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对戊戌变法前后湖南新旧之争的研究，基本是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由于旧派基本处于程序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我们对湖南旧派人物的认知大致不出近代“顽固派”或“保守派”的固定形象。其实旧派人物多数均曾在不同程序上参与新政，近年的研究已渐多指出清季湖南旧派并不全旧；惟其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及其对国情的实际认知，迄今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对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内心愿意参与新政，还是因学堂等本是诏书规定办且由现任巡抚主持故必须适当表明支持的态度，应有更细致的区分。
其实旧派诸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受瞩目的王先谦与叶德辉就有区别；以学术名的王、叶后来虽与那些学问不深的旧派士绅结为反新同盟(并因其学术地位而为该同盟提供了有力的合理合法性)，其心态和思虑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全面分析旧派诸人的观念异同只能另文为之，本文仅以王、叶为例，尽可能将其在丁酉戊戌期间的言行置于此前此后较长时段内他们观念与行为的脉络以及与当时新派人物的互动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希望能得出一个比较贴近史实的认知。
王先谦半属自强或洋务运动时代之人，从光绪初年起，他长期主张加强海军、对外通商而内兴工艺；始终强调强国在富，富靠工商，特别要中国学习引进西方的器物工艺，以建立自身的工艺与外国竞争，从而抵抗西方的“经济侵略”(他未用此词)。盖“中土工艺不兴，终无自立之日”。但他与所谓洋务派观念也有所区别，认为发展工业才是军事的基础，反对“言制造以火器为先，而工政与军政不辨”的观念。
当时包括张之洞在内的维新派的基本思路是：甲午一战表明仅仅学习西洋工艺已不足以救国，亦即以注重“制造”为标帜的自强运动已被证明为“失败”，则注重学习工艺的取向不是中国正确的选择。故张明确提出西学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但王先谦则认为不是学习工艺的取向有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把西方的工艺学到手。换言之，注重“制造”的取向并不错，错在贯彻得不够深入彻底。甲午战败也并不证明以前建设海军的错误，只表明海军建设得不够。特别是战后几年竟不再加强海防，正在于没有弄清列强并非仅仅“志在通商”、其实别有他图这一要害。
王先谦素主变法，他到民国时仍指出：晚清“外患纷乘，群思变法，可谓有大顺之机矣”；可惜清廷“任非其人”，方法也不对，终致覆亡。盖“政不一端，安民而已。未有民本安而行一政以使其不安者”。如果“必吐弃一切政令，事事效法西人，以为如是则自强；恐强之效不章，而安之象已失”。实际上，中国之所以“纷纭二十年，一无所得，即师法泰西成效章著之日本，懵不知亦趋亦步”。即在于自己号称“事事考求西法，兼能自出新意”。随意变革西法以见自出之“新意”，结果是连西法也学不到手，反生破坏的效果，这才是最可怕的。
由于其一贯的思想，王先谦是湖南初期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包括时务学堂在内的许多新政机构，都是以王领衔禀请开办的。故他曾被更“僻陋”的旧派视为新政要角，王后来自述说：“从前学堂之事，外人以为先谦主持，群相指摘。”直到他又领衔签署反对新政的《湘绅公呈》后，王仍认为“湘人俨分新旧二党”并非因为“趋重西学”所造成。盖“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用其货物，腹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国家以西学导中人，亦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抚承而行之，未为过也；绅士和之，未为过也。故从前火柴机器各公司，先谦与闻其事，确系中心之诚，以为应办；至今并无他说”。
