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行将结束时，国际关系呈现出美中严重对峙的新局面。如何理解美中对峙，理解这个新的世界大局？
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在，是理解现在的普遍和有效办法。但历史眼光有方法论问题,历史不重复，太阳下每天都发生新鲜事。21世纪的国际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理论为理解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大多数概念，援引各种现成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办法。尽管社科理论对未来的预见力并无根据，但理论翻新，为新事提供包含旧事的新解，能促进知识进步。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什么，有什么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战争与和平；能解释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破解战争与和平的密码藏在国际“结构”里。国际结构即大国相对实力的状态。主要大国间相对实力的变迁塑造结构变迁，结构变迁塑造战争与和平。
现实主义理论把自己溯源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修昔底德。书成时，2400年前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还正在进行。该书主要叙述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利益冲突，但其中有句近乎常识的判断：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现实主义理论之源就是这一句话。
在抵抗波斯侵略希腊的战争中，雅典一举上升为主力。骄傲的雅典在战后大力对外扩张，压迫其他城邦缴纳保护费。由于斯巴达强大，与雅典一样是希腊城邦效法的典范，所以是雅典扩张的障碍，雅典采取了敌视斯巴达的政策。修昔底德不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方都是输家，出兵帮助斯巴达、给雅典最后一击的波斯也是输家；赢家是半岛北方名不见经传的“马其顿”。
实力对比变化的“结构”能解释“误判”？雅典能否与斯巴达合作，让两匹马共同拉动希腊城邦世界？因“恐惧”而发动战争的斯巴达一定要恐惧、必须发动战争？
国际结构的变迁取决于国内状况。外部压力可能促使国家衰弱，也可能促进国家强大；缺乏外部压力的效果也一样。核武器本身不是结构，却塑造“结构”。核武器是否改变了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甚至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定义？
国际关系理论不只有“结构现实主义”。但“其他”理论大体属于唯心的“理想主义”，不强调物质实力，也不强调战争，主要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达70多年的和平。有的理论强调“观念”塑造国家利益，强调“观念”实力的分布，演变成今天的“软实力”概念及“讲好中国故事”；有的强调以“自由市场观念”为基石的“国际机制”导致和平；有的强调全球经济分工导致合作与和平；还有的强调“政治文化”，即各国不同政体及文化传承导致战争与和平，如中华文化偏好和平、美国文化偏好战争，自由民主制导致和平、其他制度导致战争。还有强调性别的，称女性领导外交国防导致和平，男性导致战争。
然而，迄今为止，各大国都注重物质实力对比和更先进的武器，关注核武器及其扩散，关注影响实力对比的结盟交友。地缘政治研究显然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功。
翻新现有的理论，有助于理解美中对峙的国际新态势。
一、不变的国家：国际关系的主体
自美中对峙开始，以往半个世纪里被津津乐道，几乎被提升为“国际体系单元”的跨国公司、国际NGO、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组织，全都黯然失色。国家（nation，加“民族”二字，译作“民族国家”，是蛇足），特别是大国、超级大国，还是组成国际关系的主体，中小国家是大国结盟交友的对象，这个判断已经熬过了半个世纪的挑战。
与21世纪之前相比，国家有什么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变成了“大国”甚至“超级大国”间的事。传统的欧洲列强和亚洲的日本变成了“中等国家”。春秋末的吴越争霸曾震动中原。但仅半个世纪后，起初有数百成千城邦/国家的“春秋”时代就被仅有7大国的“战国”时代终结。吞并了吴国的越国被楚国吞并，什么“震动”都没有。
土耳其的摇摆，南亚的印巴对峙，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中东的对抗，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域外大国地缘政策的结果。
现实主义强调地缘政治，即强调地理条件的结盟交友政治，以改变大国间的实力对比。然而，从根本上说，是大国间相对实力的增减塑造了结盟交友状态的变化。
若形不成统一的对外政策，区域经济共同体无力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这些区域经济共同体有大有小，大中套小。其内部关系各自不同，有的紧密、有的松散，不过这些仅能反映经济联系的松散或紧密，无力形成稳定的、统一对外政策。
