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按：这是我近期接受《新闻晨报》访谈的文章。核心观点是，弱势方在与强势方博弈的过程中，如何既能保护自身利益，又不至于引起强势方的巨大的反弹，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明的＂以柔克刚，柔中有刚＂中汲取经验智慧。（本文系萧功秦教授授权发布）
何谓亚洲文明 有无亚洲模式
顾（《新闻晨报》首席记者顾文俊）：能不能在亚洲的多元文明中找到某种共性，而后将其总括为“亚洲文明”？
萧功秦：亚洲是个地理概念，亚洲大地上，自古以来就存在多元化的传统文明，如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土耳其，这些古老文明过去有过相互交流与融合，但从来没有统一为一个亚洲文明整体。
如果要问它们之间有没有相同之处，可以概括地说，它们都在十九世纪受到过殖民主义的压迫和西方文明的挑战。
虽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亚洲文明共同体，但由于亚洲国家与民族有着相似的或共同的历史经历，又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聚在一起开会，可以在面对共同挑战的过程中，分享各自不同的经验。
顾：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带有亚洲特色的全球治理之路，并称其为“亚洲模式”？
萧功秦：如果是这样，那么应该分开来说，比如日本的文明在与西方文明融合并且逐渐发展出现代化的过程中，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受到本身文明的制约与影响，带有日本特色，因此，日本文明现代化以后的治理模式，和西方文明现代化以后的治理模式，就会有所不同，中国和印度等国也是这样。
这样去分析，容易把问题讲清楚，就能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如果脱离不同文明的多元性与多样性而谈统一的亚洲治理模式，不利于把问题搞清楚。
摒弃中心主义 超越文明冲突
顾：黑格尔把中国和印度文明视为“心智未开的儿童”，把埃及和叙利亚等地的文明视为“刚刚成长的少年”，把希腊视为“青年”，罗马视为“成年”，这是不是典型的文明优劣论？
萧功秦：黑格尔对埃及、叙利亚文明评价比较高，是因为环绕爱琴海的中东文明曾对希腊文明发展有过相当积极的互动与相互影响，用西方人的话来说，爱琴海像个池塘，环绕爱琴海的不同文明如同池塘边上的很多青蛙，彼此之间形成了不同文明的交响。
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纪保留了大量希腊的文献，这些文献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又回到西方世界成为他们的营养。印度与中国既没有中东文明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的贡献，也没有经历过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理性主义兴盛形成的生气勃勃的井喷式的文化发展，在黑格尔的眼里，伏尔泰时代对中国的赞美过于浪漫主义和美化。
归根到底，黑格尔那个时代的人不能用多元文化的视角看待世界，他们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欧洲中心主义干扰了他对亚洲传统文明包括对中国文明的客观认识。
顾：从历史渊源上来讲，亚洲的文明比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更古老、更早萌芽，也更早成熟，这种文明从什么时候开始式微、被淹没在西方文明的阴影里？
萧功秦：中华文明式微的转折点应该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法联军战争之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三十年，由于中国接受了三大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他们认为中国在坚船利炮下接受了西方的全球化游戏规则，于是，和中国形成外交层面的互动，以及经济上的合作政策。
这三十年中，西方尚未进入更强硬的帝国主义阶段，德国这些国家还刚刚统一起来，但是，1890年代以后，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欧洲帝国主义势力崛起，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的弱不禁风暴露在世界面前，亚洲的其它国家也都处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与威胁中，不要说西方人，就是中国人自己也对本国文明能否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生存产生怀疑。亚洲与中国的传统文明在民族危机时代确实是处于危难之中。
顾：亨廷顿说，未来的冲突必将发生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不宽容、中华文明的独断之间。这三个形容词听起来大同小异，都在表达排他性。文明本身是否具有霸权主义或非霸权主义的特性？
萧功秦：之所以说西方文明傲慢，是因为它有一种白种人的文明优越感。从19世纪以来，它就自诩为其它文明的拯救者，认为其它落后民族是白种人的负担，这当然是傲慢的。
但不管怎样，西方文明此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西方左派反而非常重视文化的多元性。亨廷顿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不同文明的负面特点，但是，这些负面性是否一定会形成冲突？
事实上，他的说法跟他的结论是有矛盾的。既然他认为伊斯兰文明是“不宽容”的，中华文明被他认为是“独断”的，一个不宽容，一个独断，这二者又怎么可能相互结合，去对抗西方文明？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上善若水 以柔克刚
顾：我们现在倡导的“和而不同”则是要挖掘出不同文明的正能量，将其集结起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价值基础？
萧功秦：你这种说法我完全赞同。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多元的宗教就持有一种宽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处理各个文明的互动过程中，中华文明中的“和而不同”的基本观念就能够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顾：在外交事务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中，我们始终强调对话与斡旋，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创造性介入”与“建设性说服”等概念。这种带有亚洲特色的智慧会给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和全球治理带来什么样的新局面？
萧功秦：我觉得“创造性介入”与“建设性说服”这两个词都非常好，通俗易懂，用温和的语言表达了我们同外部世界合作的愿望。
虽然我一直不太能接受把“亚洲文明”作为一个统一体的说法，但是，就中国传统文明而言，其中确实有不少古老的智慧，比如“以柔克刚”、“柔中有刚”、“晓之以情、喻之以理”，都是很有博弈智慧的，尤其是弱势方在与强势方博弈的过程中，如何既能保护自身利益，又不至于引起强势方的巨大的反弹，我们都可以从传统文明中汲取经验智慧。清代著名经学家皮锡瑞认为，在大变动的时代，“风气未开，持之以理，畛域难化，感以至诚”。
我们要对美国人说：在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你们也同样经历过成长的烦恼与困惑。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民，理所当然拥有摆脱贫困、追求稳定和发展的权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这样一种人类共通的情感来说服对方，化解矛盾与冲突，就有利于形成一种良好的合作互动。美国老百姓也能理解。
“养锋锐以和平，戢嚣张于坚定”。东方民族的古老的博弈智慧就是要以柔克刚。“上善若水”，在至柔中有着至刚，我们要有水一样的有容乃大的胸襟与气度，用古老的亚洲智慧来避免不同文明的冲突，和情感性的恶性互动。
顾：如果形成一种亚洲风格的外交和全球治理模式，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会在其中发挥多大作用？
萧功秦：虽然对于是不是存在一个统一的亚洲文明，在学术界是存疑的，但是，亚洲国家有些共同特点：第一，它们有非西方的传统，第二，它们大多处于发展阶段，第三，它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正与现代性发生碰撞、融合。这些共同特点使得亚洲文明相对西方文明更珍惜自己的传统。
中华文明在现代化以及回应西方文明挑战的过程中，越来越自觉运用传统智慧，所形成的经验可能成为亚洲其它国家的借鉴。
当然，其它亚洲国家的经验也会对我们产生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