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统”与“独”的较量一直是近三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核心主题。当双方都认定难以短期内实现“统”与“独”时，统独较量又表现为“渐统”与“渐独”的较量。“统”“独”较量历来受外部环境影响。历史地看，“统”“独”对立的产生及发展本身就是近代中国外部关系发展和演变的一种结果。这些外部因素中，美国因素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日本因素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必须看清楚的是，“统”“独”较量过程中，大陆并非处处都属于强势一方。这是因为台湾在政治体制上已与整个西方自由主义形成天然联盟，特别是在安全上美台相互视为盟友，美国（和一定程度上的日本）始终是台独的支持力量，而不是统一的支持力量。尽管美国对“急独”有所防范，台湾对“武统”也有所顾忌，但在“渐统”与“渐独”的较量中，大陆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密切合作的美台联盟，以及隐然背后的日台联盟。世人常常听到台湾叫屈大陆“打压”，却未必想到台湾也有联合外力挑衅“欺负”大陆的一面。以和平统一论，大陆唯一可依赖的乃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努力争取台湾民心，落实两岸一家亲；把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来思考。
在“渐统”和“渐独”的较量中，双方都认定时间站在自己一边，并各有所依恃的理由。认同对方理由者便渐生一种“急统”和“急独”主张，对己方的“渐统”和“渐独”政策不以为然（这里“急统”和“急独”的称谓未必准确，因为主张者自己就不会承认自己的主张过“急”）。“急统”主张者认为，两岸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可能，台湾不分蓝緑都赞成和寻求独立，不过是“独台”和“台独”的区别；对国民党不必有过分期待，其承认“九二共识”不过是争取大陆惠台举措的手段；柯文哲更是“白皮緑骨”，不宜合作；两岸问题的解决终归要靠武力，或武力胁迫；大陆一门心思准备军事斗争即可，可任由“台独”放肆嚣张，坐等其跨越红线然后一举解决之。“急独”派则亟亟于尽早完成法理“台独”，毕其功于一役，对执政当局渐进“台独”和对付大陆虚与委蛇的态度均不可接受；本次“九合一”选举操作“奥运正名”公投，明年又要加码“台独”公投；推出花样翻新的各类“修宪”动议、“释宪”诉求，以求通过立法、释法或司法实现“台独”；明显违背史实地编制教科书，建立偏狭民族史观，去“中国化”动作不断；对两岸正常交流极力阻挠，对大陆体制和民众极尽污名化；呼吁美国军舰扺台、太平岛出租，恨不能立即让美军占领台湾；宁可不要大陆惠台措施、做美国军购冤大头，总之宁可穷台，也不要经济上过分依赖大陆；一遇中美对抗即见猎心喜，期望中美大打贸易战，巴不得一夕起床，听见中美在空中或者海上发生武力冲突的“喜讯”，以便“台独”可以火中取栗。
应该说，在如何对待“急统”的问题上，大陆是采取了负责任态度。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出台一系列操之在我的政策，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强调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分展现耐心、信心和定力。大陆涉台政策并未被“急统”观点左右，“急统”观点也没有形成舆论主流。反观台湾执政当局，一段时间以来放任、姑息甚至纵容“急独”；一些政治人物口不择言，视两岸关系为儿戏；“台独”成为政治正确，非我族类，即无情打压；“台独”与“急独”沆瀣一气，相互推进，构成两岸紧张和可能冲突的主要导火索。
二、考虑到解决台湾问题长期性和复杂国际背景，确立针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双重目标思路
近期，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胜，台湾内部支持“九二共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呈上升趋势。但影响两岸关系和“统”“独”较量的整体外部因素却愈加复杂，“统”“独”力量对比并未出现实质和根本性变化。从美国近年发布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已经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围堵很有可能呈上升趋势，打台湾牌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美国连续几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以及2018年3月、11月先后通过《与台湾交往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已经为打台湾牌扫除了法律障碍；同时在安全上加大美台合作力道，逐步侵蚀“一中”主权，其配合、支持“渐独”的策略不言自明。台湾不分蓝緑，对美国在安全和国际空间上的合作都难以拒絶。中美在涉台问题上的拉锯角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台湾问题将长期处于“统”“独”战略相持阶段，难以因为岛内政局一时变化而出现根本性的改善。