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一次胡耀邦新书发布及思想研究座谈会上，满屋坐的都是当今思想理论界最知名最活跃的学者，我夹在其间不敢吭声。可偏偏主持人点名让我发言，慌乱中脱口而出〝我认识耀邦叔叔的时候德平还没出生呢!〞 众人先是一愣，继而哄堂大笑。后来再遇德平，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你怎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不过也对，你比我先出生么!”
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我们的父辈在延安时期就是朋友，又是王家坪的邻居，我出生后耀邦叔叔和李昭阿姨岂能不来看我？所以我在婴幼儿时期就认识了耀邦叔叔。待德平出生后，我们就成了小玩伴。我一直认为调皮的飞飞(德平小名)小时候总欺负我，德平不认账，前几年寄给我一张儿时相片，大概四岁左右的我披着一个小斗篷，神气活现的，而德平比我矮一截，还嘟着个小嘴，“在你面前我就像个受气包!”德平在信中写道。这段究竟“谁欺负谁”的公案就此有了一个了结。
在延安时，由于我父亲与王鹤寿是南京监狱里最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1937年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又同来延安，关系自然不一般，我从一岁便认下了王鹤寿这个干爹。而我父亲与胡耀邦同为在军委工作的年轻人，就这样三个人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的爱好是读书(这习惯伴随他们终身)，于是成立了个读书小组，经常聚首读书，被人戏称“桃园三结义”。
1945年父母奉调去南方开僻新游击区，行前将我托付给带我的杨叔叔，父母是做好了与我生离死别思想准备的。行军中途日本投降，中央命父母急速去东北。父亲的一位战友(至今也没搞清是谁)，知道母亲为这次长途跋涉做了绝育手术，我成为已人到中年的父母的唯一独苗，于是发电报给延安，让组织上把我送到东北去，杨叔叔义不容辞的承担了这个任务。1946年夏我们从延安出发，到张家口时正逢国共开战，大量兵源物资要转移，时任晋察冀负责人的耀邦叔叔忙的满弓满弦，可仍要为我操劳。他和李昭阿姨安排我们食宿，为我们的下一段行程接洽关系，开介绍信，找车，找路费……在兵荒马乱中让我们安全上路。后来我病了，只好在一个小村子里躲过严冬，如果没有耀邦叔叔给的盘缠，我们一老一小将不知如何生存。革命年代是供给制，个人是没有任何钱财的，我的千里寻父之路，完全是靠组织上一站一站转送的。在漫天烽火路上我们整整走了一年，才终于在吉林白城子与父母团聚。
我的“男妈妈”杨叔叔，是位参加过长征的残疾军人，我们相依为命7年，他“千里送亮亮”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我写的“杨叔叔”讲的是一个绝对真实但又让当下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对这位“平凡的圣人”，耀邦叔叔给予很高的礼敬。1978年杨叔叔参加“贵州瞻仰毛主席代表团”来北京，经历了文革浩劫父女终于得以团聚。那时耀邦叔叔已出任中组部部长，他的家一直是黑帮子女的避难所，现在更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希望之地。他每天要办的事要见的人数不胜数，但他仍诚意满满的邀请杨叔叔去他家里吃饭叙旧。当上总书记后，耀邦叔叔在贵州干部大会上说：“杨顺卿同志将陶铸同志的女儿用萝筐从延安背到东北，那是怎样的辛苦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大的辛苦啊!”。我杨叔叔无官无权无钱无文化，对这样一个花溪公园管理员，总书记是这样有情有义，以礼相待。对其他党内老干部和人民群众，莫不如是。心怀平等观念并付之于行动，耀邦叔叔将党性和人民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文革后，为含冤而逝的父亲平反，邓小平，胡耀邦是关键人物，耀邦叔叔更是具体操办者。最近我看到一份1979年9月5日中组部的文件，标题是《关于为所谓陶铸同志等在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写 ‘呈文’ 的同志的平反通知》，我这才知道中央专案组早在1977年前就作出结论，诬陷父亲为〝叛徒〞，幸而主席未批。1978年“四人帮”都倒台两年了，中央专案组不思悔改不肯罢休，又弄出个给国民党的“呈文”，仍给陶铸扣上“政治上动摇”的莫须有罪名。耀邦叔叔任中组部部长后，甩开中央一办另组专案组，重新审查南京监狱案，最后形成上述通知，为父亲和牵入南京监狱叛徒案的一大批老同志彻底平反。关于父亲，通知中这样写道“复查结果表明，陶铸同志1933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没有暴露福建和上海党组织的任何秘密，政治上没有问题，对敌斗争坚决，在被囚禁的四年期间，是监狱进行斗争的积极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经我党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交涉出狱。所谓陶铸同志等五人，在狱中起草的一个要求释放政治犯出狱参加抗战的呈文，是根本不存在的。……对因审查所谓的呈文、呼吁信问题受到株连的同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如果父亲九泉之下知道是他的老朋友为他洗刷了沉冤，还他政治上的请白，这个钢铁汉子一定会喜极而泣的。
