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改革。改革开放40年来，从“大包干”到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伴随着农村改革持续而深入的进展，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并长期深入研究农村。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研究已成为“显学”。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研究及其发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徐勇。

基于问题导向的中国农村研究成为影响广泛的“显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40年来，中国农村实现“山乡巨变”。在您看来，基于这种发展实践所形成的中国农村研究，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徐勇：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起初是农民自发兴起，后来中央将改革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农村改革兴起本身，学界刚开始参与不多。

农村改革兴起后，开始被一批学者关注。特别是一批有思想的中青年学者自觉地进行农村调查，了解正在发生的农村变化，写下不少有分量的调查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依据。其中的一些研究者进而成为中央决策者。总体上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研究对象主要是政策导向，围绕农村改革和农村政策而展开。

学术研究与时代问题紧密相关。20世纪90年代，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三农”问题，学界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与此同时，农村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例如，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稳定，在农村治理领域实行村民自治。当村民自治上升为国家法律进行普遍推广时，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新世纪初，国家取消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农业税，乡镇治理体制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引导着中国农村研究，并成为学界热门话题。学者在推动“三农”问题解决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问题导向，并因此而表现出特别活跃的状态，甚至成为一门有广泛影响的“显学”。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中国农村研究成为热门研究领域，理论研究取得许多成果，但重量级和有突破性的成果还较少。2006年后，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进行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趋于平缓，农村研究也呈现多样化态势，主要表现在：其一，基础理论研究，如从本体论上认识中国农村的历史与制度。其二，战略性研究，如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研究农村发展的走向与趋势。其三，对策性研究，如根据农村发展的紧迫问题提出对策举措，充分发挥智库的功能。

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从现实层面看，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方针进行研究，如乡村振兴、扶贫攻坚、新型城镇化、乡村治理等。从历史层面看，大力抢救正在消逝的传统农业文明资料，从正在消逝的“最后的农民”中寻求历史变迁实据，正在成为学界一项紧迫的任务。从理论层面看，通过大型调查和建立新的分析方法，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正在为学界高度关注。

基础性和学理性研究不足 深度调查和系统研究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报》： 40年来，中国农村研究成就有目共睹。我们在回顾成绩的同时，是否也梳理过其中有待提升的方面？

徐勇：学术只有在反思中才能前进。40年来，中国农村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不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客观的。同样，40年来，中国农村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与中国农村实践相比呈严重反差。不认识到这一点，同样是不客观的。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是问题的紧迫性造成的。

由于这一时期农村研究的“问题热”，中国农村研究一度成为热门话题和各学科关注的“显学”。但这种由“问题热”引发的研究，更多是一种主张性研究，学理性层面的思考较为欠缺，深度解释不够；对现实问题关注较多，未能将农村问题置于整个历史长河和现代化大背景下考察，从而发现历史规律；急于寻求现实对策较多，对于中国农村发展未来走向的科学预测不够，欠缺足够的想象；对于中国农村文明传承及中国农村改革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研究不够，如我国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的城镇化是世界少有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过程，我国在数十年时间解决了数亿人的贫困问题；等等。在这些领域，其中一些有丰富的经验，也有一些需要总结教训，这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为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农村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研究资源：这就是漫长丰富的农业文明、近现代以来的农村巨大变迁。这种研究资源是可以产生出重大成果的。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尽如人意，其一，基础性和学理性研究不足，缺乏从丰富的经验抽象出来的原创理论和概念，从而难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二，深度调查和系统研究不够。没有将一口井打深的深度调查，就无法充分认识中国农村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没有系统研究，大量成果呈碎片化状态，难以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将中国农村调查提升到与时代相匹配的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经验性研究。如何总结中国农村调查的发展历程？