从当时已具新旧象征意义的轮船公司的兴办，也可见王先谦比一些主要新派人物的观念还更“新”。他领衔的《湖南绅士请办内河小火轮船禀稿》说：“从前湘人恐因轮船致引外人人于内地，又恐民船尽失生涯”，近来已“风气日开”，对轮船见惯不惊。且新条约已准西人货物通行各省，“与其本地利权全付他人，孰若本地之人自立根基。或可免异日喧宾夺主之患。是以从前不愿举办轮船者，兹皆极称轮船有利无害，宜速无迟”。《禀稿》强调，兴办此事是因“目击时艰，冀维桑梓；怵他人之我先，懔利权之宜挽”。这是当时许多湘士的共识，少壮新派如罗棠也说：“湘省地接长江，英人尤为凯觎……我今默运全筹，预争先著；防太阿之倒授，握固有之利权。”
张之洞一开始反对此事，他说：“闻比年以来，湘中士大夫讲求洋务，考究机器，专立书院，研究西法，辄为之神王眉飞，颂祝劝赞，以速其成。”但他认为“此事行于下江一带，固属有利而无弊，行于湘中则尚有不尽然者。西人觊开湘省口岸久矣。徒以风气未开，若远人麇至，易滋事端。故每婉谢彼族，冀缓岁月”。且“湘中民情，见异族异教如仇”。虽说“近年风尚，渐见转移。然湘中士气素坚，民习素强。其持迂论守旧说者，恐仍不少。虽有通达时务之荐绅先生，恐亦不能遍行劝导阻止。设一有衅端，必致牵引大局”。张之洞对湘情显然有所了解，他知道湘人趋新者已日众但王等号称众人“皆极称轮船有利无害”，恐不无夸张成分。
陈宝箴电复张，指出如今“外夷来与不来，不在我引与不引”。新派皮锡瑞最同意这一观点，视为“破的之论”。盖“恐轮船铁路引洋人来者，此前一二十年情形。今中国已不国，彼欲来则来，何须人引！”后来皮在南学会讲学中也反复申明：对于洋人，“既不能阻之不来，惟有讲求抵拒之法”。如果“我不亟行轮船，彼将来立码头；我不急行火车，彼将来开铁路；我不急兴保卫，彼将来设捕房。与其待彼来办，权柄一切属人，何如即早举行，将来尚可自固。若事事疑滞，人人阻挠，他人先我，追悔何及!”其与王先谦等一样的急迫心态，跃然纸上。
在一定程序上，轮船等西来新生事物在当时对中外双方以及新旧双方恐怕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但都涉及与“西方”的关联。湖南新派中的唐才常、熊希龄等多看到其正面价值；而张之洞和皮锡瑞等则甚虑洋人之来与不来。对这些事物的态度，最能判断是真新还是真旧，或到底在多大程序上新与旧。通观皮锡瑞的日记，可以说他在对轮船铁路等新事物的态度上，不仅比主办此事的熊希龄、蒋德钧等更旧，甚至比王先谦等也不见得更新。皮与王虽观念相类，均强调先变则法操在我，但皮的出发点在于被动地“讲求抵拒之法”，似尚不如王积极主动(按张之洞的划分，王正是“通达时务之荐绅先生”，乃负有“劝导”之责的先知先觉者)。
后来成为旧派另一主将的叶德辉要年轻得多，洋务或自强运动在他身上的影响不特别明显。但他对西方和学西方的认识也与我们平常认知中的守旧派颇有距离。叶在戊戌争辩时颇重“夷夏之防”，大概出于一种防卫意识。其实他后来教弟子时并不以夷狄视外国。
如对修《清史》，他就以为：虽然“前史皆有《外夷传》，此亦当有变更。自海西棣通，列强已成。彼国从前即修职贡，并非藩服称臣。此当名实相孚，易名《外国》”。庚子时尽驱教士的“朝旨日数至”，湖南巡抚拟奉谕张贴。叶随即进见，谓“告示一出，捣毁教堂之案必纷纷而起，无论战事利钝，终归于和，彼时赔偿之费将何所取?”建议湖南暂不奉诏。说明他实不主张胡乱排外。
叶德辉对西方文化也不轻视，他认为天理人心，中西皆同，故尤其不欣赏“自来中国之士攻彼教者失之诬，尊彼教者失之媚”的现象。那些“谓西人无伦理者，浅儒也；谓西教胜孔教者，缪种也”。他对中西文化竞争尚有信心，相信“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故“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笃敬，可以达于殊方；魑魅魍魉，可以消于白昼。汉制虽改而不改，民权不伸而得伸，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
最后两句尤其值得注意：叶氏不仅暗中也受公羊家三世说的影响，且实际上把改汉制(这里的“汉”是针对“西”而言)和伸民权视为长远的努力目标。他曾说：“中国自同光以来，亦颇采用西艺，要非全不变法者。何以中东一战，遘此奇变?则以军械不备，上下离心故也。”而“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很显然，叶并不排斥民权本身，不过因为戊戌前后的中国国情是上下离心、一般人多心自私而识不明，故尚“不足与论民权”。
叶德辉已认识到：“今日之时局，法诚弊矣!士不知学，民不知兵；百里之外，风俗不通；九州以内，地利未尽。制造兴则仕途多无数冗员，报馆成则士林多一番浮议。学堂如林，仍蹈书院之积习；武备虽改，犹袭洋操之旧文。凡泰西之善政，一人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故鄙人素不言变法，而只言去弊。弊之既去，则法不变而自变矣。”可知他本承认泰西有善政，中国应变法。所谓制造、报馆、学堂、武备等，本身都不错，只是中国人自身弊重而未能运用得法。
