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这是一件平淡无奇、波澜不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事。一位作家, 因为一次旅行, 而取消了某个写作计划，其中没有凶杀，无关情色，连悬念基本上都不存在。这样的故事，还能勾起读者进一步探究的兴趣？能。就因为其牵涉到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以及中国史上最显赫的古都西安，故可引发无尽的遐思，也带出了不少有趣的话题。
1924年的7、8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往西安讲学。此次旅行，除了日记、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还有两篇杂文(《说胡须》与《看镜有感》)以及一则私人书信(《致山本初枝》)，主要资料只有这些。就这么点资料，原本不足以大作文章的。可“鲁迅在西安”居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孙伏园的回忆，到单演义的考辨，再到近年的不少评说。因此，我不只关注鲁迅的西安之行，同时关注后人对此行的众多诠释。在我看来，对鲁迅此行的“解读” ，与其从政治史（与军阀斗争）或学术史（小说史写作）着眼，还不如从文学史入手更有意思。
据说鲁迅西安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作准备；没想到旅行结束时，计划取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放弃此写作计划，以至于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害得后人为鲁迅能否写长篇小说而争讼不休？崇敬鲁迅的，抱怨西安太不争气，使得可能成为一代名篇的《杨贵妃》胎死腹中；热爱古都的，则暗地里扼腕，要是当初鲁迅真的完成了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或剧本，今天大大获益的，不仅是专家学者，还包括市政当局和旅游业者。
鲁迅未创作长篇小说，是一个遗憾；没描摹古都长安，更是一个遗憾。对此，有人归咎于邀请讲学的军阀刘镇华的专横跋扈，有人抱怨从北京到西安的路途遥远舟车不便；有人称，那年头兵荒马乱，西安街头乱七八糟，难怪鲁迅印象不好；有人猜，要是牡丹花开的三、四月间来西安，鲁迅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更有人半开玩笑说，鲁迅在西安未获得新的刺激，好不容易尝试着吸了一回鸦片，也没得到什么灵感，“万一那一天我们居然成功，那么《杨贵妃》也许早就问世了”。除了最后一说略带调侃，其余的都将《杨贵妃》的“不幸流产”，归咎于西安的自然环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但又都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在以下的论述中，我除了努力钩稽、复原鲁迅的“杨贵妃”小说或戏剧创作计划，更希望着重阐述：作为思接千古、神游万仞的小说家，到底该如何复活那已经永远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以及如何借纸上风云，重建千年古都长安。
众说纷纭的“西安之行”
1924年的西安之行，鲁迅本人并不怎么看重，同行者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研究”急剧升温，“唐朝的天空”怎样消逝以及《杨贵妃》为何胎死腹中，方才成了个大问题。八十年间，此话题波澜起伏，论述的主旨迭经演变，隐约折射出整个中国学界的风云变幻，其婀娜多姿的运动轨迹，值得仔细勘察。
最初涉及此话题的，是与鲁迅同行的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晨报副刊》1924年8月16-18日连载的《长安道上》，本是孙伏园“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书之”的长篇游记，表达的是个人对于西安的观感,只是偶尔提及同行的师长鲁迅。“游陕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迹”，故《长安道上》(二)主要记录自家游踪，涉及鲁迅的是以下这一段：
古迹虽然游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从前的幻想打破了，鲁迅先生说，看这种古迹，好象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所以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为避免看后的失望起见，终于没有去。
首次提及鲁迅准备为杨贵妃撰写小说的，是著名小说家郁达夫。1926年，在刊于《创造月刊》1卷2期的《历史小说论》中，郁达夫称：
朋友的L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 … L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惜他近来事忙，终于到现在，还没有写成功。
文中还提及鲁迅关于长生殿誓愿的解释，以及马嵬坡唐玄宗为何不救杨贵妃，还有老来怎样后悔，“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
类似的说法，在冯雪峰1937 年所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有更进一步的发挥：
鲁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计划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制作，是欲描写唐朝的文明的。这个他后来似乎不想实现的计划，大概很多人知道，因为鲁迅先生似乎对很多人说过，别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详细。我只听他在闲谈中说过好几次，有几点我还记得清楚的是… …但他又说他曾为了要写这小说，特别到长安去跑了一趟（按即一九二四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讲），去看遗迹，可是现存的遗迹全不是在古籍上所见的那么一回事，黄土，枯蓬… …他想写它的兴趣反而因此索然了。
鲁迅计划写作的，是一部“描写唐朝的文明”的“长篇历史小说”，可书名是否就叫《杨贵妃》，冯雪峰并没说。倒是1942年重庆作家书屋刊行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其中有一篇《〈杨贵妃〉》，彻底坐实了鲁迅的写作计划: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 …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1947年，峨眉出版社刊行了《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五节“杂谈著作”中，许寿裳提及鲁迅未能完成的著述，包括《中国字体发达史》、《中国文学史》以及三部长篇小说的腹稿——包括准备多年的《杨贵妃》，只是因时势紧迫，鲁迅选择了杂文这么一种“战斗文体” ，而“再没有工夫来写长篇了”。
