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符号是政治文化象征维度的公共文化产品，反映基础性的政治文化现实，固着并强调中华民族内部的共性文化，在凝聚认同、刺激想象方面持续发挥功能，充任共同体内部认同维度的“最大公约数”，为现代国家内部诸多单元的联结提供共有、共享、共用的要素，在中华民族的维系中发挥关键效能。中华民族成员经高频使用同一的国家符号而不断强化共识，并借此辨明“我者”与“他者”，通过明确和“他们”间的差异性而意识到“我们是谁”。在社会政治环境中，以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在多维时空场域活跃的国家符号，通过营造共同性、确立归属性、强化一体性，为中华民族成员进行共同且同一的“想象”溯清进路。
关键词：国家符号；政治符号；政治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的人口数量与规模十分庞大，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异质性的地域群体分布，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直面的现实。国家符号由全民共有、共享、共用，为国家权力提供着合法性源泉，“将散在的国民整合为一个整体，以此来凝聚国民共识和国家力量”，使共同共通的情感和记忆有了存续媒介，为全民形成意义层面的共契提供着力点。作为民族国家时代的构建产物，国家符号涵盖范围广泛，包括国旗、国歌、国徽、法定货币等一切有形或无形、静态或动态的符号标识，具象着“想象中的共同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家符号发挥象征国家尊严、确立共同体精神、凝合中华民族认同的设定功能，一方面引导个体确立对国家的“一元想象”，联结全民并使其朝同一方向“想象”，持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另一方面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充任全民的“黏合剂”，在焕发国家意识、振奋共同目标、凝聚共有价值等方面发挥效能，持续推动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通过调动个体在政治社会化中熟识的国家符号，进行持续性的认同确立、集中和下渗，使个体通过接触、感知国家符号而构建并强化相应的认同意识，以超越地域性差异的整体性认同统摄并凝结全民，最终实现平衡异质性张力、构筑整体性意识的价值目标。
一、国家符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象征
国家符号的时刻在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尤为必要，个体通过国家符号对国家进行想象和描绘，并借助国家符号下的特定仪式来展演对国家的忠诚。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而言，国家的影响是借助表征权威的国家符号“在场”来实现的，并进一步在形塑个体的身份认同、凝结个体的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国家符号，国家介入公共领域的结构关系之中，通过“权力话语”或“符号”的形式在日常社会中显现，以“服从”“参与”“合法性”三种形式实现社会控制和秩序维持，并通过扩大个体参与程度以不断实现自身目标，引导越来越多的个体“认同国家的游戏规则和社会控制是真实且正确的，认同国家理念下的象征秩序是民众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国家符号为媒介，“个体-共同体”间形成了互动回馈的结构，价值观念与认同取向得以持续形塑。
（一）国家符号扮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媒介
国家符号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工具，是“个体-共同体”的贯通渠道，为个体提供“固定”的代际认同标的，使个体能够通过认知、掌握和使用国家符号，实现对共同体的认知、理解乃至认同。第一，国家符号是凝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支撑点”。国家符号“为日益国民化的人口的整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同符号”，在凝聚力和向心力等方面发挥支撑效能，使个体在统一的国家符号体系下实现对共同体的感知，能够将全民凝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共有、共享的政治屋顶之下，并丰富自身与中华民族间的同一性期待。利用国家符号形塑个体的认同，旨在通过构建情感纽带以凝结个体，使个体能够因国家意志而快速联合。第二，国家符号是汇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结点”。对符号的感知是习得的。构建中华民族认同须要依靠整套的、成系列的国家符号为个体提供意识归属场域，增强个体对中华民族的“想象”，使个体进一步接受、认同、悦纳中华民族，并以同一的方式进行对中华民族的“想象”。