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厦门朱子书院，与各位分享关于中华孝道和爱的教育。我们先分享引言部分——传统文化的古今中西之辨。
近百年以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和研究，一般有以下三个视角和方法：
第一个视角叫做“古今之辨”。所谓古今之辨，显然是站在一个时间的维度，有点像是进化论的一种视角，就是认为我们今天一定胜过古代，今天一定比古代进步，这好像已经成了大家都比较接受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视角叫做“中西之辨”。很显然，这是一种基于空间的视角。也就是说，通过中国跟西方进行对比，进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不如西方，所以近代以来我们在中西对比中一直处于劣势。
从这两种视角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难免就会出现很多误区（这个我下面会讲到）。这样一来，第三个视角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人禽之辨”。
什么叫人禽之辨呢？简单说，就是人和禽兽的差别和分辨。只有用这样一个视角去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创生、发展，以及存在的困境等问题，才更为根本和有效，同时也更能解决一些似是而非的误判和根本性的分歧。
我们先看一看按照前面两个视角来看问题会出现哪些观点。例如，蔡元培先生在1912年担任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相当于国家教育部部长）时，颁布了一个条例，叫做《普遍教育暂行条例》，其中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上小学的孩子就再也不读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经典了。在我看来，这就是基于“古今之辨”的一个误区。这是整个国运处在比较艰难的时候，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做出的一个判断，他们认为古代的经典已经不适合当下，不值得再让孩子们学习了。这个判断在当时也许不无道理，但今天看来显然是大有偏颇的，百年以后我们又在提倡重新读经典，甚至“传统文化进校园”，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无独有偶。陈独秀也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敬告青年》）言下之意，我们中国传统中所形成的文化遗产，都是封建的遗存，这些所谓的国粹，陈独秀宁可让它们全部消亡，也不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到最后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然是忧国忧民，其心可感。但是如果仔细想想，难道我们的文化就这么一无是处吗？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古今之辨”得出的一个结论。
再看我们比较熟悉的鲁迅先生。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是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这个观点我们现在看来，显然是矫枉过正的。这就是基于“中西之辨”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们现在不如西方，都是我们老祖宗惹的祸，我们的文化从根儿上就是落后文化，所以老祖宗的书尽量别看。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缺乏逻辑的，也是经不起反驳的。试问：鲁迅先生当年少看“中国书”了吗？他在“三味书屋”里读的不都是“子曰诗云”“四书五经”吗？要说中国书“有毒”，他们“五四”那一辈应该是“中毒”最深的，但他们后来却成了大师。谁能说他们所以成大师，不是拜传统文化修养较高、国学基础较为扎实所赐呢？所以在我看来，鲁迅说出这样的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
还有一位钱玄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说过的一句话更离谱：“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他还发出一个倡议，要“废灭汉文”，要把我们汉民族的文字，把我们的母语全部打倒。鲁迅也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头话。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听到这些话，会觉得非常刺耳，至少我觉得他们说错了。这就是基于古今、中西之辨的视角得出来的一些结论——看似尖锐和深刻，其实非常偏颇和乖戾，虽有一时的宣传鼓动效应，却谈不上是严谨、科学的判断。
其实平情而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在我看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一种自给、自足、且自洽的文化。她不一定完美，但相比世界上的众多文化形态而言，她足够独特和厚重，足够博大和悠久，也足够智慧和伟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试想一下，如果把我们的汉字全部废掉，那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还“存在”吗？我想肯定是不复存在了。
所以，无论是基于“中西之辨”的“西方中心论”，还是基于“古今之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庸俗进化论”，这两种思维方式交互作用，终于导致了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化自卑症”。当时一大批有志之士，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面临西方列强的强势侵入、西方学术不断向东方渗透，所谓“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疑和质疑，甚至是彻底的否定——这就是我说的“文化自卑症”。
自卑带来焦虑。焦虑之下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度和过分的“应激反应”。今天我们在提倡“文化自信”，一个很大的前提和背景就是，近百年以来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严重不自信。我觉得，“文化自信”不应该是一句华而不实的口号，而应该落实在行动上。如果你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没有任何情感，没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和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试问又何来“文化自信”呢？
