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从虚拟网络到街头运动，再到选举战场，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急遽上升，主要体现为积极参与网络论政、社会运动与选举政治。这一发展趋势与激进本土理念的强力动员密不可分。“内地因素”是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部分缘由，但其生活世界的“不安全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是主要根源。解决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本土化”要选择理性、可行的应对方案。首要的步骤是划定政治参与不可逾越的政治边界，关键步骤是诉诸公共政策解决香港青年的利益诉求，从根本上让香港青年在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中寻找到生活的意义感。

关 键 词：香港青年  政治参与  本土化

2016年10月12日，游蕙祯、梁颂恒二人在香港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上展示“HONGKONG IS NOT CHINA”的“港独”标语，并加入辱国字眼。此举引发广大香港市民及内地同胞的强烈不满。要正确认识这一事件，需要深刻理解近年来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本土化”动向。本文所定义的香港青年为15-29岁的香港居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学中学生、在学大学生以及在职青年，绝大多数是“90后”，少部分是“80后”和“00后”。根据2014年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统计，香港人口中15-29岁的共有132.9万，占总人口的18.3%。政治参与是任何市民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以企图影响政府行为为目的的自愿参与活动，是香港民主社会的活力所在，也是基本法保障的政治自由。以往，香港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大体能自我约束于合法范围之内。但是，自2012年始，极端本土言论的出现开始冲击基本法的权威，2014年的“占中事件”冲破了法律底线，2016年的“旺角暴乱”更是越过了暴力边界，2016年极端本土青年踊跃参选香港立法会并在就职宣誓中侮辱挑衅基本法与国家主权，对基本法的权威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正是在基本法出现如此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央以合理、合法、严正、及时的方式主动释法，为香港法院提供了正确指引，给香港社会释放出明确的政治信号，使特区政府遏制极端本土的行动获得权威性支持。在此背景下，清醒认识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本土化”动向，正确理解中央的释法行动，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

以往，香港青年整体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呈现出“政治冷感”的现象，更遑论激进的“本土化”政治参与。但近年来，从虚拟网络到街头运动，再到选举战场，香港青年开始“觉醒”，“本土化”政治参与急遽上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积极参与网络论政。虽然极端本土言论的出现时间大致界定在2012年，但与此相关的“本土化”论述早在2008年就已出现。2008年之前，香港市民在与内地同胞的互动中表现出一定的“交往不适”现象，一些零星的“本土化”议题在网络空间时有反映，但由于主流媒体相对客观理性，并未形成有影响的议题性事件。2008年，“以Facebook中文版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兴起”，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1]，开始对香港青年的政治倾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反映在网络世界里，有学者开始在各大独立媒体网站就两地交流和融合的话题撰写文章。各大网络讨论区，特别是高登讨论区、香港讨论区对于本土话题的讨论明显增多。随后，社交媒体通过“一对一、一对多、再多对多”的裂变式传播模式将此类“本土化”议题以几何级数、爆炸化地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如果有青年认为某项本土议题属于重要性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网络社群可能会围绕这一议题进入“集结组织”阶段，Facebook、WhatsApp等社交媒体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青年群体在虚拟世界经过分化组合自然形成各类“本土化”议事群组。在群组内部，组员就相关议题深度讨论与持续关注；在群组外部，有组织地对相关文章、图片和视频进行点赞、转发、分享，互相推介，引发公众议论，进而让更多人接触阅读。整个循环过程形成一个强大的传播网络，致使“本土化”新闻或信息能在短时间内传送至大量读者，形成一个个青年网民均关注的社会性议题，“群组政治”俨然形成。时至今日，激进的“本土化”论述或“港独”话语不再是香港青年的政治禁忌，反而成了政治时髦。他们在言论领域不再敬畏基本法，反而旗帜鲜明地突破基本法并以一种未来主义姿态展开所谓的“公投制宪”的话语体系的论述。