以国家符号为媒，个体实现对国家叙事话语的感知、阅读、体悟，并借此进行自我时空定位，有效联结起共享记忆，从而将中华民族视作认同归宿。第三，国家符号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力点”。国家符号与中华民族相伴共生，现行国家符号内嵌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所要求的精神意涵，能够有效规约并引导个体。共同体依靠以国家符号为代表的稳定性表征而存续，国家符号内蕴的共享记忆、共有神话、共同价值、共用象征为持续统合共同体提供动能。共享同一记忆片段的群体，即可借此划定自身的归属。共同体能够以国家符号为“发力点”，启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
（二）国家符号设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边界
现代民族国家利用国家符号为个体划定了认同边界，形塑并激发共同体情感，个体所享有的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愈是深厚和广泛，愈是易于建构起认同感与归属感。由国家符号所构筑起的“象征性边界”体系，具备政治区别功能，能够明确“我们-他们”间的界限，并帮助个体确立认同边界。通过塑造整体性意识，使个体对异质性群体进行边界划定，在面对“他者”时自觉升腾起“我者”意识，并展现出亲“我者”远“他者”的行动逻辑。第一，国家符号为个体标定了认同场域。国家符号是民族国家的显著要素所规定的，伴随国家间的接触日趋频繁，国家符号的出现频次不断提升，国家符号同日渐萌生的国族主义结合，演化为共同体层面的象征。通过在主权领土空间、地域情境空间、国际交流空间等场景中形构特定的符号化场域，使个体能够以国家符号为线索，在持续的互动式参与中通过区别于“他们”而不断强化“我们”意识，并构筑起相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国家符号为个体划定了认同界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使个体在心理层面认同归属于共同体。国家符号双向明确着“同”与“异”。为个体锚定了“我者”与“他者”间的本质界限，使个体能够在不断地剥伪存真中构建对“自己”的理解与认同，为个体“回归”为真正的“自己”提供了路径。当个体借国家符号对外以“我们”的形式凝结时，即意味着与“他们”划定了明晰的界限。可以说，国家符号为个体提供了共同体层面的整体性边界。第三，国家符号为个体框定了认同取向。国家符号是经意识形态改写后所展现的，是时代背景下的契合性想象。经意涵再编码，国家意象得以植入个体的内心世界，使个体借此进入设定的共同体情境，在与未曾谋面的同胞“共情”中初步建构起“我们”意识。在这样的“象征性边界”下，个体超越时空界限“感知”到共同体，在明确“我是谁”的基础上在现实维度构建起认同秩序边界，为个体处理与“他者”、与共同体间的关系厘定了准则。
（三）国家符号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框架
共同的辉煌历史，及对现在和未来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凝合认同的根本。“人类个体只有将自我融入民族集体之中，才能寻找到人生的意义以及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在国家内部的政治动员过程中，中华民族及其全体成员往往被“想象”为一个享有同一历史文化发展和共同政治地理空间的命运共同体，这使个体间构建起了血脉相连的“拟血缘型情感连接”，并借政治地理空间生成浓浓的“乡土型情感连接”，使国家具备了相应的政治整合能力。第一，国家符号确立了基础性的认同。“人类赋予行为和世界以意义的中介就是各种符号”，以国家历史、地理标志等为基础演化生成的国家符号，能够获得个体直接、广泛、普遍的认同。以国旗为例，国家主权领土空间的边界上往往会通过悬挂、升起国旗以宣示主权，昭示着“何为我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家符号在确立“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怎样发展的? ”等根基性问题方面发挥了核心效能。第二，国家符号保障了连续性的认同。“使个体冲破原生地域文化的束缚而认同于更加广泛的共同体文化，将共同性要素注入既有认同之中，使诸多异质性凸显的身份认同不断丰富同一性，最终朝向共有身份认同的方向演进。”如马克思·韦伯对历史记忆和政治意志作用的强调，承载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国家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不可或缺。时空维度的国家符号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为个体的认同形构着存续基础。第三，国家符号预置了指向性的认同。“由于指示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更加直接、明确的对应性，它不仅能通过清晰的指向性引起甚至引导人们的注意，更能赋予所指对象一定的秩序……指示符号依照某种关联逻辑对所指对象重新进行了编码排序，赋予客观世界特定的秩序和意义。”国家符号内嵌规则、记忆、节奏等诸多要素，承载着所象征的民族国家利益，赋予了可供个体认知的共同体形态，有效引领个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取向。