说到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文化观，就四句话。
第一句，“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就是人的不断的优化、雅化、良化和深化——我称作人的“四个现代化”。我们一般都认为，文化是一个名词，但在中国的语言系统里边，文化恰恰是一个动词。《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是“人文化成”说，也是“文化”一词的最早出处。也就是说，只有“被文所化”，并且能够“以文化人”的人，才能叫做“文化人”。 “文化”的定义全世界大概有一百几十种之多，但我觉得都不如“文化就是人化”来得斩截痛快、一语中的。也就是说，文化不是纸上的东西，不是你的文凭和学历就能体现出来的东西，而是落实在你的身、心、灵和行为上的所有东西的总和。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知识论挂帅、应试教育至上，以至于我们今天学文化都特别功利，从来没觉得文化是跟我们自己的身心有关，导致很多人虽然学历很高，却不一定有真正的文化和学养。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第二句，“国学的核心是人学”。国学有很多的概念定义，有的说国学就是儒、释、道三教之学，或者说国学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还有的说国学就是六经之学。这些说法当然也都不错，但是我有一个方便的说法——“国学就是人学”。做一天人要学一天，活到老可以学到老。所以有人问我，老师我跟你学国学，请问几年能毕业啊？我说对不起，我还没毕业呢，我还在学着呢！因为在我看来，国学不是高头讲章，国学是落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学问，一点都含糊不得。
第三句，“教育的功能是化人”。教育不是仅仅培养多少大学生，不是提高升学和就业的数据，教育应该是像春风雨露一样润物细无声的教化过程。教育的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就是要让人成其为人啊！让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大写的“人”，懂得成人、立人、达人、爱人之道，这才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四句，“化人的关键在化心”。古人读书，有一个很高的追求，就是“变化气质”。苏东坡说的好：“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有没有学问、有没有文化，其实是体现在你整个人的气质上的，而你的气质从哪里来？当然是从你的心灵中来。我们都有一张脸，这张脸就是我们心灵的屏幕，它随时都在变化，因为我们的心灵瞬息万变。佛家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也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最终是落实在人上的，所以念念不离一个“人”字，我们看传统文化，如果仅仅看它的衣冠文物这些外在的东西，恐怕不能落到实处。这就引出了观察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种角度——“人禽之辨”。
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二个话题——人禽之辨与传统孝道。
傅斯年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他说：“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万恶之源》）鲁迅也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了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些话听起来很深刻，其实流弊很大。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它把父子、母子之间的这种亲情完全给斩断了。
那么，我们跟父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靠社会学、政治学的知识恐怕远远不够，还必须诉诸人类学和伦理学。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来自父母，但如果从更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恐怕还应该有更多的答案。
首先，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天地，是阴阳乾坤之气的交感和合，所谓阴阳交感。
其次，我们的生命也来自祖先，每个人都不是“来自星星的你”——我们都有一个来处，也都有一个去向。
第三，就是来自父母的孕育，所谓“父精母血”。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原子结构，都是祖先血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也都是民族文化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如果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看，你会发现，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无远弗届的“生命共同体”，天地万物都跟你有着基因的联系。我们的生命太宝贵，我们的存在太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佛教认为“世有六处难可值遇”：一是佛世难遇，二是正法难闻，三是善心难生，四是难生中国，五是难得人身，六是诸根难聚。还说：“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我们能得为人身，托生成人，真的不容易。每个人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人除了物性、人性，还有灵性和神性。
所以，《孝经》里才会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才会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禽之辨”。
《孝经》中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话的真正含义，不是以父母为中心，而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是让我们每个人都珍爱自己的生命，是在提醒和告诫我们：你的生命不仅属于你，你不仅是个体的存在，你是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诞生的——你有责任珍惜你的身体和生命。这样一理解你就会觉得很感动。
