的因素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呢？林毅夫在给笔者的邮件中提出了他的理由：一个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不可能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产业上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和资本相对丰富同样达成规模经济但这个产业是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的国家竞争（因为前者的要素生产成本会较高）；同样，一个经济体即使掌握了技术，只要这个产业违反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也不会是这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而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计划经济国家应该说已经掌握了重工业的技术）。所以，即使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使其升级的产业达到规模经济并掌握技术，只要这个产业违反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也不能实现让经济得到稳定快速发展的目标。很大程度上，这就解释了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时，强调的第一个决定因素为何是要素禀赋结构而非规模经济等的原因。
尽管如此，从学理上说，产业比较优势并不局限于要素禀赋决定的要素价格，也与技术水平决定的要素使用效率以及规模决定的协调收益有关。一方面，任何产业结构都与一定的技术水平相适应（尽管并不等于同一技术），技术的发展也将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究其原因，毕竟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构成，而这三者的内涵和生产力水平都因嵌入不同技术而呈现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使用更先进技术和专门性机器，也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劳动分工，从而有助于提高个别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马克思就写道：“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相应地，“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转入胜利者手中……”[27]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结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属于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在理论逻辑上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炼。
此外，新结构经济学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政策观还以这一假设为前提：同一产业在全球都使用大致相似的生产技术，因而一国的技术水平就内生于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中。这意味着，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的目标产业及其相应技术在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存在，而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就自然会带来技术的进步；为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中心就在于如何促进产业快速而有效的转移和升级而非技术的传播和创造，进而也就需要促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要素禀赋的快速提升。但是，此路向的产业政策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越先进的技术往往越难以传播和使用，更不要说竞争加剧将使得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通过保密制度、专利制度等来阻止其核心技术的外流来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国际垄断地位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就会逐渐陷入“技术陷阱”，看似蓬勃发展的产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而受制国际资本。那么，又如何避免这一点呢？显然，这就需要从更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一国的技术进步，需要考虑技术进步的自我演化性，这也就涉及技术获得的另一种内生性。[28]这又意味着，即使从应用政策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所开出的政策本身也应该考虑不同的时空条件，而不是采取一种固定的政策框架。
最后，需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从大历史观去观察社会经济的长期演化，从大历史角度考察社会经济变动背后的生产力进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生产力发展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长期来看是平稳的发展过程在短期视角看却往往表现出剧烈的波动，长期来看是自然的过程在短期看却渗入了明显的人为痕迹。事实上，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一个社会事物（如组织或制度）的现状往往由结构、局势和事件等共同决定。其中，“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因素，它决定了一个事物形态的基本走势；“局势”是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并形成周期和节奏的因素，它在事物形态的变动上起重要作用；“事件”则是指转瞬即逝的突发性事变。[29]一般地，突发性事件往往会影响事物形态的突变或扭曲，从而可能成功地迈入新的发展渠道，但也很可能“物极必反”而复归原初形态。有鉴于此，在现实经济分析中，我们也就需要关注短期的局势和特定的事件，要致力于剖析它们对社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要防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乃至出现低水平循环的社会制度改进。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的现状往往受到众多短期事件或局势的干扰，因而就很难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一一对应分析。从这个角度上看，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往往不能简单地将技术视为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更应该要探究如何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由此来打造出与产业进步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五、结语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以及当前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这两大视角审视了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结的问题。可以看到这样两点：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着眼于内生于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之政策主张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注重解放现有生产力之利用束缚的思想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对原先要素结构扭曲的理顺以及将有限资源用于目标产业的改革路线与历史唯物主义注重主要矛盾和瓶颈因素之解决的哲学思维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两点，我们可以在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观之间进行架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结构经济学与正统历史唯物主义观之间具有完全的一致性，也不是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具有严格的普适性。关于这一点，又涉及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理解，涉及对社会发展轨迹的真正认识。因此，结语部分再次作一交代。
