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短命的咸丰朝，以往的史著大都忽视一个现象，那就是满清统治权力出现的分裂。
这十一年的权力分裂现象，彰显于军事和外事两个领域。
满清入关后内战不断，还在皇太极时期，满洲已将明朝“以夷制夷”的策略，颠倒成为“以汉制汉”，利用明朝降将降兵“为王前驱”。但在南明列朝败亡以后，清廷却面对尾大不掉的汉族新军阀，被迫继续用战争手段平定三藩和台湾郑氏政权，而后又与边疆诸族叛乱者兵戎相见。这一连串大小内战，除征台外，均以八旗军队为主导，而以绿营汉军为辅助。就是说满洲权贵总在控制兵权。
然而，乾隆末嘉庆初，清廷面对白莲教造反已暴露八旗、绿营的军事无能。时至道光中叶发生清英鸦片战争，清廷重用满洲宗室与绿营宿将，对付英军北侵，却无不一败涂地，甚而不战即溃。茅海建的名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对这一史实有深刻的揭示。
咸丰帝初即位就碰上太平天国造反，没几年又碰上英法联军趁火打劫。以这个纨绔皇帝为核心的满清朝廷，虽被迫“重用汉臣”，骨子里并不信曾国藩等南国士绅为“保家”而真“卫国”。因而，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即派偏师北伐，英法联军一再北上威胁京津，咸丰帝仍指望八旗军事权贵挽救危机，特别寄希望于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统率的蒙古旗军。
满洲八旗以满蒙世袭武装为骨干。满军旗人早由咸丰帝族兄奕山、奕经在鸦片战争中腐败无能而证明烂到骨髓。蒙古旗军也在变，由咸丰三年（1853）十月皇帝严禁“蒙古人沾染汉人习气”，取汉名习汉文（见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卷45），可得佐证。
但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旗军，似乎例外，还保持蒙军的剽悍传统。咸丰九年（1859）五月英舰再次进犯大沽炮台，被僧格林沁部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炮船数艘、洋兵数百，使咸丰帝闻捷更以为僧王是捍卫京师的最后希望，唯恐他有闪失，于次月英舰反攻而直驱塘沽之际，特下手诏，致僧王。
手诏僧格林沁曰：“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危急，谅汝忧心如焚。惟天下大事，在京师不在海口。若有挫失，总须退保津、通（通州），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为一身之计。握管凄怆，汝其勉遵。” （引见《清史稿》文宗纪咸丰十年六月辛卯。）
你看，皇帝多么仁慈，甚至劝僧王千万不要牺牲性命以报答君王，完全不像其高祖雍正、曾祖乾隆那样因前线兵败即临阵杀将；但皇帝又多么明智，他劝僧王勿因战败而弃大局，需识“天下大本在京师”，唯有最终成功地捍卫北京，才是真正忠君即卫国。那手诏的语气尤可玩味，自雍正帝致年羹尧那些手诏之后，一百多年里何曾见到皇帝示大臣又如此亲切像对家人的这类亲笔信？
很可惜，据清代官史，僧格林沁王之忠勇，可比满洲萨满教崇拜的关玛法（玛法即满语爷爷，指《三国演义》描述的蜀将关羽），其时运更不济。他失塘沽，丢天津，绝非“大意失荆州”。而咸丰帝信用的另一满人胜保，更不争气，在京郊八里桥一战，竟惨败于英法联军中孱弱的法军，致使法军统领因此役而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可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用不着说，失去僧王、胜保的满蒙八旗余部的最后屏障，咸丰帝除抛弃圆明园听任英法联军蹂躏，岂有别择？
咸丰帝率其妻妾亲随，一溜烟地奔逃热河，留下残破的首都，更留下残破的山河。那时太平天国造反，引发的全国内战正如火如荼。由曾胡左组建的湘军各集团，不能说不关注英法联军侵占帝都，也向清廷申请“勤王”，但这最终证明是空话。英法联军不是“火烧圆明园”了么？英法侵略者不是逼出北京条约后就撤出北京了么？咸丰帝不是认可新一轮“国耻”，却拒绝回京，而终于病死承德么？
诸如此类现象，看似古怪，实则不怪。没有了圆明园，教纨绔皇帝如何与妃嫔取乐？没有了“天子”权威，教大清皇帝如何应对“外夷”而保存天朝上国体统？没有了高曾以来百多年的皇帝独断一切的权力，教满清七世大君如何向列祖列宗禀报政绩？咸丰帝虽体弱多病，未必预料年方“而立”，就会龙驭上宾。但他生前已被迫同意皇弟恭亲王与留京王大臣，与英法俄美诸国谈判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尤其被迫同意恭亲王等在京设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清代前所未有的这个衙门，接管了向来由清帝本人把持的外事权力。