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台湾始终不能自主，这一点从甲午割台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台湾与大陆合作程度始终要受到美国因素制约。如果大陆不能出面解决美国因素的影响，则台湾与大陆合作的程度始终是有限的。邓小平、习近平等几代领袖均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关键是要靠自身发展，也是基于对这一内外环境的深刻把握。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明确发展和处理两岸关系的双重战略目标。第一重目标是反“独”促“统”，推动两岸共谋民族统一，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第二重目标是促成台湾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积极因素而不是负面因素，推动两岸共谋民族强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上述两项目标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交叉，以及互为因果和互为目的的方面，也存在各有侧重、相互区别的内容。如果仅仅只考虑第一重目标，凡事仅仅以近期的“统独”得失为衡量标准，则以“台独”为基本教义的整个民进党系统及其政策都是大陆的对立面，对国民党也不免有难以借力的埋怨，白色力量更不可靠，对两岸现行交往合作的效果也会充满疑虑。“急统”主张者多少只考虑了第一重目标。如果将双重目标综合考虑，则需要将反“独”促“统”放进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和进程来思考。一方面两岸统一为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发展两岸关系要服从和服务于民族复兴，只有民族复兴顺利发展才能有效促进民族统一，两者辩证统一。在当前民族复兴进程中，台湾因素在经济领域尚能维持两岸互利共赢，但在安全和外交领域则始终对整体民族复兴构成负面牵制。这种负面作用既因美台日益深入的安全合作而蚕食国家主权，对大陆构成战略压力，也因大陆日益加紧的军事反制对台湾造成不可承受之重，可谓两岸双输。因此，综合考虑双重目标，就是要在维护“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化“敌”为“友”，实现两岸和解，阻止外力介入，避免两岸因安全和国际空间问题陷入敌对；在认识到两岸和平统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难以达成的现实条件下，促进两岸良性互动与良性合作；既避免台湾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过程的战略负资产，也避免大陆始终成为台湾安全的主要敌人。当前落实双重目标的首要任务，对内是阻止民进党“去中国化”进程和各类“台独”图谋，限缩“台独”空间；对外是遏制美台安全合作的层级、程度和速度升级，迟滞和避免两岸问题过早摊牌。
双重目标的核心在于平衡兼顾两岸统一与民族复兴两项目标，避免顾此失彼、轻重倒置、欲速不达。为此既要坚持“一中”底线，絶不允许“台独”，始终不忘军事斗争准备，随时做好应对内外“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出现最坏局面的可能；也要注意对台政策需要更加细腻，避免简单化、粗线条，还需要有更加开阔的胸襟和包容。只要平衡地理解和把握上述双重目标，就不难得出结论，对台工作要最大范围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打击和遏制范围限制在一小撮“台独”核心力量。凡是赞成两岸一中、支持两岸合作者均是团结合作的对象，当前阶段不必过于计较其两岸一中文字表达上的差异和关切，重点关注是否升级美台安全合作、挟洋自重、引狼入室、与大陆为敌。国民党及一切承认“九二共识”的政党和力量是理所当然的合作对象；尽管他们会在台湾安全问题上继续仰赖美国，两岸论述并不尽如人意，但是愿意在美、日和大陆之间维持平衡交往，避免与大陆敌对，显然与完全倒向美国、敌视大陆的民进党有根本区别。台湾正在兴起的一股中间力量，多为蓝緑中间选民、无政党色彩的“白色”选民以及青年人群，其人数规模甚至较之蓝緑基本盘还要大。他们厌恶蓝緑恶斗和政治操弄，构成一股反感意识形态斗争的某种理性力量，也应该成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团结合作对象。即便是寻求“台独”的民进党，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也有人提出过“宪法一中”、“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此类主张一旦民进党在2020大选中延续失败很有可能再次浮现，可以视为顾忌两岸关系和台湾经济民生而暂缓“台独”操作的“缓独”派。大陆对民进党在政治上采取斗争为主、不予合作的同时，也不妨在态度上有“深緑”与“浅緑”、“台独”与“缓独”、组织与个人、高层与低层的区别对待。在经济社会领域，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进一步贯彻两岸一家亲，落实台胞同等待遇，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和两岸和平发展制度安排，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和共同论述。
