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要判别什么是经济学的真玩意，说来可也真不容易。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牵涉到对经济学本身的理解，以及对经济学主要任务的把握。经济学是干什么吃的？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各派有各派的解释。其中一派的解释是，经济学是解释真实世界的学问。要解释真实世界，就要观察世界，就要下去调查。关在自个的书斋中，从国外高人那里借个把模型，再从网上档些数据，放在一起，检验检验，实证实证，那可不是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要解释真实世界，就要下去看看这世界是否真实。其要领似乎是：先观察到一个真实故事，然把它上升到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我没弄错，这是五常大教授和其仁兄近年来不断倡导的治学套路。
经济学人要真正走出书斋，下到工厂、农村和市场中去，做点调研什么的，可不是件易事，也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得到的。大家都这么忙，还有时间做调查、下去走走？开玩笑！为所不能为，那是学过经济学最大化原理的聪明的经济学人所不会为的。不能下去观察真实世界，就只能观察身边的小世界。这眼界内的小世界，能解释得了，也不得了了。可惜，在国内，就连偶尔观察到一些可以给出——且应该给出——经济学解释的事例，都无时间给出自己的解释。对这一点，笔者体感甚深：一件观察到的新鲜事，当时觉得应该有经济学的道理在其中，并多次想给出点理论解释，可就是没时间！这件事，憋在肚子里痒了几年，非得出差到国外时，才有点时间把它梳理梳理。何哉？一方面没有教授和其仁那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本事和了得功夫，更因为那弥漫在复旦上空的难以推诿的“忙”字！
还是从讲故事开始吧！首先说明，这故事，可不是虚构的。不然，那还叫什么“真实世界”？
大约在2003年五一前后，我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全体教师要到合肥去集体指导单考班的硕士研究生。去前，大家合计了一下，觉得还是租辆车去较好。租辆车，一是节省费用，比较经济；二是一路可开开停停，游玩方便。于是，我们租了个南京Iveco，并连带雇了位司机。这真实故事，就发生在司机身上。
早上8点多，车子开出了上海。那天，我恰好就坐在前面的一个坐位上，斜对着师傅。坐在这位置上，不但可以一路观赏窗外江南水乡风景，也能观察到司机师傅的一举一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这司机师傅，是个40出头的中年人，操一口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的上海话。
车子开出上海两三个小时后，快到江阴时，我观察到，司机师傅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蛮熟练的从中抽出一只，叼在嘴上。对任何坐过长途汽车的人来说，会觉得这很平常。我即时也没在意。但奇怪事很快发生了：3分钟过去了，师傅没点那只烟；5分钟过去了，还没点；15、20分钟过去了，师傅还是只叼着那只香烟，仍没点着。我在后面看着，实在吃不住劲了，就用从来没能改得过来的山东话问司机：“师傅，你要打火机么？我这里有。”
司机师傅倒听懂了我这口音蛮重的山东话，随即用蛮标准的普通话回答道：“不用。我有。谢谢！”说着，继续开他的车，嘴角上仍旧挂着那只没点着的烟。又二十多分钟过去了，那只烟还是没有被点着。我更吃不住劲了，就问师傅：“你不点着烟抽，那你把烟叼在嘴上做什？”师傅回答道：“我有烟瘾，但我不能抽，因为抽烟不好，会影响你们这些教授们的身体健康！”
他这话一出口，我甚为震惊，即为之感动不已。2003年五月，那时保先运动还没开始吧！但我当时就想，这司机，八九不离十是个党员。不是党员，他哪能会有如此高的觉悟和如此强的自制力？一个有烟瘾的人，竟为了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教书匠的身体健康，一路上叼着只烟不点，你说这叫人感动不感动？你能说他没有先进性？
故事还没完。车子在师傅的熟练驾驶下，继续朝着扬州方向飞驰。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师傅嘴上的那只烟还挂在那里。这时，我在感动不已之中，经济学理论推理就有开始在肚子里涌动了。
我在国外待过十几年，也常常有连续开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小时车的时候，故深知长时间开车的的滋味，更知道抽只烟对一个长途驾驶员驾车的作用。那时，我还在复旦教微观。长期教什么，就往往信什么，更容易不自觉地为所教方法所左右，不是么？微观经济学，不是通篇讲均衡么？这均衡，那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静态均衡，动态均衡，纳什均衡，贝叶斯均衡，等等，等等……。可是就在那当下，我实在算不出来司机不点那只烟这选择的均衡点到底在哪里？当然，我当时想算出的均衡，并不是司机师傅脑子里决策计算的均衡。因为，我又不是他脑子里的精灵，怎知道他是怎样计算“主观均衡”的？〔1〕 我所考虑的，是司机抽只烟对我们十几位教授的尼古丁污染的负效用，与司机打瞌睡车开到路边沟里或撞车什么的可能伤害几率的负效用之比。算了半天，我头大如斗，还是没算出均衡点应在哪里。于是我就转身向我们世经系的系主任华民教授说：“华民兄，我们还是让司机师傅抽那只烟吧！我计算了一番，虽然没算出均衡点在哪里，但直观觉得，相比我们十几位教授的生命安全来，司机点只烟所带给我们的尼古丁污染的负效用，要小得多”。华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转身问同车同事：“让司机点着嘴上叼着的那只烟吧！”大家都表示赞同。可是，那位好心的师傅，一路上就是一直没点着那只烟，直到我们的车开到扬州停下来休息。
