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在于推动世界秩序实现由“统”到“分”和由“分”到“统”的螺旋式上升

无论是西方反建制力量，还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实质上都在解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维系该世界秩序的美国霸权也将在这一解构过程中加速衰落。世界秩序展现出由“统”到“分”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世界格局在思潮碰撞和政治博弈中步入大分化和大调整时期，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世界经济由西方主导向多元主导演进，但这并非所谓的逆全球化，而是多元主导的新全球化；各国文化由被西方文化压制和同化变为多样性共生与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分”而不“统”，天下必乱。“分”的历史使命在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世界秩序应当实现由“统”到“分”和由“分”到“统”的螺旋式上升。也就是说，“分”的目的不是为再造一个霸权国家，因为世界各国都会为大国争霸付出惨重代价，并且胜出的国家也只是实现了世界秩序的改朝换代，而不能解决旧有世界秩序的结构性矛盾，即谋求世界垄断利益与世界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破”难 “立”，而“破”易“立”难。世界需要“统”而不霸，时代呼唤全新价值体系。该价值体系肩负着结束西方价值体系坍塌所带来的种种乱象的历史使命，必须最具包容性和人民性。西方价值体系失败的原因在于具有排他性，总是试图消灭其它价值体系，实现所谓的“文明的终结”。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操控下的民族国家聚合体，从未真正经历过“大一统”，不具备天下大治的经验；西方文明刻有海盗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深刻烙印，而农耕文明在西方始终未成气候。海盗文明和游牧文明视掠夺为自然法则，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将扩大和操控市场以及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追求；西方是单神教的世界，视非基督教地区为应当予以征服的地区，这为其压榨乃至消灭非基督教世界找到了道义支撑。因此，西方文明的字典里没有和谐这一概念，其只能在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下运行，跳不出逢强必霸的老路。

中国具有整体观，早在秦朝便实现了“大一统”，具备长期治理天下的经验，在历史长河中自我展现出来的并非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农耕文明讲求和平合作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利益最大化；中华文化中民本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经世济民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追求；中华文化是儒释道的有机结合，儒家讲求秩序、佛家讲求因果，道家讲求规律，三者和谐共生、包容互补。并且，中国宗教具有多元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佛教和道教是多神教，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能够与其他宗教包容共生。中国不会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发动宗教战争。因此，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能够摆脱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或零和模式，肩负起建立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和谐发展的世界秩序的历史使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显现出巨大包容性，强调是世界多样性的统一。中国认为，世界历史由各文明共同缔造，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能够达成共识和开展合作，各国应当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这些思想理念必然从根本上终结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发展观和安全观。

在中华价值体系影响下，中国提出了针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世界秩序改造方案:安全上由绝对安全模式变为互保模式，集中体现为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经济上由垄断模式变为互利模式，集中体现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并尊崇“合作和平、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国际倡议；文化上由冲突模式变为“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互鉴（互容）模式。

中华价值体系为瓦解任何形式的世界垄断利益，解构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植根于中华价值体系的中国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发挥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华价值体系符合包括西方国家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谋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人民统一战线。在这一统一战线面前，任何谋取霸权的势力都难有胜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气在于此，创造新世界的希望亦在于此。

二、中华文化肩负起历史使命的关键在于内省外融

历史中国以中华封贡体系为天下，当代中国则以全世界为天下。过去的中国精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中国共产党则以世界兴亡为己任。当前，中国对天下的概念在地域上发生了重要改变，但对天下大治、“世界大同”的追求永恒不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合理念，主张天下为公，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蕴含着丰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中国共产党正在基于此对世界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整体性诠释，由此孕育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必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由文明古国蜕变为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必然在推动世界发展的同时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对文化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一统天下的幻想之中，而是对中华文化包容天下、亦必被天下包容的自信。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应更具批判精神，不断对文化进行自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提升开风气之先的社会主义文化，将其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构建出格局更大、更富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华文化。同时，中华文化应更具学习精神，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包容与借鉴而不断强大，并打造出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更具包容性和普适性的价值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障碍是世界处于以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为代表的二元对立环境下的时间过久，很多国家难以理解“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模式”。很多“一带一路”项目正是因为合作对象国对安全的疑虑而被搁置。这就需要尽快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让其他国家在接触中华文化过程中理解中华义利观。

中华文化“走出去”不应是盲目的，而应是系统性的，需充分利用中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倍受世界瞩目的契机传播中华文化，在企业文化、商业项目和商品文化中折射出中华文化与价值观，与世界各国分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可以借助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热”正面推送中国思想文化产品。事实证明，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和中国古代先贤思想的书籍在海外日益受到追捧。可因地制宜，优选出富载着易被世界接受的中华文化种类。比如：引导别国人民欣赏中国画所表现出和谐、智慧、向善、平衡及韵律之美，领会中华武术所秉持的武德，中国兵法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医所讲求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平衡论和辩证法。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手段和强有力保障，应探索信息时代传播中华文化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占领文化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力求更广泛地影响别国的教科书、学术著作、影视作品、文艺作品等。

应重视文化传播的枢纽国家，其要么是具有世界性或区域性影响力的文化大国，如美、英、法、德、俄等，要么是文化开放活跃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泰国等。中华文化在这些枢纽国家开花结果，必然能够更好地辐射到其周边国家。

总体看，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重大，因为其更好地完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同时异常艰难，会遭遇各种艰巨挑战，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提升，但是前途光明，因为中华文化厚积薄发，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

（作者：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本文摘自《东方文化》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