《礼记·祭义》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我们每个人身体和生命都是父母的基因的存储和延续，有朝一日，父母离开我们了，我们身上还存有父母的信息。这就是中国文化。它会特加强调血缘这根纽带，让你活一天就有一天的责任和担当。所以，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特别关注个体生命如何安顿的文化。西方哲学说，“认识你自己”；而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还要发现你自己、珍惜你自己、成就你自己！
那么，人禽之辨跟孝道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看《礼记·曲礼上》的一段话：“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以前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经常说“礼教吃人”“礼教杀人”之类的话，这是针对礼教的禁锢和教条化来说的，也道出了专制社会的一部分事实。但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一端，不能因为看到礼教后来对人的束缚和压抑，就彻底否定了礼的人学价值和进步意义。
我们要追问一问：为什么动物界是不讲“礼”的，而只有我们人类发明了“礼”？这样一追问，就会发现，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礼，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礼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和禽兽拉开距离，所谓“人猿相揖别”，只有这样，人才真正走出了丛林，进入到文明社会。
《礼记》接下来又说：“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麀，就是雌鹿、母鹿，“父子聚麀”就是父子共用一个性伙伴，其实就是杂交乱伦——这不就是禽兽世界的常态吗？“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这句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礼的创造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知道“自别于禽兽”，知道自己是“人”，而不是禽兽！我们中国人骂人，骂得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是人”，或者“禽兽不如”！这就等于把你开除人籍了！
所以，礼的创制，绝不是为了“压抑人性”的，而恰恰是为了压抑人的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兽性”的！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文化中“礼”的创制，会觉得它真的是伟大的发明。
人禽之辨跟孝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说，关系大极了！比如《本草纲目·禽部》说：“慈乌出生母哺六十日，长而反哺六十日。”说母乌鸦哺育小乌鸦六十天，后来小乌鸦长大了，老乌鸦老了，它也知道反哺它的母亲六十天。再比如山羊在吃奶的时候，前蹄是跪下的，这叫山羊跪乳，也是可以和我们人类产生“共情”的行为。但是我估计山羊跪乳，是为了吃奶方便，并没有良知的自觉——所以，“反哺”也好，“跪乳”也好，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自觉的活动，而是出自一种习性和本能。
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母系氏族社会后来被父系氏族所取代，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落后？女性朋友们可能会说，当然是落后的，本来我们女性是当家的，结果你们男性把我们的权利夺走了，这怎么是进步呢？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人禽之辨”的立场，而不是狭隘的性别立场来看问题，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那么，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到底进步在哪里呢？这就需要一个参照系——动物世界。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到动物园，看到猴山上有很多猴子在那爬来爬去，如果你去问那个小猴子：“谁是你妈妈呀？”假设这小猴子听得懂人话，它可能会跟你指一指，说那个就是我妈妈。接下来你再问：“请问谁是你爹呀？”小猴子肯定会一脸懵懂：我还有爹呀？以它的动物性认知，它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还有爹，或者说谁是它爹。这就是动物世界，所谓“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所以，母系氏族社会相比动物世界，尽管有了进步，但是以母系为中心、父系成为边缘甚至被取消的话，就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动物世界的基本结构。《吕氏春秋·恃君览》有个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说的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大概的情景。说的通俗一点，母系氏族社会的男性是只管生、不管养的，母亲虽然当家作主，但身上的担子很重，因为她是“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想想看，当这个不回家的人回家了，开始承担家庭的责任和父亲的义务了，也就是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和社会的演进而言，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
我们继续追问：“五伦”关系的第一伦就是父子，所谓“父子有亲”，为什么不说“母子有亲”呢？