双重目标思路站在民族复兴的道义至高点，对内以两岸和平、民生经济、文化交流、心灵契合为重，有利于遏制“去中国化”进程；对外避免两岸相互为敌、授人以柄，促使台湾以经营两岸关系寻求安全，而不是依赖出卖主权换取美国安全保护，有利于遏制外力蚕食和打“台湾牌”。这一思路既有利于形成更加健康积极的陆、台、美相互关系，也有利于赢得岛内最大多数党派和民众的支持，还有利于民族复兴进程和将复兴成果转化为反“独”促统动能。看似保守，实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捷径；与此前大陆提出的和平统一分阶段目标完全契合、相互补充。
由于两岸长时期的分隔和西方主导国际关系的现实，我们很难期待台湾的所有政党和民众都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目标和大局来思考问题。但只要承认“九二共识”、认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一切理性的台湾利益至上者都应该是可以团结合作的对象。为了最大程度扩大团结面，甚至不必过分计较其内心的理念和动机，而主要应看其在实际言行上是否承认两岸一中、认同中华民族，能够与大陆合作，能够理性客观看待大陆，不与大陆为敌。从长远来说，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终归要依赖没有历史包袱和历史恩怨的新一代台湾人，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战略抉择。因此，所有承认两岸一中、认同中华民族、秉持理性客观的台湾各界人士都应该是大陆的当然朋友。应该相信，台湾的前途、福祉与尊严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复兴，凡是理性客观的台湾人士终究能够回归中国认同、欢迎民族复兴。少数公然嚣张或者渐进阴损的“台独”路线奉行者，往往秉持非理性的极端意识形态；他们既是肆意诋毁大陆、诋毁中华民族、积极推行“去中国化”者，也是大陆根深蒂固的敌视者；他们亟亟于引狼入室、挟洋自重；在文化上数典忘祖，在政治上鼠目寸光，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主观、偏狭和教条不能自拔。可以预见其发展将逐步式微，其结果也必然走到台湾人民利益的敌对面，为广大台湾同胞所抛弃。这次“九合一”选举结果便是一个证明。
三、对台湾来说，其自主独立空间是既定的，并非争取得来；维护两岸一中、实现两岸和解最有利于台湾人民真正当家做主
一个政治实体的“独立”总是在与其他政治实体交往中体现出来的、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决定自身政策的能力，从来不存在超越现实政治、脱离实际的虚幻政治“独立”。按照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主权国家之间不分大小其独立性是平等和相等的。但在现实世界里，这种絶对的平等从来没有存在过。殖民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广大殖民地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在现实世界里，各国政经实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了各自独立性的大小。同等规模人口和经济力量的富国必然比同等规模人口和经济力量的穷国具有更大的潜在独立自主空间，而实际的自主独立空间又与地理位置、地缘政治、民族特性、外交政策选择密切相关。政经强国往往具有更大的内外政策独立性，中小政经实体或者选择服从更大政经强权（如美国的盟国），或者联合起来以自强（如东盟和各类区域组织的会员国），或者在各大强权之间维持平衡。如果以寻求独立自主空间为唯一目标，则选择在强权之间维持平衡为政策首选，当然这也需要高明的外交平衡术。
当前，台湾的最大自主空间只可能由平衡的涉外政策来实现。在强权之间游走并能选择与己有利的政策恰恰体现了最大的独立自主。台湾的自主性除了自身的政经实力，其自主政策选择的意志和高明始终是重要因素。两岸是战是和，是统是独，台湾的选择余地并不比大陆小，端看台湾如何处理和抉择。在处理中美两强关系里，台湾有所谓“两大之间难为小”的一面，同样也有“以小博大”的本钱和条件。蔡英文有所谓“棋手”之说，①但是如果一心谋求“台独”，则台湾始终只能成为美国的棋子。台湾成为棋手的唯一可能是采取比美国更加友好的两岸政策。因为在处理与中国大陆关系中，美台之间谁对大陆更加敌对，谁就更有可能为对方所利用。因为越是敌对，就越是需要迁就对方以争取同盟和奥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常常在国际关系中煽风点火、挑动他人敌对的原因，美国军舰穿越台海便是这样的居心。台湾破解棋子命运的最好办法就是维持与大陆的友善关系，让两岸化敌为友，实现和解。选择和解与合作，还会促进实现各方多赢的结果，历来是处理涉外关系的王道。
这方面最好的实例便是马英九时期的亲美、友日、和中政策。台湾既可藉此从日本获得“渔权”，又可以在中美之间游刃有余，获取最大政经实利和国际空间，并在2015年实现“习马会”。如果马英九的路线得以一直延续和发展，两岸很可能消除安全对抗，签署和平协议，实现制度化和解。可以想象在大陆“合情合理安排”下，台湾国际空间势必会有更为广阔的天地。这样的发展当然必须以“九二共识”和两岸合作为前提。一俟民进党执政，奉行一边倒的“台独”路线，无论是陈水扁时期的“急独”，还是蔡英文时期的“渐独”，台湾的外部空间立即被大大压缩，美国无论如何干预也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必须看到，台湾外部空间的压缩不仅是因为大陆对“台独”的围堵，还因为“台独”完全依美路线促使台湾相对于美国的独立空间的根本萎缩。“台独”的主要政治后果就是立即走到台湾独立的反面，促使台湾完全成为外部强权的附庸。一旦“台独”大功告成，即是台湾独立性的完全丧失。更为可怕的是，届时台湾势将成为所有反华遏华的外部势力更好利用的砝码和工具，台湾的“乌克兰化”势将成为现实的可能，两岸之间将永无宁日。这种情景是大陆决然不会接受的。
