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七世纪，满洲由叛明到灭明，政治文化越来越突现一个方针，即变明朝的“以夷制夷”，为“以汉制汉”。这是往古中国北疆各族入主中原或一统全国以后，都曾实行的老例。倘说满清有变例，那就是满洲的君主权贵，唯恐丧失征服族群的特权，因而总在警惕八旗汉化。

关于清前期的文化政策，海内外或专论或兼及的著述，虽大致认可它有促使文化“多元一体”的效应，却多半将“体”说成孔孟“道统”，表彰清帝尊崇“儒术”，如乾隆帝宣称的“治统原于道统”。

其实，满清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近一个半世纪，既“以满驭汉”，又防满染汉俗，直接效应是八旗普遍腐化，那是一回事；而满洲列帝以文化分裂为国策，愚民又自愚，以致不同族类不同教派的文化，无不与列帝预设的一统于专制的取向渐行渐远，终于出现多元化的效应，又是一回事。

鉴于清史论者，迄今依然很少注意圣名史，而我以为从经学史角度辨明清代“圣人”名号的实相，有助与了解前满清王朝以权术制约“儒学”的主流导向。这里不妨旧话重提（参看拙作《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6年2期）。

直到清亡，满洲都没有放弃萨满教的巫术迷信。但它的宗教政策，类似金元，凡被征服诸族表示臣服，改用满清正朔、服色和官制，就允许后者保持原有信仰，如蒙藏的喇嘛教，回回诸族的伊斯兰教等。不过对早有儒释道“三教并存”，又有各色秘密宗教和外来基督教在民间杂陈的汉人，却难以如法炮制。清初沿袭明制，视底层平民中间盛行的白莲教、大成教、混元教、无为教及其变种，均为“奸民之尤”，不断立法取缔，却对晚明三度入华的基督教正宗，表示宽容。岂知罗马教廷支持反耶稣会的传教士否定“利玛窦规矩”，被康熙帝认为干预帝国内政，愤而禁教，到雍乾间已将它等同于“邪教”。康熙晚年更决策在汉人中恢复“儒术独尊”，重定圣名，重释儒经，重按欽定朱子学的道德尺度封神。乃子雍正甚至将笃信朱熹理学的吕留良等，诬为“名教罪人”， 制造文化恐怖。乃孙乾隆，更宣称“忠君亲上”，是判断各族臣民德行的唯一准则。他特别注目于分裂汉人士绅，挑动学术对立，一面重用无耻无学无才却善体君意的假道学，为王鹰犬，一面鼓动“学隐”，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南国汉学家，逼入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只是这位满清大君，没料到那班貌似不问政治的汉学家，互相比赛经典考证，竟将满清列帝钦定的四书五经，从文本到诠释，都拆解得七零八落。以致朝廷舆论，也怀疑伪经伪传，可否继续充当科举教科书。仅因充当皇子教师的一个常州人庄存与力诤，说那将摧毁满洲帝国以汉制汉的意识形态基础，才维持原状。

不管怎么说，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满清政府已明知钦定经典，内多魏晋至唐宋的假冒儒书，却仍然当作钦定教科书的标准文本，连同王肃到朱熹的假造孔子原教旨的诠解，强迫全国士人诵读，谁违背就不给起码功名。如此以假乱真，不正表明满清的主流政治文化，早就进入“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死胡同么？

正值十八世纪末，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死了。他的钦定接班人嘉庆帝，尸位三年，突然出手，击倒权相和珅，令全国官民大惊。当年形势，很像汉初贾谊《过秦论》形容的，“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然而嘉庆帝眼光只盯住君权，又秉性贪婪，处死和珅并没收其产，就赶紧煞车，还申斥要求彻底查公布和珅财富的满洲将军多事。于是民间谣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而敢于揭露时弊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却被皇帝下狱并发配新疆，都证明清廷以腐反腐，不过是权力火併而已。

因而，嘉庆帝亲政（1799）之后，满足于因袭祖制，拒绝任何改革意见，当然更听不见他在位期间，浙江年轻学者龚自珍，呼号帝国不改革就意味着自杀的警告。他侥幸逃过了天理教林清的武装逼宫，逃过了宫廷厨师陈某的个人行刺，仍不悔悟，反倒宣称自己太宽厚，以致“今圣”不及列祖列宗。

嘉庆是乾隆的第十五子，其母为汉军旗人，因而此人乃满汉混血儿。但他却强调自己是皇太极嫡系，很忌讳臣民怀疑自己是满汉杂种。他亲政二十一年，特别在意维护自己是满洲嫡系“今圣”的合法性，怪么？其实这恰是他好讲“儒术”的隐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