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辑佚之学

三家诗之亡也久矣。三家诗学昉自南宋王应麟（1223－1296）之《诗考》，极盛于清，有严虞惇、惠栋、余萧客之学，[1]有范家相（1715？－1769）之学、阮元（1764－1849）之学、冯登府（1780－1841）之学，有宋绵初、沈清瑞、臧庸、迮鹤寿、李富孙、魏源、丁晏、蒋曰豫、顾震福之学，[2]《集疏》一出而众书废。今人征引三家诗，多以王先谦（1842－1918）《诗三家义集疏》为本。王氏《集疏》以《毛诗》为经，三家诗说为注，疏中标明诗说出处，折衷众论，自谓“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故名之曰《集疏》。[3]王书太半实因袭陈寿祺（1771－1834）、陈乔枞（1809－1869）父子《三家诗遗说考》。《遗说考》书分鲁、齐、韩三部，每查一句之各家诗说，辄须前后翻检，又不载《毛诗》原文，殊不若王书便利。

王应麟《诗考》一卷，韩诗略具规模，鲁、齐寥寥数条而已。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十卷《源流》一卷，阮元《三家诗补遗》三卷，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补遗》三卷、《三家诗遗说》八卷《补》一卷，诸书卷帙虽增，而所辑齐诗之规模距韩诗相去悬殊，一如《诗考》旧观。至陈乔枞著《鲁诗遗说考》六卷《叙录》一卷，《齐诗遗说考》四卷《叙录》一卷，《韩诗遗说考》五卷《叙录》一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4]三家间之规模始相匹敌。三家之诗辑至乔枞乃陡然大备。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所收三家诗说多仍陈辑，新增不多。

应麟所辑韩诗，多直接援引《韩诗外传》、《文选注》、《释文》诸书，鲁诗亦直引古籍旧注与鲁诗残碑，皆班然可考。惟齐诗早亡，显见者最少，惟采翼、匡齐诗家言。与《毛诗》不同而又不能辨别家数之诗文诗义，附入《诗异字异义》，篇幅不亚于所辑韩诗。《后序》云“楚元王受诗于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又云“康成从张恭祖受韩诗，注《礼》之时未得《毛传》，所述盖韩诗也”，皆引前人之说以存疑，而刘、郑二氏之诗说，实归入《诗异字异义》，其审慎如此。

比至于清，范家相以向、歆、《淮南子》诗说入鲁诗，因其家世；以《史记》所载诗说入鲁诗，因史迁曾问故于孔安国，安国，鲁申公弟子；以蔡邕之诗说入鲁诗，因其定鲁碑之事。董仲舒、班固、杨雄、郑玄之诗说归属，则莫能定论。阮元继踵其后，复以班固、桓宽所传为鲁诗。阮氏书刻于身后，乔枞未见。冯登府既广览范家相、赵怀玉、卢文弨、汪照、宋徕初诸家之作，复遍检经史，旁及汉碑，以补诸家未备。其上承王应麟、下启陈乔枞，及立说之前后变化，见贺广如《冯登府的三家〈诗〉辑佚学》。[5]范、阮、冯新辑之诗说，以鲁、韩二家为主，齐诗仍有未逮。洎陈氏父子出，归康成《礼》注入齐，以为礼家师说均用齐诗，作《齐诗遗说考》四卷，三家诗之辑佚始称大成。而昔日应麟猜测之辞，范、阮、冯疑惑之论，至乔枞终定于一是。试以南宋应麟所见之古籍，比于清人，孰寡孰多？而清人所辑三家佚文，卷帙累增，至乔枞而蔚为大观，所恃者无他，惟其辑佚之方法已有不同耳。

应麟直引群籍“韩诗曰”、“韩诗某作某”、“薛君曰”云云以入韩诗，乃辑佚之基础，无所谓方法。王吉学韩诗、匡衡习齐诗，皆史传所明言，应麟援以入韩、齐，是为有法。至其疑楚元王习鲁诗则刘向亦习鲁诗，康成曾习韩诗则注《礼》亦用韩说，则有法而不敢自信，仅归入《诗异字异义》。刘向之家派，先儒或能信之，而以《礼》注为齐诗，则至乔枞方敢定论。陈乔枞辑佚三家，上溯先秦旧籍，下逮六朝字书，靡不条分缕析，各得其所。前人多已论定家派者，如伏生、匡衡、蔡邕，陈氏因之；前人莫衷一是者，如马迁、班固、郑玄隶属何家，陈氏定之；前人所未取者，如《玉篇》、《广雅》、《博物志》之诗说，陈氏亦能有所采择。

陈氏以为汉儒治经，最重家法，经师各守师法，持之弗失，宁固而不肯少变。[6]故以向歆父子世习鲁诗。而《汉志》言三家诗，“鲁最为近之”，语本《七略》，即为左证。班固之从祖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师丹治诗事匡衡，故班彪、班固、班昭乃至班婕妤所习皆齐诗，《汉书·地理志》引《诗》“子之营兮”师古曰“齐诗作营”即为明证云。范家相以《史记》诗说为鲁诗，亦同此类。然家法之事，前人小心求证，偶尔用之。陈乔枞则以“汉儒重家法”为辑佚之根本理论，据笔者归纳，其家法理论体现为四条原则。一谓一人必治一诗，蔡邕定鲁诗石经，则所学必鲁诗，而非齐、韩。此原则亦二三条之基石。郑玄注《礼》用齐诗，则此条之变例。二谓同一师门必治一诗，匡衡、师丹、班伯皆治齐诗是其用例。三谓同一家族必治一诗，班伯、班彪、班固均治齐诗，楚元及向歆父子均治鲁诗是其用例。四谓凡言诗必属四家之一，陆贾之时未有齐、韩、毛，其所习只能为鲁诗。