（四）国家符号形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叙事
国家符号在信息传递和意涵表现中发挥重要功效，在时空维度均进行相应的构建与传递。一方面，将国家历史事件与特定的时间点相联系，通过具象化、神圣化的手段使其承载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定的历史记忆，并以此凝聚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归属；另一方面，赋予空间事务特定的文化意涵，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符号化再现，使其承载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使个体借此感知国家的历史连续性并强化同属一体的认同想象。第一，国家符号为个体贯通了“过去-现在-未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框架下，个体借国家符号认知了“过去-现在-未来”间的关系。通过国家符号这样“被发明的传统”，个体将认同对象桥接为共同体，共同体借此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个体在修习中因设定程式而共鸣，并经一致性行动感知共同体，从而实现目标下的政治团结。第二，国家符号为个体描摹了共同体的“想象”。共同的历史是国家认同塑造的基础，但历史无法主动地在个体面前呈现，需要国家以一定的话语对历史进行演绎后呈现。借助国家符号等媒介，共同体决定了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以国家符号为核心构建起的符号机制，在唤醒记忆、调动想象、凝聚认同方面具备突出效能，有助于强化全民对共同历史起源、共用领土空间、共有国族身份的认同，在营造一体感的同时形塑共同体的特征。第三，国家符号为个体供给了全民一体的愿景。国家符号体系的构建是基于民族国家间比较维度上的，国家符号为表达、代表和加强国家的定义范围所服务。国家符号不仅能够汇聚个体的认同，更具备整合认同的能力。就国家符号而言，特定的形式、名称、意涵，或是精心拣选，或是延续历史，或是承载共同体的特色、英雄主义乃至使命感，使全民形成同一的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的身份归属，为凝结全民一体感筑牢根基。
二、国家符号明确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家符号具备很强的教化功能，是培育认同感的重要载体。政治权力主体往往会借助各类具备特定政治意涵的符号来建构并维系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经符号化加工的政治意识，更能够借助有组织、成系统的政治社会化手段覆盖向全民，伴随其接受并内化而逐步被全民所共享。经历了这样的意识符号化、符号辐射化的过程后，共同体特性被逐步构建起来。事实上，个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就是在对国家符号进行创造、解释、革新、运用并使其物化中进行的。在1911年11月11日的《申报》上所刊发的一篇阐明尽快决定正式国旗必要性的评论说道：“……是不但对内无以一心志，亦对外使人启不统一之心也……”该表述表明，时人已意识到共同体意识须借助国旗这样的国家符号为媒实现有效统合。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家符号的指向性
国家符号具备超地域性、超时空性，异质性的个体能够依靠表征共同体的国家符号被统合在同一的政治屋顶下，使全民以共同体的面貌呈现。“欧美各国在19世纪末创造出大量的仪式和符号……被用作征服国民服从和忠诚心的新方法。”国家符号应用于唤醒并引导个体的认同取向，建构对于共同体的共同情感与体验。“以国旗为例，无论是谁（反对者和支持者）、在何时何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以何种方式（合法或非法）使用，它都能稳定地表征着具体的国家。”借此可以看到，国家符号的生成、传播、共享，是形塑整体性的有效进路。第一，国家符号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伴随着国家符号内在象征意义的全域共享，国家符号作为常规性工具赋予个体“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以升旗仪式这样集中展呈国家符号的场域为例，国旗以色彩和图案在视觉层面宣示共同体精神，国歌以歌词和旋律在听觉层面谱写着共同体威严，政治仪式现场则激发共同体情感。依靠国家符号而实现的意识唤醒，使个体快速进入设定身份角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起稳定进路。第二，国家符号是个体想象共同体的核心纽带。“国家符号契合了工业和民主动员的需要，尤其满足了被政治化的现代大众。”