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铸造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形成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构建民族的传统伦理，有过重大贡献。长安曾是西汉、前后秦、隋、唐等王朝的政治、经济和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佛教传入中国和发展的过程中，长安是重要中心之一，也是推动中印两国和亚洲各国佛教交流的中心。

一、佛教最早传入长安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传播到国外，开始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沿着通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然后经过玉门关、河西走廊，然后传到西汉京城长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记载，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按：佛经）。”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早期信奉佛教者除外来移民外，还有一些最早接触佛教的儒者、贵族。此后，经东汉、魏晋和南北朝，中印佛教交流日益频繁，佛教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

二、前秦道安和尚和佛教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氐族首领建立前秦，建都长安，至苻坚为王时，曾一度统一北方。前秦建元十四年（378），苻坚派兵攻下东晋治下的襄阳，将道安（312-395）俘获送至长安，被苻坚奉为前秦的佛教领袖和军政顾问。道安在长安主持大规模的译经，主持译经14部183卷；根据《增一阿含经》，提出家人以“释”为姓；制定《僧尼规范》，对寺院讲经说法和修行、生活的仪规、戒忏悔仪式（“布萨”）、夏安居等皆作出规定；编著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对推进佛教实现民族化做出巨大贡献。

三、后秦鸠摩罗什的译经和中国佛教

前秦灭后，羌族首领建立后秦，建都长安。姚兴即位后，特别尊崇佛教，迎请鸠摩罗什来长安大规模翻译佛经。

鸠摩罗什（344-413），祖籍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自幼出家，曾随母长期游历中亚西域诸国，精通佛教大小乘教理。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吕光奉苻坚之命征服龟兹诸国，获鸠摩罗什。吕光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建立后凉，尊奉鸠摩罗什为军政顾问。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派兵攻灭后凉，迎请鸠摩罗什到国都长安，开始在后秦王支持下翻译佛经。

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294卷，有《摩诃般若经》、《小品般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他翻译的佛经在汉地常用佛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对中国佛教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发生极大影响。在鸠摩罗什的直接参与下，后秦首先创立僧尼管理机构，设置僧正、悦众、僧录等僧官，为后世僧官制度所仿效。他的弟子达500人以上，听法的弟子多至2000人以上。他们分布于全国各地，对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和学派的兴起有很大推动作用。

四、隋文帝复兴佛法和在各州建舍利塔

隋文帝杨坚在是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年）废周建隋。他出生于尼寺，自幼为比丘尼智仙抚养，直到到十三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北周时曾经禁毁佛教（“灭佛”）。隋文帝即位后着手恢复佛教。在统一南北后，在政治上改革官制，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轻徭薄赋政策，同时重视文教事业，提倡儒家纲常名教，并且也大力发展佛教。据隋王邵《舍利感应记》，隋文帝在即位前从一位印度僧人那里得到一包佛舍利（佛骨粉粒），请他供养。他从仁寿元年（604年）到仁寿四年（604年）先后三次派多位沙门、官员向全国111个州送去舍利，命各州在规定的期限内建立供奉舍利的塔，共建塔111座（隋有190个州）；塔建成后在同一个时间由州县官员组织官民举行供养佛舍利的盛大法会，并为皇帝百官、国民祈福。联系在国家分裂265年之后刚刚统一的背景, 隋文帝建立舍利塔的意义已超出宗教的范围。（1）借助佛教的影响，强化民众对其皇权统治合法性的认识，宣布自己当皇帝是佛的意志；（2）借各地举行建塔供养法会为皇帝和臣民祈福的做法，来加强全国臣民的统一意识。

隋文帝在长安靖善坊建大兴善寺，作为安置来自各地高僧进行译经、传法的中心。隋朝译经僧来自印度的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人，译出佛典有64部301卷。

文帝提倡佛教义学，选拔佛教界在戒、定、慧三学方面具有深厚造诣的学僧到长安和各地传教，并选任德高望重的学僧主持传授佛法培养僧众的团体——“众”。佛教史书记载有所谓“二十五众”和“五众”。隋代在长安、洛阳的著名学僧，很多是原来在北周、北齐治下的学僧，其中以研习《大涅槃经》、《十地经论》等经论的居多。也有的在北周禁毁佛教时曾逃至江南，在隋初回到北方，将真谛在南朝所译《摄大乘论》及其他唯识佛典传到北方，促进了北方地论学与南方摄论学的会通，对隋唐佛教义理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唐代长安的译经事业和佛教的兴盛

隋末，李渊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起兵，618年在关中建唐称帝，建都长安，开启了唐朝近290年的基业。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空前发展，居于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地位。在思想文化的多元的结构中，儒家纲常名教虽占据牢固的统治地位，但佛、道二教已经拥有与儒家鼎足而立的社会势力。

唐朝设立国家译场，从唐初至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共译经435部2476卷。其中除来自印度、中亚一带的译经僧之外，还有中国著名旅行家翻译家玄奘、义净的译经。唐代盛世文化的发展的标志之一就包括佛教的译经事业。

玄奘（600-664），自幼出家，广读大小乘佛教经论，为求得重要的唯识经典《十七地论》的原本和解释自己学习佛法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出发到印度求法，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在亲身经过110国，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回到长安，受到奉太宗之命迎候的左仆射房玄龄等官员和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玄奘带回大乘经224部、大乘论192部，还有大量小乘经论，共657部，用20疋马驮回。玄奘先后受到太宗、高宗的优遇，在他们的支持下先后在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等处从事译经，共译出（包括新译和重译）佛经75部1335卷。

义净（635-713），俗姓张，原籍范阳（治所在今河北涿县），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义净从番禺（今广州）乘船从海路至东印度，武周长寿三年（694年）乘船回归广州，证圣元年（695年）到达洛阳。义净在印度和南海巡游求法前后达25年，经历30余国，带回梵文佛教经、律、论典籍近400部。义净翻译佛经受到武则天和唐中宗、睿宗二帝的支持，先后在洛阳福先寺、长安西明寺、大荐福寺的翻经院翻译佛经，共译经（包括新译与重译）68部289卷，其中除般若中观、唯识经典外，多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戒律书。义净还写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介绍7、8世纪印度、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至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六、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先后形成一些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民族佛教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奠定。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在这些宗派中，除密宗外，创始人都是中国人，都奉一部或几部汉译佛经或论书为基本经典，除用中国传统的注释经典的方法（章疏）来阐释教义理论外，还利用专论、语录、偈颂等多种文体阐述各宗主张。在各宗教义体系中，吸收了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的思想因素，对各宗的宗教哲学、修行解脱论作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对宇宙本体论和人自身的心性论做出独具特色的论证。隋唐佛教宗派的教义理论，对中国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七、长安是隋唐联接朝鲜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心

隋唐时期，在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交流中，佛教曾发挥重要的纽带和桥梁的作用。中国的佛教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先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后有高丽）和日本。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传入朝鲜；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密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传入日本，经过各自的民族化历程，演变为这两国的佛教宗派。中韩两国、中日两国学僧密切往来，除传播佛教文化外，政教制度和其他文化形态也借助佛教这一媒体进行相互交流，对彼此国家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