陈氏之家法理论，可议之处甚多。史迁、刘向、班固、郑玄之家派所属，素为聚讼之府，陈氏之后，攻讦之声更不绝于耳。学者或举证陈氏抵牾之迹，以申新说，此乃议题之继续。或釜底抽薪，否定三家诗之辑佚方法。前者多系零星考订，不胜枚举。后者如刘立志《三家诗辑佚学派论定之批判》，归总清人辑佚思路六条，一一反驳，以为非直引者不可采信。[7]叶国良《〈诗〉三家说之辑佚与鉴别》，标举清儒之失，倡议后人修正思路，实事求是，重辑三家诗。[8]虞万里《从熹平残石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以后出熹平残石，检讨陈、王之辑佚成果，认为相合者仅35%，然清儒继绝之功，未可泯灭，其阙漏谬误，则有待于新材料、新思路云。[9]

窃谓辑佚三家诗与三家诗辑佚之学，应区别对待。前者谋复三家诗之原貌，后者研讨辑佚家之学说。前述学者批判清人所辑三家诗，无不以古学原貌为圭臬，故有是非高下之别。试以经学为譬：辑佚者，乃经学家；全盘否定辑佚理论者，更近于史家；以出土材料为是非者，乃考古家；探索辑佚者营造之辑佚学，乃是经学史研究。经学家无不以圣人之义为鹄的，而吾辈治经学史，却不必证其是否合于圣，但论其学说之究竟则可矣。故三家诗辑佚学之研究，暂可不必问其是否合于古之三家诗。前引贺广如《冯登府的三家〈诗〉辑佚学》，正是笔者所谓后一范畴之研究。贺氏又作《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及其相关问题》与《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之定位》，探讨各家特点，揭示前后因革。[10]其学生郑于香《清代三家〈诗〉辑佚学研究──以陈寿祺父子、王先谦为中心》，究心陈、王差异之由来，启发笔者最多。[11]笔者以为陈氏之辑佚学，体大思精，持法严谨，王氏先谦之承袭与变化，亦堪玩味。试申此论。

二、辑佚有法

初，笔者读《鲁诗遗说考·自序》，至

“佩玉晏鸣，关雎叹之”，臣瓒谓事见鲁诗。而王充《论衡》、杨雄《法言》亦并以《关雎》为康王之时。“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史迁盖语本鲁说，而王符《潜夫论》、高诱《淮南注》亦均以《鹿鸣》为刺上之作。互证而参观之，夫固可以考见家法矣。

不禁大呼其谬。《论衡》、《法言》偶与鲁诗相似，何以竟视全书为鲁说？史迁不过尝于孔安国问故，安国兼习《尚书》，所问岂必鲁诗？史迁尚且如此，又遑论偶与史迁同说的王符、高诱？乔枞此说，自申公、孔安国、司马迁一条孤线，牵连至于王、高，寥寥寡证，强事臆测，自谓“考见家法”，岂其然哉？

此后，笔者时时翻阅《遗说考》与《集疏》，于其家数分派，虽未能信服，亦叹其前后一贯，极少抵牾。以乔枞定为鲁诗的杨雄《法言》为例，除其说《关雎》合于臣瓒所谓鲁诗以外，并无他证。《法言》涉及《召南·甘棠》之诗说，涉及《邶风·绿衣》、《齐风·甫田》、《小雅·小宛》、《小雅·小弁》之文字，乔枞咸归入鲁诗，虽然未有新证，亦未见反例。或可成为反例者有以下三处。《毛诗·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乔枞《鲁诗考》引《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国是王”，盖以“王”乃《毛诗》“皇”之异文。然同引《白虎通》、《尔雅注》之“鲁诗”皆作“皇”，是《法言》之“鲁诗”与《白虎通》、《尔雅注》之“鲁诗”不同。乔枞于此无说，盖其疏漏，[12]此其一。《毛诗·大雅·江汉》“洸洸”，《法言》作“璜璜”，乔枞定为鲁说的《尔雅》作“僙僙”。同为“鲁诗”，《法言》与《尔雅》不同。乔枞乃以“璜璜”为“僙僙”之误，以掩其抵牾之迹，此其二。《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毛传以为公子奚斯作此庙，《法言·学行篇》“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矣”，意为奚斯作诗。《法言》此说与《文选》王文考《鲁灵光殿赋》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是诗公子奚斯作”相合。乔枞对此解释为鲁、韩诗说同，此其三。以上三条，第一条确有不合，后两条则已作出辩解。

由是观之，乔枞以《法言》为鲁诗之假说，虽然只有《关雎》一条例证，亦能周全其说，在其假说内部鲜有抵牾。《法言》之外，杨雄《方言》乃至辞赋箴诔，亦为乔枞纳入鲁诗。乔枞以《潜夫论》为鲁诗，其立说之牵强，更甚于《法言》，然检其见于诸篇者，亦皆此类。敢问诗派归属之理据既已牵强若彼，其诗说又何能整齐通达如此？