奥运夺金时刻，奏响的国歌与升起的国旗，标示着运动员荣誉的同时激荡着每一位个体的心弦。通过国家符号实现的“想象”，担当着“个体-共同体”“个体-个体”连接的铰链，满足着国家的合法性建构。依靠相匹配的共同体话语叙事，国家符号“固着”恒定的政治意涵，遵循“共同体-国家符号-个体”的路径持续传导政治力量。第三，国家符号是个体连接共同体的关键铰链。政治仪式上对国家符号的反复操演，就是对个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过程。国家符号不仅在普遍意义上代表着民族国家，更凝结了与中华民族直接相关的历史、记忆与价值。为了切实维护个体与共同体间的连接，颁布特定法律切实保护国家符号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的《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以立法手段确立了国家符号的至上地位，切实畅通了“个体-共同体”的连接。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家符号的渗透性
于国家权力而言，需要糅合情感性力量参与到权力自我正当化的程式之中以实现有效支撑。即引导个体在视听维度进入国家符号体系，并在此框架内通过国家符号意涵下的历史记忆代入来调动情感。国家符号本身就是内嵌政治意涵的，能够作用于个体的心理，通过持续发挥规训效能使个体由被动反应式的联结心理逐步转变为主动构筑式的认同心理，这是个体维度的国家符号意涵内化过程。第一，国家符号为个体提供了易得的感知触点。国家符号是现代民族国家可供想象与描绘的象征性物化存在，是可以在视觉层面被快速捕捉的非直接经验事物，以国旗、国歌、国徽为代表，可被化约为共同体的直接表达媒介。在个体的规训过程中，国家符号形塑、影响、引导、作用于个体的政治认知，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将共同体的宏大叙事渗入个体的意识层次，使个体在日积月累中积淀出政治常识，经认同累积演化出对共同体的忠诚感。第二，国家符号为个体提供了统一的认同标识。国家符号在形塑认同时连通着“个体-共同体”，使个体以国家符号为纽带构建起了一种彼此共享、共用的共同体认同。无论是国家庆典，还是体育赛事，个体均能够通过反复出现的国家符号快速识别并找到同一个共同体。作为意义媒介，国家符号增强了个体对共同体感知的具象化程度。在全域范围内合理使用国家符号，能够将原本宏大、复杂的国家概念转化为个体能够快速认知并理解的内容。第三，国家符号为个体提供了广泛的濡化渠道。“想象的共同体”主要通过政治符号化手段对个体进行“情感驱动”，借助国旗、国歌、国徽、纪念碑、纪念日等常见的国家符号日常濡化个体，从而达致动员目标。国家符号隐含共同体的历史观与文化观，能够具象化呈现原本抽象的共同体。于个体而言，国家符号通过感知的多维激发以构筑起“想象”。伴随“想象”在国家符号的作用下渗入现实，个体“确信”共同体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家符号的联结性
国家符号是“在国家间体系的仪式及信息中，以可供比较的同质形式为前提之物，其他象征所没有的特权性运用以及划一式的仪式行为便是其特征”。具备国家符号意涵的标志、旗帜、货币等共同构成了国家符号体系，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着政治合法性。“面对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只有产生彼此间的团结和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完成在公共生活中的合作，实现社会的整合与进步。”国家符号是实现和强化共同体意识的媒介，共同体依靠国家符号借“想象”进路持续黏合全民。第一，国家符号在主观维度上联动全民。国家符号能够直接刺激个体的感官体验，经感官体验传导、生成并加载主观想象，进而实现“国家符号-个体”间的有效连接。如霍布斯鲍姆所言：“把所有事物都囊括在民族与国旗之下的时候，也就是可以轻易动员民众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国家符号集中展呈着共同体相关的价值、意识、记忆等要素。通过认同于国家符号来构建中华民族认同，就是在国家符号框架下形塑个体的共同体意识。第二，国家符号在现实维度上连通全民。“在从国家向社会发力的方向上，国家通过对具体象征或象征性行为的政策性安排或制度化设计，直接将国家意志转化为社会规范。”伴随着符号意涵在个体间的共享，作为价值内核的意识形态也就逐步演化为国家与社会的坚实根基。在国家内部，国家符号引导着个体对“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并通过唤醒个体对共同体的情感与意愿，使个体持续输出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乃至忠诚感。第三，国家符号在历史维度上联结全民。“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凸显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同一性，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区别于‘他者’的群体生存价值凝聚。”