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做了一个腰椎手术，今天是术后第9天，还处于卧床阶段。对于活动惯了的我而言，这无所事事的卧床，无异于一种折磨。我尽量搜寻能够在床上平躺状态下做的事情。我发现，随性地写点儿杂文、随笔，也许是消磨这段“床上时光”的好办法之一。
这两天在翻阅自己的前几本《微信中的闲言碎语》时，我发现亲朋好友们最感兴趣、评价较多较高的，往往是那些回忆各种陈年旧事和各类人物的文章，是那些表现家庭和谐、家庭成员和睦相处的文章，还有那些在国内外旅游度假的游记……这些随笔中夾带着杂感，常常引起亲朋好友们的共鸣。
其实我这个人，虽然从事过不少年的文字工作，但是我的长项，是在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写“记叙文”，写人物，实在不是我的“拿手戏”。可是为什么还有人喜欢我的这些“短板”呢？想来想去，我悟出了其中的关键：
一是我比较讲究平实，有什么说什么，注重于把事情讲清楚，把“故事”讲精彩，很少给文章“穿鞋带帽“、“画蛇添足”。记得20年前有一次和樊纲、刘伟、孙祁祥、李晓西等几位经济学界的朋友吃饭，席间谈到文学。樊纲说不少作家写东西，总喜欢把1000字的东西拉长到2000字、3000字，好像不如此，显示不出他们的文学“功底”……对此我深有同感。多年来，我在读小说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时，往往下意识地直奔主题，将那过多的与“实质内容”关系不大的景色描写和人物描写一掠而过。我想许多读者恐怕也跟我一样，大家最想看的主要是故事、精彩的故事，而不是那些添油加醋的“描写”。所以我写这类东西时，总是力图用读者喜欢的简洁平实的语言把来龙去脉讲清楚、讲透彻，把“故事”讲精彩，让读者一目了然、心领神会；我从来不添加那些繁琐的“前缀”、“后缀”，我认为那并不是“文学性强”的表现——当然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文学素养”不足。
二是我比较注重这些“记叙文”的“思想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思想是文章的精髓，所有文体概莫能外。有思想的作品耐读，容易引起共鸣，容易使人回味——当然这种思想性绝对不能是生硬的“说教”，而应该是文章不可或缺的自然组成部分，是那种读者喜闻乐见的“骨骼和肌肉”。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朱纪松在读了我2016年9月20日写的一篇“西欧四国游”之后这样回复：“你是旅游、社情民意、政治等国家大事几不误啊……”（见拙著《微信中的闲言碎语·三》，P45），其中不乏表扬之意。在今年3月1日写的一篇悼念文章“我认识的陈小鲁”的最后一段，我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自己认识的陈小鲁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人，是一个颇具平民意识的老老实实的好人。我同时也认为，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经商或者参与经商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深厚并且正在转型的国度。人们普遍诟病的权贵经济权贵政治，特别是搞得如此骇人听闻的吴小晖之类的权贵资本毒瘤，对我们的国家极其不利；从根本上讲，对涉身其中的高干子弟也极其不利。”这一段结语获得不少有识之士的赞赏，被认为是“非常棒的点睛之笔”（见拙著《微信中的闲言碎语·五》，P327－340）如果没有这一段体现思想性文字的增色，仅有前面与小鲁交往的叙述，这篇文章的价值会低许多，肯定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青睐……
三是尽可能让文章中有幽默、有趣味、有文采、有知识含量，让人读得舒服、读有所得、读得有愉悦感。好的文章肯定需要有文学性，但是我理解和喜欢的“文学性”，不是那种不顾读者感受，只顾自我陶醉、自我表现的“美妙文字”的陈列，而是那种能够真正引起多数读者共鸣的可读性。
2018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