于是知陈氏辑佚之学，别有洞天，自成一体。何以分家定派，乃以家法为核心。家法演而为四则，即前述诗分四家，一人、一门、一族必治一诗。依此反观陈氏之立论，种种欠通之处，转而有法可循。以此绳之，《荀子》、陆贾、马迁、刘向、《白虎通义》、蔡邕用鲁诗也，班氏、礼说、纬书、公羊之学、翼匡之属所用为齐诗，鲁、齐二诗之规模已远超前人。此其辑佚之始基。其余载籍旧文，陈氏又参核异同，分门别类，摭其近于以上诸家者。则《淮南》、高诱、杨雄、王充、张衡、《潜夫论》、《风俗通》、《楚辞章句》、《左传》服注、《尔雅注》皆归入鲁诗，《焦氏易林》、桓宽《盐铁论》皆归入齐诗，曹植诗文等归入韩诗，三家诗始粲然大备。

参陈氏辑佚之前后阶次，四原则而外，实又立一义曰：一诗当持一说。一诗不能有两说，故诗说相异者，不能视为一家。逆用此法，则说诗同者，或为一家。前引《鲁诗考自序》，以王充、杨雄、王符、高诱四氏之说归入鲁诗，背后实有一番考订功夫，《自序》所举，特其显明有力者耳。

再以《盐铁论》为例，[13]《齐诗遗说考·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条引其说，并云：

乔枞谨案：桓次公《盐铁论》皆用齐诗。如以《兔罝》为刺，义与鲁、韩、毛显异，以“鸣雁”为“鳱”，文与鲁、韩、毛并殊，以《出车》为周宣王诗，与班固《匈奴传》合，是其证也。

乔枞列《盐铁论》于齐诗者，其数不下半百，此条案语所举，乃最显明之证据。阮元《三家诗补遗》刻本前冠叶德辉《叙》驳其说曰：

按《盐铁论·取下篇》云：“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作也。”以履亩、《硕鼠》为一事，与《潜夫论》“履亩税而《硕鼠》作”之说合。陈氏既以节信为鲁诗，又出次公为齐诗，析而二之，未见有合。阮氏桓、王并入鲁诗是也。

叶氏所指，的是陈说漏洞。然不见乔枞《鲁诗遗说考·硕鼠》案语所云“桓宽用齐诗，然则此诗鲁、齐说同矣”，语虽近于狡辩，亦未可厚非。其言某诗与某诗同，乃乔枞疏通诗说之法，本出于无奈，竟成敷衍塞责之套语。阮元以班固习鲁诗，故乔枞所举《盐铁论》与《匈奴传》合者，转而成为阮氏《盐铁论》为鲁诗之证。然检《兔罝》、“鸣雁”所谓鲁、韩之诗，无一出于直引，皆以家法论定之鲁、韩，则叶、阮所以立论者亦同于陈。故乔枞与阮元实无是非之分别，其理论依据有所不同而已。阮书文寡，其体也小，其法也少，陈书文繁体大，其法也多。

观乔枞以桓次公异于鲁、韩、毛而定其为齐诗者，是以“一诗不能有两说”别异之法。其不以齐之《盐铁论》与鲁之《潜夫论》同说为意，不以鲁之《法言》与《文选注》引《韩诗章句》同说为意，而曰某某说同者，是以“两诗可持一说”以存同之法，此法亦可谓“一诗一说”之妙用。究此法之所本，则《史记·儒林传》有“其归一也”之语。魏源《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所云“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茍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规迭矩”，皮锡瑞《诗经通论》所谓“三家诗大同小异”，王先谦《集疏》屡云之“三家无异义”，皆此类也。

或曰：所论陈氏辑佚之五法及前后阶次，有明文可依否？前人辑佚亦有法，阮氏已以《汉书》、《潜夫论》、《盐铁论》归为鲁诗。或有法而不自知，臧庸《拜经日记》卷七《楚辞章句多鲁诗说》云：

王叔师《楚辞章句》所引《诗》，或与韩、毛不同，而与《尔雅》及《列女传》有合者，盖鲁义也。其诂训亦往往有异于毛郑，而较毛郑为长者。

与韩、毛不同则必鲁、齐，岂非“诗必四家”之法？镛堂素以《尔雅》旧注多鲁诗，或又以《列女传》为鲁诗，而王注与二书相合，故云“盖鲁义也”，正是“一诗当持一说”之逆用。

“盖”者，推测之辞，至乔枞乃成定论。《鲁诗遗说考·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条引王逸《楚辞·九歌》注“窈窕，好貌，《诗》曰‘窈窕淑女’”云：

乔枞谨案：臧镛堂《拜经日记》言：“叔师《楚词注》所引《诗》多与毛、韩异，而与《尔雅》及《列女传》有合者，盖鲁义也。”乔枞考叔师引《诗》，如“好人媞媞”、“苕苕公子”之类，显与韩、毛文异。此诗“窈窕”，毛传训作幽闲，云：“是幽闲贞专之善女。”薛君《韩诗章句》亦云：“窈窕，贞专貎。”（原注：见《文选》颜延之诗李注引）又匡衡习齐诗，其说“窈窕淑女”，谓：“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义与《毛诗》并同。是知叔师所用，信为鲁诗矣。扬子云《方言》云：“窕，美也，陈楚周南之间曰窕。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子云用鲁诗，故与叔师说合。《毛诗释文》引王肃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又张揖《广雅》云：“窈窕，好也。”皆本鲁诗说。