很简单，因为母子有亲根本不需要强调，但谁是父亲？父亲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却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可见，父子这一伦关系被确定，被强调，对于人类摆脱动物世界进入到文明社会，可以说至关重要。我们经常说“母爱如海”“父爱如山”，一个人有了母爱、又有了父爱，人生才是完整的。所以，恩格斯说：“母权制度的颠覆乃是女性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但是，自有了家长制的家庭，我们才进入到成文历史的领域，它在这里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进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特别强调孝道呢？因为说到底，孝也是一种爱——是相对于父爱、母爱的一种作为儿女的爱。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一个人必须要有爱，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类跟禽兽很大的差别之一。《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天地而后有阴阳，有阴阳而后有男女，有男女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所以夫妇的关系，不是一个基于生物的本能性和自然性的关系，而是一个社会性和伦理性的关系。从价值层级上讲，“夫妇”的伦理地位显然要高于“男女”。
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在《人类学：对于人类多样性的探讨》一书中说：“人类从自己出生社群之外的社群中选择性伴侣，因此夫妻两人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说明人类早期还没有夫妻关系的时候，有可能出现过兄妹婚，也就是同族同宗的男女有可能结婚，后来发现近亲繁殖对孩子的健康不利，才提倡族外婚。现在婚姻法里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规定，是经过我们的祖先多少年的经验积累才得出的一个结论。
康拉德接着说：“然而人类终生都与儿子和女儿们保持联系，维持这些亲属和婚姻关系的体制，造就了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区别。”这句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其他的动物未必知道亲情的伦理，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孝！孝的文化，几乎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凝结着人类学的智慧。《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必须从遵从夫妇之道开始，如果夫妇之道错乱，父子之位也就跟着错乱，最后就有可能造成乱伦的关系。
《礼记·郊特牲》说：“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
为什么男女要有别？这里的男女有别相当于夫妇有别，夫妇有了分别，就不太会像早期的人类群居杂交，父子这一伦确立了，家庭伦理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确立。这是从遗传学和优生学的角度去考虑夫妇有别、男女有别。这就是一种“乱伦禁忌”。
张翔龙教授在《家与孝》一书中指出：“从现实的生成顺序看，有夫妇才后才有亲子，但是从人类学哲学人类学以及人类历史的形成来看，有亲子然后才有夫妇。”就是说，亲子关系也就是父子关系确立以后，夫妇一伦的关系才能得到更好的巩固。
《礼记·大学》说：“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这里的“慈”，不就是爱吗？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叫“慈”，反过来，孩子对父母的爱就叫“孝”。
但是，为什么天下只有《孝经》却没有“慈经”呢？恰恰是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慈爱根本不需要教，它几乎是一种生物本能，而孝尽管也是人天性中具有的“良知良能”，但因为人本身也是从丛林中走出来的，天然携带着某种动物性的基因，所以“孝”就需要后天的教化，才能最终成为一种基于人性自觉的人文修养。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发现，一只母猩猩带着孩子长大，等孩子们也长大了以后，母猩猩老了，孩子就忘了它了，甚至见了面，也不知道它是谁了。为什么？因为动物的记忆是有时间限制的，而我们人类却对时间有一种非常漫长的感知能力，我们有历史感、时间感和生命感，所以我们对父母才会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牵挂。不过，对父母的这份牵挂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可能会出现惰性。生活中我们发现，人小的时候，特别依赖父母的关爱和照顾，这时候他还知道对自己的父母亲好，但有一天父母老了，容颜老去，身体也老迈了，俗话说“不中用了”，他对父母的爱就不那么强烈，甚至开始嫌弃老人了。这都是我们骨子里的动物性遗存带来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的祖先和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要强调孝道，就是为了遏制我们可能会随时萌生的那种动物性的东西。孝道的提倡，就是为了阻碍我们人类动物性本能中潜藏的那种“爱的惰性”，直到把它变成一种“爱的惯性”。
所以，孝其实就是爱——慈是爱，孝更是爱。孝悌是什么？就是在自爱的基础上去爱亲，并且由此获得一种“泛爱众而亲仁”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孝道发生在亲子之间，所以可谓“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从这个角度去解读我们的孝道文化，你恐怕就不会像中西之辨、古今之辨那样来得苦大仇深、咬牙切齿了吧？因为“人禽之辨”更根本，它一下子就把文化的问题挖到根儿上了！
我们中国文化，它是从孝慢慢地遏制兽性、启发人性，从家庭的伦理教化开始，慢慢地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文明、有修养、有礼乐的人，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爱的“涟漪效应”。所以“博爱”这个词也不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古代就有这个词。如董仲舒就说过“博爱而亡私”，韩愈也说“博爱之谓仁”。
今天有一种思潮，认为我的身体我做主，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有的人就去吸毒，去败坏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当他那样去伤害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扭曲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他一定是忘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忘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
所以，传统的孝道其实是一种基于“自爱”和“爱人”的文化，爱自己就是爱父母，爱父母首先要爱自己，今天批判传统文化的人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切实体会到这一层含义。
