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生活中，仪式多种多样，但通常有两个功能，一是体现和加强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二是显示和提升政治生活的公共性面向。这两个功能是由政治的本质决定的。从政治产生以来，政治权力都是由少数人掌握和行使的，而政治生活又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因此，少数人与更多的人之间就形成了政治中的基本矛盾。政治权力行使者采取的各种行动，都可以视为对这个基本矛盾的调节和管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矛盾是阶级关系的体现，统治阶级要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仅需要依靠暴力工具，还要为权力制造出“权威性”和“公共性”。

与维护合法性的其他手段相比，政治仪式具有设计性、象征性、表演性、程式化等特征。政治仪式都是定期重复的，以此来调动情感、强化记忆、规范行为、塑造习惯，进而将对现有权力关系的遵从提升到心理上的政治认同高度，使人们认可、适应和习惯这种权力关系安排，并承认其体现的价值理念。从而，人为设计的政治仪式就与现有的权力关系形成了相互论证、相互强化的关系。

政治仪式形式多样，但就塑造政治认同而言，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

第一种是神圣权力来源。在传统政治中，皇权天赋、君权神授，权力来自外部的神秘力量。为了将这种授权方式具象化，就出现了封禅大典、教皇加冕涂油等仪式，用权力来源的神圣性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美国总统在任职典礼中手按《圣经》宣誓，就依然保留这种宗教神圣化的色彩。在现代政治中，推崇主权在民、依宪执政理念，于是就出现了公职人员宪法宣誓仪式。

第二种是显示权力位次。政治权力是有等级层次的，下级要服从和忠诚上级，民众要忠诚于国家。为了显示和强化这种权力位次，一些政治仪式就被设计出来。比如委任仪式、入籍仪式、升旗仪式、阅兵仪式等。通过这些仪式，营造出庄严神圣的氛围，可以激发参加者的情绪，形成深刻的记忆，并将个人与国家、上级的关系情感化。此外，在一些政治仪式中，也会根据参加者的权力位次，在位置、顺序、时间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安排，以强化权力等级的差距，凸显权威性。通常来说，这类仪式或者仪式中的措施适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规训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第三种是区别与他者的关系。施密特曾说，政治就是区分敌我。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极端，但辨别与他者的差别，甚至对立关系，可以强化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部团结和凝聚力，从而提高政治认同感。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政治组织单位普遍化后，区别与他者的关系变得更加自觉主动，民族、宗教、历史人物以及以战争为代表的重大事件等都成为构建政治仪式的资源，并通过国家节日等方式固定下来，比如国庆日、独立日、胜利日阅兵，以及诞辰日纪念等。这些活动定期举行，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激发他们的自豪感或者屈辱感，规律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这种认同。

任何一种政权不论是在哪个历史时期或者哪个地域范围，都不会听任政治认同的弱化，总是会动员各种方法措施来巩固和强化认同，以确保和延续政治秩序。政治仪式虽然并不是其中的根本性措施，但依然会被调整、更新或者重新设计，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政权更迭前后，通常也是政治仪式变化最大的时期，旧政权期望通过政治仪式延续历史的辉煌，新政权则希望通过政治仪式来巩固刚刚获得的地位。

中国有着悠久的礼制传统，政治仪式是维护政权稳定、巩固政治认同的必要手段。以孔子为开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历代王朝糅合了阴阳、道家等思想，构建出一套贯穿于家-国的、服务于皇权统治的复杂的仪式系统。在国家制度设计中，设置专门负责管理礼仪的官员（如礼官）和机构（隋唐设立六部以来，礼部就在官制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有专门文献总结记述礼典仪制，如《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通仪》《大金集礼》《明集礼》等，对政治仪式进行基本分类，分为“五礼”，即吉、凶、宾、军、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治仪式并不是孤立的，只停留在政治领域，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投射到家庭、宗族、民间社会的活动之中，使后者成为其缩影，阐明其要义，从而政治生活与民间生活形成了呼应互动，实现了巩固权威等级的社会基础、实施政治教化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注重教化、植根民间社会的政治仪式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认同稳定持久的原因之一。