《楚辞章句》异于毛、齐、韩“贞专”之训，故定其为鲁诗。王逸本无家法可寻，乔枞以其多异于《韩诗章句》及《毛诗》（“好人媞媞”、“苕苕公子”），此处又不与匡衡之齐诗同，故“信为鲁诗矣”。杨雄亦无家法可据，《法言》说《关雎》诗旨与鲁合，系待考之鲁诗。既以王逸为鲁诗，而《方言》训“窈窕”与王逸同，则更证杨雄所习为鲁诗，王逸亦多一左证。王逸、杨雄二氏皆未闻有家法，终于得以确定家数，其前后阶次，班然可睹。论其考证之法，则“诗必四家”、“一诗当持一说”，与臧庸同。

臧氏之法，实出于考据家之经验，非有意用之。陈氏之法，乃为辑佚而苦心营造。陈氏辑佚，总合前人之成，倘不以家法之说统摄，必沦为《诗经》异说之汇编。先立有家法者，则无家法者亦可比附，是其辑佚之阶次。而后一阶次之依据，乃“一诗当持一说”，此义亦源于陈氏之家法观念。家法乃陈学之根本，否定家法理论，《遗说考》必不复成立。

然乔枞之考证看似有理，实则外强而中干。乔枞之证据，惟薛君《章句》信为韩诗，其余文献，无不以家法定派，自相支撑，实乃循环论证。然《遗说考》体制之宏大，恰在其循环周流之顺畅，鲜少抵牾。其引王肃及《广雅》，训“窈窕”与王、杨同，遂采入鲁说。王肃、张揖，时代已晚，异文、异训、异说歧出，迥异于陈氏既有之分派，乔枞分散其说，凡与某诗合者，则系于某诗。类此不能划为一家者，又有先秦诸书，以其时未有今古之分；又如《博物志》，诗说甚少，然间涉三家，不能概论；又有《说文》，许慎以毛自命而异文错出，绝不能指为一家；又《玉篇》、《广韵》、玄应《众经音义》诸晚出之字书、韵书，异文特多，难以整齐。此皆汉代家法理论所不能涵盖，与现成诗说相合，则采入某家。

亦有无可比附者，如《广韵·十六怪》：

扒，拔也。《诗》云：“勿剪勿扒。”案，本亦作“拜”。

《毛诗·甘棠》原作“勿翦勿拜”，“拜”字《广韵》引作“扒”。陈氏所辑三家于“拜”字皆无说，无从比附，故不见于《遗说考》。乔枞又作《诗经四家异文考》，[14]出“勿剪勿扒”条，引《广韵》此文曰：

案《毛诗》笺云：“拜之言拔也。”《广韵》所引盖三家之异文。虽字异而训义仍同。扒得与拜通者，考司马相如《上林赋》“汹涌澎湃”，韩愈、孟郊《征蜀联句》云“獠江息澎汃”，“澎汃”即“澎湃”也，此足为扒、拜通假之验。

乔枞未能论定家派者，可入《异文考》，以存古籍旧观。《遗说考》已判为误字者则不收入《异文考》，以免节外生枝。至其不论“剪”乃“翦”字异文，则《异文考》“勿鬋勿伐”条下云“《玉篇》以剪为翦俗字”是也。

《甘棠》“勿翦勿”三字，各章皆然，“翦”有异文，各章必同。《异文考》“勿鬋勿伐”条语出刘歆庙议，则以鲁诗“翦”作“鬋”。依陈氏著书之例，《鲁诗遗说考》宜出此条异文，再注其出处。今检《鲁诗考》，所出乃《毛诗》原文，条下所汇诸说，“翦”、“剪”、“鬋”、“刬”互见，又检《韩诗考·甘棠》，列异文出处如表一。

又《鲁诗遗说考》云：

乔枞谨案：《毛诗释文》云：“勿翦，《韩诗》作刬。”中郎用鲁诗，字当作“鬋”，与《汉书》刘歆庙议引同。此作“刬”者，盖后人传写，从韩诗改之耳。又《说苑》及《白虎通》两引《诗》“勿翦勿伐”，皆当作“鬋”为是。

《韩诗遗说考》又云：

乔枞谨案：据《毛诗释文》及《集韵》，是韩诗“翦”作“刬”，与毛文异。今本《韩诗外传》引《诗》作“翦”，盖后人顺毛改之耳。

《释文》与《集韵》直引《韩诗》作“刬”，两相参证，更信于《韩诗外传》。故定韩诗为“刬”，而以《外传》为误字。其余三字，“翦”乃《毛诗》用字，“剪”以俗字不足取，[15]仅“鬋”可论。又见“鬋”字出于刘歆，遂定为鲁诗。鲁诗既定，则同为鲁诗之《说苑》、《白虎通》与蔡邕，皆可视为误字。然乔枞论《说苑》、《白虎通》与《外传》顺毛而误，尚可通；既改《韩诗外传》以就真“韩诗”，又以“韩诗”改蔡邕之文，一改再改，似于理不合。陈氏屡易典籍文字，干犯大忌，所图者何？其“一诗一说”之义也。此义厥功甚伟，贻患亦巨，既为辑佚之功臣，复为陈学易遭诟病之处。欲详知其学说之究竟，需观王氏先谦弥缝改更之迹。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甘棠》云：