“台独”路线的不二法门便是拉紧美台安全和外事合作，美国当前的遏华政策与“渐独”路线高度契合，相互利用如鱼得水。这两年美台在关系立法、官员往来、情报军工战略等方面的合作逐步强化和公开化。当“台独”窃喜“渐独”得计时，却不知看在大陆眼里，便是日益感到“台独”距离两岸关系红线日益接近，迫使大陆一方面千方百计迟滞两岸摊牌，一方面加紧军事斗争准备。美国数年前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企图利用南海纷争将中国赶出南海，其结果是中国的严厉反制和对南海岛礁更为严紧的控制。同样，台美近年来更密切的安全合作所导致的，便是大陆加紧对台形成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开展更为迫切的军事斗争准备。大陆的外交封堵持续不断，舰机开始绕岛巡航，“武统”压力逐步升高，大陆并通过外交和国防官员当面向美国清楚传达决心和意志②。试问，“台独”经陈、蔡执政的两番折腾是更加成功了，还是更加凶险了？南海周边诸国早已看穿美国的伎俩和底牌，选择与大陆合作；整个亚太地区，独有民进党执政当局执迷不悟。“九合一”选举刚刚过去，如果民进党不能从路线上加以反思，而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就只能进一步沦为美国鹰派唾手可得的好牌。美台军事合作的逐步升级随时可能将台海带入危险局面。在经济上，台湾在上世纪蒋经国时期的经济腾飞得益于中美关系缓和与随之而来的台海和平。今天，台湾如果始终不能打破“台独”魔咒、实现两岸和解，就很难大规模吸引外资，实现经济复兴。
四、两岸合作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理性选择；中华传统智慧是两岸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
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已经不存在絶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任何政经主体都不能不受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约束。维护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为了防止强权对弱小的霸凌和控制。但主权独立的另一项意义，便是让主权实体可以按照自身利益和需要自由地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这样的合作总是以接受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制度安排的限制为前提。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制度合作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各类主权安排也越来越灵活。在世界贸易组织遭遇美国扺制时，各种双边和地区性制度安排纷纷涌现。美国“退群”也只是为了更为利己地“建群”。在欧洲，为了避免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重演，各国打破传统主权观念、交出大量国家主权结成欧盟。③其外溢的效果使欧洲某些传统的领土主权纷争也因此而消于无形。北爱尔兰的分离主义运动曾经是英国上世纪长达30多年最大的安全难题和恐怖主义根源，正是欧盟体制实施人员和商品的无边界自由流动，帮助北爱和平协议顺利落实，最终让英爱双方的纷争得以彻底化解。现在英国脱欧，北爱边界问题重新浮现（苏格兰和直布罗陀的主权问题也同时浮出台面），成为脱欧的最大阻碍，让英国人措手不及。大陆大力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提出以合情合理办法解决台湾国际空间关切，恰与当年欧盟环境下英国北爱问题的根本化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台湾有必要打破在主权问题上的教条思维④，接受维护现状的“九二共识”，认真探讨两岸政治谈判与两岸和解。实践证明，现实世界各类难题无论有多严重，相互包容、互利合作始终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分离、敌视、对抗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并在问题最终不得不通过合作来解决前付出更多代价。
在主权问题上，中共历代领袖既是民族利益和民族主权的最坚决维护者，也是最为开明的思想解放者。共产党人以消灭主权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观念上并无絶对的教条。大陆能以“一国两制”妥善处理港澳问题，也一定能以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探索两岸问题的解决。经历数千年的磨难和发展，现代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追求更多出自民族情感、民族尊严和民族大义，并无西方人强烈的掠夺占有式的功利心。在处理主权问题上，两岸不仅可以从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合作中获得启发，更可以从中华传统制度文化里汲取涵养和智慧。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可以从共产党人开阔的国家观念里去寻找，更需要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里去获得。
