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责任，不仅在教授知识，更在于养育精神。近年国内很多大学都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而努力。跻身“双一流”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愿景在于改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生态，培育一代代能够引领学术方向、引领历史走势的人才，为世界文明贡献学术和思想。这种引领和贡献，要靠无数优秀学人和原创性研究予以推动和支撑。为争取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长远眼光，改革评价机制，凝聚人心，与国际主流学界对话。

如今的人文学科，承受着“快出成果”的沉重压力。跨入高校门的青年教师，听到的告诫往往是“快发文章”：“还等什么！写了就发，快，快！”沉潜凿实的风气，似乎成了过时的迂拙、难得的奢侈。

在急于出成果、催促短平快的氛围中，“深度”二字尤其值得重视。深度学习、深度思考、深度对话……经常看到这样的提醒与呼吁。学术的创新不在于提法的翻新；创新的根基在于其丰厚内容和严密逻辑，在于其学术内涵体现出来的洞察力与引导力。人文研究中，予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都具有纵深感。这与积累的厚度相关，也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及追问能力相关。许多不乏成说定论的议题，实际上都有进一步追索的余地。

真能达致深度，要靠持续实践。善于提出问题、深化问题，是成功追索的关键。历史学并不以寻求真相为唯一目的，但我们不能放弃追索真相的义务和权利。所有的深层问题，都具有时代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问。追问的方向、追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酿就“思想”的过程，也是“思想”引领的过程。

举例来说，2012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由包伟民、郑嘉励领衔整理出版，是宋史学界大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就依据传世文献讨论官员印纸文书的形制、功用，如今终于有了一睹其真实面目的机会。两相比照，激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

印纸的实际内容，显然与以往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们既不能仅依据文献记载的条目规定，就认为当年的制度实施有效；也不能只看到运作现实与我们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简单认定为“具文”。“具文”二字可能掩盖着不少实质性的内容，我们不能停留于简单粗疏的论断，不能让我们的研究沦作具文。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真正的研究，应该追问如何理解这“制度”本身：世上本没有不经实施而存在的“制度”，也没有原原本本谨守规定的“实施”。

就徐谓礼印纸中的考成文书而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尽管异化却始终持续、代价不菲的做法，在当时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存在。退一步讲，即便如批评所言，当时某些做法是体制内敷衍塞责的产物，甚至是地方人事部门对朝廷规定阳奉阴违的表现，我们也很难认为宋廷的行政官员、“行家里手”根本不了解这类情形。因此，仍然需要追问：这种循规蹈矩的“阳奉”，为什么会被认定有其意义；这种显而易见的“阴违”，为什么会被长期容忍。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对于印纸性质以及“制度”本身的真正理解。

新时代下的学科交叉，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产生着新的挑战。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融通促成了计量史学的成长，同时也使历史学者与经济学家对于史料理解与辨析方式的歧异明显化；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有了长足的进展，人类学重田野，社会学看结构，经济学讲理性，文学关怀注重个性审美，历史学走向多元……有的学科训练着重于作家作品，有的学科则力图把作家群体和各类文本嵌入一个整合的时代画面。大家越来越感觉到，真正具有牵动力的实质性学术突破，往往是从跨越学科的交汇点上开始的；真正的历史图景，恐怕并非平面二维，而是立体多维的层次组合。

真要把握这种多维，对学有所本、各有擅长的学者来说，并非易事。坚持学科特长，尊重差异、超越差异，是学科交叉、融通发展的前提。眼界的开拓，建立在“深度对话”的基础上。科学家霍金曾经说：“语言让我们能够交流思想，让人类通过合作来实现不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确保我们保持对话”。思想的菁华是在犀利敏锐的辩驳问难中凝聚结晶的。从个人阅读到读书班、讨论组、工作坊、研究会，今古之间、阅读者与材料之间、学者之间、学科之间、海内外不同研究派别理路之间，都需要敞开的、深度的对话。大学不是学科的简单相加，对话本身就是切磋琢磨的过程，是综合能力形成的途径。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要特别防范将实质追求、长远目标口号化。就今天整体的学术环境而言，要让学者有独立思考的充分空间，有潜心研究的充分时间；让学者做学者该做的事。就学术组织者的工作而言，要肯下功夫，从根本处做起，培育厚实的基础与元气；创造活跃开放的氛围，鼓励深度思辨的能力，奉献有力度的学术成果，尝试实现一代代学人的追求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