从根本言，叶认为“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故“不通古今，不得谓之士；不识时务，不得谓之俊杰。班固欲人通万方之略，马迁蔑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此二者当互观其通，各救其失。今之视西艺若仇雠者，一孔之儒也。藉时务为干进者，猥鄙之士也。深闭固拒，问以环海各国之政教，茫然不知谓何，所谓不通万方之略者也。袭高邮王氏之颓波、理仓山主人之旧业，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因此，“于学之有益于己者，当博观而约取之；于学之有用于世者，当兼收而并蓄之。用夏变夷，则必人穴以探虎”。则他不仅不反对西学，实主张入西学之穴以探虎，兼收并蓄“学之有用于世者”。
叶德辉注意到：当时江南学界大讲颜回、子贡，湖南时务学堂则传授“公羊、孟子之教”，这都是“所学非所用”。盖“西人之胜我者，轮船也、枪炮也、制造也”。他强调：“中国欲图自强，断非振兴制造不可。”甚至对于维新人士所谈的“易服”问题，他也主张“衣冠服色，能否划一，则不可知。顾世宙日进于文明，则人情日趋于简易。衮冕之烦重，且变为大清之冠裳。则自今以后之文章，何不可以臆断。惟是谈时务者以为变法必先变服，则又昧本之谈”。中华乃堂堂秉礼之国，不必袭彼族之皮毛。关键在于，“若舍此[制造]不顾，非独易服色不能强，即不缠足亦岂能强”。叶氏把中国传统看得极重的服色也视为皮毛而可以易换，然一再强调当学西方所长的“制造”；这已非是否“旧”的问题，而是已“新”得超出一般儒生的见解了。
当然，与王先谦一直侧重工商层面的中外竞争并长期身与制造业不同的是，叶德辉更重视中西文化竞争(详另文)，而基本未直接涉人工商层面。只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叶德辉曾应洋务局总办蔡乃煌之邀，为涉及奥商开采矿产之合同签字作证。熊希龄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还在攻击叶串合外商，偷卖矿产。则叶虽未直接参与矿业经营，到底表现出一种认可的姿态。若对比山西举人刘大鹏到民国初年为谋生而不得已“弃儒就商”经营小煤窑，仍认为大失“耕读为家”的身份，宁愿以“老农”为其身份认同的心态，王、叶都是名副其实的新派。
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不见其人观其友。从交游看，王先谦和叶德辉本都不全与旧派来往。他们与久宦湖南的陈宝箴皆有旧交：陈初到任，王即曾献练兵之策，劝陈学曾、胡自为统将。他后来说：“弟为此言，亦稔知义宁立体尚正，驭下颇严，果能如此练兵，湖南营务，可望起色。然义宁未能用也。”而陈未任湘抚前侨寓湘中时，叶德辉“即与相识”，并因与其子陈三立“同官吏部，往来亦颇相亲”。只是后来陈主张变法自强，“二三新进少年遂乘隙而入”，南学会、时务学堂中“学说乖谬，湘中耆旧皆不谓然”，叶才开始著文反对新政。
攻击新派最力的叶德辉，其交游实兼新旧。他于1922年写《壬戌感逝诗》共怀十三亡友，序中说：“此十三人者，为文章道谊之交，不可以寻常声气论。”他们是：杨锐、陶觐仪、张祖同、皮锡瑞、孔宪教、黄自元、李辅耀、俞廉三、庞鸿书、叶昌炽、朱益濬、沈瑜庆、易顺鼎。其中皮、易二人是戊戌时著名的湖南新派，再加上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新派杨锐和沈瑜庆两位，则其特别注重的交游中明显的新派人物相当不少。叶怀张、孔、黄诗均不及戊戌事，可证他们当时基本只是署名表态而已(表态当然也很重要)。只是怀俞廉三诗中说“公初秉节来湘日，正值妖氛未扫除”。而怀皮诗对其讲公羊学仍有非议，但也说他“师承歧路缘先误，党锢终身亦可伤”，对皮因戊戌事被参革，其所受处分终身未完全注销尚表同情。
如果说这是晚年恩怨已淡的情形，则反观戊戌当年，叶氏仍不是完全亲近旧派。他的弟子记述道：戊戌时新派的易顺鼎，因“遇事儿戏甚，或狎侮老成，戊戌己亥间领湖南榷场，凡省绅皆凶隙而散，独吾师善交久敬”。而湘籍翰林院编修陈鼎，“颇负乖戾之名，同乡罕与之来往，独与吾师交好，终身无间言。戊戌朝变，为掌院徐桐诬参，交原籍监禁。吾师言于俞公，待之极优异”。其实陈遭贬斥确因趋新，有其上书为证，决非受人“诬参”。而叶却不以新旧之分便不亲近旧友，可知当时新旧区分对他的影响是有限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时务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李维格就与叶的关系特别好，直到政变后学堂改组，李仍未被解职。皮锡锐明确指出是因“此人与叶厚，故不去”。作为西学教习的李氏而能与叶交厚，提示了一个过去备受忽视的现象：旧派诸人基本不甚反对西学(当然他们对西学或有其自己的界定)。前引叶德辉指责湖南只讲公羊、孟子而不讲西学的看法，已知他根本认为时务学堂的课程是“新”而不够“西”。