勿翦勿伐【注】韩翦作刬。鲁亦作刬，又作鬋。【疏】“韩翦作刬”者，引见《释文》。《集韵》刬字注引同。据此，上引《外传》“勿翦勿伐”之文亦当为“勿刬勿伐”，作“翦”者，后人乱之。秦《诅楚文》“欲刬伐我社稷”，刬伐连文，即同韩诗。“鲁亦作刬”者，蔡邕《刘镇南碑颂》：“蔽芾甘棠，召公听讼。周人勿刬，我赖其桢。”蔡述鲁诗，是鲁本亦作“刬”。“又作鬋”者，《汉书·韦玄成传》刘歆庙议云：“《诗》云：‘蔽芾甘棠，勿鬋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据此，鲁异文作“鬋”。《韦贤传》：“鬋茅作堂。”颜注：“鬋与翦同。”翦、鬋通用字。《说苑》、《白虎通》两引《诗》“勿翦勿伐”，知鲁又作“翦”也。

勿翦勿败【疏】《集韵·二十六产》刬字注：“翦也。”引《韩诗》曰“勿刬勿败”。

勿翦勿拜【注】鲁韩拜作扒。鲁韩说曰：扒，擘也。【疏】“鲁韩拜作扒”者，《广韵·十六怪》：“扒，拔也。《诗》曰：‘勿翦勿扒。’”陈乔枞云：“扒得与拜通者，司马相如《上林赋》：‘汹涌澎湃。’韩愈、孟郊《征蜀联句》云：‘獠江息澎汃。’‘澎汃’即‘澎湃’也。此足为扒、拜通叚之验。”愚案：扒、拜以双声通转。“扒擘也”者，《广雅·释诂》文，正释此义，知作“扒”者为鲁、韩诗矣。《广雅》又云：“擘，分也。”以手批而分之，亦拔取之意。擘、拔声转而义通。《毛诗》作“拜”，笺“拜之言拔也”，陈奂云，“本三家义”。愚案：笺不用拜之本义，而训为拔者，见三家作“扒”是正字，毛作“拜”是借字，故读拜为拔也。

其说如表二、表三。

表二所引之文，秦《诅楚文》刻石而外，皆出自陈书，是王氏因袭陈氏之明证。陈氏所定家派，前文所列者，悉为王氏所取。陈氏不能论定者，王氏以《广雅》、《广韵》异文为鲁、韩之同说（如表三），又定《玉篇》为韩诗（说详后）。是王氏之三家分派，源于陈氏，然陈氏三家诗学之体系，王氏未全部依从。陈氏改字以适“一诗当持一说”之义，而王氏则不以一诗可持两说、三说为意，遂定鲁诗之异文有三（如表二）。王氏引陈氏之文而易《广韵》之“剪”为“翦”者，或为讹误，或出于私意。至其以《外传》之文为后人所乱，则又从乔枞之说而不能坚持“一诗可持数说”之原则。

乔枞之“一诗一说”与先谦之“一诗数说”，乃二氏最显明之差别。下文由此入手，以显陈、王三家诗学体系之特征。

三、一诗一说

王氏不从陈氏“一诗一说”者，《集疏·羔羊》云：

委蛇委蛇【注】齐韩委蛇作逶迤，韩又作袆。【疏】“齐韩委蛇作逶迤”者，《释文》：“委蛇，《韩诗》作‘逶迤’，云：公正貌。”案：曹大家赋“逶迤补过”，是齐作“逶迤”，与韩同。《杨秉传》“逶迤”二字正用齐、韩文。“韩又作袆”者，陈乔枞云：“据《释文》韩作‘逶迤’，‘袆’非韩诗经文，乃内传释经‘逶迤’之训。”愚案：《衡方碑》“袆”，洪适谓本韩诗，与王娄说合。众家皆有异文，“袆”是韩异文，《释文》失引耳。《释训》“委委蛇蛇，美也”，《释文》作“袆袆它它”，是袆、委通用。“逶迤”疑或作“委随”，故隶省随作隋，又变隋为也。

乔枞《遗说考》略同，不烦赘引。《释文》既直引《韩诗》，故乔枞不以《隶释》之文为韩。然碑文字僻，他书所无，不能指为讹字，遂以“非经”为辞，不辨以僻字训常语，于理未安。观陈氏于《尔雅》诸书，凡与经文似有关联者，辄援以入诗，而先儒语之的出《内传》者，又以他说搪塞，曰此非经文也，曰彼乃讹字也，或以文字音韵之学证其实为一字，殊为可笑。（上文所论某某两诗同说者，殆其自圆其说之又一套语。）王先谦则无所顾忌，以为韩诗异文。其所云“众家皆有异文”，是其“一诗数说”之明证。以诸儒之书观之，四家诗之差异，举其大者，曰诗说，曰训诂，曰文字。（“异文”、“异说”，对言则互异。本文每泛论“诗说”、“异说”，乃兼包文、训而言。）诸家所辑，诗说最寡，而异文特多。章句、故训寡，故一诗一说，鲜有抵牾，虽有不合，亦易于敷衍牵合。异文众多，则往往不能相合，遂有陈氏改字搪塞诸举。王氏不言众家皆有“异说”而独言“异文”者，以此也。又案《释文》原引《诗》“委蛇”作“委虵”，云：“本又作‘蛇’”，则“虵”、“蛇”乃《毛诗》内部异文，陈乔枞移诸《诗经四家异文考》，王氏则未有说，盖《集疏》径袭《遗说考》而未检《释文》单刻本，[16]抑或《毛诗》非其意所在之故。

