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美国大选的戏剧性结局使乔治·W·布什广为中国人所知。随着他正式就任总统的日子的临近，国人注目的焦点开始转向他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次次的波折起伏。其中若干次动荡的根源不在于国际环境，而在于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使我们更有理由关注这次权力交接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总体稳定
2000年11月7日美国选举开票的同时，美国驻华使馆在北京组织了模拟大选的活动。参加投票的中国人以近2：1的多数支持戈尔。在解释他们的选择的时候，有三点理由被反复提及: 第一，相信戈尔会延续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第二，认为布什缺乏外交经验，而戈尔比较了解外交问题的复杂性;第三，对布什在竞选中涉及中国的言论感到不满，特别是他曾置疑中美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而称中国为"竞争对手"。在这三个理由当中，第一条可能最具有代表性，因为它反映了大家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的普遍心态。
平心而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当中也有很多是中国人不喜欢、不愿意接受的，比如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指责。但是经过八年的交往，它毕竟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潜力和制约因素有了切实的感受，认识到单方面决定或莽撞行事的危险。如果由戈尔执掌外交政策，其连续性颇有保证。相比之下，布什则可能象所有外交新手那样犯错误，使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双边关系再次摇摆不定。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已经为缺乏经验的美国政客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一次是为美国生育高峰一代（1945-1965年出生）的第一位总统--克林顿--和他率领的"新民主党人"。他们试图将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把给予最惠国待遇当作压制中国政府的利器。另一次是为40年后第一次领导国会的共和党人。他们试图在台湾问题上作文章，迫使美国国务院向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这些一厢情愿的做法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已经有目共睹。现在我们又将同冷战后的首位共和党总统打交道，难免有一些担心。
不过从布什当选前后的言行看来，这一次新官上任对中美关系的震动可能将是最小的，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稳定局面。与当年的克林顿和金里奇不同，布什在竞选中没有利用中美关系大做文章。在冷战之后，中美关系首次在选举中被排除在争论热点之外，在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三次电视辩论中甚至根本没有被提到。这意味着布什对于双边关系的现状大体上是认可的。他提议以"竞争对手"代替建设"战略伙伴关系"基本上是在共和党内的初选时期。而这两个定位涵义模糊，区别并不明显，颇有玩弄词藻的嫌疑。候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被问及对中美关系的认识的时候说，中美并非敌人或对手，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也有合作，如果能成为战略伙伴对大家都有利。这个说法与克林顿政府对于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解释已经相去无几。
在竞选后期布什及其顾问对于克林顿政府的批评主要是其对华政策前后矛盾、缺乏连续性，他们自己则保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布什上任之后，首先会集中注意力实现美国经济的软着陆，同时利用新任总统的"蜜月期"在教育改革、医疗保健问题上得分。他的主要政治资本不会投入到外交关系当中，对华政策自然也不属于他的首要课题，因此大幅度调整双边关系的可能性有限。估计布什政府将花费3-5个月的时间组建处理亚太问题的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并对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重要对外关系课题做全面的评估和设计，然后才有可能按部就班地推出具体的对策。至少在近期内，两国关系有望维持基本稳定的局面。
政策真空
百余年后再次出现父子总统已经成为美国的政坛佳话。也有很多人开玩笑说，小布什在方方面面都不及乃父当年的风光。两人都曾入伍做飞行员，不过老布什是二战中与日军血战的战斗英雄，而小布什只是服务于德州国民警卫队，而且有借机逃避越南战火的嫌疑。两人都曾在商界闯荡，老布什白手起家，创建了萨帕塔石油公司，通过开采近海石油而成为百万富翁，而小布什虽有家族的财力做后盾，仍弄到公司破产。在总统职位上的高下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小布什的外交成绩恐怕很难超过他的父亲。
老布什的外交能力与尼克松不相上下，在二战后的历届总统中是最强的。在入主白宫之前，他担任过驻联合国大使、驻华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在八年的副总统任内遍访各国，与众多的外国领导人结为密友。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过："总统在外交问题上的知识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这话不仅仅是恭维。布什的领导对于美国顺利渡过冷战体系瓦解的混乱时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相比之下，小布什不仅缺乏外交经验，而且明显地缺乏国际关系常识。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访谈节目中说不出台湾、印度、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姓名（只知道当时的台湾总统姓李），而且把斯洛伐克与斯洛文尼亚混为一谈。戈尔的助手一度称外交为小布什的阿喀琉斯之踵。小布什通过邀请基辛格、贝克、鲍威尔格做外交顾问修复了自己的形象，使这个弱点没有影响到整个竞选。但竞选的成功没有改变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小布什本人对国际关系不感兴趣，对外政策仍将是他的弱项。