第二，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本来，青年人作为“网络原住民”或“数字原住民”[2]，只是喜欢畅游网络，不热衷于社会运动。但是，当网络媒体将相关“本土化”议题“无限放大”，并经由传统媒体“权威报道”，继而经传统媒体的网络平台再“反转进入”社交媒体的时候，也就是说通过传统媒体、独立媒体、社交媒体等多渠道向青年群体输入相关议题信息时，青年群体就会感到某项“本土化”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自己“挺身而出”了，于是社会运动便跃然而出。“反高铁”、“反国教”、“驱蝗行动”、“反水货客”、“光复行动”以及“旺角暴乱”等事件相继发生，香港青年参与“本土化”社会运动的频率越来越高。社会运动的起始阶段，往往是Facebook、WhatsApp群组核心成员在群组内部的“小会议室”就行动计划进行商讨，继而在“大会议室”发布行动信息，然后集体出动，令警察防不胜防。在运动过程中，组织形态呈现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各类“本土化”运动有明确的组织和领导，这些“大台”在运动中提出具体和明确的政策诉求，并提供滚动的事件进展信息，力图引导运动；另一方面，由于运动面向社会广泛动员，很多参与者与朋友、同事和同学一同参加。参与者一方面接收“大台”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就个人的认知和判断向自己的朋辈圈子通传，相互说服。无论动员调配还是资源配给，都可以在最快情况下以每个细小单位自行决策，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多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特征。但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之间并不会构成真正的矛盾和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多中心的零散不代表没有“大台”，愈是零散，愈依赖“大台”维系向心力。当然，维系向心力，“大台”不见得就是发号施令，它更多是扮演信息提供的焦点角色，供参与群体判断、批评、点赞和分享。可以说，正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相结合，创造了网络媒体时代一种开放、横向、松散和灵活的新型社运组织形式。这些事件或运动的发生，社交媒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Facebook、WhatsApp群组俨然成为“社会行动的载体”[3]。

第三，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网络世界里的图片、视频和音乐，虽然能抓住青年人，寓于其中的“本土化”政治理念亦对香港青年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主要依赖感官刺激的影响毕竟属于“浅层”的政治化，而要实现“深度”的政治化教育仍然有赖于传统的、看似严肃刻板的“专栏论证”。社会运动的发生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经验表明，“每逢大型社会运动发生的时候，青年人对深度分析的理论文章会‘突然关注’起来”[4]。这种深度的政治化会形塑香港青年的“责任意识”，并导向对选举政治的积极参与。一方面，香港青年积极参与区议会及立法会议席的争夺；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登记为选民，并完成投票行为。调查显示，超过七成(74.7%)的香港青年登记为选民，其中尤以在学大学生占比最高①。本来，参与选战、登记为选民、投票等政治行为属于典型的传统型政治参与，但在青年群体的积极参与下，此类政治参与又呈现出明显的非传统特征。例如，传统的区议会及立法会选战主要是“地面战”，拼的是社区或地区服务，而青年人积极参与的选战主要是“高空战”，拼的是对Facebook、WhatsApp等社交媒体的经营和应用，社交媒体在选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为例，以Facebook排名为基础，基本可以解释和预测本土派参选人刘小丽、朱凯迪、罗冠聪、郑松泰、游蕙祯和梁颂恒的入局。与此同时，青年选民积极参与“雷动计划”，网络配票效应明显，传统桩脚的作用显着下降，所有“本土”派候选人都得到了青年选民的显着支持，致使“本土派”政治力量在香港政坛异军突起，成为传统建制派和传统反对派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

