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照例一早在推特上搜寻#Venezuela浏览时，“碰”到了一个叫瓦尼莎·布里托的委内瑞拉女孩。她当时正在奥斯陆参加2015年特隆赫姆国际大学生节，主题是腐败。事实上，首先吸引我的不是她，而是她的挪威朋友分享了她的青春故事：《在委内瑞拉如何活过青春》。如果说《平凡的世界》记载着青春的贫穷和艰涩，那么在她那里生命有不能承受之重：可怕的无望的成长。
在委内瑞拉，青春就像永远无法到站的列车，不知道在哪里戛然而止，在什么时候夭折。瓦尼莎没有就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难做宏大叙事，只是讲了一个极其隐私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15岁那年放学回家途中在一辆公交车上被一个青年持枪抢劫。而更可悲的是，这种遭遇并非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而是每一个委内瑞拉青年都已经遭遇或可能随时遭遇的。
和很多委内瑞拉人一样，瓦尼莎曾经以委内瑞拉为荣，因为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欧洲和其他拉美国家有大批的移民到这里寻找繁荣和自由。但现在，她很不好意思说起委内瑞拉这个名字。委内瑞拉是一个让她感觉羞愧的名字。至少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马杜罗总统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让“委内瑞拉”成为全世界挂在嘴边却避之犹恐不及的一个词。说一个人悲惨，你可以说他都委内瑞拉了，说一个国家严重分裂，你说它委内瑞拉了，说一个国家政治不稳定抗议不断，你说它委内瑞拉了。甚至几乎不分伯仲的巴西百万大游行都打出了“巴西不是委内瑞拉”的旗号。一年前曾有媒体惊呼：巴西正变成阿根廷，阿根廷正变成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正变成津巴布韦，但现在看来那是对津巴布韦的一种侮辱。
委内瑞拉的消费价格比津巴布韦高69%，食品杂货价格比津巴布韦高121%。过去三年内，津巴布韦的犯罪率增幅是76%，而委内瑞拉则高达93%。在津巴布韦，夜间独立行走的安全系数很低，而在委内瑞拉无论白天和黑夜，单身行走的系数都非常低。事实上，在委内瑞拉白天单身行走的安全系数还不及在津巴布韦的夜间。也难怪津巴布韦表示不满，委内瑞拉都已经到底了。委内瑞拉正在变成谁?它正变成它自己，一条咬自己尾巴的蛇。
很多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委内瑞拉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国家。中国人说一个人富，常用富得流油，委内瑞拉就是这样一个坐在油桶上的国家，业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占全球的20%，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2013年委内瑞拉荣登世界第七大石油净出口国，96%的出口收入和5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石油相关行业。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石油成就了委内瑞拉的繁荣，也因此被石油诅咒。就这样一个拥有大量石油美元的国家，竟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真个是“忽然一夜油价跌，千行万业转不开”，甚至于要用石油换卫生纸。
更难以想象的是它的通货膨胀和物质短缺。截至2014年年底，委内瑞拉的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63.6%，是全世界最高的，也是过去六年里最高的。英国巴克莱银行最近预测，随着基本商品短缺持续，委内瑞拉的通胀率今年可能达到188%。的确，目前或许只有在委内瑞拉才会“一切不可能皆有可能”，比如你头一天买了东西，你还用破了它，但第二天反而更值钱了。
委内瑞拉又是一个很让国民感到难为情的国家，比如超市购物不仅要排队，还要有军警保护，还要按指纹，当然更重要的是到头来却不一定能买到货。很多委内瑞拉人自嘲说，他们大部分的生活不是在排队买东西就是在排队买东西的路上，又或者戏仿前苏联的笑话解嘲。经典的一个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博物馆观赏。他们在一幅描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的文艺复兴时期作品面前赞不绝口。英国人发现，亚当和妻子夏娃分享一个苹果特有英国绅士范儿，认定亚当和夏娃是英国人。法国人不服气，认为巴黎人喜欢裸体，亚当和夏娃明显是法国人。一个委内瑞拉人正好走过，听到对话，坦率地说，“不好意思，冒昧打扰，先生们，但显而易见他们俩是委内瑞拉人：他们没衣服穿，几乎没东西吃，但又声称自己生活在天堂里。”
不过，在委内瑞拉，天堂和地狱的距离的确非常之近。2014年，委内瑞拉的凶杀率已经达到十万分之八十二，仅次于洪都拉斯，是世界上凶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凶杀案的受害者有95%是男性，其中又有69%是15-34岁的青年。青年的凶杀率高达十万分之二百二十五，是平均数的近三倍。不过，暴力犯罪并非委内瑞拉的本性使然。从1985年到1993年，委内瑞拉尽管一度出现“加拉加斯大骚乱”和1992年军事政变，但凶杀率保持在十万分之八到二十。直到1999年，即查韦斯统治的第一年，委内瑞拉的凶杀率才急剧攀升，十年之后已经增加了200%，达到十万分之五十七。
不安全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脚投票。所以还是请忘记委内瑞拉的矿石、石油和天然气吧，因为这些都不算什么。玻利瓦尔革命输出最多的是人才。过去20年间，委内瑞拉的移民趋势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向流动。1998年-2013年间，有超过150万委内瑞拉人移民海外。这些移民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90%拥有学士以上学位，其中40%拥有硕士学位，12%拥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后。事实上，仅仅2002年-2003年石油大罢工之后就有将近2万名石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因为参加反对查韦斯的游行活动而被驱逐或被迫离开。人才流失的直接后果是，委内瑞拉历经大半个世纪才建设起来的科技能力，在过去十年间几乎流失殆尽。2009年-2013年间，委内瑞拉成为拉美地区唯一一个科技生产力下降的国家，降幅高达29%。更可惜的是，目前这种悲剧还在继续。最新调查显示，有10%的委内瑞拉人计划在不远的将来离开委内瑞拉，其中多数是中青年。这一数字比两年前增加了一倍，也超过了过去十年间委内瑞拉向外移民的两个高峰(2002年政变后和2004年公投后)。
作为一个青年人，最可怕的是无望，青年无望，国家无望，梦想无望。从瓦尼莎最终勇敢地将祖国的伤疤撕给世界来看，她是在讲述，她也是在倾听，她讲述委内瑞拉的现在和期待的未来，也希望倾听世界的声音。
在最后，她写道，“在委内瑞拉，能够长大完全是靠概率。我的一代没有未来，因为天太黯淡、太无望，看不清，想不到。我们可能有目标、有梦想、有希望，但从来没有规划……”
这是一种多么痛的领悟! 距离四十很远的她都早已不惑，不知委内瑞拉的决策者们是否已经痛悟，或者仍在装睡。
(原文发于东方早报,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主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