王氏从陈改字者，《集疏·草虫》云：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注】鲁觏作遘。【疏】“鲁觏作遘”者，《释诂》“遘，遇也”，邢疏引《草虫》曰“亦既遘止”。陈乔枞云：“邢疏所引，必据《尔雅》旧注之文，知是鲁诗也。《说苑》引《诗》亦当作‘遘’为正。”愚案：《说文》：“遘，遇也。觏，遇见也。”上言见，下不当复言遇见，鲁诗作遘义长。

陈氏改字，王氏多以或说疏通，此处则不然。盖以三家胜毛，故默许陈氏之说。王氏右三家而贬毛，是其书一大特点，详见前引郑于香文。

前文论及《江汉》异文，《法言》与《尔雅》不合，陈氏改《法言》以就《尔雅》。此处异文错出，特累引其文，以观陈、王之别。《鲁诗遗说考》云：

武夫僙僙。

【补】《尔雅·释训》：僙僙，武也。

乔枞谨案：《毛诗》作“洸洸”，《尔雅释文》洸洸下云：“舍人本作‘僙’，音同。”考《古文苑·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光光神武”注引《诗》“武夫僙僙”，又《舞阳侯樊哙赞》“黋黋将军”注亦引《诗》“武夫僙僙”，是三家诗“洸洸”皆作“僙僙”。桓宽《盐铁论·繇役篇》引《诗》“武夫潢潢”，段氏玉裁云：“盖‘僙僙’之误。”臧镛堂曰：“注《尔雅》者如樊光，当于‘僙僙’下引《诗》云‘武夫僙僙’，后人见《毛诗》作‘洸洸’，因据以改《尔雅》。犹《释言》‘横，充也’，或作‘桄，充也’，而孙本遂改作‘光，充也’。”

《法言·孝至篇》：武义璜璜，兵征四方。

乔枞谨案：此作“璜璜”，疑即“僙僙”转写之误。

《齐诗遗说考》云：

武夫潢潢，经营四方。

【补】《盐鐡论·繇役篇》：《诗》云：“武夫潢潢，经营四方。”故饬四境所以安中国也。

乔枞谨案：“潢潢”，《毛诗》作“洸洸”，传云：洸洸，武貌。“洸洸”当为“僙僙”之叚借。《尔雅·释训》：“洸洸，武也。”《释文》云：“舍人本作‘僙’，音同。”考《古文苑·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光光神武”注引《诗》“武夫僙僙”，音光，武勇貌。是三家诗作“武夫僙僙”也。《北征颂》“光光”当本作“僙僙”，故注引《诗》“武夫僙僙”为证。《盐鐡论》“潢潢”盖“僙僙”之讹字。《玉篇·人部》云：“僙，作力貌，与趪同。”又《走部》云：趪趪，武貌。

其说如表四。

前文陈氏皆改一家异字以从一字，此例则改三家异字以从一字。先以《尔雅》旧本与班固文之注语相同而定三家皆同，再改易《法言》与《盐铁论》文字，又证《玉篇》字同，其说迂曲如是。王氏所定迥异于陈，《集疏》云：

武夫洸洸【注】鲁洸作僙，齐作潢，韩作趪。【疏】“鲁洸作僙，齐作潢，韩作趪”者，《释训》：“洸洸，赳赳，武也。”《释文》：“樊光本‘洸洸’作‘僙僙’。”是作“洸”乃顺毛所改，此“鲁作僙”。郝懿行云“声借之字，古无正体，即‘僙’亦或体”是也。《盐铁论·繇役篇》：“《诗》云：‘武夫潢潢，经营四方。’故饬四境所以安中国也。”桓习齐诗，是“齐作潢”。又《玉篇·走部》：“趪趪，武貌。”郝云：“趪趪与赳赳字俱从走，《玉篇》似近之。”《玉篇》所据为韩诗，是“韩作趪”。《乐记》“横以立武”，“横”古音与“光”同，其字亦通。黄从炗声，炗，古光字也，故从黄之字或变从光。《说文》兕觵之觵，俗文作觥。《释言》“桄，充”，亦作“横，充”，皆其证。《法言·孝至篇》：“武义璜璜，兵征四方。”疑“僙僙”转写之误。

其说如表五。

王氏引文袭陈之迹显然。乔枞仅以《尔雅》旧注、班固注二家之文相同，即曰三家皆作“僙”，是立说之不审。陈改《盐铁论》“潢”字，王则以之为齐诗之文。陈于《玉篇》无所归处，王则以《玉篇》为韩诗（详后）。两表相较，陈说之迂曲牵强，王说之简絜明快，可见一斑。至于王氏擅改《法言》之文，一如陈氏，而不言鲁诗有异文，是其不能守“一诗可持数说”之法，犹前文袭陈改《外传》“翦”字与《说苑》“觏”字之例。故王氏之学虽称齐一，论持法之谨严，实不及陈。