谈到父亲平反事，还有一件趣事要说说。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启动拨乱反正伟业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为父亲，彭德怀，薄一波，杨尚昆平反是这次会议的决议之一。而《人民日报》提前一周，在12月10号11号就连续两天发表了我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乍暖还寒，党和国家仍徘徊在“两个凡是”的那个过渡时期，《人民日报》刊发此文，让全国人民感受到春天即将到来。在父亲还没有正式平反前《人民日报》就发了我怀念父亲控诉“四人帮”的文章，常识告诉我，这不合程序，尤其是做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根据以往的经验，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一定没有往上送审，否则不可能一字不改的在三中全会前发表，我暗暗钦佩胡绩伟、李庄、缪俊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我向他投的稿)的勇气与担当。最近看了一篇胡绩伟回忆胡耀邦的文章，其中有段写道“登陶铸女儿的文章，我事先向耀邦请示过。”据缪俊杰的回忆，耀邦当时的答复是“你们自已做主吧!”“既然耀邦让我们定，我们就敢定!”缪俊杰不无自豪地说。困惑了我四十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对这件事，叶永烈在他的《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中有生动描述。文中说，我的文章耀邦叔叔是在京西宾馆会议上读到的，回家后他高兴的对德平说：“亮亮的文章写的很好，写的很有感情。我们的子弟对父母有这么深厚的感情，是很令人欣慰的。”
1977年12月10日，中央正式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母亲在她的书中，描述了12月12日耀邦叔叔首次去中组部的情景，〝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广大干部群众满怀激情欢迎他的到来。不知内情的行人驻足观看，西单商场的顾客也纷纷跑来围观，不知过去总是铁门紧闭的大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耀邦带着他的秘书小梁快步走上办公楼，立即召集处以上干部开会。〞
现在回想，很多人都有拨乱反正，为老同志平反的良好愿望，但敢于闯开一切禁区，抛开一切框框，以大风流云般的气势，将55万右派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一风吹，并使其受牵连的600多万亲属命运立转，这样大无畏的气魄，超人的胆略，雷厉风行的作风，唯我耀邦叔叔当属第一人!
耀邦叔叔担任组织部长后，启用了被郭玉峰打入另册的一批老同志，其中包括我母亲。在耀邦叔叔高风亮节的感召下，已65岁的母亲就像鱼儿回到水中一样，再度迸发出工作激情，以对党的高度责任感，协助耀邦叔叔平反冤假错案，直到1983年以72岁高龄退休。
退下后，母亲开始着手她的自传，她几十年来已断断续续写了60万字的素材稿。她认为写自传是对党做最后的总结汇报。与此同时，她也想将在中组部与耀邦叔叔共同战斗过的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写出来，向人民昭示耀邦叔叔那段岁月的丰功伟绩。为此她召集了当年一起工作过的中组部老人，借了一个房间，摆了两只沙发，还有一台电脑。正当她踌躇满志准备动手写耀邦叔叔时，“晚期恶性淋巴瘤”将她击倒。但她意志如钢，为了完成这两本书，她硬是以85岁高龄，不到70斤的体重，接受了十多次化疗，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一方面与癌魔病痛做斗争，一方面只争朝夕的完成两本书。目前她的自传已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受到很高评价，喜爱的读者不计其数。但写耀邦叔叔的书只能请河北省委一年轻同志根据她的口述和一些资料代笔了。《胡耀邦中组部纪实》一书，由于来不及审阅，故由杨筱怀先在香港的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我给曾庆红去信，呈述母亲心愿，希望能在国内出版。