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齐在整理母亲床头杂物时，发现父亲生前写的一篇短文——贺文贞和我。这篇短文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过。从稿纸的破旧程度可以看出，父亲去世后的15年，这篇文字母亲不知看过多少遍。
短文是2003年1月写的。一年后的2004年1月14日凌晨，父亲在家中平静地离去，走前一小时还坐在沙发上……我想，临终没有痛苦，也许是应了“善有善报”、“好人好报”的老话吧……
现将老父亲生前的最后一篇作品陈列如下。我想他老人家即便是在天国，也一定会继续祈盼他们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自由民主和国家兴旺……
2019年5月31日
贺文贞和我
时光老人把我送上了81岁的台阶。原想离世前写几句话告别关心我们的朋友，怎奈近来视力日下，莫如早点吐出来为好。
贺文贞和我1949年5月21日结婚，至今已经半个世纪有余。多次读过有人介绍他们夫妻一生从来没有红过脸的文字，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我和贺文贞可不是这样，我们是和谐中有争吵。
我们俩在性格上是有矛盾的，主要是热与冷的矛盾。她为人热情，好客，在家庭生活中，今天说三，明天道四，一切都要按照她的安排运转。我是相对地冷，有点不苟言笑，对她生活中的指指点点，我有的表示赞成，许多时候反应冷淡，对后者她是不高兴的。争吵时有发生（年老后少多了），离婚两字不止一次脱口而出。但是，谁都坚信船是翻不了的。
一根政治的链条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1946年在争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们相识并相恋。婚后一直没有离开这条航线，为此我们相濡以沫几十年。教科书上说，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就已经完成了，但我们认为现实并非如此。50年代的反右派运动中，50余万为自由民主而呼喊的知识分子被推下陷阱，不就说明问题吗？
1955年我涉嫌胡风一案，久攻不下，遂将我发配新疆。贺文贞当时是北京市受到市长表扬的中学校长，她不得不扔下心爱的工作，携儿带女（尚在襁褓中）跟我一起西去。反右派运动中，我幸运过关。1959年的反右倾却过得不平静。当时我对贺文贞说过的话，其尖锐程度超过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讲。她如果顶不住压力（当时夫妻互相揭发者并不鲜见）吐露半句，我就会陷入“现行反革命”的灭顶之灾，一家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贺文贞顶住了。其动力就来自她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
1961年我在劫难逃。受毛泽东“三不”政策的“启蒙”，我就国家形势和指导思想讲了一些真情和真心话，因此被戴上“反党反三面红旗”的帽子，遣送戈壁荒滩劳动改造。期间她在北京学习，几乎每封信都叮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她坚信千百万受打击者是无辜的，问题在打击者。
贺文贞是我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伴侣，是我相依为命的伴侣。近来，我多年的肺气肿急剧恶化，导致呼吸困难，生活难以自理，她为我做饭，帮我洗澡，关怀备至。我不能没有她。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此话讲得有理！
曲方明
2003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