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三个话题——儒家伦理中的孝与爱。
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叫《四书通讲》。在这本书里，我对儒家之道做了一个梳理。我把它分成十三个道，分别是：为学、修身、孝悌、忠恕、仁爱、义权、诚敬、正直、中庸、治平、齐家、为师、交友。其中，孝悌之道是很基础、也很关键的一个道。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和悌各有内涵，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孝悌之道是什么？其实就是对儿童的早期教育。让弟子——也就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明白，你在享受父兄的爱之后，你也要能回报以孝悌之爱。所以，孝悌其实也是一种爱的教育。
我认为，孝道有三个内涵：
一是“孝须合乎礼”。我们前面讲礼的创生时就已经涉及孝和礼的关系了，不过那是从理论上说的，具体的实践上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论语·为政》篇记载：
孟懿子问孝。孔子对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认为，孝和礼是息息相关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你要按照礼来侍奉他，当他去世之后，你要按照礼来安葬他，逢年过节或祭日来到，还要按照礼来祭祀他。曾子也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就是说丧礼；追远，就是说祭礼。这些都说明，孝必须要合乎礼。
二是“孝当发乎情”。《论语·为政》接着记载：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孔子言下之意，父母只有在你生病的时候才担心你，你不生病的时候父母完全不必担心。也就是说，你不生病的时候，言行都是合乎礼的，父母对你很放心，只有在你生病时才会为你忧心忡忡——这样的孩子就算孝子了。有的孩子一天到晚调皮捣蛋，他生病的时候父母担心，他病好了，说不定让父母更担心！因为他“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经常给你找事闯祸。这样的孩子当然就不能叫孝子了。
有一次，子游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也是从“人禽之辨”的角度讨论孝。“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你对父母的赡养跟对犬马的喂养一定要有区别，对犬马可以不敬，但对父母一定要有敬爱之情。敬也是一种爱，你对父母没有爱，也就不会真正的尊敬。这里边强调的正是“孝须发乎情”。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却不同。这叫什么？这叫“问同答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因材施教”。
还有一次，子夏也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意思是，能够时时处处做到和颜悦色地奉养自己的父母，这是很难的一件事。说明每个人都有一种潜藏的动物性，就是你不耐烦的时候，你会发脾气，摆脸色给父母看。所以和颜悦色地孝敬父母，这在古代是一种大孝，叫“色养之孝”。如果你在侍奉父母的时候，仅仅是跑前跑后，忙碌操劳，家里有好吃的酒肉菜肴，也知道先给父母长辈吃，可是你的脸上却面无表情，甚至苦大仇深，做不到和颜悦色，这哪里算得上真正的孝呢？
要知道，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按理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好好地尽孝，那他为什么这么强调孝道呢？我估计是因为他看到当时太多的人，当父母老去的时候就不能对父母好了，就恶言厉色了，他觉得那些老人太值得同情了，所以他才要强调这个孝道。守住“人禽之辨”这道最后的防线。我每每讲到这一章的时候，联系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都会特别感动。
孔子还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方面，我们因为父母还健在、身体还健康，感到高兴和喜悦；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终将离去，一个孝子每每想到这一点时，他心里一定是担心忧惧的。这是孔子对于我们人性的一种唤醒。孔子的教育其实就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孔子这么说，就是提醒我们，要时时处处为父母着想，“以父母之心为心”，既为父母的健康长寿而高兴，同时，也为父母年迈体衰而忧惧。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了。
三是“孝必本乎义”。儒家文化中的这个“义”，有多种解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义者宜也”。也就是说，做你该做的、适宜的事就是合乎义的。
孝不仅合乎礼、发乎情，还要本乎义。比如孔子说：“事父母幾谏。”父母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也会犯错误，作为一个孩子看到父母犯了错误你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听之任之，而要去劝谏；但是劝谏呢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幾谏”，就是委婉地劝谏，不要恶言厉色，穷凶极恶。
按照儒家的教义，孝不是不是无条件地服从父母，而是“事亲有隐而无犯”。所以，“二十四孝”里边的两个故事，像王祥卧冰求鲤，和郭巨埋儿奉亲，这样的故事就不合乎义，这样的孝就是“愚孝”，完全不可取。《孝经》里孔子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这说明，父子之间是有一种道义的，父亲如果说做了错事，你应该去劝谏，而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因为这不符合孝道。孔子还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孔子家语·六本》）
以上三个方面，就是儒家的孝道的重要内涵。民国学者谢幼伟先生说：“中国文化在某一个意义上可谓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如果仅仅从中西之辨、古今之辨去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就很难理解到位，因为这两种观点常常是理论先行，而缺乏真正的切己切身、入情入理的体贴和把握。