以上各位均系鲁迅的好友或学生，都曾亲自聆听鲁迅关于杨贵妃的妙论。可以说，诸人的追忆是可信的。可就像当初张辛南在质疑孙伏园时说的，“事隔二十年，记忆力恐怕有些靠不住” 。这个时候，史家的登场，恰逢其时。
何处是长安
1924年鲁迅的西安之行，起于七月七日，讫于八月十二日。两个多月后，鲁迅撰《说胡须》，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谈论此行。这篇初刊1924年12月15日《语丝》第五期、后收入论文及杂文集《坟》（1927年北京未名社初版）的短文，借胡子问题谈国民心态， 跟同一时期诸多杂文同调。至于“西安之行”，只是顺带提及， 并非文章主旨。可这毕竟是当事人的自述，极为难得：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 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住，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 …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 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 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
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毕，想，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
虽说是杂文笔调，可一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隐约透露出，作者对于此行不是很满意，起码是“观感欠佳”。十年后，在一则私人通信中，鲁迅写下这么一段话，成为此话题的“关键证词”：
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虽然关于“长安行”的具体时间记忆有误，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已清晰地勾勒出来。而这，与十年前孙伏园《长安道上》（二）的描述若合符节：
唐都并不是现在的长安，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至于古迹，大抵模胡得很……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声虽然甚为好听，但细看他的重俢碑记，至早也不过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样重俢，原不要紧，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份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就是函谷关这样的古迹，远望去也已经是新式洋楼气象。
当初只是记录自家旅行观感及鲁迅的只言片语，日后撰写追忆文章，孙伏园东拼西接，终于将整个故事“讲圆”了。因孙君的追忆是整个论述的关键，必须仔细推敲：
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在我意中又出我意外地答复我说：
“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鲁迅先生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在先生给我的几封信中，尝谈到这一点。……
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为人事有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耳目所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已经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
这已经不是私人性质的“追忆”，而是夹杂引述与考证的“后见之明”。但有一点，冯雪峰等人的文章告诉我们，鲁迅讲述“杨贵妃”故事的兴致，一直持续到晚年，并非西安归来便戛然而止。至于文章中称，鲁迅的经验及知识“都从白纸黑字得来”，一旦与实际社会接触，“大大的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故《杨贵妃》必然流产。如此立说，虽是好意，却与我们通常认可的鲁迅如何“直面惨淡的人生”，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难道鲁迅真的那么“不谙时世”？孙伏园说有鲁迅给他的信为据，还专门写了《鲁迅先生的几封信》，说明鲁迅如何“交际太少”、“不大愿意和实际社会相接触”。查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鲁迅全集》中，除了《集外集拾遗》所收《通讯(致孙伏园)》（初刊1925年5月4日《京报副刊》），再就是鲁迅给孙的四封信，分别写于1923、1924、1927年。其中1923年6月12日《致孙伏园》，就《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发表意见。鲁迅希望此讨论继续下去，让各种奇谈怪论都得到发表，以便世人清醒—— “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接下来，有这么一句：“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鲁迅的本意是，借助此“爱情定则”的讨论，可深入了解世态人情；孙伏园无限扩大，将鲁迅描述成“书生气十足”，如此解读，我以为不太恰当。读书人对于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来源于“白纸黑字”，这很正常；至于因与实际社会接触而不断修正过去的认识，也在情理之中。说鲁迅对于“长安”及“杨贵妃”原本只有美好的想像，一旦接触现实，发现并非如此，只好放弃写作计划——孙伏园此说影响甚大，却并非无懈可击。
要说借助“白纸黑字”获得历史知识，“大唐长安”早就失落，这是个常识，鲁迅不该毫无心理准备。唐末战乱，天佑元年（904）昭宗东迁，长安城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唐末五代诗人韦庄《长安旧里》有云：“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至于《秦妇吟》更是传诵久远：“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从宋兴到清亡，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长安再也没有恢复过所谓的“盛唐气象”。当然，从长时段看，“长安城帝都地位的丧失，主要在于经济原因”；唐中期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远远超过了黄河流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国都因而自然向东移动。到了民国初年，古城西安政治上确实一团糟，真可谓兵连祸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偶有兴学、办报或创立“易俗社”等好事。这一点，鲁迅去西安前已有所了解和评述。