乔枞偶有不守“一诗一说”者，如《绿衣》郑笺改“绿”作“禒”，《鲁诗遗说考》曰：

乔枞谨案：杨雄、高诱并用鲁诗，而于此篇皆作“绿衣”，是鲁与毛同。郑君笺《诗》定“绿衣”为“禒衣”之误，其义独异。疑本之齐诗，据礼家师说为解也。

所谓礼家师说，详见其早年所作之《毛诗郑笺改字说》。然《齐诗遗说考》引《易林》作“绿衣”，与郑笺所据“礼家师说”不同，则齐诗已作两字。乔枞不改《易林》之字者，盖千虑之一失。乔枞必以郑据三家而改毛者，《改字说·序》云：“家大人曰：郑君笺《诗》，其所易传之义，大氐多本之鲁齐韩三家。”王先谦于此条则云：“郑氏改毛，间下己意，不尽本三家义。”此陈、王之又一差别。

《毛诗郑笺改字说》书影

陈氏守“一诗一说”之严，实为历来之最。《小雅·四牡》“周道倭迟”，《释文》引《韩诗》作“倭夷”，《文选注》引《韩诗》作“倭夷”、“威夷”、“威迟”，《汉书·地理志》作“郁夷”，注以为《韩诗》，此皆有本之说，王应麟《诗考》并载之。范家相《拾遗》、宋绵初《韩诗内传征》从之，皆不以一诗有异文为意。阮元《补逸》、魏源《诗古微》咸以颜注为非，定《地理志》之“郁夷”为鲁诗，然亦并存韩诗异文三种。陈乔枞则以“郁夷”为齐诗，以《易林》之“逶迤”为“郁夷”之训，又定“威夷”为韩诗，其余异文，或以为误字，或以为与“威夷”通。陈氏力排众论，固执己见，虽失于迂曲，正可见其理论之细密。所可怪者，王氏亦与陈说相似。是王氏有法而不恒守，理论粗疏也。然其体制之宏，又远胜于范、阮诸氏。诸氏辑佚之书，间用“一诗一家”以定家数，盖考据之素习，未可言准则，更弗论体系。至陈氏荟萃众说，乃浑然一体，靡不条贯。王氏执守条法，虽不若陈氏之坚，亦别具一格。

陈氏不容三家诗之一家内部有异文，严苛若是，然其所作《异文考》，屡引《释文》或本，以为《毛诗》异文。其于毛氏，则网开一面。何也？其“一诗一说”之义，乃辑三家之法，故不以绳毛。反观王氏之“一诗数说”，一诗既容有异说，则何以别家法、定诗派？以王氏之理绳之，《盐铁论》以《兔罝》为刺，异于鲁、韩、毛者，可为鲁、韩、毛之异说，何必为齐；以“鸣雁”为“鸣鳱”，异于鲁、韩、毛者，可为鲁、韩、毛之异文，亦不必为齐也。陈氏不惜冒篡乱古书之罪，以守“一诗一说”之义，正以此也。陈氏辑佚，所图者大，故能舍小节以全大体。王氏既采陈氏所分之诗派，而不取其所以分派之法，是其体系之症结。何谓也？譬之以木，陈学之体系，乃以家法观念为本，以五条原则为干，各家分派是其枝，所汇诗说是其果。本生干，干成枝，枝结果，未有本坏而末能久者。王氏变陈学之条例，撼动其干，则危及其余，而复执其枝、采其果以论诗者，殆矣。

今之学者持以难清儒者，如民国间洛阳出土鲁石经“彼四牡四牡驿”，[17]与蔡邕《胡广黄琼颂》“奕奕四牡”文异，则论蔡邕所习非鲁诗也。鲁诗石经，蔡邕所手定，斯人尚不合家法，则陈、王所辑之三家诗，其可取信与？窃谓以石刻定经文古字，论先儒得失者，皆以“一诗一说”为想当然之理。使乔枞有知，其必曰：“‘奕奕’乃后人顺毛而改也。”倘先谦复生，其必曰“鲁诗亦作‘驿驿’”是也。清人辑佚非不取石经，简帛佚籍、碑文石刻，不过丰富辑佚之果，于其本干则无伤。

以三家诗之原貌而论，若经止一本，何烦刻石之劳？则“一诗一说”之理为凿，先谦所谓“众家皆有异文”为得。然依先谦此法，清人所辑三家诗，皆近于梦揣，《集疏》亦不能免。“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此之谓也。

四、陈王异趣

陈氏之《遗说考》，每有某某诗同说者，皆分篇而两见，翰墨徒费，读者亦苦其不便。然其条例之严密畅达，实非王氏《集疏》可比。王书主体之告成，前后不过三年。[18]陈氏之书，乃父子两代苦心经营之作。王氏《集疏》，本非辑佚之作，其荟萃三家，乃以释《诗》，与毛氏相抗（详郑于香文）。其所属意者，本非三家诗之所从来。至于条法细则，更非其意所在。故又不可以陈氏之体系，苛责王氏之短长。

王氏既变陈学之条例，以便己用，又于陈氏之分派，有所改易。张华《博物志》引《十月之交》“山冢崒崩”作“山冢卒崩”，与《汉书》刘向上封事之文引同，是与所谓鲁诗相合。然又有与齐、韩之说合者，《遗说考》略采数条，分入各篇。王氏并省之。《广雅》、《广韵》异文异训杂见，陈氏难以划一，遂与鲁、齐、韩之说各相比附，散于三《考》。王氏以《广雅》、《广韵》为鲁、韩义（如表三），盖以二书附于三《考》者，以鲁、韩为多。又定《玉篇》为韩诗（如表五），以野王之时，韩诗仅存。此法实陈氏“诗必四家”之变例。陈氏非不省此理，《韩诗遗说考》“左右覒之”条下乔枞案云：