西方文化是不是就没有孝道呢？众所周知，西方文化似乎并不主张孝道，它更强调的是爱。但是在《旧约》里边也有一些跟孝道很相似的说法，比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练教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等等。这些都说明，“东海西海，心里攸同”。不同的文化表述的方式可能有差异，但都有相通的地方。西方文化虽然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孝道文化，但是他们也强调亲子之爱，也强调家庭的伦理。在这一点上中西文化其实是相通的。
中西文化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是因为两种文化产生的文化根基和价值原点不同。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所以比较强调“人禽之辨”。只有区分好人禽之辨，才能够提升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道德品位，包括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
一般而言，西方文化——当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以神为本的文化，更加强调的是“人神之辨”。中国文化有“神人以和”“和实生物”的说法，而西方文化则强调“神人二分”，神的价值是绝对的，人的价值则是相对的。这样一种文化，跟我们文化的价值原点就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强调人性恶，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你只有通过对“神”或“上帝”的信仰才能获得救赎。
而我们的文化则认为人性是善的，人相比于禽兽，是有着灵根慧性和良知良能的，甚至是有着某种神性因子的，所以人是可以成贤成圣的，是有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一种对人本身有“自信”的文化，只有相信自己是善的，由“自信”产生“他信”，你才能“泛爱众而亲仁”，才能不断地获得人生的圆满。因为中国文化强调“人禽之辨”，所以非人的行为，比如不孝非礼，便会被主流价值所贬抑。西方文化因为强调“人神之辨”，所以渎神便是一项大罪，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常常会对渎神的罪加以严厉制裁。据学者统计，从1481年到1808年的327年中，欧洲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就处罚了犯有渎神罪的34万人，其中用火烧死的大约三万二千人。（参黄启祥《孝的哲学基础：评<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1日）
尽管中西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起点，但都能获得提升人类自身价值的动力和源泉：在中国，是尽力摆脱禽兽状态，敬天法祖，戒慎恐惧，起敬起孝，希圣希贤，从而完成作为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超越”；在西方，则是尽力摆脱人类的“原罪”，通过信仰无限向神靠近，忏悔告解，痛改前非，希望获得救赎，从而实现外在超越。两种文化，各有千秋，各有理据，应该取长补短，不能厚此薄彼。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呢？
我觉得应该理性的看待。徐复观先生说：“五四时代的彻底反传的文化多基于一时的爱国之情，在当时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今日无条件的反对中国文化，我怀疑是由于不知不觉之中中了殖民主义的毒。时代的悲剧岂是偶然？”（《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
印光法师也说：“近来欧风渐至，一班新学派厌故喜新，趋之若鹜。凡欧人为国为众之好处皆所不学，其蔑礼乱伦处则变本加厉，甚至废经废伦仇孝等无所不至，直欲人与禽兽了无有异而后已。”（《增广卷四·唐孝子祠校发隐》）这些议论我以为是深刻的。尤其是，两位前贤都注意到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始基的“人禽之辨”。
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讲座的话，我想说的是——孝悌就是爱。因为儒学是人学，所以为学就是修身，修身就是为学，两者是一体的。所以，以孝悌为中心的早期教育，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爱的教育。孝悌之道是教人不仅能享受被爱，也还要主动爱人。
儒家的身体观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整体主义的，不是生物意义的而是生命意义的，是一种蕴含人文价值和道德生命的身体观。其核心精神不是别的，正是爱。自爱便是爱亲，反过来，爱亲也就是爱己啊。无论父母是否健康是否长寿，总有一天他们会先行到站，他们会离开我们。从此就跟我们天人永隔。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的父亲已经走了差不多十年了，现在想想自己生活条件也好一点了，也很想尽孝，可是却没有机会了，有时候想想真是非常无奈和伤感。所以，孝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是你作为人发自内心愿意去承担的，孝的教育归根结底就是爱的教育。我想，我们应该重新学习“爱”——
学会爱身：爱自己的身体发肤，不要轻易毁伤，否则就对不起天地和父母。
学会爱亲：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子女，没有他们我们的生命残缺不全。
学会爱家：爱自己的祖先、家族和亲朋。无家可归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怜悯的人。
学会爱书：一个喜爱读书和学习的人，不仅可以避免空虚堕落，而且更容易忘却痛苦，感受幸福。
学会爱岗敬业：不尊重自己职业和劳动的人，也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和敬爱。
最后，让我们用一首诗来结束今天这个关于孝道的讲座。这首诗题为《见或不见》：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人生只有一次。今生今世，我们跟父母，无论你爱或不爱，下辈子都不会再见。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应该会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一份发自内心的感动，升起一种朴素的自豪吧。
好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2021年3月22日在厦门朱子书院“两岸国学大讲堂”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刘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载《走进孔子》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