但即便如此，西安如此衰微破败，还是给鲁迅很大的震撼。因为，古老的长安，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经由汉赋、乐府、唐诗等千年诗文的凝聚，“长安”已成为“帝京”的象征，后世诗文中，常见以之代指那时的国都的。等到鲁迅登临，千年古都已是满目疮痍，触景生情，念及中国的悠久历史及黯淡前景，焉能不感慨欷歔。
对于读书人来说，“长安”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故乡”。寻访魂牵梦萦的长安城，鲁迅此时的心境，若借用唐人诗句，应该是“近乡情更怯”、“何处是长安”。只是鲁迅的日记近乎流水帐，从不涉及个人心情，而同行的孙伏园，也只是旁观者，其叙述不见得可靠。
民初的中国，不论是浙东的美丽水乡绍兴，还是西北的千年古都西安，都是一派衰败景象。目睹“故乡”此状，自然是深感“悲凉”。
可是，面对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失望之余，作家并非只有“废书长叹”一策。相反，可能更激发其创作欲望。“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杜牧《赤壁》)，擅长“怀古”与“咏史”的中国诗人，并不惧怕或回避“废墟”，而是更愿意在这些“文明遗迹”前追忆、感愤、书怀。
实际上，古今中外，无数诗人、画家、小说家、戏剧家，其创作激情、想像力及表达的欲望，正缘于那些代表“文明碎片”的残垣断壁。对于文人学者来说，面对曾辉煌无比但早已失落的古都，更容易激起感慨以及书写的欲望。在留学生鲁迅看来，今日的西安残败不堪，远远比不上上海或北京，更不要说想像中的“盛唐气象”。可即便如此，千年古都，难道真的风韵荡然无存，以至没有任何“遥想公瑾当年”的机缘？翻阅当年的老照片，感觉并非如此。
《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收录了400多幅有关陕西地区历史文化古迹的老照片，除部分来自西安碑林博物馆或私人旧藏，主要得益于晚清来西安任教或考察的日本学者的著述，如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以及关野贞的《中国文化史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足立喜六的作品。1906年至1910年在陕西高等学堂教授算学、理化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1871-1949），利用课余时间，实地考察西安及其附近的历史遗迹，回国后于1926年撰成《长安史迹考》。此书1933年出版，穿插自己拍摄制版的171幅图片，保留了很多西安“旧影”，这点尤其难得。该书先后有两种中译，后者收录原著的全部照片。作者有感于“从来中国学者，例多根据文献，而忽略实地踏查，然典籍所记，谬误滋多”，因而，“课余之暇兼及汉唐旧都长安规模、遗构之研究”，“一方探究文献，同时，复基于广泛的实地踏查，而测定其故迹与遗址”。而在此书的“序说”中，作者描述其颇为艰难的“西安行”——1906年3月11日自郑州出发，一路走来，经过函谷关、潼关、华山之阴、新丰之鸿门坂、骊山之温泉、灞桥、灞上，3月22日终于抵达西安。接下来，便是作者对于西安的第一印象：
由灞桥行十里许至浐桥。是即圆仁所谓之浐水桥，惟桥已非唐代所建。桥系石造，两端建立牌坊，与四面风景甚相调和。过桥复行峻陡坡道，抵十里铺。此坡在唐时名长乐坡，为东郊名胜之一。由此约行十里，即为长安街市，在坡道上已可望见省垣之东门与城壁。在东关门前，换乘绮丽马车，振作威仪而入城。城壁之伟大，城门之宏壮与门内之杂沓，均可令人惊异。
你可以说早于鲁迅到达的日本学者因备受优待，且走马观花，心情当然很不错。可另外一个欧洲汉学家、对中国革命相当同情、且与鲁迅有交往的普实克（Jaroslav Prusěk，1906-1980），对西安同样不无好感。
从1932年起，普实克在中国留学两年半，期间曾到西安旅行。其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中，第47章题为“曾经辉煌的城市——西安府”，谈及印象深刻的城门、城墙、城市中心的鼓楼、书店、博物馆、剧院、清真寺、小雁塔、碑林等建筑。作者称：“自从这座城市衰落以后，只有这些城墙还能够证明它曾经经历过的辉煌”、“最好的时光是上午在城门楼上，观看太阳刚刚露出的笑脸”、“我最喜欢消磨时间的地方是碑林”。作为见多识广的欧洲学者，普实克并不忌讳“废墟”，只是希望历史遗迹能打扫干净，尽可能给人美感：
西安府周围的废墟遗址与意大利和北平的废墟相比，给人的印象要更加令人悲哀。意大利的废墟覆盖着绿色植物，与周围美丽感伤的自然景色相协调；北平的废墟则使人回忆起旧时光的宏伟壮丽。而这里的一切都覆盖着尘土，宝塔像一座座畸形的雪人站立在肮脏的工厂院子里。为了保留其本身的美丽，历史遗址需要清洁干净。
在第48章“洛阳之春”中，普实克曾提及其经过临潼时，想起杨贵妃的故事，理由是：“有多少戏剧与小说以她的一生作为创作的题材啊！”
没错，古往今来，确实有无数骚人墨客，将杨贵妃作为吟咏的对象。除了诸多声名远扬的戏剧小说外，还有无数诗文笔记。清人胡凤丹编《马嵬志》，收集唐明皇与杨贵妃史迹；全书共十六卷，前六卷包括古迹、事实、词曲、金石、图画、服饰、珍宝、花卉、禽兽、评论等，后十卷则是艺文，总共收录题咏马嵬的诗篇530余首（起于唐，讫于清）。该书《自序》称：“马嵬，一坡耳，驿耳。非有豪杰起于其乡，仙佛栖灵于其地也。徒以美人黄土，埋玉此间。千百载后，骚人韵士，过而凭吊留连。……余之志马嵬也，志杨妃乎，志明皇也。”而有志于撰写小说或戏剧《杨贵妃》的鲁迅先生，不仅过华清池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触，而且最终放弃了寻访马嵬坡的计划。为什么?
难道仅仅因为对今日长安之颓败有切肤之痛，不忍再见，也不忍再言？以鲁迅对现代主义文学及艺术的深入体悟，为何不在“废墟”中发现美感，或像历史学家吉本那样，由此“萌发撰写这个城市衰落和败亡的念头”?
爱情、女性还是都城
基于对鲁迅以往创作业绩的了解，论者大都认定，那胎死腹中的《杨贵妃》，值得充分期待，是一部不幸夭折的“杰作”。大家似乎忽略了，鲁迅关于《杨贵妃》的构思，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向——或许，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导致作者犹豫再三，并最后放弃此写作计划。
白居易的诗句实在太精彩了，以至后人谈及唐明皇与杨贵妃，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经由《长恨歌》(白居易)、《长恨歌传》(陈鸿)、《杨太真外传》(乐史)、《梅妃传》(佚名)、《梧桐雨》(白朴)、《惊鸿记》(吴世美)、《长生殿》(洪昇)等名作的再三渲染，逐渐定型的“爱情神话”，在喜欢追问“从来如此，便对吗”的鲁迅看来，不无可疑之处。这方面，郁达夫、冯雪峰、许寿裳的“追忆”大同小异：