因为协调对外政策，东盟引人瞩目。但在大国对峙的撕扯下，东盟对外政策协调很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种经济共同体没有明显进步，因为被各种外部势力任意撕扯。南美洲的经济共同体能否进步到欧盟的程度？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以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均衡性，如人均GDP都在1万美元上下，似乎意味着统一对外政策的巨大潜力和希望。但南美洲与美国近在咫尺，很难办成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事。
欧盟是另类。那个超国家的奇特结构远远超出了“经济共同体”范畴，经常制定统一的对外政策，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里举足轻重的一方，难以预料的因素不定哪天就刺激出一个近5亿人口的“欧罗巴合众国”。然而，正如比利时的政治被荷兰语区和法语区撕裂，布鲁塞尔的权力不在布鲁塞尔。不仅柏林和巴黎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太稳定，欧盟内部东西南北的各方势力比日耳曼和拉丁的“两分”复杂得多。
而且，面对强大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欧盟，并无统一的军事力量，要依赖美国保护。若非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登陆欧洲，西欧会被战胜德国的苏联吞并。诺曼底登陆与其说是给了法西斯德国最后一击，不如说是美国拒止了苏联西进。欧洲民众感激美国保护了其自由生活。
为什么“民族斗争高于阶级斗争”？就促进文明演进而言，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远比群体内成员间的竞争更重要。原本游荡的狩猎采集部落聚合为定居的城邦，城邦聚合为国家，国家聚合成大国，几乎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全部。
超级大国可以被击败，却难以被消灭，重新崛起的希望比中小国大得多。成为超级大国有四大条件：广土、众民、先进强大的军队，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俄罗斯有广土，却缺乏相应的众民；印度和日本有众民、却缺乏相应的广土；巴西有广土众民却缺乏强大和先进的军队，也没有核武器。
二、新兴力量：核武器与长期和平
在21世纪，长期和平是可以预见的。由于本国战争力量不可靠，所有“旧”文明都从长期和平中看到了“复兴”希望，并努力追求复兴。长期和平就是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不仅中国想“伟大复兴”，还有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印度、俄罗斯、欧盟。自二战后赢得了绝大多数“战役”却从未赢得过“战争”，世界霸主美国也要从世界各地收缩，从而“再次伟大”。
强盛的阿拉伯帝国曾持续了500年，但那帝国800年前就灭亡了。缺少强大国家为依托，阿拉伯人复兴的希望最渺茫，土耳其和伊朗的情况也类似。而行将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印度则满怀希望。在复兴大潮里，中国潜力最大，广袤国土上有占世界1/5的人口，加上1万美元的人均GDP，加上先进强大的军队，再加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中国的崛起正在迅速改变国际结构。
结构变化会导致战争？雅典的迅速崛起会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结构迅速变化还是敌意和恐惧导致战争？这些也许不再重要。关键在于，什么导致了长达70多年的世界和平？
“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指的是在遭受饱和的核攻击后，依然拥有彻底摧毁对方的核报复能力，即让双方同归于尽的能力。
由于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冷战”中出现了“核威慑”理论。这个理论的逻辑分三段：
1. 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确保双方相互摧毁，同归于尽，战争从此不再有胜负；
2. 为胜负而进行的常规战争会“升级”，越接近失败就越接近于使用核武器；
3. 一旦使用核武器，核威慑失效，人类末日就降临。
换言之，核武器仅能用于（心理）“威慑”，是“绝对武器”，不是“常规”武器，不是“可使用”的武器。
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是保障大国间不发生战争的绝对力量，从而维护了世界的长期和平。有核国家集体承诺对无核国家不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说，非核国家大多处在核保护伞下。
由于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和平是可以预期的。于是，极的数量，即“单极、两极、多极”，同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即大国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没关系。当沃尔兹的“结构”与战争无关，就与和平也无关，没有战争也就无所谓和平。
然而，有三个现象令人困惑。