庆红对母亲一向敬重，他立即责成时任中办主任的王刚与我和作者商量修改稿件之事，很快获准通过出版。但我犹豫了，因为有人发文，说母亲这本书大量直接用了戴煌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内容。为了母亲的名誉，我将此事扣下。一扣就是十几年，最近因为要接受傅高义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的采访，李盛平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红墙外的胡耀邦》，作者是曾志。翻看后发现相当部分内容是母亲所见所闻所感，这是谁都代替不了的。 母亲是当年中顾委唯一女委员，她对耀邦叔叔被解职震惊困惑不平，这也是她下决心要写耀邦的原因。她说她是耀邦历史功勋的直接见证人，把她眼中的耀邦写出来她责无旁贷。所以我想重新整理她写耀邦叔叔的这本书，在国内出版，也算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耀邦叔叔解职后，母亲曾带我多次去看望。但记忆最深的还是1988年春节前夕去他家里的那一次。第一印象是耀邦叔叔瘦了，愈发显得矮小，他说体重掉了八斤，不过精神气色还好。他穿件绛红色旧毛衣，外套件旧的西装背心，下面一条肥肥的裤子，一双拖鞋，怎么看都像胡同里的一个老头。但已72岁的他，头发依然是黑的。
耀邦叔叔说:“我一直让李昭去看看大姐，你和亮亮说的一些话我都知道了，心里很明白，谢谢你们! 我出了事后，一年没见人，现在老了不能工作了。”母亲说：“我们都认为你是政协主席最合适的人选，你还能工作。”“不行了，不行了，工作不了啦!”耀邦连连摇头。他告诉我们他现在的生活情况，每周同工作人员打两次麻将，每次两小时。每个周末同孩子们打次桥牌，每天走一万步，其余时间看书学习。耀邦叔叔有着如年轻人般的澎湃激昂的心性，这种悠闲的日子他能习惯吗？
免不了谈到父亲，耀邦叔叔说：“一个人最怕精神折磨，尤其是陶铸这么要强的人，就更是难以承受。〞耀邦叔叔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又说：“陶铸这个人还是有胆量的，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还是敢负责的。其实主席并不喜欢他，他热情爽朗，心胸豁达，还有那么点人情味，同时又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主席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主席也并不喜欢林彪，认为林对自已的病采取的是唯心主义的作法。也不喜欢陈伯达和康生，认为陈伯达老夫子味重。”耀邦叔叔一席话，让我明白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误以为主席赏识自已，可见主席魅力之大，无人能及。也由此判断，对党内的邀宠文化，主席内心是轻蔑的。但是他却未能阻止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直至“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89年4月15日，记者耿军给我来电话，告诉我一个睛天霹雳的消息——耀邦叔叔于清晨七点多去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大事不妙!当时知识界和大学生们，普遍为86年耀邦下台而忿忿不平心情黯淡，如今耀邦叔叔突然离世，犹如一把火烧向干柴堆，谁会料到将发生什么事呢?
4月17号中央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讨论《教育法》草案，有五名政治局委员参会，足见中央对教育改革之重视。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他提议会前全体起立向耀邦叔叔默哀一分钟，此举甚得人心。
我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至始至终坐在赵的警卫秘书老马身旁。老马告我，耀邦叔叔在中央开会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最初的抢救是成功的， 眼看度过危险期，却因解便而卒，真是让人痛惜万分。老马还告我，对学潮的再次涌动，这次中央采取开明政策，只要不搞“打，砸，抢”，其余的，学生愿意怎么搞不去干涉。现在看来，这个“开明政策”应是赵紫阳个人的良好愿望。
4月22日上午，我和母亲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耀邦叔叔的追悼会。只见沿街两侧站满了军人，在各路口均有大批警察，一派如临大敌的气氛。刚迈进人民大会堂，马晓力就过来说：“德平让我带话给你，人心如秤，各人自知，他感谢你。” 我知道德平此话是为了我写的那封信。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有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有拄拐棍的，坐轮椅的。大家早早就在大厅排队静候。但直到十点钟中央领导人出现时仪式才开始，我看到一些老人已经快站立不住了。