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
第一，他说唐朝的文明很发达，受了外国文明的影响；第二，他以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了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里闪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记得他自己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
他的写法，曾经对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间的爱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那里会想到来世呢？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
这三段文字，除了具体的写作技巧(从唐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落笔)，主要是拆解世人对李、杨爱情神话的迷信。从“山盟海誓”中，读出双方感情危机，这确实显示出鲁迅洞察人心的过人处。
可是，单凭这些奇思妙想，还不足以支撑起整部小说。古典文学专家骆玉明怀疑鲁迅之放弃《杨贵妃》，并非缘于西安之行，而是另有原因：
杨贵妃的文学故事包含了各种华丽的因素：宫廷风情、帝王生活、权力斗争、突发兵变，以及美貌、恋情和悲惨的死亡，极富浪漫气息，不管鲁迅看待它的眼光如何较前人为尖锐，上述基本特质是不可能清除掉的。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势的贫弱、艰困、暗昧，足以阻止任何感受敏锐的人进入到那种华丽和浪漫的故事氛围中去。
此说不无道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作为“文体家”，鲁迅特别擅长根据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笔调；讲述杨贵妃的故事，不一定就是“华丽和浪漫”，可以“苍凉”，可以“颓废”，还可以“反讽”。既然选择哀感顽艳的杨贵妃故事，鲁迅必然考虑过怎样克服题材本身的局限。
在现代文学专家吴中杰看来，为女性辩诬，方才是鲁迅撰写《杨贵妃》的主旨。西安行之后十年，鲁迅曾撰《女人未必多说谎》和《阿金》，为女性“打抱不平”：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批评道貌岸然的中国文人缺乏道德勇气，借“女人祸水论”推脱“男人们的责任”，这思路鲁迅一以贯之。在世人心目中，要说“女人祸水”，没有比杨贵妃更“声名卓著”的了。这就难怪鲁迅对“杨太真的遭遇”，一直耿耿于怀。
撰写历史小说或剧本《杨贵妃》，除了人物心理的发掘、女性意识的萌现，还有第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鲁迅念念不忘的“唐朝的天空”。前两者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向壁虚构，只有第三者——历史场景的复原，需要某种“亲身体验”。鲁迅之实地踏勘，主要针对的是“古都”而非“人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鲁迅遭遇了巨大的障碍。
这里先从《杨贵妃》的文类归属说起——鲁迅想写的，到底是历史小说呢，还是剧本？孙伏园一口咬定是剧本：“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当初参与接待的李级仁，追忆鲁迅“说要把她写成戏剧，其中有一幕，是根据诗人李白的《清平调》，写玄宗与贵妃的月夜赏牡丹”。这两幕的名称都有历史沿袭的成分，日本学者竹村则行于是大胆推想，鲁迅所拟的另一幕可能是《舞霓裳》。第一幕《清平调》，第二幕《舞霓裳》，第三幕《雨淋铃》——此说很是顺畅，只是有点落了俗套，恐怕非鲁迅所愿。
说鲁迅拟写的是小说(而非剧本)，同样言之凿凿。前引郁达夫、冯雪峰、许寿裳三人的文章，都持此说；而且，鲁迅《致山本初枝》里，明明说的是“写关于唐朝的小说”。既然二说都有道理，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只好来个首尾兼顾—— “鲁迅在决定写成历史小说之前，曾有写成历史剧的计划，或者有人建议写成历史剧，因而和孙伏园等人谈及。”我认同两个计划鲁迅都曾考虑过，但主张：作为历史小说的《杨贵妃》，鲁迅酝酿很久，且一直没有放弃；而作为历史剧的《杨贵妃》，则很可能是在西安“一时兴起”。
西安讲学时的鲁迅，除了翻译小说及辑校古籍外，已刊小说集《呐喊》(北京新潮社，1923)和《中国小说史略》，还发表了若干后来收入《彷徨》中的短篇小说(如《祝福》《在酒楼上》等)。原本收入《呐喊》中的《不周山》，1930年第十三次印刷时，由作者自行抽掉；此篇后改名《补天》，收入1936年初版《故事新编》。这则取女娲炼石补天神话而创作的短篇，是鲁迅历史小说创作的最初尝试：“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以小说创作及小说史研究名家，且已开始“故事新编”的尝试，构想“杨贵妃”的书写形式，选择“历史小说”远比选择“剧本”更为顺理成章。
至于鲁迅曾考虑将“杨贵妃”写成剧本，我的猜想是：第一，观看易俗社精彩演出的联想；第二，回避真实历史背景的困难。查《鲁迅日记》，在西安停留二十天，竟看了五场易俗社的演出，这在鲁迅一生中是绝无仅有。须知，鲁迅喜欢看电影，但不是戏迷，对京剧等传统戏曲甚至不无偏见。或许是受陕西人观剧时的巨大热情感染，鲁迅竟开始构思如何让“杨贵妃”登台演出了。
选择剧本还是小说，其实牵涉到作家的整体构思是以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还是以大唐长安的历史场景为主。二者之间不无缝隙，如何取舍，显示了作家的趣味与学识。新文学家高扬个性解放大旗，注重独立思考，需要“重写历史”时(无论小说、戏剧还是叙事诗)，容易改变的是思想观念与人物造型，难处理的则是历史氛围与生活场景。选择“多幕剧”而不是“长篇历史小说”，作为都城的“长安”(包括皇城格局、建筑形式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等)，其重要性相对降低；背景的淡化，可以化解很多写作上的困难。
换句话说，鲁迅关于《杨贵妃》的腹稿，容易实现的，是人物心理的发掘、女性意识的萌现；难以落实的，乃历史场景的复原。而“长篇历史小说”与“三幕剧”的区别，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之所以想实地考察，而且感慨再也找不到“唐朝的天空”，很显然，鲁迅并不希望只是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即便是精彩的“翻案文章”。那个在历史深处若隐若现、让鲁迅怦然心动但又感到难以捉摸的都城“长安”，方才是“杨贵妃”书写的最大障碍。
可疑的“古都”情结