第一，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为什么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概念，各自积累了多达两万个核弹头？
第二，明知常规战争有“升级”到核战争的可能，也就是“战败/战胜”已经不可能，为什么超级大国迄今还在激化针对彼此的常规武器竞赛？
第三，美国明明懂得常规战争有“升级”可能，为什么还在不断公开谈论制造和使用“战术核武器”，也就是“能使用”的核武器？“核威慑”理论发明于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学术发达，对核威慑的理论研究最深入，为什么反而是美国在挑战核威慑理论？
第一，核威慑的本质是心理战。世上从未有过核国家对核国家的战争，核威慑理论未经现实检验，使用核武器和行使核报复有不确定性。如此，囤积比对方更多的核弹头，为的是向对方不断昭示核报复的决心，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和赌博心理。
第二，“打赢”了冷战，美国再无平衡其军事实力的对手，赌博心理大幅增强。美国因常规军力优势而偏好“战争边缘政策”，本意是使对方因承受不住心理压力而投降。但心理压力是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可能失控，导致战争。一旦有大国卷入，常规战争会升级，有升级到核战争的不确定性。
核威慑是心理战。据说，在苏联对华使用核武器的压力下，毛泽东曾向美苏双方公开自己的战略：若苏联核打击中国，尽管中国核弹头数量少，运载工具飞行距离有限，但会全部扔到亚洲的美军头上，打破美苏核平衡，并让中国人迅速移居广袤的西伯利亚。核威慑崩溃的前景不确定，但这种不确定就是确定。
核威慑理论系着全人类的生存，“潘多拉的盒子”绝对不能被打开。核威慑理论未经实践检验，却不可检验，不能失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国家必须遭到所有核国家至少“对等”的核报复。这种共识不难形成。
核武器的“不可使用性”，能解释核大国间常规武器竞赛的不断升级。然而，因为中国的克制，美国打击中国的军事威胁貌似占了上风，却极其危险。中国一贯在“忍无可忍”之后才“后发制人”，追求一击制胜，绝地反击没有升级的阶梯。
而今常规武器竞赛进入了太空、进入了网络世界、进入了数字般精准的对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廉价打击。而且，高爆弹药运载工具的飞行速度达音速的5倍甚至10倍，防不胜防。然而，在数字技术门槛不断降低的时代，打击技术的垄断期限越来越短。无论军事打击伊朗还是朝鲜，美国的胜利都不是确定的，美国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个现实了。
用“网军”进攻他国的“超限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化学武器一样，会反噬自身，美国早晚也会理解这个逻辑。
换言之，由于存在“绝对武器”，长期的世界和平可以预期。然而，这世界真的不再有战争与和平问题了？
三、战争的新定义：冰冻的和平
传统战争的目标是摧毁对手的军事力量，间接摧毁支撑其军事实力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实力。若不可能摧毁对手的军事实力，是否可能直接摧毁对手的经济力量？
热战是政治的最极端手段。20世纪后半期，美苏间采取除热战之外的一切政治手段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美苏“冷战”是21世纪新型战争的前奏，但其目标还是传统的，即摧毁对手的军事力量，导致对方崩溃、投降。
用非热战的种种政治手段摧毁对手的经济力量，显然也是战争。经济是靠交往获利成长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型战争的基本形式是用政治手段切断对手的国际交往，封堵与对方的交流，诸如商品、人员、技术、通讯、金融，等等。
这手段似乎不新鲜，“经济制裁”是老套路。然而，在传统战争中经济制裁是辅助手段，在新型战争中是主要手段。经济制裁原是大国对付中小国家的办法，在新型战争中则针对超级大国。
新型战争发生在超级大国间，在全球供需链上的其他国家鲜少能独善其身，所以也是新型的世界大战。
在这新型战争中，美国进攻，中国防守。美国发动了闪电战般的“脱钩”突袭，中国乃至全世界陷入恐慌。
在21世纪，战争与和平融为一体，战争与和平可以有新的定义。冷战争就是冷和平，冷和平就是冷战争，战争的烈度用相互交往关系的冰冷程度衡量。冰冻和平（freezing peace）就是在进行战争。冰冻的和平(frozen peace)是战争的最高点。交往增多就是缓和；缓和到正常温度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和平。
若美国认定中国经济实力来自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挂钩”，用政治手段强行“脱钩”就可能使中国经济衰败。若美国认定中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来自中国“官民一体”的经济结构，以“脱钩”压迫中国自行拆掉这结构也可能使中国经济衰败。
自“常平仓”以来，特别是“盐铁官营”以来，官民一体的中国经济结构已有两千七百年历史。这个经济结构是中华“大一统”的前提，而今在国际上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
美国发动战争的目标是摧毁中国经济实力。“贸易不公平、偷窃技术产权”之类的外衣终将被剥掉，真实目标是中国“经济结构”，手段是与中国全面“脱钩”。脱钩是大棒，不得不暂时维持的挂钩是胡萝卜。寄希望于中国内部的“内应”，美国诱使及迫使中国拆掉自己经济结构的攻防战将越来越激烈。
