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说实在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哈贝马斯的理论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之所以选择他作为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对象，纯粹是出于很偶然的原因。说起来，这和我的硕士导师乐黛云教授大有关系。记得大概是1988年，她应邀去澳大利亚访学，在当地图书馆发现有关哈贝马斯的藏书异常丰富，特别是她觉得，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或许可以为当时正在走红的比较文学提供新的拓展可能。大概由于我是她学生里唯一一个精通德语的缘故吧，于是就被指定去啃读哈贝马斯的著作，并希望我能把哈贝马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现在想起来，真的要好好感谢乐老师，如果没有她敏锐的理论直觉和严格的学术指导，我可能永远错过了与哈贝马斯之间的这段思想之缘。

不过，阅读哈贝马斯实在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获取学术资讯还没有今天这么快捷便利。国内图书馆里关于哈贝马斯的藏书尚不多见，能够找到的只有几部英文译本，而我的英文又根本对付不了这些英文版本。还有一个更加麻烦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硕士一年级的学生，尚未接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而哈贝马斯是一个综合性、体系型的哲学家，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想要弄懂他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幸亏有了哈贝马斯教授本人的大力帮助，我才坚持了下来。记得是在1993年的初夏，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冒昧地给哈贝马斯教授写信求教。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给出了一些初步的指导意见，要求我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后形而上学思想》这两本书入手，努力寻找到进入其哲学思想的门道，他还让专门出版他的著作的苏卡普出版社把许多重要著作邮寄了过来，解决了我在基本文献方面的后顾之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哈贝马斯的大力帮助下，我与苏卡普出版社的国际部主任哈特博士（Petra Hardt）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她不但陆续向我馈赠了哈贝马斯所有的著作，还不断提供研究哈贝马斯的重要文献给我，让我从资料的匮乏状态中彻底解脱了出来。后来我到德国留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起喝茶聊天，她还不无幽默地对我说，为了帮助我研究哈贝马斯，她几乎是为我私人建立了一个微型的专业资料室。仔细想想，她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留学

硕士毕业之后，我应聘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这个单位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学术风气自由，研究时间充裕。于是，我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潜心研读和翻译哈贝马斯，为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按照哈贝马斯教授的指导，我把阅读翻译的重点集中在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两本书上。从1993年到1996年期间，先后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草稿，但都没有发表，因为自觉还不够成熟。相隔好多年之后，我又对这些译稿做了认真的校订，并逐步发表了出来，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

这些艰难但颇有收获的预备性阅读和翻译，为我后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8年，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每年选拔资助一些学者到德国留学。凭着过硬的外语基础和较为充分的前期研究成果，我顺利通过了外语笔试和专业面试，拿到了赴德留学的邀请，于1998年底负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有一次，我和哈贝马斯教授私下聊天，他问我资助我留学的是德国的哪家基金会。当我说出是阿登纳基金会时，他似乎微微有些惊讶。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除了洪堡基金会之外，德国其他的重要基金会一般都有政党背景，对于申请者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兴趣虽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还是有着自身的倾向性的，比如，阿登纳基金会属于基督教民主联盟，伯尔基金会属于绿党，爱伯特基金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则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阿登纳基金会负责亚洲事务的盖斯（Berthold Gees）先生闲聊，才知道原来是他帮了我的大忙。盖斯先生是阿登纳基金会当时派来主持面试的考官之一。说来很巧，他对哈贝马斯的理论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哈贝马斯大量的著作。他对我说，他在异国他乡能发现一个年轻人竟然和他有着相似的理论兴趣，也在潜心阅读哈贝马斯，甚至还翻译了不少的东西，让他着实觉得吃惊的同时，更有些欣喜。

于是，他决定一定要尽力让这个年轻人去德国进一步深造，以便推动哈贝马斯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这就难怪我们之间当时的面试会进行得那么轻松愉快，严格说来不像是在考试，倒更像是一次简短的学术对话；也难怪当我提出希望就读柏林自由大学时，Berthold Gees先生会断然否决，提醒我务必要去法兰克福大学学习，还劝告我说如果不选择法兰克福大学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解惑

据说，哈贝马斯教授授课，虽然晦涩难懂，但由于其学术激情和思想穿透力，在法兰克福大学一直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然而，遗憾的是，当我于1998年底到达德国的时候，哈贝马斯教授早已于1994年荣休，因而失去了领略这道风景的机会。不过，与哈贝马斯教授的私下交往，不但弥补了我的遗憾，更让我获得了许多在课堂上也许根本无法获得的东西。

首先一点是研究方法方面的启发。哈贝马斯接受了其导师阿多诺的教导，主张理论研究必须以阅读原典为基础，不能仅仅依赖二手材料。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翻阅一下哈贝马斯的著作，就会发现，他对西方的思想原典可谓熟稔于心。再有一点，就是对于自身研究视角的明确意识。哈贝马斯教授曾多次提醒我，作为一个非西方人，在面对西方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有清楚的自我意识，要时刻意识到自身作为西方思想的他者，肯定有着与西方人不一样的视角。也就是说，要意识到自己在研究西方思想过程中始终都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间性问题。

私下里的多次接触，还让我了解到了哈贝马斯教授对于自身思想的定位。记得说起他自己的思想取向时，他觉得他自己与其说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还随手拿起桌子上托姆贝格（Friedrich Tomberg）先生呈送给他的新作《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主义》（Habermas und der Marxismus：zur Aktualit：eine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不无幽默地说，自己其实也不反对别人说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关键是要看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比如，Friedrich Tomberg说的就很有道理。

同哈贝马斯的接触过程中，始终都能感觉到他对自己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清醒意识。正如哈贝马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家首先就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哈贝马斯显然是深受德国传统思想家的影响。我们知道，德国传统思想家都有一种公共关怀，都喜欢面对公众说话。所以，哈贝马斯在建构思想体系的同时始终不忘介入公共生活，而且是从多个层面、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公共生活。2003年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批判以及为欧洲一体化摇旗呐喊，都是明证。

哈贝马斯的理论始终面临着一个强有力的批评，那就是规范性太强，在一定意义上缺少经验基础。这一点，事实上是哈贝马斯矫枉过正的结果。在批判自己老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不足时，哈贝马斯强调指出，他们的理论经验色彩太重，缺乏规范性。因此，他坚决主张要以一种规范的研究取代经验的研究，为批判理论开创一个新的进路。不过，不无遗憾的是，哈贝马斯的纠正的确略显过头。

2003年春天我重回德国访学，又一次去风光旖旎的Starnberg拜访哈贝马斯教授。中午一起用餐的时候，哈贝马斯教授向我推荐桌子上摆放的琳琅满目的奶油。他告诉我说这些奶油产地不一，风味各异，让我一定要尽量多品尝几种，用心仔细品味各种奶油之间的细微差别。他还提醒我切不要只贪恋其中的一种，而错过享受其他各种的独特美味。我乘机问他，有没有一种规范的奶油，可以综合各种奶油的长处，帮助我省略选择品尝多种奶油的困惑和麻烦。问题一出，我们相对而笑。哈贝马斯教授的宽容和随和，让我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