鲁迅西安行，看了华清池，但放弃寻访马嵬驿；来回都停留河南灵宝县，归途还曾登临函谷关。此关在灵宝县东北，距黄河岸边不远，相传为关尹喜望候老聃的地方。日后鲁迅撰写“故事新编”《出关》，很难说与此次旅行有直接关系。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很多，旅途与观感，只是其中之一。假如承认鲁迅之放弃“杨贵妃”，主要不是因李、杨爱情消逝，而是唐代长安失落，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何为鲁迅的“帝京想像”。
同一个长安，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或亭台楼阁，或通衢大道，或民生疾苦，或宝马香车，或宴饮赋诗，或踏青赏胜，或客商云集，或士子风流……可谓五彩缤纷，无奇不有。但既然是书写唐明皇与杨贵妃，那就必然与“帝京”/“宫廷”联系在一起。那个早已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到底是指向时代精神、日常生活还是都城景观？抑或三者兼备？论及此，不能不牵涉作家的学识、历史感以及文化趣味。
谈及长安，熟悉中国历史及文学的读书人，大都马上联想起“千年古都”之显赫与辉煌。那位在“人”(杨贵妃)与“城”(长安)之间徘徊不已的作家鲁迅，是否也不例外？翻阅《鲁迅全集》，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古都”、“帝京”之类的说法，鲁迅其实不太感兴趣。
或许是叛逆心理，或许是平民意识，或许是反威权(皇权)、反压迫(中心)、反传统(古老)，在鲁迅的著述中，提及“古都”与“古城”的竟然只有一次，且语带嘲讽。初刊1933年2月6日《申报·自由谈》的《崇实》，说及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国民政府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往南京和上海。对于当局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鲁迅大加嘲讽，并剥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而发表在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上的《“京派”与“海派”》，称北京学界原本有五四运动的光荣，“但当时的战士”功成后或“身退”、或“身稳”，或“身升”，“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接下来就是：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鲁迅笔下的“古都”与“古城”，全都暮气沉沉，危机四伏，绝非希望之所在。至于今人奉若神明的“帝京”“都城”“京都”“京城”“帝都”等“绝妙好辞”，在鲁迅的著述中，也很少出现。纵观所有论述，凡涉及“帝都”等，鲁迅都没好声气；最多也只是平铺直叙，绝不会有任何歆羡或溢美之词。
或许，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敏锐的现实感触，使得鲁迅对人云亦云的“古都风韵”没有多少兴趣。若如是，为撰写《杨贵妃》而走访西安，效果不可能很好。同行的人兴致勃勃，除孙伏园发表长篇通讯《长安道上》外，文学教授陈斠玄(陈钟凡、陈中凡)撰《陕西纪游》，称：“往返凡四十有九日，游踪所及，举凡太华终南之奇，河渭伊洛之广，函谷潼关之险峻，曩昔所向往者，莫不登临，一揽无胜，信足名生平之赏矣。”史学教授王桐龄甚至专门出版《陕西旅行纪》一书，除描摹一路所见山水，抄录唐人诗句(如崔颢、许浑、杜牧等)，还对西安古城的现状做了许多调查。相形之下，只在两篇杂文中顺带提及“西安行”的鲁迅，似乎对这座“古城”没有多大兴致。
时间意识还是空间想像
鲁迅之立意写作《杨贵妃》，最早的感触来自作家对世道人心的洞察，以及对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的思考，而与都城长安关系不是很密切。至于直接的起因，除了翻译《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我相信还与其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大有干系。那么，长安之行，对于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到底有没有帮助？
先看鲁迅启程西安前就已经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其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对于陈鸿及其《长恨歌传》有如下介绍：
陈鸿为文，则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事，如不胜情。鸿少学为史，贞元二十一年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统纪》三十卷，七年始成(《唐文粹》九十五)，在长安时，尝与白居易为友，为《长恨歌》作传(见《广记》四百八十六)……《长恨歌传》则作于元和初，亦追述开元中杨妃入宫以至死蜀本末，法与《贾昌传》相类。杨妃故事，唐人本所乐道，然鲜有条贯秩然如此传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为世间所知，清洪昇撰《长生殿传奇》，即本此传及歌意也。
接下来的“传今有数本”以下，是关于此传的版本考辨，有大段的引文。既然对从《长恨歌》到《长生殿》的“杨贵妃文学史”多有了解，而且号称是为撰写自家的《杨贵妃》而来到西安的，照常理推测，鲁迅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系列演讲时，应该多有发挥才是，出乎意料，第三讲“唐之传奇文”中，关于从唐到清的“杨贵妃”，竟只有寥寥数语：
此外还有一个名人叫陈鸿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杨贵妃死了，美人已入黄土，凭吊古事，不胜伤情，于是白居易作了《长恨歌》；而他便做了《长恨歌传》。此传影响到后来，有清人洪昇所做的《长生殿》传奇，是根据它的。
撰于1927年8月、初收《唐宋传奇集》下册的《稗边小缀》称：“二十年前，读书人家之稍豁达者，偶亦教稚子诵白居易《长恨歌》”；“本此传以作传奇者，有清洪昉思之《长生殿》，今尚广行”。还是原来的意思，只是增加了一条史料：“陈鸿所作传因连类而显，忆《唐诗三百首》中似即有之。”通行本《唐诗三百首》确实在白居易《长恨歌》后，附录了陈鸿的《长恨歌传》，使得一诗一传，相得益彰。
换句话说，无论是西安的演说还是日后的撰述，关于“杨贵妃”的评说，比起北大讲义及其写定本，只有删削，没有增加。原本兴致勃勃，可事到临头，反而意兴阑珊；除了对现实中的西安不满，依我观察，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鲁迅对“空间”的意义不敏感。
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鲁迅批评宋人乐史所撰《杨太真外传》，恰恰因乐是学识渊博的史官，把地理志的趣味带到小说创作里来：