共同体在个体中的“投射”及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是“共同体-个体”框架内各种关系联动协同的根基性前提。共同体借助国家符号为个体构筑“过去-现在-未来”的记忆连通进路，在形构个体间同一记忆的基础上使法理层面的合法性朝现实层面浸润。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家符号的区隔性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国家符号为国家提供了完备的历史合法性阐释与政治合法性资源，引导个体深入思考“我是谁”，孕生个体的爱国主义情感，并进一步激发更深层次的共同体感。国家符号在共同体内部充任认同层面的“最大公约数”，使个体在构筑“我者”间同一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与“他者”间的差异性。第一，国家符号为个体构筑了自足的经验空间。“在国家生活的变迁中，重要的政治象征总是扮演着国家情感和认知之测量仪的角色。”在国家符号协同联动作用下，一种抽象的、共享的成员身份的集体性氛围得以成型。在氛围熏染下，借国家符号所凝结的情感能够轻易地转化为现实行为。当个体置身于国家符号所构筑的经验空间中时，在同一的语言、统一的仪式、划一的流程协同浸润下，个体对于中华民族的“根基性情感”得以成型。第二，国家符号为个体营造了自得的时空场域。“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向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无论何时何地，“异口同声”齐唱国歌的景象反复上演，个体通过国家符号“演习域”得以互相确认共属于“我们”。“个体-共同体”借国家符号构筑起必要联结，个体在时空场域中接收到了来自共同体的特定信息并生成情感体验，共同体所希冀传递的价值观念得以有效传递。第三，国家符号为个体设定了自如的情感归宿。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国家符号，服务于个体对共同体的忠诚、信仰与挚爱表达。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伴随相匹配的政治神话精心擘画，国家符号能够“稳定地将其所具有的力量传递给国家与国民”。国家符号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袭载体，持续复现共同体神圣时刻的历史画面，充任全民的情感凝合点，有效地激发个体间的情感共鸣，扮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催化剂”。
三、国家符号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规范
数量庞大的人口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基础，但个体却很难实现彼此间的相知乃至相识。诸如“国家”这样大规模的共同体，其构建过程中必须依靠“想象”来构筑认知理路。“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民族国家正是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个体的认同在“想象”中被赋予，个体间通过投射在心理层面的联结意象并在意象促进下凝合为共同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家符号作为突出的意象表征，发挥记忆和情感的载体功能，在实现认同整合、凝聚、强化中充任核心纽带，以共通情感引导个体在思维和行为层面协同一致。仰赖国家符号，“想象”与“现实”的共同体逐步合拢，个体在记忆和情感的双重作用下实现连接，并伴随自身属性的不断明确生发出共有认同。通过明确与“他者”的差异，个体逐步形成“我者”认同。
（一）以国家符号为楔子构建中华民族认同
伴随个体的感情汇聚，政治文化逐渐演化出特定的政治象征，经过符号化建构形成相应的国家符号。国旗、国歌、国徽等多种国家符号在不同维度刻画出了国家特性，并反映出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国家符号能够以符号化表达直接深入进个体的想象之中，是形塑国家精神、激发爱国情感的主要方式。国家符号演化出不可侵犯的至上性，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被切实运用的政治性力量，在促使国家激发爱国情感的同时构建起政治框架。第一，国家符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进路。借助制度化手段，通过详尽规定国家符号的范畴，以规范化、体系化的国家符号认知通路为手段，使国家符号的指向性更加清晰，避免个体误读、误用国家符号，使国家符号在使用过程中和国家立场保持一贯性，规范着国家符号的使用主体、场合、时间、方式等实操性问题，为个体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稳定牢固的符号化通道，疏通了认同进路，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国家符号在个体意识层次的广泛传播而得以随之构建。