瞻仰遗容时队伍大乱，每个人都拼命驱前向耀邦告别。我好不容易挤到灵柩前，只见耀邦叔叔躺在水晶棺中，面部十分安祥，仿佛是在睡觉。当我看到他耳旁的淤斑时，才恍然意识到耀邦叔叔确实已永诀人世，于是忍不住失声痛哭。我一边鞠躬，一边哭一边走，很快就被后面人给顶了出来，都没来得及向李昭阿姨和德平致哀。
两天后去中央统战部上班，遇到德平，他一身黑西装黑领带，人消瘦了些。我拥抱了他一下，一切尽在不言中。德平告诉我，李昭阿姨异常坚强，嘱咐孩子们在葬礼上要庄重冷静，不亢不卑，不掉眼泪。但是当他看到群众场面时还是忍不住流泪了。他还说全家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希望千万祥和处理这次事件，“千令万禁不如一忍”。信的结尾是“颂祖国大地吉祥”。最后德平对我说：“我们是有特殊关系的朋友，你这个傻姐姐的心意我都明白。”
我曾问过母亲：“你认为党内最天真的人是谁？”“耀邦、阎明复。”母亲笑眯眯的回答。这样的答案我也从李瑞环口中听过：还是在当全国青联委员时，我就认识了瑞环，他当时是全国青联副主席。2001年的某天我去看望他时，他满怀深情的对我说，至今忆起耀邦觉得没有一点不好的。他说耀邦非常单纯善良，书读得很多，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也能琢磨出思路来，还有点书生气，充满着理想主义激情。如果非要说出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眼里没坏人。耀邦担任总书记后， 瑞环曾直言不讳的指出有的人有问题，耀邦不以为然，认为瑞环看人太偏，“我还能不比你了解？”。待他下台后，有次瑞环去看他，耀邦说：“对有的人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多天真的一个人啊！”瑞环感叹的说。
耀邦叔叔的透明人格让无数人喜欢他亲近他，他的坦荡与赤诚是他最大的特点，赢得了党内外崇高声誉。但也正是这一特点，有时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我接触陆铿后才感悟到的。
1991年春，我随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第一站是洛杉矶。由于当地报纸公布了代表团名单，所以很多留美老朋友纷纷来看望。在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我刚出电梯，就见一白发绅士坐在电梯对面沙发上，眼睛盯着我。我走到大堂外准备上车，奇怪的事发生了，这人竟站到我旁边悄声说：“你不用说话，听我说，我是陆铿，可以告诉你的电话吗？”回国后的某天凌晨六点，突然电话铃响，谁这么早来电话？我老大不情愿的拿起听筒，“喂，陶斯亮吗？你能告诉我邓小平的住址吗？”我吃惊得睡意全无，心想这人有病啊!我们都不算认识，上来就问邓的地址，全然不顾打扰别人睡觉，也不管我的电话是否受监听，就这么肆无忌惮的问国家最高领导人住址？我有点生气了，回答：“邓的地址，我怎么可能知道!”其实我确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告他。
由此我联想到这陆铿对耀邦叔叔造成的致命伤害。陆这个人历史背景相当复杂，与国共两党均有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1985年5月，时任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的陆铿，来北京采访中共高层领导，在邓、胡、赵三大巨头中，他选择了采访胡耀邦。用他自已的话说：“邓的强势作风，很可能把我轰将出来，胡坦率而赵有城府，故而选胡。”，果然，全无心机的耀邦叔叔面对职场老狐狸毫无戒心，襟怀坦荡的问什么答什么。后来陆铿全然不顾与“中新社”达成的约定，也拒绝胡提出的“不要每句话都发表”的要求和七处修改意见，执意将对耀邦的采访录音全文发表，成为耀邦叔叔下台的一大重要原因。耀邦叔叔的光明磊落已经载入青史，但他的悲剧之一则在于他太不懂〝厚黑学〞。
还是在统战部工作时，一天，我与胡德平谈到父辈，谈到延安的“桃园三结义”，德平讲了一段往事。因为陶铸是从白区来延安的，而胡耀邦、王鹤寿在组织部门工作，自然要奉命审查陶铸。陶铸从前线回来很是生气，一面狠狠拉抽屉，一面气呼呼的说：“哼！对人不信任，这还让人怎么工作？” 胡耀邦一旁暗暗窃笑。耀邦叔叔说，要说朋友间有过矛盾，也就到此为止了，之后三人仍是好朋友。
叶永烈在他写的《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中也写道：“胡耀邦跟陶铸，有着很深的友谊。胡耀邦脾气爽快，陶铸性格开朗，两人很谈得来。有时，他们也发生争论，争完又和好如初，谁也不在心中留下芥蒂。”
但是，当初延安那三个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中的另一个呢？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呢？说起他，我心中充满遗憾还有隐隐的痛。