盖史既博览，复长地理，故其辑述地志，即缘滥于采录，转成繁芜。而撰传奇《绿珠》《太真传》，又不免专拾旧文……且常拳拳于山水也。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著述，乐编《太平寰宇记》记载各地自前代至宋初的州县沿革、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交通、人物姓氏、土特产等，其旁征博引，得到学界的好评，却被同为小说家的鲁迅斥为卖弄学问。就创作而言，鲁迅的感觉是对的；但由此也可看出，鲁迅对“地理”“博览”“拳拳于山水”等不感兴趣。这也就难怪，到了西安，鲁迅未曾触景生情，没有借题发挥，演讲和著述中，连一点“本地风光”都看不到。或许，作为文人、学者、思想家的鲁迅，始终关注的是时间上的“历史”，而不是空间上的“都城”。
在鲁迅的所有小说中，人物命运及其内心感受最为重要；至于生活场景，不占中心位置。鲁迅对于鲁镇(若《孔乙己》《明天》《社戏》《祝福》)与绍兴(《药》《故乡》《在酒楼上》)的描摹，不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精细；至于谈论北京城(如《一件小事》之“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头发的故事》里北京双十节挂旗，《示众》开篇则是“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还有《伤逝》里的会馆和吉祥胡同)，更无法与老舍或张恨水相提并论。这里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体裁上的差异———前者无疑更适于展开都市里的建筑、风俗以及日常生活场景。可也不尽然，比如新感觉派小说对于“摩登上海”的精雕细刻，采用的便多为短篇小说。可见，关键还是作家的趣味，即，是否对所谓的“都市风景线”感兴趣。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不是“风俗画家”，很难将其定位为某都市或某地域的“代言人”。
具体到西安，鲁迅还面临另一重困境———这是一个早已消逝了的“古都”，眼前的风景，与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的那座繁华都城，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当然，这里还牵涉到传世文献的问题。七大古都中并列为第三等的安阳和杭州，都曾“中断”过，但在公众印象中，却是天差地别。除了西湖风月依旧，后人很容易“恢复记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后者有大量文献存世。追溯历史，安阳继承殷和邺而成为河北平原南部、太行山东麓的都邑，是中国史前期(前14世纪至6世纪)的重要古都，但因殷、邺的故址早已成为废墟，安阳至今也不是繁华都市，公众对其了解甚微。而杭州虽只做过一个割据东南十三州的吴越国首府，一个偷安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的行在所，却因城市历来繁华，加上有许多文学书写，公众对其十分亲近。后世学者甚至不难依据那数量惊人的诗文以及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复原马可·波罗所再三称道的这座“世界上最辉煌最优秀的城市”，并提供关于这座城市的“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当然，最方便的还是北京，老舍根本用不着参与“考古”或阅读“方志”，单凭日常生活经验，他就能为这座千年古都画像；而且，笔笔生动。因为，这里的“古都”是活着的，街道及建筑会有变化，但“香火”及“气味”犹存，城市的生命还在延续，你不难触摸到其跳动的脉搏。因此，同是“追忆”，当张岱这样的“都市诗人”(周作人语)相对容易些；而要为千年以前的都市造像，则非有丰厚的学识作为根基不可。
无疑，鲁迅有学问，但其所撰历史小说，全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有关古代都城的描写。在“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的《故事新编》中，鲁迅是如何处理古代都城的呢？《补天》(《不周山》)和《奔月》取材于神话传说，没有这个问题；《采薇》除了“叩马而谏”，主要场景是养老堂和首阳山；《起死》的故事发生在野外，满眼荒地、土冈、蓬草；《出关》中终于有了座像样的建筑：“这大厅就是城楼的中一间，临窗一望，只见外面全是黄土的平原，愈远愈低；天色苍苍，真是好空气。”真正涉及古代都城的，是《铸剑》、《理水》和《非攻》三篇。
一心复仇的眉间尺，终于进城了。小说除了略为展现国王游山的仪仗与威严，再就是结尾处城里城外的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欣赏清道的骑士以及“什么旌旗，木棍，戈戟，弓弩，黄钺之类”。整篇《铸剑》，避开了关于城池、通衢或宫廷建筑的正面描写。
《理水》讲述夏朝的创建者、治水英雄禹的故事，其中穿插奇肱国飞车、考证禹是一条虫的学者(嘲笑顾颉刚)，以及提倡性灵的文人(讥讽林语堂)。“禹爷走后，时光也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京师的景况日见其繁盛了。”终于，禹又回来了：“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的`玄圭'，连声说道‘借光，借光，让一让，让一让’，从人丛中挤进皇宫里去了。”至于“京师”到底是何光景，“皇宫”究竟有何模样，小说没有明言。
1934年撰写的《非攻》，是《故事新编》中唯一正面描写都城的。小说提到宋国的国都商丘（今属河南）以及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境）。前者破败萧条。后者之勃勃生机，与前者的颓败，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无论繁华的郢，还是衰败的商丘，其作为都城的特点，在小说中都没有得到精细的刻画。读者很难借助这些略带调侃的笔墨，进入那个规定情景。你可以说是鲁迅有意为之，借此获得“间离效果”，促使读者认真反省与思考；但毫无疑问，此举也回避了撰写此类小说原本必须进行的关于古代都城的实证研究。
不要说大禹的皇宫装饰怎样没人说得清楚，就是郢都景色如何，除了极个别的专门学家，一般人根本无法悬想。但长安就不一样了，你稍不留神，就可能露馅。这也是同是历史小说鲁迅为何对撰写《杨贵妃》颇为踌躇的原因。对作为城市的“古都”颇为漠然，而对作为历史的“古人”极感兴趣，这样的作家或学者，其知识储备及敏感点，必定在“时间”而非“空间”。讲述杨贵妃的故事，既牵涉人间真情的体味，更旁及汉唐盛世的遥想、帝京风物的复活。而后两者，在时间意识外，还得兼具空间想像的趣味与能力。有个细节，值得我们仔细揣摩：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鲁迅提及清代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的《登科记考》；但终其一生，鲁迅只字未及徐的另一部名著《唐两京城坊考》。后者对于了解唐代长安的空间布局，实在太重要了；以至我会追问：重现“唐朝的天空”，鲁迅准备好了吗？
如何“遥想汉唐盛世”