第二，国家符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维系机制。符号之于个体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情感激发能力显著，为认同构建提供了着力点，主要在于政治权力对于全民在教育、语言、价值、记忆等多重维度的同一化构筑。“中华民族内部各群体间交往密切、交融频繁，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备形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基础。”以国家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着眼全局，“引导和促成全体中国人朝着中华民族一体的方向展开想象”。第三，国家符号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认同中心。“统治合法性与政治符号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它突出表现为政治权力主体往往借助于各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客观存在、自我发展、自我维护、自我表现、自我装饰。”伴随制度化构建，国家符号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跨越社会和地域空间将具备共同“想象”的个体联结起来。依靠国家符号这样“被发明的传统”，个体被纳入设定秩序之中，并以此为认同中心构建起连贯性、体系化的认同。
（二）以国家符号的浸润推进整体化联结
国家符号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对价值观、共同情感、历史记忆的具象化表达，在凝聚情感认同、强化共同体信念方面具备能力。视觉传媒时代，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和习惯被改变，曾经对文本文字的依赖转化为对视觉符号的偏好。在同等的时空环境中，符号所承载的信息量往往大于文本文字。有鉴于此，在宣传国家荣耀、书写国家苦难中将个体拉入国家符号共营的情境场域之中，能够快速激活个体内心中的荣辱感。第一，国家符号是整体化联结的凝合媒介。国家是一种抽象存在，个体的认同与归属必须依托媒介，国家符号及特定政治仪式不可或缺。个体通过国家符号“想象”国家，并在政治仪式中表达忠诚。以国家符号为媒，个体的共同体意识在操持整齐划一的手势、吟唱相同旋律的歌曲、穿戴相同制式的服饰、佩戴象征国家的徽章时被反复确认。个体在国家符号所赋予的同时性体验中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吸纳，整体性得以瞬时升华。第二，国家符号是整体化联结的纽带。无论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是在奥运赛场，奏响的国歌和升起的国旗均能使参与个体瞬时进入特定的符号时空。原本素不相识的个体，在共同的政治仪式中感知相同的国家符号，并借此获得了共时性的体验和共享性的情感，实现了“个体-国家符号-中华民族”的认同链接，并经长期的仪式化表达构建起了个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可见，个体与国家间、个体与个体间因国家符号实现着情感共通。第三，国家符号是整体化联结的维系手段。国家符号是共同体的具象化表征，充任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联结转换媒介，政治仪式过程中所需彰显和传递的主题多借助国家符号来实现。国家符号能够超越时空束缚，在糅合时间、空间等不同维度国家符号的基础上构设个体观感层面的国家，为国家权力合法性构筑“源头”，并以此凝聚个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国家符号中反复浸润的个体，在潜移默化中习得内嵌的共同体意识。
（三）以国家符号为媒介培育个体的共同体感
作为表征共同体的“被发明的传统”，国家符号是实现并强化共同体感的重要手段，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与基础，能够直接作用于共同体意识整合的目标。借助国家符号，“个体-共同体”间实现联结，并得以调动起个体对共同体的想象。通过有计划地引导个体感知国家符号中所携带的共同体价值与意识，能够有效引导个体进入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之中，使个体通过认同国家符号而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一，国家符号帮助个体构建了统一性认知。国家符号是“个体-共同体”间的黏合剂，在国家主权领土空间内部呈现统一性特征，以传统的权力叙事方式集中表达国家权力，无论地处何域的个体均能借国家符号认知共同体，是一种贯穿地域的社会基础性权力。通过创设并有效使用国家符号，实现国家符号之于个体的“植入-维系-内化”，形塑个体的国家认同，培养个体的国家情感，使个体实现整体性联结，并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水平。第二，国家符号帮助个体构建了连续性体认。