类似的观念在旧派的主要文献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在给王先谦的信中说：中丞“合中西为学堂，原欲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西学，自有教习订立规模，与中学不相涉也”。但“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湘绅公呈》再申此意：“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听聘西学教习李维格等，一切规模俱属妥善”。而“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故“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即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
王先谦本人更进而总结说：“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他们都强调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授并非真西学，说明所谓旧派实不反对真西学，也不反对引进西学。观旧派主将王、叶二人的书札文章，可知他们的西学知识尚称丰富(就当时水准言)，且远超过许多趋新人物(比如皮锡瑞)。这进而提示出西学知识的多寡与趋新和守旧的态度之间也没有成比例的逻辑关系。特别是旧派担心兼习时务者“误康为西，转生疑阻”这一点至关紧要，盖其不仅指出康梁非真西学，且康学的存在根本可能对学习西学产生疑阻，必去之而后西学可得倡。
实际上，王先谦对于“帘听之朝”，早有所不满，也认为非变不可。他不过认为朝政并未坏到不可救，故不主张大变。他在约光绪五年时已说：“两宫垂帘以来，开诚布公……即果如外间揣测，以为未必乐闻谠言，亦断无全不顾惜政体之理。”后来王任江苏学政时又说：“今日朝政大纲，尚能支持不坏”，但已“不及雍乾以前极盛”之时；盖“帘听之朝，谨守成宪，不轻变更，故利弊不免参半。见在急应设施者，端绪甚多。弟曾妄论列一二，而事会所值，扞格难行，以此知建言之难”。可知他早已认识到朝廷“未必乐闻谠言”，后更亲身体会到“建言之难”，不过朝政尚未坏到“全不顾惜政体”的程度而已。
王的“建言”主要即加强办工商和海军以图富强，故他对甲午战败后朝廷改革的缓慢极为不满：戊戌年清廷行新政至裁冗员并衙门时，叶德辉以为“薄海臣民，无不颂圣明之乾断”(这是一般认为导致政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时间也已距政变之日甚近，此时叶的赞同态度尤其值得注意)；他并引王先谦的话说：“曩闻葵园先生言：近日新政，若早行于中日讲和之后，至今必粗具成效。外人不敢轻视；胶州、旅大之患，可以隐消。今又以康梁之故，使天下哗然不敢言新，恐终难收自强之效。盖忧时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变者。惟是朝廷不言而草茅言之，未免近于乱政。”
此最能体现湖南所谓守旧派之心声，他们何尝不思变，且已虑及因变法议出自康梁，反影响变法的推行。即使到政变之后，王先谦仍不赞同恢复八股考试，对此事“以乱党倡言之故而复其旧”，表示“非吾辈所敢议矣”。他公开撰文反对复八股，说不敢议，偏又指出为什么不敢，意思十分明显。对于时人“言变法以乱党为戒，而忠谋与邪谋不辨。视国计民生如秦越肥瘠之不相涉焉。徒思快其口舌，而不悟患之已迫于肌肤”的现象，王至感痛心。可知担心因乱党而阻变法推行是其一贯见解。
对八股时文的态度是当时区别新旧的一个标准。在这方面，王实属新派而叶在新旧之间(叶不欣赏时文但也不强调废八股，详另文)。且王、叶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当时士风已出现严重的避实就虚现象。王指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此风到晚清尤盛，“近日士大夫多不读多，乃至奏牍陈词，亦皆肆口乱道”。故他认为：“方今通弊，在虚词多而实际少”。有意思的是，王注意到许多谈“新学”者实仍守中学：“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故“日本维新从制造人，中国求新从议论人。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叶也说：“天下事必有真识力而后有真是非，必有大学问而后有大文章。今日十习游惰，目不知书，是以邪说横流，人人丧魂夺魄。”他强调：“中国之事，无不误于空谈。不求立学，徒以策论易时文；不求考工，徒以枪炮易弓马；法则变矣，其如弊之未去何?”