顾野王《玉篇》撰于梁大同九年，是时齐、鲁诗已亡，惟韩诗存。故《玉篇》所载《诗经》文字训义，兼采韩、毛二家。如《人部》“仲”字下引：“《诗》曰‘仲氏任只’，仲，中也。”《宀部》“?”字下云：“夜也。《诗》曰‘中?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冓’。”虽皆不言其为韩诗，然据释玄应《众经音义》九引《韩诗》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墙有茨》篇引《韩诗》云：“中冓，中夜，谓淫僻之言也。”并与《玉篇》训同。则《玉篇》所引之为韩诗训义无疑矣。又如《女部》“嬿”字下引《诗》曰“嬿婉之求”，《门部》“闶”字下引《诗》曰“高门有闶”，亦不言其为韩诗。然据李善《文选注》二引“《韩诗》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经典释文》《绵》篇引《韩诗》曰“闶，盛貌”，皆与《玉篇》文同，则《玉篇》所引之为韩诗异文，又无疑矣。今于《玉篇》引诗有异义者，必参观而互证之。凡《说文》所载三家异文，而《玉篇》据以采入者，概置弗录，盖阙疑之义云尔。

注释：

[1]严虞惇《诗经质疑》内有《三家遗说》一篇。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沈》于三家均有采掇。

[2]诸氏之书，其通行者有：宋绵初《韩诗内传征》四卷《补遗》一卷，沈清瑞《韩诗故》二卷，臧庸《韩诗遗说》二卷《订讹》一卷，迮鹤寿《齐诗翼氏学》四卷，李富孙《诗经异文释》十六卷，魏源《诗古微》二十卷，丁晏《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蒋曰豫《诗经异文》四卷，顾震福《韩诗遗说续考》四卷、《齐诗遗说续考》一卷、《鲁诗遗说续考》一卷。

[3]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虚受堂后印本。

[4]三《考》依次初刻于道光十八年（1838）、二十二年、二十年。全书前冠陈寿祺嘉庆二十四年（1819）《自序》，所序盖寿祺之初本。乔枞所益者，悉标阴文“补”字以别之。是书凡言“案”者，寿祺所案，乔枞案语则低格曰“乔枞谨案”。学者多以陈氏父子并举，或重寿祺而轻乔枞。道光本《遗说考》卷端题“福州陈寿祺学、男乔枞述”。光绪间南菁书院《续经解》本改题“侯官陈乔枞朴园著”。今案《遗说考》之定本实非寿祺初本可比，乔枞所补十倍于寿祺，此文所引，亦罕有出自寿祺者。乔枞之三家诗学周密该洽，谅非寿祺所能料及，故本文屡云乔枞而不言寿祺。本文又云“陈氏”者，乃指其父子一家之学，不没寿祺首创之功。本文所据《遗说考》为道光家刻本，即《左海全集续集》本。《续经解》本分卷不同，文字小异，不存低格之例。

[5]贺广如，《冯登府的三家〈诗〉辑佚学》，《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23期（2003年9月）。

[6]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自序》转述陈寿祺语，《左海全集续集》，道光家刻本。

[7]刘立志，《汉代〈诗经〉学史论》第四章《附》，中华书局2007年。

[8]叶国良，《〈诗〉三家说之辑佚与鉴别》，《经学侧论》，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原载《国立编译馆馆刊》第九卷第1期（1980年6月）。

[9]虞万里，《从熹平残石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杰出学人讲席：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2009年4月。收入氏著《榆枋斋学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贺广如，《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及其相关问题》，《汉学研究》（台北）第二十二卷第1期（2004年6月）；《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之定位》，《人文学报》（桃园）第28期（2003年12月）。

[11]郑于香，《清代三家〈诗〉辑佚学研究──以陈寿祺父子、王先谦为中心》，桃园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年。

[12]以陈氏三家诗学之义例，鲁诗一家之中不容另有异说（详后）。

[13]参叶国良，《〈诗〉三家说之辑佚与鉴别》，《经学侧论》，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原载《国立编译馆馆刊》第九卷第1期（1980年6月）。

[14]《左海全集续集》，道光家刻本。

[15]乔枞云《白虎通》引《诗》作“翦”，不云《封公侯》篇作“剪”，盖以“剪”乃“翦”之俗字，故云然。《续经解》本《遗说考》两引《白虎通》皆作“翦”，盖据乔枞案语而改。

[16]单刻本《释文》出“虵”字，是陆德明视“虵”为《毛诗》定本，“蛇”为异文。合刻各本《释文》出“蛇”字，或易置“虵”“蛇”次序，或删“虵”字，皆改陆氏原文以就今《诗》。

[17]汉石经鲁诗碑图第七面第三行。

[18]《王先谦自定年谱》卷下“癸丑（1913年）七十二岁”：“移寓平江县城。（中略）早岁为《诗三家义集疏》，至《卫风·硕人》而辍业。自至平江，赓续为之，渐有告成之望。”（《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定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六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集疏》初刻在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

[19]譬如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特重版本异文，然其每以乔枞所疑，臆改《外传》原文，而不顾版本依据者，则其盲从陈氏，而未能深晓陈氏立论之由。又如今人研究汉代三家诗，每以陈、王之结论成说为想当然之素材，而不问其所从来，所论三家诗之特点云云，竟与陈氏分家之依据无二。此皆人云亦云，颠倒因果，终以循环论证，难以取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