德平曾对我说，“文革”开始后，似乎陶对胡并无关切，而1987年反自由化王却成了反胡的主力。“这些我都理解，谁也不能怪，党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包括赵，我现在完全理解和谅解他了，毕竟在最后，他保全了自己的人格。” 德平的襟怀让我敬重。
王任重叔叔曾对我说过：“在共产党里，只能说‘左’或是更‘左’些，没有人能说自己一点也没有犯过‘左’的错误，因为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本身就是‘左’的” 。 其实在共产党的逻辑中不是极“左”就属于右，如此看来，耀邦叔叔属右，而我父亲是比较“左”的，他自己都说过自己“唯独不会犯右的错误”。在广东土政、大跃进和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他积极推动执行了极“左”路线。但由于他重视基层，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对农民有着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热爱，加之他那点诗人气质和理想主义情怀，小时候又受过儒家浸润，这使他骨子里有种民本色彩。所以广东的老干部这样评价他：“当‘左’风袭来时他积极执行，但一旦纠偏时，他比谁改得都快”。文革中父亲虽遭受迫害，但江青一伙对他的两个定性却是准确的，一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二是“形左实右”。
而王鹤寿外表严肃，内在倔强，甚至有点清高，不像胡、陶那般活泼外向。但他内心其实是非常丰富和细腻的。耀邦叔叔是有话必说的透明人，陶铸干脆就是个炮筒子，而鹤寿不说则已，一说绝对直刺要害，毫不留情。如他对一位他认为出卖了自己的老同志竟说“我一见他就恶心！”
当年“桃园三结义”，如今恩断义绝，令人感叹唏嘘！为什么会这样？我内心的苦痛和困惑难以言表。王鹤寿在敌人面前是铮铮铁骨，他曾6次坐过国民党监狱，一次也没屈服过，文革中被关押10年，批斗573场，均凛凛然昂首渡过，从没有动摇过初心和信仰。让他出任第一任中纪委实际主持工作的书记，中央除了信任他的能力外，恐怕还有他强硬的政治立场和绝不含糊的原则性。如对“61人叛徒集团”，中央早已平反，是耀邦叔叔亲自处理的，但王鹤寿就是不能接受，他愤愤地说：“共产党员搞假自首，像什么样子！”。所以当党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时 ，王仍停留在革命党阶段。但朋友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不妨碍朋友间的感情，在耀邦叔叔最苦闷的时候，向最要好的朋友王鹤寿倾诉衷肠。我相信当时王鹤寿尽管会不完全赞成胡的主张，但也绝不会想出卖胡。上面我介绍的王的性格特征说明了这点。
但是当薄老奉圣谕来向他打探胡的情况时，套出了他与胡曾有私下密谈（其实就是在中纪委王的办公室谈的），并立即汇报给了陈云。陈云是党内极受崇敬的元老，是胡陶王共同的老上级，尤其与王关系更为密切。陈云询问胡王的谈话内容，王不得不说。陈云让王在党的生活会上将他们的这次谈话如实讲出来，态度之坚决不容置疑。最初王拒绝，但陈云说你不说我就去说。这使王陷入“二选一”的困境，一方面是多年挚友不应落井下石，另一方面也不能让最崇敬的老领导替自己顶雷，况且陈云还是以党和中央的名义要求他的。即使这样，如果不是陈云，换其他任何中央领导人，他都会拒绝的。最后是“党性”战胜私人感情，在“老朋友”和“老领导”之间他不得不选择了后者，做了让耀邦叔叔伤心痛哭的事。但他也惩罚了自己，从此闭门谢客。某老都进到院子里了，他就是紧闭房门拒见。王昆姐（王鹤寿的侄女）曾说起过一件事，在耀邦病危住在北京医院抢救时，王鹤寿曾赶去探望耀邦，因正在抢救的过程中，医生拒绝任何人探视，鹤寿久久独坐在病房门外，等了很长时间才默默离去。无论他想对耀邦说什么，此时为时已晚！屋里耀邦生命之火正逐渐熄灭，而外面鹤寿与耀邦的一世情也随风而去了。一直到1999年3月王鹤寿去世，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与书为伴，几乎整天都手不释卷，脚下的地毯都磨成了一块白布。我每次去看他，虽然从不说什么，但我仍能感觉出他那深入骨髄的寂寞，他在自我放逐啊！我虽不赞同他对耀邦叔叔的所作所为，但每当面对青灯孤影下的这位老人时，总会心生怜悯。以90岁高龄去世，却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这说明他心灰意冷到对自己的一生无一字可言。