谈及隋唐长安史迹，最重要的参考文献，莫过于唐开元时韦述的《两京新记》、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以及清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韦述的《两京新记》之长安部分，是最早记述隋唐长安城坊的专著；《长安志》以《两京新记》为本而“博采群籍，参校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长安志图》共三卷，图二十二：“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渠泾，沿革制度皆在焉。”《唐两京城坊考》乃承继《两京新记》、《长安志》等，对唐代长安的城市规制、宫殿苑囿、官署里巷、水陆交通、风土人情等详加描述的著作，成书于嘉庆庚午(1810)，有《连筠丛书》、《畿辅丛书》刊本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清末以还，大量墓志出土，加上考古发掘，今人对唐代长安的了解，当然大有长进；而学界在校正徐著之误方面，也多有建树。但时至今日，《唐两京城坊考》仍是我们了解唐代长安的最为重要的著述。此书纂成，不仅“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对于后人之理解唐代长安，也是功莫大焉。大概是因为学术兴趣的差异，希望了解“唐朝的天空”的鲁迅，竟然错过了这部极为重要的著作。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过高估计了鲁迅对于唐代长安的了解？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著作》中，曾这样谈论鲁迅的知识结构：
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杨贵妃》。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所以能够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间出版的《长恨歌画意》的内容的错误。
遥想汉唐盛世，尤其是都城长安的日常生活，细节很重要。要说人物的外貌、心灵、情感、性格以及命运等，古今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容易产生误解与隔阂的，是地理、宫室、服饰以及城市的空间布局。后者，若无足够的知识准备，不太好开口。许寿裳说鲁迅为此下了很大工夫，“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是真的吗？
不妨就从鲁迅批评《长恨歌画意》说起。1932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李祖鸿(字毅士，曾任北京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绘制的《长恨歌画意》，一直关注杨贵妃故事的鲁迅，很快请周建人代买了一册。一年后，在给朋友的信中，鲁迅对此画册作了如下评议：
汉唐画象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先生见过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乎。绍介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
同年，在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再次批评《长恨歌画意》，称“位高望重如李毅士教授，其作《长恨歌画意》，也不过将梅兰芳放在广东大旅馆中，而道士则穿着八卦衣，如戏文中之诸葛亮，则于青年又何责焉呢？”不过，此信的重点在针对“青年心粗者多”，一画古衣冠，全都靠不住，该如何采取补救措施：
至于为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为印明本插画是不够的，因为明人所作的图，惟明事或不误，一到古衣冠，也还是靠不住，武梁祠画象中之商周时故事画，大约也如此。或者，不如(一)选取汉石刻中画象之清晰者，晋唐人物画(如顾凯之《女史箴图》之类)，直至明朝之《圣谕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说明；(二)再选六朝及唐之土俑，托善画者用线条描下(但此种描手，中国现时难得，则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说明。
这里有点小差错，《圣谕像解》并非刊于明代，乃清人梁延年编，共二十卷，依据康熙九年(1670)颁布的十六条“上谕”，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以便化民成俗。
鲁迅一直留心汉唐石刻画像，西安之行也不忘购买土俑和弩机，除了审美以及收藏的兴趣，还希望借此了解一个时代的民情与风俗。蔡元培在《鲁迅先生全集序》中，称许鲁迅之做学问用清儒家法而又“不为清儒所囿”，具体表现在继承宋代以降的金石学传统，但“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此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也。这段关于鲁迅学术思路及贡献的概述高屋建瓴，为此后的研究者不断征引；但在我看来，必须略为补正：因时代思潮及学术训练，鲁迅的收藏，其实还是偏于传统的金石学。也正是这一点，明显限制了其对唐代长安的体味与想像。
如何“遥想汉唐盛世”，靠传世诗文来复原唐代长安的生活场景，虽也有效，却不无局限。对“古都”之想像与复原，需要历史、考古、建筑、美术等诸多学科的支持。从收藏以及阅读不难看出，鲁迅有史学的眼光、美术的趣味以及金石的学养，但对日渐崛起的考古学、建筑史以及壁画研究等，相对陌生。有的是个人兴趣，无所谓好坏；有的则是难以回避的时代局限。
具体到从考古学或历史地理角度进行的“长安研究”，在鲁迅酝酿撰写《杨贵妃》的时代，可借鉴的成果少得可怜。杜瑜等编《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收录1900-1980年间中国(包括台港)和日本发表/出版的关于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其中专门研究古都长安的，在鲁迅走访西安之前发表的，只有那波利贞的《盛唐之长安》(1917年《历史与地理》1卷7、8号)。至于中国人的著作，刘敦桢的《汉长安城及未央宫》刊1932年9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3卷3号，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刊1933年10月出版的《燕京学报》专号之二(125)，陈子怡的《西京访古丛稿》算是专书，收录了作者有关古代长安城遗址、帝王陵墓、城坊建筑、名胜古迹等考证文章十篇，1935年9月由西安的“西京筹备委员会”刊行——这三种重要著述，出现太晚，没能成为鲁迅“遥想长安”的学术支持。至于梁思成、冈大路等撰建筑史或园林史，部分涉及唐代长安，那更是后话了。