他们所指谓的“实际”，通常多指晚清言说中的“制造”，但也与学术密切关联。叶德辉知道在新学堂里可以“通晓万方之略，周知天下之情”，这符合“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传统主张，故他并不反对其弟子进入时务学堂。更重要的是，他已依稀认识到“旧学改新学”恐怕已成不得不为之势，盖“时局如此，尚欲三尺童子坐以待毙，虽至愚至陋，计不出此”。
有这样的观念，且生活于趋新的近代湖南文化主流之中，王、叶等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参与新政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熊希龄说梁启超初来时王先谦等均甚热情，而叶德辉与梁交往尤多，这基本属实。故新政初期的举措，王先谦均是领衔请办之人。他对新政的态度是“共观其成，共防其弊”；且对新政颇有“长虑”，主张“起势总宜慎重”。盖“湘人锐气挫不得，一事失利，即事事不肯向前”。从其一贯思想和态度看，王初期参与新政显非勉强，实出主动。在他领衔《湘绅公呈》后，有旧派人以为原本趋新的他“已有悔心”。王氏立即辩称：此语虽“誉我实以毁我也。先谦依然先后一人，并无两样面孔、两样心肠，果有何事应改应悔乎?”
皮锡瑞曾对叶德辉说：“湘人无乡谊，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盖《时务报》本是王先谦要求岳麓书院学生阅读者，叶承认：“《时务报》初出一二册，见者耳目一新，非独湘人爱之，天下之人爱之。迨其后，阅时既久，讪笑朝政，呵斥前贤，非独湘人恶之，天下之人恶之。”此最可见在前后不长的时期之间有一风向转变的过程。其实《湘学报》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叶德辉就将先出的《湘学报》与后出的《湘报》区别看待，他说：“《湘学报》外间指摘者，大抵吾邑易生之类，初尚未及其余。《湘报》谬论既多，宜乎召人攻击。”皮叶两人观念各异，但皆认可《时务报》甚而《湘学报》都曾为主要旧派人物所欣赏，则不少旧派人物曾一度趋新这一事实本不为时人所隐讳。
实际上，即使在政变后时务学堂改为求是书院时，所设六分教仍是“三中学、二算学、一方言”。此时该书院已在旧派掌握之中，虽中学教习稍多，“新学”仍占一半。政变后几年间，湖南学界应该说为旧派所把持，但署湖南巡抚陆元鼎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仍感到湘省教育的弊病之一正是“以激烈为宗旨”。而比较趋新的继任巡抚端方也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奏称：据他在江苏、湖南所见，后者教育不弱于前者；湖南教育的内容与精神，“均不后于各行省”。这里所谓的先后，当然与新旧直接相关。这一现象或者与趋新的赵尔巽此前出任湖南巡抚有关，但赵任职时间仅年余，似不足在短期内完全转变全省之教育风气，则湖南教育在旧派把持期间仍保留了不少一般认为是趋新之地才具有的成分，大致仍揭示出旧中有新的时代共相。
本文摘选自《历史在此转向》，邓文初编，东方出版社201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