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题目，属于重读近代史所绕不过去的一个历史事实。

所谓满，当然指“满洲”。它是十七世纪初替大明帝国看守东北边疆的一个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叛明自立以后所定的“国”名。犹如稍后李自成、张献忠反明称帝，改国号为“大顺”、“大西”一样，在其“国”内，无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不分原属满蒙汉或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朝鲜等族，统称“满洲”。因而它自始就是以部分满族军事权贵为核心组成的多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到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将原先的满洲八旗扩展为满蒙汉各八旗，仍然统称“满洲”。区别在于此后“满洲”内部，强调主奴之分，以自称爱新觉罗氏为核心的满人八旗权贵，常自谓满洲，以区别降附有先后的蒙汉各军旗人。但在满清征服全国之初及之后，被征服的汉回壮藏等多数民族，均以文化区分满汉。所谓汉化与被征服诸族恪守传统文化同义。

明崇祯十七年（1644），满洲僭主，多尔衮由明奸吴三桂引领入关，开始征服全国的过程。那过程很曲折，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8）“台湾平”，满清才在传统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或按传统称作实现帝国“大一统”。当然真正的一统帝国建设，还任重道远，要历雍正、乾隆二朝相继平定西北、西南少数族大酋叛乱，才得以实现。

问题在于满清由入关到逊位那二百六十七年的中枢机制，始终坚持满汉双轨制。

清史论著常常强调清沿明制，所指主要是“官制”。的确，中央政府由内阁六部九卿，包括翰詹科道组成的体制，清初与明末似乎一脉相承。然而正所谓名者实之宾也，循名责实，便可发现清沿明制，名同实异。例如晚明内阁权侔君主，而清初列帝就削减其权。康熙晚年敕谕均出于南书房。雍正初更另设军机处，用机要秘书代替原属内阁大学士的权力，通过发布上谕左右全国军政取向，这在乾隆初已成定制。

自乾隆到宣统一百七十多年，满清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军机处为核心。而军机大臣无非属于君主或谄媚君主的奴才总管，由恭亲王奕訢在咸同光三朝的浮沉史可见一斑。拼命挽救帝国的湘淮军头，曾国藩生前仅得协办大学士虚衔，左宗棠入军机数月便不安其位，李鸿章位列首辅长达二十年，至死仍无军机大臣头衔，均可见满汉双轨制在清亡前的效应。

满汉双轨制，是我对这个帝国中央集权体制特色的形容。那表征之一，就是至迟在康熙到光绪两百年里，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在中央的阁部，必定双设首长。例如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乃至下设汉臣的机构，无不双设首长并严分满汉。如六部均设满汉两尚书，满汉左右二侍郎，表面沿袭明制，实则以满驭汉，将中枢各部首长普增一倍，怎可说不是满清入主北京后的创举？

人们对于满清阁部的双首长制，在日常的权力运作，当然关注。遍查清史，却发现运作情形很简单。以执行政府职能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例，通清一代均设满汉二尚书，满汉左右侍郎各二名，就是说每部有正部长二、副部长四，而且都强调族群出身，凸显以满驭汉。不待说，自清初立此体制，仅中央官制的阁部首长，人数便增一倍，况且满洲阁部大臣乃至卿寺官员，满人照例不问实事，却以监督汉人是否尽职为能，而且满洲大臣得以任职主要来自八旗子弟世袭的身份及特权，与汉大臣主要靠科举晋身的尺度，有很大区别。

就史述史，贯穿全清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满汉双轨制，迄今仍未受到清史论著注意，是很奇怪的。缘由或因忌讳民族问题。然而清末孙中山、章太炎等鼓吹“排满革命”，与后来的大汉族主义乃至华夏中心论的反历史论调有可比性吗？

除了越无知越无畏的蠢货，稍愿知中国史常识的读者，至少会花点时间，一读蒋良骐、王先谦的《东华录》。假如连如此简单的满清编年史纪录，都没有耐心读完，那末彼辈无论在网外网上论史，只可视作胡言乱语，似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