谈到“人性”和“党性”，这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往往都是个艰难的选择。就拿我母亲来说，她从来把党性看的高于一切，但当党组织在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将她刚生下四十天的儿子卖了100块大洋作为党费后，她服从了，这是她的党性。但是她内心难以割舍，暗中以泪洗面，这是她的人性。与父亲吵了一辈子，大多为了工作上的事，这是她的党性，但当父亲落难，病的奄奄一息时，她不弃不离，甚至写信向中央表白“既使他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此时我也不能离开他”， 这又是她的人性。“人性”是人生而就有的秉性，是人类的共性。而“党性”则上升到精神层面，它包含了理想与信仰。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那么多共产党烈士会慷慨赴死，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党性高于一切，这是党历来的传统，无论陈云还是薄老，无非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并无何不妥。但党内民主生活会开成类似文革的大批判大揭发，这就不正常了，以至于习仲勋愤怒地拍案而起。特别是竟然罢免了耀邦，这是王始料不及的，对他的良心是重重的一戳。
“人性”、“党性”並不是对立的关系，是“极左路线”片面强调阶级性，有意圧制人性，所以才会发生“反右运动”、“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那些令人发指的泯灭人性的行为。要有党性，更要有人性，在中央再三提出“以人为本”新时期的治国理念下，再也不应有将二者对立的情况发生。
耀邦叔叔走后，李昭阿姨常来探望母亲，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清明节，李昭阿姨和共青城的同志陪母亲去八宝山同祭父亲的一幕。当向父亲三鞠躬后，我没想到李昭阿姨会说出下面一段话来，只见她流着泪哽咽着说：“陶铸同志，我们来看你了!你的理想孩子们正在实现中，今天共青城的同志们也来了，他们年轻一代会继承你的遗愿的。”我不由得热泪盈眶。受到感染，母亲说：“李昭同志感情深厚的讲话我很感动，今天共青城的同志们也来了，这么多人来看陶铸同志，这是陶铸的莫大荣幸，如果他地下有知会感到很安慰很放心的。”这次扫墓，是父亲骨灰迁入八宝山后，16年来最难忘的一次。
1997年秋，我终于得到机会去共青城瞻仰耀邦叔叔。德平曾跟我说起过当年选址的神奇经过，冥冥中仿佛有上苍将他引往这儿。今天一看，果然风水奇佳，地势高阔，气象万千。陵墓庄严朴素大方，每个细节都有寓意，它必将成为中国的一座名陵。 我们前来拜谒的一批女市长送了一个鲜花花圈，挽联上是我拟的一段话: 国之英杰，党之楷模，民之公仆，人之表率。
观看了12月5号的骨灰安放仪式录相后，我一方面为规格之低之凄凉而叹息，另一方面又被李昭阿姨的讲话感动得落泪。她异常平静地说：“耀邦，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人民不会忘记你。”
李昭阿姨常来医院探望母亲，有次谈及此事，她说：“本来是没有安排我讲话的，是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才站出来的。”李昭阿姨还告诉我，修耀邦墓，国家给了50万，都用来支付设计费用了，真正修墓的钱是共青城和老百姓掏钱修的。
写到这，我不得不说说李昭阿姨，她个子小小的，瘦瘦的，白白净净又文文静静，平日里低调的不能再低调了，但内在的刚强和智慧却是无几人能比。耀邦叔叔去世后的那些个惊涛骇浪的日子里，她沉着冷静的处理丈夫后事，并保护几个孩子没有被卷进旋涡。她勇敢的为耀邦讨还公道清白，她鼓励妈妈将写耀邦的书出版。当听我说需层层审查阻力不小时，“你去问问他们，是书中写的人有问题，还是写书的人有问题？”李昭阿姨说的如此铿锵，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她还致信中央，坦率直言：“耀邦去世十年了，从不宣传，特别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十七周年纪念，居然一字不提耀邦，似乎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耀邦究竟什么问题？悼词写的和实际感受完全不一样。”她瘦小身躯里迸发出这样的钢铁之言，让人油然而起敬意。2017年3月11日，李昭阿姨以95岁的高龄辞世，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之多出乎很多人想象，那是她应得的荣光。
以我的身份，是没资格写耀邦叔叔的。但现在老一辈都已故去，耀邦叔叔一百周年诞辰时摄制组就来找过我，去年冬，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要写《胡耀邦传》，竟也将我列为采访对象，我突然意识到，不管我觉得自已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孤陋寡闻，但让历史记住耀邦的这份责任已落上肩头，因此我细细搜索了自已的一生，将对耀邦的映象一点点的串起来，拉拉杂杂地写成这篇文章，作为我对这位伟大前辈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