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原则，即处理香港问题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更进一步指出「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30多年前邓公选择在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的当天对英国首相发表这番谈话，用意相当深远。
重温邓公的此番谈话，对于我们厘清头绪、清醒考虑香港今天所面临的各种政治争议和复杂局面，以及在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0多年前邓公的谈话言简意赅直截了当，一语切中香港问题的要则，可以说是邓公为今天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准确实践所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亦是一国两制这个政治构想的「初心」中重要的组成要件，绝非一时一地的政治权宜。试想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果没有为香港谋划出一条「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最优回归道路这个初衷，也就根本不必要提出用一国两制这个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来解决香港问题。
▍遵循中道守正而行——什么是一国两制的初衷？
认真回顾过往20年间香港特别行政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有心人士不难看出：力求「三方面都能接受」，力争符合三方面的「实际情况」，始终是北京对香港政策的出发点和主线。「三方面都能接受」这一论述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既强调国家在港主权和治权的完整，又着眼于香港的现实情况和港人的特殊心理状态，还兼顾国际社会的反应和接受程度，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中央对港工作和特区政府管治工作都提供了最有效和最平衡的指引，是处理香港问题的中道和正道。
昔者宋代儒学大家朱熹曾写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书经．大禹谟》也告诫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些中国先哲的智慧都告诉我们，在处理人事和政治问题时最重要的法则就是要遵循中道、守正而行、不偏不倚，无过亦无不及。在对港工作和治港工作中如果牢牢把握住这份中道和正道，也就把握住了邓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时代创举的初衷和精要所在。
从现实政治发展上看，「三方面都能接受」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以来在处理香港回归和特区管治问题上所秉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与时俱进的适应性，亦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诚意运用政治智慧来兼顾香港问题中有关各方的不同利益关切，力求通过平衡不同方面的要求，在香港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能为各方面接受的、新的和谐治理之道。
这个正道和中道所体现出的政治上的务实、灵活和平衡性，与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相当一致，突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相当「接地气」的政治原则。「三方面都能接受」这个总原则应是我们审视、讨论乃至处理香港管治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基本出发点。邓公30多年前所讲的「三方面都能接受」这7个简简单单的汉字，组合在一起就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特区和谐、促进香港发展的法宝。
▍在一国与两制之间——中央政府首肯认可是前提
按「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原则办事，首先就要求无论是在遴选特区政府重要岗位任职人选还是处理特区各类争议问题时，获得中央人民政府的接受应当是首位考虑。中央人民政府作为香港的主权所有者，理所当然对于香港的长治久安具有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责任和关切。中央政府的关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否在香港得到切实保护；二是香港本身的繁荣和稳定是否能够得到长期维持。一个有害于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香港，甚至一个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发动颠覆活动的桥头堡及大本营的香港，显然是中央人民政府所根本不能接受。另一面，正如邓公所言，「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同样也不是北京所希望看到的香港。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从中亚到中东地区，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的反政府运动浪潮给有关各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纷乱、民生凋敝、战端频仍。这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势必给中央人民政府带来在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就香港而言，道理也是一样：没有「一国」的总体安全，岂有「两制」的切实保障？正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因而无论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还是从香港特区的地方利益和直接利益来讲，在「三方面都能接受」这个原则中，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肯、认可和支持都无可厚非是处理香港各类问题的前提。
这要求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一方面要坚决支持和保证中央管治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落实，另一方面也要拿出自身实际行动来自觉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没有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起码法制保证和舆论共识，香港的管治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区也只会继续生乱生事、祸端不断，不但牵扯国家总体发展的精力，而且一国两制本身的拓展亦势必受到极大限制，香港社会必定长期陷于政治内耗，强政励治成为不可企及的镜花水月，其代价则是由香港700万市民共同承担。
▍在施政与民意之间——应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为香港市民接受