二、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理念支撑

深刻认识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性质需要对其背后的政治理念给予更细致的分析。首先需要对“本土”这一敏感词汇进行区分。“广义本土”涵纳“生于斯长于斯”的港人对香港依恋的“本土情怀”，虽然这种“本土意识”比“中国意识”之下的北京本土意识或广东本土意识更为强烈，但本质上仍然是从属于“中国意识”的一种地方意识，是一种积极的认同情感。而“狭义本土”特指将“本土”与国家对立起来，强调香港主体意识，抗拒民族国家认同，力图将香港打造为“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的政治意识，在本质上等同于“港独”理念。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我们下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判断：香港青年普遍认同广义本土理念，认同狭义本土理念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香港青年并非“港独”分子。如针对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问题，有调查显示虽然接近七成(68.4%)的青年对自己身为中国人不感到自豪，其中，在学中学生为63.6%、在学大学生为72.9%、在职青年为68.5%，但是选择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只占0.6%②。也就是说，虽然多数青年对于国家的情感支持严重不足，甚至对极端本土理念有一种同情的倾向，但绝大多数香港青年仍然默认自己属于中国人的身份。但是，做出这样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低估少数极端本土人士的政治能量，因为根据参与者的主观态度，政治参与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发的主动参与和行动者受他人策动而发生的被动参与两类。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的参与主体“具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意图”，而后者的参与主体“可能不理解或不明确自己的行为意图”[5]。少数的极端本土人士显然是“本土”政治理念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他们通过对大多数香港青年政治心理的把握，可以动员一定数量的青年在香港社会掀起波澜。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以下对极端本土理念及其动员模式做进一步的细化分析。

第一种是诉诸“他者”理论建构的“排他性”极端本土理念。此种理念需要一个巨大的参照物——内地，通过妖魔化“内地”，排斥一切和内地密切相关的事物，来形塑“我们”的身份认同。如《城邦论》，作者任何论断的做出，都是基于一个大前提——内地超坏。他针对内地网上流传的一则残忍对待小动物的视频，就以偏赅全地得出全体内地同胞“人性灭绝”的结论。类似“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案例在书中俯拾即是。总之，在他们的论述中，内地人都是“不谙人事、道德败坏的禽兽”，大陆是“地狱鬼国，匪党贼民”。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你不是我”“非你即我”“非你死即我亡”的敌视心态。这种极端“本土化”的论述通过“非内地”的方式展开，力图通过排斥内地和内地同胞的方式，来界定“我群”意识，将香港民众原属于乡土情怀的香港意识从中国意识中剥离出来，上升为主体意识或国家意识。如果说此种理念的塑造者主要是部分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它的动员对象则主要是香港社会以80后、90后为主、相对失意的底层青年。他们见证了香港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也目睹经济、民生的相对衰落，急欲改变，却又面临重重困难。与知识精英相比，他们游离于传统主导性政经格局之外，容易产生失意感，易于被煽动，倾向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寻找“代罪羔羊”。调查显示，接近半数的青年同意“今时今日的香港，只有用激烈的手法才可以迫使政府响应市民的要求”，其中在学中学生为43.3%、在学大学生为52.2%、在职青年为48.2%。也就是说，“失意感”本身即足以使部分香港青年产生“‘忠实信徒’所特有的大部分人格特征”[6]。当深谙此道的激进“本土”势力将这些失意心理不断诱发和强化，并进一步将他们所号召的事情“正义化”的时候，我们自然便能看到那种在煽动者和青年群体之间看似一呼百应的画面。可见，“排他性”极端本土理念长于情绪的调动，故意选择最煽情、极端和侮辱的用词来凸显自己的政治理念，往往诉诸激烈的社会行动，具有“勇武抗争”的特征。因此，尽管大多数的香港青年并不认同极端本土理念，但是部分躁动的青年很容易被“排他性”极端本土理念裹挟着倒向极端本土。