在总统本人对外交缺乏兴趣的情况下，其外交班子的构成就格外关键。由于小布什邀请了他父亲手下的两员大将--切尼和鲍威尔入阁，人们普遍联想到鲍勃·伍德沃德绘声绘色描述的那个在海湾危机当中处变不惊、精诚合作的核心决策圈。但就目前为止透露的信号来看，小布什外交班子的风格到是与里根政府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有一个谨慎低调的国务卿，一个保守而活跃的国防部长，和一个经验资历均不足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在里根政府内，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冲突不断，而历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都无力调停。决策圈的内斗是导致伊朗门丑闻的重要原因。在小布什政府中，副总统切尼可能会发挥协调和整合的作用。但就象围绕国防部长提名发生的争执所显示的，要想保证决策的效率，小布什还需在外交问题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亲自裁决纠纷。如其不然，全面评估外交课题的进程就会拖延下来，而影响到新政府外交战略的出台。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因为缺乏整体计划而随波逐流，出现事实上的政策真空，那么其他因素就有机会乘虚而入，增加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
四个变数
就中美关系而言，布什政府虽然倾向于维持稳定发展的局面，但毕竟还没有把它作为公开坚持的政策目标。它既可能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冲击，也可能受到其他外交决策的干扰，从而影响整个双边关系的走向。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变数包括：
第一， 美国的两党之争。2000年的大选结果是如此接近，以至于两党都认为自己是事实上的胜利者，竞选中结下的怨恨迟迟不得消除。布什在获胜后声称自己"要团结，不要分裂"（I'm a unifier, not a divider.）,一度缓解了民主党人的对立情绪。但他在提名内阁人选时过分照顾共和党极右翼，再次挑起了民主党自由派的疑虑。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本来已经同布什通过电话，缓和了对佛州选举舞弊的抨击。但在布什提名阿什克罗夫特为司法部长之后，他称布什对民权组织重新下了战书，因而拒绝出席布什的宣誓就职仪式。在党派对立情绪上升的情况下，民主党人可能在内政外交的各种问题上突出自己的原则，抨击布什政府的决定。这必然会束缚布什政府的手脚，在中美关系当中也不例外。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很可能对鲍威尔领导的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求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继续发起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如果这成了布什有关中国问题的第一个具体决策，其消极影响可想而知。
第二， 共和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布什在党内初选当中一度受到参议员麦凯恩强有力的挑战，他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老布什掌握的党内人脉才得以涉险过关。麦凯恩及其支持者认为布什是采取了不光彩的手段（包括推出攻击麦凯恩的电视广告，打电话误导选民）取胜，所以一直耿耿于怀。在刚刚开幕的第107届国会中，麦凯恩试图打破由本党总统确定立法优先次序的常规，要求首先讨论他自己发起的竞选经费改革法案，使共和党领导感到左右为难。外交决策很可能成为这场暗斗的法码。如果麦凯恩的提案遇阻，他会考虑在布什的国防经费提案上施以报复，以大批关闭军事基地作为增加军费的先决条件。如果默许麦凯恩的做法，又会惹恼共和党极右翼。他们也会不管布什政府的态度而自行其是，推动"台湾安全加强法"，或是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做文章。
第三， 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问题。布什据说是接受了金里奇和拉姆斯菲尔德的意见，认定如果在今后六个月内不能作出部署NMD的决定就将永远失去机会，所以把它独立出来，作为首要的对外课题，企图速战速决。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众所周知。布什政府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决策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或是采取相应的外交平衡措施，将无法取得中方的信任。
第四， 美俄关系。布什及其外交顾问们对美俄关系的现状深表不满，对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提出了很多批评，认为克林顿对俄罗斯政客存在幻想，未能有效地利用经济援助迫使俄罗斯改变在军售、地缘问题上的立场，未能促进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这些言论在竞选期间可以被视为抨击戈尔的手段，不过在获胜之后仍屡见不鲜，也许可以反映布什政府的真实心态。如果对俄关系的调整由赖斯和切尼主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可能会转向强硬。尽管美国主流舆论一再强调不可能形成新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但布什政府毕竟不愿冒迫使中俄联手应付美国压力的风险。相形之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比较和缓、注重实际。
现实主义者的对话
因为是从小布什上任谈起，以上的分析完全从美国的角度出发。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不会在双边关系中扮演一个被动应付的角色。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主动的外交行动，推动稳定发展的趋势，控制可能损害两国关系的变数。而目前两国的对话出现了一个更有利的基础，即布什挑选的现实主义者取代了克林顿手下的理想主义者，掌管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更注重国家利益，强调从战略高度、全局角度考虑问题，以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点为政策指导。这与中国外交思想的主流恰好合拍。基于相同语境的对话有望减少误解和猜疑，使交流更加坦诚，也更富于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