历史地看，“一国两制”的产生其来有自，并非当代中国人首创。中国历朝历代多有“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实例，政权制度上的丰富多元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所罕见的。古代中国所实行的管治权体系高度灵活，并按地理和文化维度由近及远逐步增强灵活性。华夏民族自夏商代即有“五服”之制⑤，诸部在贡赋服役、文教武卫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均依内外远近而有区别对待；絶不像近代西方主权观念和制度，非此即彼，非敌即友。西周王朝在边陲地区即建立诸侯国，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⑥。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中央直接管辖的郡与诸侯封国并行，封国拥有极高自治权。唐代的羁縻府州也几乎享有完全独立治权。及至明代的羁縻卫所和土司，和清代的藩部及土司，依然高度自治，但中央政府对其管辖权干预逐步有所增强。“改土归流”自明末开始，至清代雍正朝才基本完成西南边疆地区政权建设，但“土司”的自治管辖权并没有被完全剥夺。一些边疆地区往往经历数百年的演变才逐步纳入完整的中央管治权之下。
这种宽松的管治权政策来自中国历代奉行的宽仁民族政策和藩属政策。华夏民族自春秋时期起就不主张以武力征伐不肯归服的少数民族。孔子明确反对以武力灭亡别人国家,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⑦，并主张“兴灭国，继絶世”⑧。孔子的仁德主张成为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和藩属政策的思想基石。秦汉时期李斯、主父偃均反对秦始皇、汉武帝攻占和统治匈奴。东汉顺帝时期的尚书令虞诩在李斯、主父偃思想基础上提出“不臣异俗,羁縻而绥抚”⑨政策，基本为历代所遵循。
在经济上，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和藩属均奉行“厚往而薄来”⑩政策。汉朝起开始实行“朝贡册封”，皇帝赏赐的馈赠往往多于藩属的贡品。此一朝贡制度逐步发展为藩属国与中央王朝优惠性贸易往来制度。唐太宗李世民称“胡越一家”、对华夷“爱之如一”，并总结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与近代西方国家对弱小落后民族的殖民掠夺相比，甚至与当代西方强权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吝啬与自私相比，中国历代王朝显得更加慷慨和仁慈。
两岸如果以“一国两制”解决问题，当然不可能是古代边疆民族制度的复制，台湾同胞更不是边疆异族，外部环境也迥然有异。但古今“一国两制”所包含的宽和仁厚、民胞物与的精神则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一国两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听取两岸各界意见建议，充分照顾台湾同胞的利益。显然，“一国两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开放的而不是固定的，是一个需要两岸共同探讨、共同构建的过程，也必然会达至一个符合台湾同胞利益的结果。
注释：
①2018年5月20日，蔡英文在就职两周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世界或区域局势是一盘棋，我们当然也有资格，在这种棋局里面担任棋手、关键的角色。”
②2017年12月9日，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新在华盛顿告诉美国国会友人,“美国军舰扺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2018年11月9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华盛顿出席中美第二轮外交安全高层对话会上，要求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誓言：“如果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我们会像美国当年南北战争一样，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
③参见基辛格《世界秩序》，2014年9月版。
④参阅拙作《“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正解》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4年7月号；《两岸关系中的主权与治权-兼论一国两制台湾模式》，载于2017年3月31日中国评论新闻网。
⑤《尚书·禹贡》
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⑦《论语》季氏
⑧《论语》尧曰
⑨《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⑩《礼记·中庸》
11《资治通鉴》卷195《唐纪11》
尹宝虎，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兼职研究员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