第二种是诉诸“我者”理论建构的“内生性”极端本土理念。此种理念力图寻找“我们”的独特性，从“我们”之中寻找出“他们”或“他者”没有的特点。而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群体内，不只是了解这些特点，还会认同这些特点的存在价值，以此建立身份认同感。过去，在香港地区全面“优越”于内地的背景下，香港青年很容易区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并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随着内地经济迅速崛起，两地社会生活日益接近，“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已经不再能够借由与内地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独特性”而界定。故此，香港青年辨析“我们”与“他者”不同的焦点自然就转移到两地的“政治差异”上来，对于两地政治制度及其背后价值理念差异的强调和放大也就成为自然的选择。因此，这种理念又具有“价值本土”的特征。所谓的“价值本土”，是指以“普世价值”为包装、以“自由民主”为论述口号、以“制宪”“自决公投”“深化民主”“公民不服从”等为具体行动、以确立“香港主体性”为实质内容、为“本土”服务的政治理念。如果说“排他性”极端本土理念长于情绪力量的调动，具有“勇武抗争”的特征，那么“内生性”极端本土或“价值本土”理念似乎穿着“和平、理性、非粗口、非暴力”的外衣，看似和平理性，实则理念激进，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因为理念是缓式的、慢慢渗透的，虽然起效慢，但作用长久。如果说“排他性”极端本土理念力图在失意的底层青年中寻找自己的“群众基础”，那么“内生性”极端本土或“价值本土”理念则力图把中产或精英青年作为自己竭力争取的对象。

三、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

尽管绝大多数香港青年并不赞同极端本土理念，但对极端本土的理念和行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同情，甚至被这些理念裹挟着倒向极端本土，这就需要追寻其背后的深刻根源。就最表层的原因而言，内地因素似乎是香港青年“本土化”的主要原因。如在访谈中，不少青年指出“内地因素”对香港的各种影响：“自由行导致很多铺头都变为药房和金铺……以前的小店变成楼上铺，我现在要‘抬起头’行街”；“金价楼市都喺(是)因为大陆人高买高卖”；“大陆人买晒(完)奶粉香港人不够用，疫苗香港宝宝就无疫苗打，因为俾(给)大陆嘅(的)宝宝打晒(完)。人喺(是)自私嘅，都喺(是)资源分配问题”③。自由行旅客、水货客和来港读书就业的内地生对香港青年的日常生活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交通和市面挤迫、店铺种类单一化、物价上升、就学和职场竞争压力加大、交际文化冲突等。但是，“内地因素”是否是困扰香港青年的主要原因呢？难道只要排除了内地因素，香港青年的困境就迎刃而解吗？难道真的像本土理念所宣传的那样，香港青年普遍关注普选，只要中央不反对香港搞没有任何限制的“双普选”，香港青年的境遇就能自动变好？实际上，多数香港青年理性地认识到：没有自由行，香港经济会更差，香港青年也绝非受益者；到香港读书和就业的内地青年素质很高，排除内地专才来港绝非香港之福；大多数自由行旅客的素质较高，不文明行为绝对是少数；至少有一半的水货客实际上是香港民众，特别是谋求更好生活的底层民众。争取真普选更非香港青年主要关心所在。因此，虽然“内地因素”是导致香港青年走向“本土化”政治参与的部分原因，但绝非主要原因。