以上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这故事，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但其中的经济学道理，我一直没搞透；那飘忽不定的均衡点，一直也没能计算出来。令人更为悲哀的是，在国内，在上海，在复旦，就连把这真实的故事诉诸于文字的时间都没有。
感谢上帝！现在到了哈佛，终于有时间和空间想点经济学问题了。到哈佛这世界名校，在这大师林立的学术圣殿，我还没敢造次想那深刻的或重大的经济学问题。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几年前那位司机点不点那只烟的经济学道理。想了几年，都没想出那司机师傅该不该点那只烟，弄不清他的选择对我们在座的十几位教授的福利影响的均衡点到底应该在哪里。你说，是我这教了十几年的经济学教授没用，还是自己教过的十几年的那经济学没用？
现代经济学，还是有用的。经济理论分析，可以想象，可以联想，可以扩展，才能有点用。不想象、不联想、不扩展，就那几条干巴巴的公式，有嘛用？平时，喜欢想象，喜欢联想（可不是吞并IBM的那家“联想”）、更喜欢丁丁式的发散性、扩展性思维。于是，从司机师傅嘴上叼着那只不点着的烟，我浮想翩翩：想到了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格局，想到了如何治理官员腐败这蛮头痛的问题。
经济学可以做比喻，经济教师在大学讲堂中学讲课时做些比喻，大概不违宪。我们的主席、省长、市长、县长、镇长，不就像一位位驾驶着一辆辆“公共大巴”的司机？这司机，可重要着呢！他要打不瞌睡，更分不得心，倒蛮辛苦的，是不？司机打了瞌睡，或分了心，不会翻车、撞车，也有可能会开到沟里、壕里去，那还了得？！如何刺激他们不打瞌睡，不分心，这可是个重大的理论经济问题。这可不是送两条中华烟、提几瓶五粮液那么简单的事。
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了街谈巷议的公开话题。报纸、电视、英特网、还有那街里坊间书画摊上琳琅满目的杂志封面中，你想避开不见“腐败“两个字，这年头可还真不容易！腐败来了，就要治。先不说如何治，就说该不该治，好像国内国外经济学界还在争论。这道理，说起来不难，简单到几乎和我讲的真实故事中司机师傅嘴上叼着的那只烟该不该点一样。当然，你也可以说这问题蛮复杂。这取决于你咋看。官员腐败了，事干成了，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他腐败一点，碍着谁了？微观经济学不是讲帕累托最优么？如果某地方官抱几个妞，盖几栋别墅，腐败那么一点，却好心地并有能力地放出了个市场，腐败出了高速度，那还不是个帕累托增进？抱妞付钱，算交易；盖别墅雇工人，用材料，属于城建；这难道不都在创造GDP？经济学家能这样推理么？我真不知道。但有坚持效率至上的经济学家们坚持问：“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推理？”你说能用什么理由驳倒他们？实证实证，计量计量，在加上点时间序列分析，就能驳倒这种推理逻辑？
看来，光实证（经济学），不规范（经济学），不行。若讲规范，就要讲价值判断，讲道德标准。讲价值判断，能讲清楚？讲不清楚，也要讲。不讲，那还了得！不讲，那不成了腐败有理论？那还有平民百姓过的？
从规范经济学讲，腐败，不是件好事。不好，就要治。如何治？
治理腐败，首先可考虑的招，是思想教育。市场经济来了，当今中国社会中还有这么多政治学习，这么多表格要填，这么多行政法律法规在颁布，不都是想要教育我们的公务员切切不可腐败？话说回来，要政府官员不腐败，其实并不是很高的要求。只要像我讲的真实故事里那位司机师傅有烟瘾却叼着只烟不点着，就够了。这难道不是同一个理？如果我们的政府公务员，都有我的故事里司机师傅那点觉悟，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驾驶着一辆巨大的“行政大巴”，且自己驾驶的大巴上还坐着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老百姓，那我们的检查机关还用得着每年都要起诉两、三千的处级以上的腐败干部？我们国家的组织人事部门培养个干部，容易么？
现在看来，只靠思想教育，只靠道德说服，显然不行了。这年头，期盼每位公务员都有我的真实故事里那位司机师傅自觉不点那只烟的觉悟，显然已不太现实。市场经济来了，人人都变成了经济学家模型中的那般“理性最大化的经济人”，叫他不寻租，劝他不腐败，学习学习、培训培训，有用，但用处好像不大，或言不大管事。靠政府公务员自己的思想觉悟不腐败，除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憧憬那共产主义社会来了。
仅靠那位司机师傅的那点不点那只烟之类的思想自觉不腐败不行，那还靠什么？靠狠抓严打？