近代以来，在西方炮舰和内部革命的冲击下，朝代更迭的传统政治变化方式结束了，中国政治进入了剧烈转型的发展轨道。围绕救亡图存、保国保种这个时代主题，不同政治力量利用各自的思想理论资源，建构其各自心目中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由此也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政治仪式。与传统政治仪式不同，这些不同理念支撑的政治仪式的共同目的都是动员民众、夺取政权。

最后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最准确地回应了时代的主题。它基于阶级和中华民族这两个现代理念，制订了正确的战略和有效的策略，在将广大民众动员起来的同时，也将最大多数的人团结到自己一边。而围绕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而构建的政治仪式，使得共产党的形象更加丰满，发挥了拉近共产党与民众的距离，争取更多的支持，突出它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差别，赢得更多中间派别认同，以及加强党内团结、提升军队凝聚力战斗力的作用。

这些政治仪式既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凸显无产阶级地位的劳动节纪念活动、劳模表彰，也有利用传统资源体现中华民族团结的祭祀黄帝、成吉思汗，还有根据当时形势激发民族仇恨的革命烈士追悼会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这些政治仪式构建的基本原则。1948年清明节，黄陵县举办祭奠黄帝仪式，就是有效运用政治仪式的典型。这个活动表明，中共要争取中华民族代表权。

胜利是对认同选择正确与否的最好回答，也为政治仪式的丰富和制度化提供了巨大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借助国家权力一些重要政治仪式实现了制度化，比如五一劳动节、七一建党纪念、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通过移风易俗，一些传统节日增添了新的内容，或者被新的政治性节日取代。公共建筑物的大规模修建、国家控制的舆论工具的整齐划一传播、各种方式的宣传等大大扩展了政治仪式的影响力，提升了其对日常生活的规训能力。

改革开放是一场世俗化革命。社会利益和观念的多元化对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冲击，不同主体的认同开始分化，并主动构建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政治认同，原有的一些政治仪式名存实亡，难以吸引公众参与，唤起他们内心的共鸣，有的甚至会引起反感。如何构建多元一体条件下的政治认同，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重构政治仪式要承担起应有的使命。新世纪以来政治仪式的重构过程大致有四个特点：

第一，激活历史资源，以应对社会的多元变化。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又是一个对外来文化有着极强吸收融化的国家，因此积累了多层次丰富的历史资源。面对社会认同的多元化趋势，国家开始有意识地从历史资源尤其是本国传统中寻找有利于提升共识和凝聚力的资源，并将其仪式化。比如将中秋节、端午节设定为全国假期，举行国家公祭等。通过激活历史资源，拉近了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复兴了传统文化和习惯，巩固了政治认同的日常生活基础。

第二，体现自信心。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成为了大型展览等政治仪式表达的内容，也成为了重构政治仪式的信心支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自信心更加强烈。从提出“三个自信”到扩展为“四个自信”，都可以在政治仪式及其具体环节上得到体现。比如节日期间插国旗，国庆阅兵的规模，主场外交的场所程序，对黄帝、炎帝、孔子等的定期祭祀以及领导人出访的服装等。这种自信心更体现在一些政治仪式的宏大建构上，既展现了一个快速发展大国的实力，也能激发公众对民族复兴的憧憬。此外，这种自信心也体现在对西方仪式的批评和抵制上。

第三，恢复神圣感。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将政治与生活分离开来，在消除政治神秘化的同时，也祛除着政治的神圣性。腐败问题的蔓延进一步强化了怀疑权力、质疑国家的社会心理。权力的神圣感是政治认同稳固的重要条件。国家和执政党在恢复权力神圣感方面做了诸多努力，比如举行公职人员宪法宣誓、设立国家公祭日、重视国家领导人新年致辞、重大会议上的唱国歌等。执政党对“不忘初心”的提倡，也带来了重温入党誓词、“两会一课”定期化等党内仪式的变化。

第四，改进教化方式。面对社会认同的多元化，巩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作为核心认同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为了巩固这两个核心认同，国家利用宣传教育机构将一些政治仪式进一步规范化，纳入教育体系中，并增加相应的比重；加强一些重要政治仪式的传播，以扩大公众的参与或了解；等等。必须注意到，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政治仪式的建构绝不是某一种力量单独决定、强硬施加的，也不会是将某种流行的社会仪式直接转化为政治仪式，更不是将某种成熟的外部仪式照搬过来，而必然是多种力量互动、多种资源融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增强政治仪式的象征性、代表性以及接受度，就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