在供需全球化的时代，发动针对世界第一大生产和市场国的世界大战，看上去不仅疯狂，而且荒谬。尽管现在不可能预言结果，但从逻辑上看，美国处于“失道寡助”的境地。切断中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的努力，甚至可能演变成美国的自我封锁，所以眼下几乎没人认为美国能取得这场新型世界大战的胜利。
然而，脱钩战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攻方控制着主动权和节奏，正产生经济、政治、社会的严重后果。而且，与西方社会经济隔绝的苏联也是超级大国，确实在“冷战”中崩溃了。苏联当权者认为，美国对苏联的要求与苏联全面进步的必然方向“相向而行”。期待“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选择了“自杀”。
最好的前景是多数国家，包括其他大国，选择中立，与双方保持经济交往。最坏的前景是中美完全脱钩，中国被迫建设独立于美国的产业链，并开拓国内外新市场。在未成现实之前，我们不可能猜得到两个或若干个独立产业链共存是怎样的状况。就已知条件而言，中国产业链的成本远低于美国，还在欠发达国家中持续摊薄。而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产业链竞争力取决于成本。
资本肯定是逐利的。避免最坏前景，我们本应寄望于“资本没有祖国”。但在战争条件下，资本有祖国，遵守本国法律。
为避免“冷冻的和平”融化，美国进行“长臂管辖”，不许包含美国公司技术成分的中国产品销往国外。然而，“长臂”的耐久力很可疑。丧失了中国市场，美国技术公司靠什么生存？
四、旧理论：中美发生对峙的原因
中美对峙本会发生在21世纪初，突发的9.11事件把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反恐”。由于越反越恐，中美对峙被拖延了近二十年，其间中国经济实力大幅增加。美中冲突若在21世纪初发生就不会如此激烈，目标也未必是遏制中国经济。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对峙？
对峙发生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美国经济持续上升，甚至有过热的疑虑，但此时双方经济状况与美中关系基本无关。
双方的经济状况在贸易战一年半以后的现在开始显现不同：美国的战争威胁在中国引发了资本恐慌和外流；而收入持续上升的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价格的微涨却没什么感觉。真正脱钩后会怎样，我们很难假设。
很少有人相信美中对峙源自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差异，但双方都有人声称：美国“容许”与中国加深经济交往旨在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使之向西方政治体制方向演化。当这个目标遭到明显失败，美国就发动了绝交战。
加深经济交往为的是改变对方政治体制？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显然不是因为沙特会把自己的政治体制改成美国体制。俄罗斯今天的政治体制显然比苏联时代更接近美国体制，但美俄关系依旧冷淡甚至紧张。
资本不是传教士，中国经济起飞是中国劳动者用血汗换来的。1989年后，美国的“制裁”仅勉强支撑了两年，1992年中国GDP增长率高达17%以上。资本不可能拒绝参与高速增长的经济，不会拒绝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建起来的先进基础设施，更不会拒绝非常廉价、勤劳、聪明的“民工”以及没日没夜的加班文化。资本偏好稳定的开放政策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2001年中国加入WTO不是美国的恩惠，不是因为美国要改变中国体制，而是中国做了大量让步，给了国际资本发挥本性的巨大空间。
在美国花掉三、四万亿美元的“反恐战争”中，华尔街的资本热烈欢呼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的“民工”还上了《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美国金融海啸把纽约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1万多点砸到了几千点，然后又大翻转，狂飙猛进，升到2万多点，金融资本大赚特赚。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平坦，有发明创造的沃土和极为充裕的廉价农产品，加上自产并操纵国际货币，美国人民过着优越生活，有足够的资格赞美或讥讽中国的“血汗工厂”和“世界烟囱”。
可就在最近十年里，中国抛弃“世界工厂”和“世界烟囱”称号的速度与获得这称号的速度几乎一样快。中国产业升级，开始进入高附加值和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开展竞争。华为公司拥有的5G技术专利让人隐约看到美国高科技垄断崩溃的前景。
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就呼吁制造业回归美国，至少是高科技制造业回归。但“工厂”已经远离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哪怕在微芯片领域，美国也长于设计，短于制造。靠发明创造，靠操控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美国赚容易钱、赚大钱。拥有高达6万美元以上的人均GDP，比西欧和日本高出2万美元，美国真能复兴制造业？