既然激进“本土派”提出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并非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就需要继续追寻其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在这方面，香港部分机构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例如，针对香港青年近年来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当被问及“过去三年你参加示威游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时，结果发现，多数人的主要目的是向特区政府表达不满或要求。92.0%的青年对政治状况不满意，其中在学中学生为89.9%、在学大学生为95.6%、在职青年为92.5%。88.0%的青年对特区政府的施政表现不满意，其中在学中学生为79.8%、在学大学生为95.4%、在职青年为88.6%④。在焦点小组讨论中，多数组员亦表示，示威、游行或集会的目的旨在让特区政府知道不少人关注有关事件，并抒发自身的不满。香港青年对政府施政的不满意自然是多方面的，那么，香港青年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呢？另有调查显示，香港青年最关注的社会议题的前三位包括“压抑租金/楼价”“多建公屋/居屋”“提高整体房屋供应”，也就是说，三者皆和“住屋”问题相关。香港青年普遍反映，高楼价和高租金除了影响年轻人的生活需求外，也窒碍了他们的发展空间和人生规划，更为香港青年带来不安全感。另外，香港日益固化的经济结构也对香港青年的就业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房价高增长、经济低增长、工资不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香港青年优质的就业空间越来越狭窄，置业越来越困难。第三代年轻人“感到出头无期，生活艰难。至于第四代人，他们打从开始便是输家”[7]。而且，随着私人企业和志愿机构纷纷从科层组织转为弹性、平面横向的组织形态，以往沿着行政与管理层级和阶梯所出现的升职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即便最稳定、最常规的工作也会让人感到不可靠，谋生已变得摇摆、漂浮不定、无从依靠。再者，就香港的整体发展而言，港人深知，“买办”角色是过往香港生存发展的核心密码。而香港之所以能担当“买办”的角色，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过去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处于“中心”位置，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位置，而香港正是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扮演“中介”或“桥梁”的角色，并获取自己的生存利益。但是，在内地全面开放和迅速崛起的背景下，香港过往的“繁荣之道”或过往的“生存法则”不复存在。今后，“香港定位如何，可以走一条怎样的路，是历史上香港人未经验过的事。如何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背景下寻找自身的角色”[8]，这是香港面对的根本性挑战。总之，不安全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导致香港青年普遍产生焦虑感，彷徨、迷茫、躁动、不安成为他们共同的心理写照，“寻找政治”成为香港青年共同的心理取向。

尽管“不安全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是导致香港青年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最深刻的社会根源，但为何这些政治参与行为却最终呈现为“本土化”的图像呢？这需要对相关的心理转化机制做更深入的剖析。实际上，前面论及的“不安全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在根本上都与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转密切相关：经济摆脱了政治统治与地方性约束、迅速全球化、愈来愈不受控制，带来了香港青年生活世界的不稳定性。既然如此，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主导体制似乎可以缓解这种不稳定性。但是有些青年不认同这一看法，反而认为，“现在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只会实施市民不想要的政策……所以她个人支持立法会‘拉布’，以抗衡政府”⑤。由于对政府与市场所应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以及底层青年和中产青年不同的阶层视野，致使香港青年在面对共同的困惑和焦虑时歧见纷呈，难以达成共识，难以凝聚出共同的解决方案，特区政府自然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共政策。社会共识的断裂和政府的无所作为使香港青年愈来愈焦虑，愈来愈爱找茬、挑刺、迁怒、好斗。于是，痛苦愈益加剧，挫折绝望地寻找出口。对此，香港部分精英人士忧心忡忡，他们急欲谋求“香港共同体”的团结之道，一个可行的办法是“选择一个共同的敌人，针对这一共同的目标，集中力量，共同施暴”[9]。既然香港社会内部意见纷呈，到香港社会外部寻找“共同的目标”或选择被牺牲的对象似乎成为最安全的选择。于是，“双非”孕妇、自由行旅客、水货客、内地专才等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尽管排斥一切“内地因素”并不能为香港青年提供一种可靠的生存与确定的未来，但是极端“本土”势力却可以通过展示“勇武”的能力和向内地“宣战”的决心，把香港青年焦虑的最深层原因转向别处，从而缓解一部分积聚的焦虑，并借此在选战中渔利。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虽然借由这个“敌人”可以将歧见纷呈的香港青年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暂时的“团结的共同体”，但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只能是由恐惧、猜疑和仇恨构成，不仅无助于解决香港青年的困境，反而使香港青年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因此，选择一个理性的、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应对策略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政治统治依然非常重要，政治的自主性为大多数人的生活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稳定性。不诉诸政治，不以政治机构为载体，不规划政治机构之行动方向，就不可能从个人自由中驱除不可靠性。因此，解决香港青年“本土化”政治参与的根本办法仍然是“寻找政治”，为香港青年的生活世界提供一定程度的可靠性、确定性和安全性。