那以后到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逊位，凡五十年，外事权力能否由在位君王或僭主直接操控，成为晚清政治的大问题。
（二）
前文提及咸丰朝的权力分裂现象，突显于军事和外事两个领域。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1861年1月20日），流亡在热河的清文宗，诏许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派流京的恭亲王奕?等满洲三大臣管理，是帝国外交权脱出皇帝直接掌控的一个迹象。
其实在此前八年，清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1853年1月8日），仍在圆明园悠哉游哉的年轻皇帝，发布的另一道上谕，在内政上更有划时代意义。这道上谕，就是同意任命丁忧在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乡民并搜查土匪诸事务。
清沿明制，要求汉族官员对父母尽“孝”，无论父死母亡，都必须辞官，回到原籍，吃素独居并不剃头去须二十五个月，谓之丁忧。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于道光朝中进士，入翰林，历官礼部汉右侍郎，不料年过四十，母亲死了，依例辞官回乡守孝。或得天助，此前由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由广西越五岭北上直捣湘鄂。满清八旗绿营前往镇压，连战皆败。清廷不得已听从文庆、肃顺等“重用汉臣”建议，破例任用一介平民的曾国藩办团练即民兵。
在咸丰帝及其满大臣，万不及料这一权宜之计，竟改写了满清建国二百年的权力史，即不许非旗籍的汉人掌军权，尤其需防南国平民“弄兵潢池”。据传曾国藩闻旨战慄，得肃顺幕僚、同乡郭嵩焘力劝，始敢奉旨。又据说其后曾氏幕僚王闿运等，一再私谏曾国藩效法刘邦、刘秀称帝先例，吓得曾国藩将其斥逐。
然而曾国藩和他的同道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诸帅，以及曾氏门人李鸿章创立的淮军诸帅，改写了晚清兵权史，也不容否认。
那表征，就是自咸丰二年清廷授予曾国藩召集民兵以对抗太平军的正式权力之后，满清建国二百年不容非旗籍的汉人独掌兵权的老例，便被打破。尽管咸丰帝得汉大臣祁寯藻提醒，亡羊补牢，任命满洲权贵官文等为曾、胡监军。但曾、胡们早知如何对付腐败成性的满洲权贵，懂得只消“走内线”即将满大臣的内宠摆平，什么监军之类便不在话下。于是曾胡左乃至李鸿章等南国军头，便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坐大了。以致此后晚清五十年，倘说南方政局由湘淮军头实际操控，也不为过。
我们的近代史论著，六十年来遵循一个不变的主题，即有军即有权，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那观念，最早就见于曾国藩的论著。难怪蒋介石为“剿共”而办庐山军事训练团，要以“曾文正公”剿灭太平天国的言行集作为教材。轮到毛泽东执政了。他少年时代就崇拜同乡先贤曾国藩。其后到了延安，为反蒋介石，通过国师公范文澜著史，痛骂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可是到建国初，毛泽东发现与昔日蒋介石处于同等地位，于是对曾国藩的批判便不断降温。到毛泽东死前发动“批儒评法”，已将曾国藩置诸度外，连江青也说不清曾国藩当属儒家还是法家。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以后人们总在思考曾国藩及其同道的历史定位。
回头再考咸丰朝的内战史。我在五十年前初读太平天国史，即对洪秀全、杨秀清之流进入石头城后以新术语恢复旧体制感到大惑不解。如今重读近代史，越发不信太平天国是“革命”，但也越发对于咸丰朝同意组建湘淮军的真实缘由感到怀疑。
显而易见，满清咸丰帝同意文庆等建议，命在籍侍郎曾国藩组建民兵，就意味着破除二百年来满洲祖制，因为“以满驭汉”，关键在于不准非旗籍的汉臣染指兵权。
咸丰帝病急乱投医，在起用林则徐镇压太平军而林则徐猝死后，八旗绿营与太平军对抗又屡战屡败。不得已再度远祧祖制，“以汉制汉”，被迫放兵权于汉人，尤其是南国士绅中的所谓“匹夫”。咸丰帝没料到，曾胡左之流，初握兵权就扭转了叛民一往无敌的态势。更不及料他寄予莫大希望的八旗蒙军，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军已不中用，对付北侵的英法联军更连战皆败。
在前已述咸丰十年留京王大臣设立总理衙门，已剥夺了流亡热河的小朝廷的外事权。其实此前皇帝被迫同意曾国藩等组建湘军，更意味着清廷放出兵权。一个以边疆少数族征服汉族等多数民族的王朝，到头来相继放弃由皇帝控制的外事与军事的独裁权，这个王朝的前景如何，岂待预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