与中国在商品市场竞争中落败的前景，特别是在美国赖以为生的高科技领域落败的前景，使美国恐惧，促使美国发动了断绝与中国经济社会往来的绝交之战。
美国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指的是中国正在获得“不服从领导的能力”，从而“修正”国际关系结构。至于现行的、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中国要维护，美国要“修正”。
美国有些当权者希望，西方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以“十字军”的精神结成“神圣同盟”，削弱中国“修正”国际结构的能力，维护大航海以来持续了四百年的“西方”全球优势。然而，这世界并没有“西方”优势，只有“国家”优势。美国的优势不等于英国的优势，英国的优势也并不等于西班牙、法国、德国的优势。
中国的“复兴梦”与美国“继续伟大”的霸主梦不兼容。说中国快速崛起引发国际关系结构变化，引发美国恐惧，引发战争，不就是从修昔底德到沃尔兹的论断？
五、理论翻新：重新理解中美对峙
旧理论需要翻新，有两大原因。
第一，美中和平可以被冰冻，但同样被冰冻的还有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豢养的“旋转门”官员需要以谈论“战争”、谈论“战胜”来支撑国会的军费拨款。但无论他们“谈论”什么，都无力发动传统“热战”，至多能冰冻和平。
第二，中国并没有称霸世界的能力，当然也没有意愿。中国是个“贸易国家”，是经济动物，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政治和军事领袖。直到19世纪初欧洲开始工业化，中国人口是世界的三分之一，经济体量也占世界三分之一，却在政治和军事上没什么影响力。而今，中国的出生率比日本还低，面临每80年人口减半、一个半世纪后成为人口中等规模国家的窘境。
称霸世界的必要能力包括以下三种：经、剑、文字。
不擅长创造“经”，就缺乏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精神感召力。中国无力提供关于人类“未来后世”的精神支柱，比如“圣经”和“可兰经”，比如“自由民主”和“共产党宣言”。长期的小型自耕农历史塑造了世俗的实用主义，中国的“精神生活”强调现世而非来世。
中国的经济实力能支撑强大军事力量，但中国拥有远超其他国家军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缺乏随时随地使用军事力量的意志。持续两千多年修筑长城，进行昂贵的被动防御，体现宁愿花钱保平安不愿出击的悠久传统，只有强敌入侵才能激发出中国的尚武精神。
简化通约的字母文字是沟通全世界的基本渠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极难沟通，所以有“华不治夷”的中国祖训。象形文字在中国没有衰落迹象，但也绝无成为世界语言的可能。中国的国际化非但没能让汉字普及，英文反而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上成为工作语言。中国或能普及双语，但那是遥远的未来。
换言之，仅凭经济实力，中国远不足以当世界领袖。出于“误判”，出于对“结构”的迷信，美国对中国发动了攻击。
如同印度的复兴，中国的复兴不值得美国恐惧。那不意味着战争，不过是交易发达，多种文明交融，倡导不对彼此使用武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中国崛起，是“世界文明”诞生的前奏。
中国有了“不服从领导”的能力，确实能削弱美国的世界霸权。但美国不需要、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世界霸权。一旦和平被冰冻，美国和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会在新型战争的寒风中衰退。而且，世界其他大国没有维护美国霸权的重大利益。美国的胁迫可能一时奏效，但持续力非常可疑。美国缺乏必要的实力去给其他大国提供围堵中国的利益。胁迫他国组成针对中国的“神圣同盟”，将让美国难以进行“战略收缩”，甚至可能再次“对外过度扩张”。换言之，向双头或多头共治的世界和平转移，明显对美国更有利。
误判是国际关系行为的常态，恒定需要花代价予以修正。
尽管复兴之梦的“战略机遇期”将继续诱惑一切有梦之国，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两大显著的变化。
第一，冰冻和平之战，要求修正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定义，也要求修正对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认识。冰冻和平以摧毁对方经济为目标，在供需全球化条件下用各种政治手段与对方全面脱钩。但脱钩及摧毁对方经济难在短期内完成，所以冰冻和平对双方而言都是持久战。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前车之鉴。
第二，因“误判”发生美中对峙，要求修正对“结构”的认识。常规战争越来越困难，“不服从领导”的能力越来越普遍，绝非中国独有。中国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也不会招致美国主动发起猛烈进攻。那么，是结构变迁导致“误判”，还是“误判”导致结构变迁？什么终结了旧时代？第二次核打击技术，苏联崩溃导致开放世界还是中国崛起？无论如何，关于实力分布“结构”的认识已有粗糙之嫌了。
新的重大事件是知识进步的契机。沃尔兹的“结构”属于20世纪及以前。尽管今天我们无法预料冰冻和平的结果，美中对峙标志“单极”时代终结，“极”的时代结束，在“无极”的新世界里，唯一能确定的事就是不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