最近，从一位同事的研究中获知，在中国历史上，好像历朝历代都有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均有过周期性的打击各级官员腐败渎职的运动。譬如，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就很有办法。我同事的研究还发现，朱元璋曾建立过完备的监察制度，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六科给事中，成立了六个独立的监察机构。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从而形成地方三重监察（官员腐败的）网络。六科给事中，只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他们却可以监督尚书（相当于现今部长一级的大官）。另一方面，朱氏王朝还强调吏治。在明朝建立之初，朝廷上下有感于元末官员腐败激起民变的历史教训，曾制定了周详严密的法律制度来治理社会腐败问题。结果，在明代的法律体系中，治理官吏贪污的经济法律占了很大的比例。除了上述制度建设外，朱元璋还用严刑酷法来惩治贪污腐败。在他的统治下，各地杀了不少贪官，曾采用过“剥皮宣草”（把人皮剥下，填进草去，挂在衙门口），“跑烙”、“钩肠”、“凌迟”（要割3000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割完人就死了，侩子手就要反坐）等酷刑。
现在都是文明社会了，不可能再用朱氏那种严刑酷法来吓唬贪官不点“那只烟”了。但是，谁能说我们今天的惩治腐败官员的法律和措施不周密？抑或打击和惩治不严厉？然而，今天我们的政府官员腐败问题解决了么？请看如下数字：按照中新社北京2005年2月28日的一篇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4年，检察机关共查办各类大案1.8万多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00多人。2005年，县处级以上干部贪污犯罪数字有所下降，但国家公务员贪污犯罪案整体上却大幅度上升。按照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6年3月11日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国2005年判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罪犯1,932人，其中省部级6人，地厅级178人。据肖扬介绍，2005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24000余件，比2004年上升了33％。这些数字，足以证明我国目前政府官员腐败和以权谋私问题的严重性。按照上述官方数字，官员腐败渎职行为好像在我国有增无减，且有继续蔓延和上升的趋势。不是北京最近又揪出来个副市长刘志华么？全国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刘副市长之类的贪官污吏没被揪出来？
靠官员道德自觉和思想教育避免腐败不行，靠严刑酷法也没辙，那还有招么？这社会还有救么？我是学经济学的，提不出新招，更不敢提招。提招，那可是政协委员们如林毅夫、蔡继明诸位仁兄的事。谁能提出来惩治腐败渎职难题的新招，说不定会请你到中南海去参加集体学习，是不？
没招中有招。台湾人不同样是我们中国人？台湾民众咋就那么有本事，最近硬生生地把个驸马爷赵建铭给扳倒了？
招就在那里，问题就是你要不要用，想不想朝前走。
注释：
〔1〕对于这一点，我的一位同事评论道：“（1）司机点烟的均衡从微观经济学角度似不难得出，谨从他自身收益最大化角度做一个成本-收益分析就可以了。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可能非常重要，抽烟带来的享受不能弥补可能失去工作或罚款的损失。所以他选择不点烟，尽管他声称是“利他”。（2）他处在一个完全透明、被严密监督的状态，这是他不敢点烟的最主要原因。您看，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您尽收眼底了！民众有知情权，这是官员“问责制”的基础，也是实施官员监督的基础。（3）个人选择往往是不困难的，困难的是集体选择！或言之：在一个既定制度内，个人总能很快找到对他来说最有利的方案（对孩子采取“节约归己”的制度，他就会很节约，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偶尔决定“挥霍”一下，买个冰激凌什么的，那一定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能给他带来最大享受）；困难的是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如果制度是可以被选择的话），以及通过什么程序选择制度！一当面临集体选择，困难就出现了。例如在这个例子中，司机该做什么他自己很清楚，可我们要不要让他点烟呢？烟雾和“可能的”更大损失之间，大家的想法都一致吗？如何能让集体中的人都能真实显示自己的偏好？偏好如何加总？直接民主制在这个透明的小范围内能适用（正如在希腊的小城邦），但在大范围或领土国家就不能适用……。（4）公司对司机一定有具体的规章制度要求，如：不能抽烟等！明确规定他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以及可能会受到的惩罚。一定也有道德教育，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呵呵。但道德对行为的约束受制于一定环境和条件，而个人偏好却在一定时期趋于稳定（为什么人们总喜欢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对行为的影响起主要作用。对官员的行为约束亦当作如是观！”
韦森于2006年6月16日凌晨谨识于美国麻省剑桥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3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