解决之道的首要步骤是划定政治参与不可逾越的政治边界。“一国两制”之“一国”前提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基本法秩序存在的基础，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宪制保障。香港极端“本土”势力竭力将香港青年的焦虑意识导向似是而非的“内地因素”和国家认同层面，制造了极端“本土化”的狭隘情感和一系列激进化的“本土”行动。这种狭隘的情感和行动一旦被煽动起来，很容易凝聚成一股冲击基本法秩序的破坏性力量。旺角暴动、参选立法会进入政治系统、就职宣誓中侮辱挑衅基本法与国家主权等一系列冲击基本法底线的行动一再上演。面对此种情形，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忧心忡忡，但香港司法有着轻罚甚至纵容香港社会运动人士的裁判取向。正是在极端本土议员挑战极大而香港司法抑制既无心又无力的背景下，中央权衡利弊果断释法，以“主权权威弥补香港本地管治的不足与缺陷”[10]，指引香港司法与社会准确理解基本法及共同承担反对极端本土的责任，夯实了基本法秩序的宪制基础，同时也为香港青年日后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确定性，使其避免对“香港民族”“公投制宪”“2047永续自治”等本土论述存有过度的想象。

解决之道的关键步骤是诉诸公共政策解决香港青年的利益诉求。虽然多数香港青年并不赞同激进的理念和行为，但不少青年对政治现状及政府表现不满，对香港的前景及个人的发展前景亦不乐观，故对近年采取激进手法的团体及政治人物的主张、做法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及同情，取态上亦倾向于支持他们，这是一种典型的对现实不满的心理投射。因此，要把大多数同情极端本土理念的青年与少数极端本土人士区分开来，真正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制定可实际实施的公共政策。如，当下香港青年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高楼价和高租金问题。近年来，虽然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使香港房价的高增长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由于这些政策方案过于“宏大”，没有具体的针对群体，使香港青年看不到公共政策和自己有多大的关联，无法形成对特区政府的民意支持。因此，特区政府日后的政策制定应更有针对性，公布具体的指标和具体的量，让青年能够看到政策和自己直接相关。另外，自由行、两地经贸合作等政策实施在整体有利于香港的同时，也会产生“红利分配不均”“青年无感”等现象。中央及特区政府应该对这些伴生的负面问题及时采取政策行动，加以有效化解，避免将香港青年的不满情绪导向政治体制和国家认同层面。

根本目的是让香港青年在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中寻找到生活的意义感。极端“本土派”提出的“香港民族”的目标看似使香港青年感到自己属于某种超越自身的宏大事业的一部分，从而帮助自己对抗无意义的、空虚的生命，并获得生活的意义感，但是，政治单位的规模愈小，也就愈弱，就愈没有机会依靠他们自身的集体行动来有效抗击并抵制贴着“国际主义”标签的全球金融资本，不可能为香港青年的生活世界提供可靠性、确定性和安全性。另外，资本、金融与信息的全球化虽然激发了部分香港青年对“世界公民”的渴望，但世界公民权概念“至今依然空洞无物，充其量只是一个假说，在多数的语境下只是一种愿望”[1]。因此，香港青年只有在祖国这一大家庭中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靠性、确定性和安全性，才能真正寻找到生活的意义感。国家及特区政府要协助香港青年“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贡献力量，并获得实际利益；要协助青年“走进来”，参与内地的各项建设，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实际成果，最终形成“与国家利益相联系的青年利益”。就香港的最终生存法则而言，“高度自由”是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但“背靠祖国”也是重要保障。追求生命和心灵的自由不等于摆脱了一切外在权威的束缚，因为一旦没有了这种束缚，自由人反而会跌落到那种生命好像四处飘荡而无法安顿的无根状态。香港青年唯有在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内，才能寻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和意义感。

注释：

①②参见内部调研报告(2016)：《香港青年的政治参与情况》。

③参见黎黄蔼玲等：《香港年青人的处境和诉求研究》，香港：香港集思会2015年版。

④参见内部调研报告(2016)：《香港青年的政治参与情况》。

⑤参见黎黄蔼玲等：《香港年青人的处境和诉求研究》，香港：香港集思会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