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满汉双轨制，并非清朝首创的权力机制。类似的政权结构，在中世纪中国北方边疆诸族建立的王朝史上，如鲜卑的北朝，契丹的辽朝，女真的金朝，蒙古的元朝，都曾出现。

那共同特色，便是征服族群的血统贵族高踞权力核心，依仗“全民皆兵”的征服族群的武装力量，吸纳被征服各族的所谓文化精英参与文官统治。

不过，贯穿于清代全部权力史的满汉双轨制，也非满清列帝所追步的金元机制的重复。它的结构准则是“以满驭汉”，而作为权力支的满洲八旗，其实是以满洲权贵为核心的满蒙汉人组合的军事共同体。它设官分职必定区别满汉，而汉军与汉臣虽属同族，却有体制内外的区别，就是说汉军旗人作为满洲“世仆”，享有满洲血统贵族的若干特权，较诸被征服的汉人（也是被征服诸族的泛称），也高出一等。它的外在形态，随着满清征服全国的内战趋向结束似乎淡化，某些通过科举或捐纳晋身的汉人，也可位列宰辅或出任督抚，但那意味着满汉双轨制的传统发生质变么？

以往的清史论著，几乎异口同声曰是。推而及于晚清史，又异口同声，谴责清末“排满革命”思潮之非，说是上世纪初同盟会纲领十六字，竟有八字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民主革命变形为“种族革命”，乃转移斗争大方向，体现了资产阶级或者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云云。这样的逻辑，推到极端，便是李泽厚们的“告别革命”论。

晚清的“排满革命”思潮，是否属于历史的错误？那是假问题，姑置勿论。但看晚清百年史，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满清统治者放弃了满汉双轨制么？就史论史，只可说没有。

不妨先看尾声。辛亥革命由武昌新军的下级兵士引爆，固然出于举国人士逆料，但假如没有四川立宪派士绅闹事，清廷急调端方率湖北军队入川镇压，造成武汉防务空虚，留守的新军能造反吗？假如没有慈禧生前许诺“预备立宪”，唤起各省士绅竞相鼓动“地方自治”，四川士绅敢与总督对抗吗？假如没有慈禧死后摄政王组织“皇族内阁”，恰好反证清廷立宪是假把戏，各省立宪派士绅能因失望而站到清廷的对立面吗？如此等等，都彰显满清统治者宁死也不放弃“以满驭汉”的世袭特权，代价当然是满洲整体统治的死亡。

人们常常讥笑历史学家是“事后诸葛亮”。的确，真的史家，要是不顾政治高压或者金钱诱惑，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就不敢脱离历史实相，迎合揣摩当局旨意，而混充预言术士。将说史等同于卜筮，十个必有十个失败。

新权威主义者不是盛称满清“康乾盛世”吗？很可惜，只提“康乾”意味着删除了雍正十三年，而这十三年（1722年农历十一月至1735年农历八月），恰是满清权力机制的转折关头。

雍正帝是否弑父夺嫡？史家争论已久，且不去说它。但雍正在位期间，囚兄屠弟，重点打击满洲亲贵，并重用非科甲出身的汉臣，却似乎表明他在消弭满汉界限。是这样吗？不然。由现存当时公私史料，无不证明此人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强化君主个人独裁。他非但没有触动满汉双轨制，反而通过信用其弟怡亲王，始建军机处，剥夺内阁职权，并十分注意军机大臣的满汉均衡，并在死前委任的顾命大臣大半为旗人，彰显他使权力机制既恪守“内满外汉”祖制又成个人独裁工具的心态。

戊戌维新前夜，僭主慈禧的心腹荣禄，不是当面警告康有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以示对光绪帝的藐视么？他说的“祖宗之法”，就是雍正为强化君主独裁而捍卫的“以满驭汉”体制。

按照逻辑，历史变了，体制也应该与时俱进。但时间已进入十九世纪末叶，满清帝国的内外生存环境，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岂知支配帝国权力者头脑的统治法则，仍以一百六十年前清世宗的言行为圭枭。于是慈禧集团绞杀了“变法维新”，紧接着煽动义和团“扶清灭洋”，利用愚民的民族沙文主义心态，指望稳定满洲的世袭特权。不料玩火自焚，导致慈禧步亡夫咸丰后尘而创造帝国首都二度沦陷于外国侵略者的新纪录。

当然满汉双轨制尚未死亡。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它既然已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它既然已成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形态，便不可能随着满清的垮台而很快终结。它会变形吗？它会借尸还魂吗？它会超越清史而进入新的轮回吗？至少是民国史需要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