对于唐代长安的想像，除了早已消逝的宫殿、苑囿、街道、民居，各种传世的古代文物，都有助于学界的考订，可帮助后人在某种程度上重建早已失落在历史深处的古都。古代文物分青铜器、陶瓷器、金银玉器、石刻艺术品、唐墓壁画等；那些绘制在建筑(宫殿、寺观、墓葬)墙壁上的美术作品，最能表现时人的精神信仰及日常生活。宫殿早就毁灭，寺观也极少存留，壁画主要集中在石窟寺或地下墓葬。西安附近考古发掘出土的历代墓葬，其壁画比以佛经故事为主的敦煌莫高窟，更能显示当时的生活风貌。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墓葬壁画便蔚为奇观，可那都是从195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现并精心保存下来的。美术史家可能强调那些“纪年明确又形成系统的墓室壁画资料，对唐代绘画源流演变的研究”弥足珍贵，而历史学家则希望借此理解唐人的建筑、服饰、器物、乐舞、耕种、狩猎以及各种仪礼和习俗。
很可惜，鲁迅到访西安时，更能显示“盛唐气象”的墓葬壁画尚未开启；可单凭“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就已经让鲁迅心驰神往了。唐陵石雕早就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20世纪的最初十年，有日本、法国学者前往调查，1914年更发生“昭陵六骏”遭盗毁的惨剧。鲁迅对此应该了然于心，因此，抵达西安第二天，便前往碑林游览。不过，所能见到的，只能是那“全身已被日人击碎，现在系用粘料沾着而成，中多伤痕”的四骏了。
那让鲁迅赞叹不已的“带箭的骏马”，当年就放置在细心呵护着长安昔日辉煌的碑林。“长安保存古碑之处名碑林，在南门内东城根，归图书馆照料。”同行的史学教授王桐龄撰《陕西旅行纪》，第二章专门介绍“长安之建筑”“长安之市街”“长安之市政”“长安之风俗”“长安之古迹及古物”等，其中谈及：
历代宫殿苑囿陵墓寺观，大半破坏，或尚存一部分(如慈恩寺之大雁塔，荐福寺之小雁塔等)，或仅存其基址(如弘福寺，青龙寺遗址)，或基址全无，此类甚多：即文王之丰，武王之镐，成王以后之宗周，汉之未央宫，长乐宫，亦在此例。所谓古迹，大半有名无实。古器具若石碑石人石马等，半为官吏或人民所盗卖，半为外国人或外省人(以古董商为多)收买或偷窃以去。明清以来不甚著名之石碑，多为本城石头铺收买，改大为小，作为新碑出售。
至于称“陕西长安为中国故都，间有数百年前建筑(如卧龙巷之卧龙寺，化觉巷之清真寺，大学习巷之清真寺等)，颇庄平瑰丽，伟大可观；然此种古建筑，现存者绝少”；“大街皆石路，用长四五尺宽二三尺之大石砌成，多系数百年前旧物，高低凹凸不平，车行颠簸特甚”，此等描述，可看出王桐龄对都城生活空间的重视，这与鲁迅更多地侧重长时段的历史思考，显然趣味不同。
比起弩机、土俑、墓前石兽等零星器物，城墙、宫殿、庙宇等各式建筑及其遗址，更容易让读者展开想像的翅膀。可宫殿早已毁灭，壁画难得存留，只有扑倒野外埋没土中的碑石比较幸运，逃过了战火的焚烧，留给后人一点遥远的记忆。最能体现这一“长安记忆”的，当属鲁迅等人急于参观的碑林。碑林不仅仅是古代文物的陈列所，其饱经沧桑的“躯体”，同样激发世人怀古之幽思。
西安碑林大有来头：从唐天祐元年(904)韩建重修长安城时，将遗留在城外的石经迁移到了城内，到宋元祐五年(1090)吕大忠将石经及颜柳等众碑移至今日的碑林，再到明万历十六年(1588)、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多次整修，碑林成了体现长安辉煌历史的最佳场所。民国初年，碑林交陕西图书馆代管；鲁迅走访时，馆长乃热心戏剧改良、创办易俗社并三度出任社长的高树基。当然，真正让碑林的整修与保护步入正轨的，还是1930年代中期以后。
据1913-1914年编制的《图书馆所管碑林碑目表》，当年的西安碑林，共收历代碑刻172种，其中碑130种，墓志12种，造像碑3种，经幢4种，石刻画7种，石经16种。十年后，鲁迅来访，碑林格局应该没有大的变化。如此收藏，不太像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博物馆，似乎与张鹏一《重修西安碑林记》的刻意表彰—— “考古者莫不以石经为校经证史重要物矣”——更为吻合。对于理解唐代长安的都市面貌，或百姓的日常生活，民初的碑林基本上不起作用。
历经千年风雨的摧残，眼前的长安早已今非昔比；但也不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供学者们追寻。“唐代长安地面上的建筑大多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其昔日的荣光，仍然通过唐朝的地志、画史、碑记、寺塔记以及诗人的吟咏篇什、笔记小说的故事等等，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透过文献记载，去想象大唐都市的辉煌。”只是如此兼及考古发掘与文献钩稽，借以重现“唐朝的天空”，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在鲁迅的时代，这样深厚的学术积累，并没有形成。换句话说，鲁迅若真的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未必能获得足够的学术支持。对于擅长“翻开历史一查”的鲁迅来说，或引远古人物而借题发挥(像《故事新编》)，或借儿女情长写政治风云(像《桃花扇》)，这都是手到擒来；困难在于，如何呈现那些凝聚着历史情境、空间意识、生活体验以及审美感受的都市景观。
一方面，鲁迅的主要兴趣不在“古都”，另一方面，那时的中国学界，并没给鲁迅提供有关唐代长安的丰富学识——尤其是在历史地理以及考古、建筑、壁画等方面。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鲁迅为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学问”辩解：“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后世学者在大力表彰《故事新编》的诸多创新时，或许不该忘记，这其实也是一种“趋避”——起码涉及都城描写时是如此。这样的“腾挪趋避”，写短篇小说《非攻》可以，写长篇小说《杨贵妃》，可就没那么顺当了。鲁迅对自己的小说史颇为自豪，理由是：“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这种性格，决定了其若真的撰写“长篇历史小说”(而不是散文、杂文、歌剧、话剧、抒情诗或短篇小说)《杨贵妃》，不可能采用“戏说”的策略；而详细描写唐代都城，包括其宫阙、街道、苑囿、寺庙等，单凭想像力远远不够，还需要丰厚的学识。在没有足够学术支持的情况下，不愿率尔操觚，而选择了放弃，我以为是明智之举。
鲁迅放弃长篇小说或多幕剧《杨贵妃》的写作，对后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遗憾；可经由对这一“故事”的剖析，呈现城市记忆、作家才识以及学术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促使我们探讨古都的外在景观与作家的心灵体验之间的巨大张力，思考在文本世界“重建古都”的可能性及必经途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此处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