事实上，波普尔就曾强调指出，并不存在任何实际现象按照自然规律相继发生，或者并不存在什么相继规律或进化规律能够描述或解释任何系列或相继出现的具体事件。譬如，“如果风吹动了一棵树，于是牛顿的苹果就落了地；并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事件能够以因果律来描述。但是，并没有任何单独的规律，例如引力定律，或者甚至于单独明确的一套规律，可以描述有着因果联系的事件的实际的或具体的相继。除引力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那些解释风的压力的规律、树枝的摇动、苹果蒂的牵力、苹果的碰伤、随着碰伤引起的化学过程而发生的一切，等等。”[30]既然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规律，当然也就不存在普适性的产业政策。更进一步地，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持守一个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以及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元决定论。雷蒙.阿隆指出，“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一种生硬的方式，以决定或反映的方式被解释的时候，将导致政治实践的简单化；人们可能认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现实，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关键的和唯一关键的。相反，如果人们接受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一种更灵活的哲学解释，那么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不再排斥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异化；因此，要预测和论证在革命后将发生的东西，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1]
由此，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1）生产关系不仅仅适应或不适应既有生产力，而且还会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2）生产关系不仅是适应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承担扩大统治阶级对剩余的功能。[32]相应地，即使我们将技术视为外生的和既定存在的，那么，对现有技术的使用也存在两个层次：（1）充分利用，这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就表现为如何引入内生于产业结构的技术这一问题；（2）合理使用，这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就表现为与产业结构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问题。为此，社会制度的改革就必然要考虑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配套和适应。事实上，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往往都会有这样的双重目标：一方面，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维持现行制度的稳定。在当前中国，产业政策还需要与社会收入分配的缓和结合起来。事实上，社会主义生命力的体现就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立更充分利用现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进而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也可以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明，因而他们没有建立起充分利用人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
注释：
[1] 林毅夫的观点是：资本密集度高使得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较也高是当社会进入到资本密集型社会而出现的情况，在劳动密集型社会是资本收入份额较高。
[2]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3] 林毅夫教授在与笔者的邮件讨论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认为并不重要。其理由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在任何一个学派里也一样，而且，在旧学派里，吸纳其它学派思想方法创新出来的新学派更是这样。例如，禅宗从基本教义派的印度佛教来说，根本不是佛教。
[4] 参见朱富强：“新结构经济学能否嵌入历史唯物论中：基本概念和相互关系的审视”，2017年完成，此文是本文的先前一部分，但还未发表。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6]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
[7]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页。
[8]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371页。
[9]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372页。
[10]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376页。
[11] Joseph Needham, 1970.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韦伯：《儒教和道教》，王荣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3] 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4] Elvin M.(伊懋可),1979.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15] 朱富强：“自然主义思维、经济人假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化”，《人文杂志》2014年第5期。
[16] 易纲：“再解李约瑟之谜”，http://www.nsd.pku.edu.cn/teachers/professorNews/2015/0513/16451.html。
[17]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载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8] 朱富强：“警惕经济分析中嵌入的非历史倾向：阿西莫格鲁等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审视”，《经济纵横》2018年第4期。
[19]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20] 朱富强：“如何引导‘企业家精神’的合理配置：兼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
[21] 朱富强：“如何引导‘企业家精神’的合理配置：兼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
[22] 其基本逻辑是：优秀企业生产的主要是高级产品，高级产品被赋予了更高的锚定价格；但同时，一连串锚定效应使得与之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都拥有较高的锚定价格，从而使得供给成本往往是其产品价格的函数。具体参见朱富强：“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权力结构的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审视”，《财经研究》2018年第5期；朱富强：“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收入分配、价格分层与超前消费”，《财经研究》2019年第1期。
[23] 朱富强：“产业政策的两大思潮及其架桥”，《南方经济》2018年第1期。
[24] 林毅夫、塞勒斯汀.孟加：《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 创造经济奇迹》，张彤晓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
[25] 当然，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低收入国家而言的。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对中等收入国家做了五种产业划分，而这一观点主要适用于第一类“追赶型产业”，而强调对于第二类“领先型产业”、第四类“弯道超车型产业”和第五类“战略型产业”也需自主研发新技术。
[26] 朱富强：《经济增长的逻辑：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0-7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6-687页。
[28] 朱富强：“产业政策的两大思潮及其架桥”，《南方经济》2018年第1期。
[29] Braudel F., 1970.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Term,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9(1): 144-174.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孙福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中译本代序。
[30]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31] 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姜志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2-13页。
[32] 朱富强：“历史唯物论用于现实经济分析的局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互动为例”，《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2期。
本文载《南大商学评论》，2019-17（1），总第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