“没有什么会比……在各地逐渐增设的学校，更能培养这种连带感了……政府设立的学校形成了一个结构上类似国家管理体系本身的巨大的、高度理性的、并且受到紧密的中央集权控制的层级组织。”国家符号贯穿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始终，为个体提供着昭示连续性的经验记忆要素。遍布记忆场景内部的国家符号，是国民教育培育共同体性的重要支撑点，为焕发个体对国家、对中华民族的热爱提供着基础。第三，国家符号帮助个体构建了一体性感知。在将国家组织与社会主体等有效黏合起来的“文化灰浆”中，国家符号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个体因长期使用同一的国家符号而凝结出共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须着眼个体，在消解张力的同时增进合力，以国家符号为着力点，通过形塑同一性以推进整体化进程，使个体将自身视作中华民族的平等一员，以培育自觉归属共同体的价值取向。
（四）以国家符号为纽带推进“全民一体化”
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家符号昭示着国家的主权，并作为全民认同的中心存在。“几乎所有的建构、保持和传递民族认同的主要制度，以及能使那些认同与利益联结起来的制度都是现代的。”新传统往往能够快速、轻易地被移植到旧传统之上，并在移植中得以被创造，即通过从更早被发明出来的、具有巨大象征力量的传统中借取力量。利用国家符号唤起共同记忆、彰显主流价值、呈现集体属性，能够实现对共同体的有效承续。第一，个体借国家符号具象感知共同体。国家符号的意义源自其无所限制的普遍性，在国家用以宣布自己的认同和主权的象征中赢得尊敬和忠诚，反映着国家的整个背景、思想和文化。个体“感受到什么”比“现实是什么”更重要，以国家符号所营造的时空场域连通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个体，实现了情感记忆的持续传递，伴随个体基于国家符号所提供的共同情感想象确立起彼此间的“拟血缘型情感联结”，共同体取得政治一致的几率持续提升。第二，个体借国家符号实现超时空联结。每个时空维度的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该时空条件下共同体成员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反向赋予个体“集体性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长期的情感记忆积累，更须以国家为主体进行有意识的培育与塑造。”国家需要合理配置权力资源，从学校教育、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诸多维度着手，使全民借国家符号在情感域实现共鸣、共振、共通，引导个体生成“全民一体感”。第三，个体借国家符号实现“个体-共同体”的话语传递。当多样化价值追求和差异化身份认同不断成为“时尚”后，如何能够激起全民的共情尤为必要。借助国家符号，政治权力的主客体间建构起联系，并以国家符号为桥梁实现互动。国家符号在全域范围的形象化、程序化操演，使其因场域而被赋能，个体能够在该空间中通过可感、可知、可触、可闻、可见的过程凝聚认同感与归属感，使共同体话语正向“流淌”进个体的内心世界。
结语
数量庞大的个体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基础，但个体却很难实现彼此间的相知乃至相识。如此大规模的共同体，其维系必须依靠成员对共同体的有效认同及进一步的想象来实现。然而，认同与想象难以凭空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不可能凭空生成，必须通过实在化手段引导个体实现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并在持续提振个体对中华民族的认知水平中促成认同与想象。在政治环境塑造、政治-社会结构构建、民族-国家形象表达等维度，国家符号均扮演感知中介角色，形构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风貌，在多维时空谱写着意义连贯、价值一体的符号意义系统，使个体能借此在不同时空域感知到同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看到，正是可见、可感的国家符号，在政治实践与政治象征之间使人们真正感知并相信共同体的价值与观念。由日常到庄严，伴随着国家符号的动能持续发挥，中华民族成员在高频、重复、持续的符号操演中逐步跳出原有的认知窠臼，经与特定的中华民族情感联结而形成着独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基底”，越来越多的个体经国家符号的引导而自觉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成为真正的中华民族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聚力持续提升。
刘春呈，法学博士，云南大学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4年 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