「三方面都能接受」这个原则也要求中央和特区政府在处理香港各项问题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政策手段和办法应当符合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能够为广大香港市民所接受——这亦是香港有序和有效管治所必须的民意基础。香港长期经受港英殖民统治的历史，再加上省港之间曾经存在的发展落差，使得香港社会在过去100多年时间里逐渐形成比较特殊的集体心理意识，对中国内地也存在隔膜、误解甚至这样那样一些不太积极的情绪。
对于这些历史形成的特殊集体心理、特殊社会氛围、特殊人口组成，中央和特区政府在处理各项政治问题时，应给予适当尊重与宽容，也要允许时间来逐步愈合历史的伤痕。邓公之所以提出「三方面都能接受」这个重要原则，正是要求对港及治港工作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做工作、做决策时，一切从国家和香港的实际出发，高度尊重香港社会的现实情况和绝大多数市民的接受程度。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自然就需要在处理各项管治工作时，广泛征求民意、畅通咨询通道，积极吸引香港各界人士参与到政策制订过程中，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用心听取市民意见、接受市民监督。唯有如此才能政通人和、长治久安。
▍在国内与国际之间：应力争获得国际社会认可
「三方面都能接受」原则还要求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也应力争得到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必须指出，香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境外势力都无权染指。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们也应该认识到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开放的亚洲国际都会，香港具有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发展始终是高度关注的，各国也具有她们自己在港的具体经济利益。从国家发展的大局而言，香港更是被国际社会看作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晴雨表。这是现阶段我们必然需要面对的政治现实。因此特区政府在处理香港各类人事和政治问题时，一方面当然要坚定自信、坚持原则、有所作为，但亦需要充分考虑目前香港各种既有利益关系的复杂格局，以及国际社会对相关举措的反应和接受程度。毕竟香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基地和重镇，其繁荣和稳定反映的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开放大国对外自信的程度。
▍在一国与两制之间寻求最优平衡
一国两制是个矛盾统一体。它在香港全面准确的落实是中国21世纪发展大局中的重要环节，更是维护国家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成功则功在千秋，失败则贻害社稷。随着本港政治发展的不断深入，香港特区自身的管治工作也更加繁复多面、头绪多端、矛盾频发，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经过程。我想，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处理香港目前亟待解决的各类问题时，唯有始终如一地秉持「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原则，在中央政府、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的不同利益关切中取得最优平衡，香港管治和一国两制的实践才能取得最好效果，香港的政治规矩才能逐渐得以建立，政治生活才能逐渐转向有序，政治生态才能逐渐走向健康，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也才更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港人的忧虑是杞人忧天？
近些年来，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变化，香港社会不少过去隐藏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也逐渐突显。然而在处理香港出现的从政治到民生的各类复杂问题时——无论是政改争端还是「水客肆虐」，无论是应对占中还是谋划特区政府换届——北京遵循的正道始终是在中央政府、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三方面的不同关切中寻求到最优平衡和解决问题的最佳出路。
部分港人担心中央政府会不会收紧一国两制？香港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会不会被逐渐「消灭」？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自由都市的地位能不能得以维系？有些朋友甚至担忧一国两制这个1980年代提出的政治构想在21世纪的今天到底还行不行得通？香港社会具有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也反映了多数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珍之重之的情怀。但如果仔细审视回归以来香港走过的历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对港及治港工作，不难发现这些忧虑或是源于对情况的隔膜，或是因为忽略了「三方面都能接受」这个观察分析香港政治的重要视角，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准确公道反映出过去5年香港管治的基调和成绩。
▍香港：重回中道与正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过去20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当我们能虚怀以待、交流沟通、互相聆听，力求找到「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正道与中道时，问题就总能得到顺利解决；而当社会各方划地为牢、拒绝换位思考、为反对而反对，最终无法达成「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共识时，问题就往往得不到解决，香港就会陷入严重僵持和内耗。我想，只要我们都能始终按照邓公提出的「三方面都能接受」这个准绳来看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多一些和衷共济少一些争斗拆台，多一些共识少一些争论，多考虑一些公义少顾及一些私利，一国两制和香港特区的明天只会更加美好。
自2012年以来，关于在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已多次提出「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和「三个不能偏废」的总要求（即「正确处理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的关系，正确处理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这也是对30多年前邓公所提出的「三方面都能接受」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加强和深化，理应成为香港管治工作的根本指南，值得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如邓公在1984年对撒切尔夫人讲，一国两制这个构想「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本文作于2017年）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正需要有这样的自信精神和历史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