徐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经历了中国这样巨大而复杂的变化。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从一个最大最古老的农业国家向最大的工业国家的转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历史转变中的焦点问题，为解决其中的问题，产生了各种调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调查的主要特点有：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土地问题调查是一根主线；在农村调查中建立起“民族自觉”和“调查自觉”；采用多种调查方法，产生多种不同的观点；在调查中产生和强化本土意识，开始建立本土化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不仅要完成农业文明国家向工业文明国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一个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转变。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历史转变中的焦点问题。由此对农村调查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当前，中国的农村调查面临双重任务：20世纪未完成而新世纪又需要完成的任务，20世纪末提出而新世纪很快面临的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要完成这个双重任务，中国农村调查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徐勇：我认为，既要充分吸取历史经验，又要努力弥补过往的不足，将中国农村调查提升到与时代相匹配的高度。总体来说，21世纪的农村调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一是加强基础性调查。要站在人类文明长期历史积累的高度，认识一个国家成长变化的基础。这一基础是构成一个国家社会变迁的起点和底色，并对社会发展形成制约。因此，要发展，就必须认识这一基础条件，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方式就是大型调查。

二是加强学理性调查。人类只有借助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认识视角，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才能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愈来愈强，但是如果没有基于学理关怀的大规模农村调查作为支撑，就难以从第一手资料中提炼发现新的理论，以超越前人。

三是加强区域性调查。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明进程极不相同的大国，各个区域的特性和发展极不平衡。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调查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少量地方，直到1949年后才有为了识别西部少数民族而开展的西部调查。但以上调查均缺乏区域分类，不能为人们了解不同区域的农村提供详细资料，更难以通过整合进而挖掘不同地方的底色和特性。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区域性更为突出，不同区域农村发展差异性较大。在这种背景下，强化区域社会的农村调查自觉，不仅可以为国家对农村不同地区分类施策提供依据，也有助于从不同区域角度认识中国文明进程和国家成长路径。

四是加强系统性调查。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农村调查中，调查角度的多样性较强，但对农村社会的整体性持续性调查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农村调查，虽然取得不少成果，但总体上看，主要还是围绕研究项目设置，即为了完成某个项目而进行调查，项目结束后调查也就结束了，未能系统并持续不断地进行全面跟踪调查。调查成果严重碎片化、零散化，难以形成系统性成果，进而发现农村社会变化的内在规律和特点。

五是加强主体性调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只是作为客观历史条件的一部分存在，缺乏主体自觉。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进入20世纪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农民的主体性凸显。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各种以农民为对象的农村调查。但这一时期，农民只是作为调查对象并按照调查者的目的回答问题。农民未能作为历史进程的主体进行自我叙述，这使得调查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细节性有所欠缺。20世纪和21世纪是中国发生巨大历史变革的世纪，广大农民的生活波澜起伏，他们的命运、行为和心理都蕴含着巨大的历史财富，有待通过大型调查加以开发和记录。

六是加强传承性调查。20世纪是中国由传统农业文明国家向现代工业文明国家转型时期。但由于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怀抱以现代工业文明实现国家自强的决心，对20世纪早期的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持否定态度；同时，由于各种原因也缺乏足够的精力进行大规模农村调查，进而全面总结传统农业文明传承下来的珍贵遗产。进入21 世纪，一方面，国家日益强大，另一方面，传统农村和农民正在迅速变革，成为“最后的农民”和“消逝的农村”。这一巨大历史变化强烈期待通过抢救式的农村调查，全面了解传统文明底色，以总结挖掘继承珍贵的农业文明遗产，使得中国优秀传统农业文明得以传承。

在东西方比较中把握具有“中国特性”的本体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知道，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农村调查研究机构之一，中国农村研究院也开启了国外农村调查。这一调查的初衷是什么？

徐勇：20世纪，处于历史断裂边缘的中国，主要任务是“睁开眼睛看世界”，向先进文明学习。在此进程中，由于缺乏对外国的深度调查，其认识受到极大限制，无法在比较中认识他者并建构自主性。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国家，在英国由西方走向东方时，面对不可知的世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英国仅仅依靠东印度公司便将印度殖民化了。马克思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调查资料，发现英国得以殖民化印度的重要方法是通过调查掌握了开启“印度之门”的钥匙——村社制度。

近代以来，日本有组织地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并开始直接为决策服务。20世纪30—40 年代，日本学者介入中国农村调查。他们在调查前做了大量准备，明确了自己的调查目的，“不是获得立法乃至行政的参考资料”，而是了解“中国人民怎样在惯行的社会下生活”。正是在有学术目的的调查方针指导下，调查员受到调查专门训练，使得调查能够不断深入、精细，能够从中发现支配广大农民生活和行为的依据。美国学者运用日本满铁惯行调查资料撰写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使得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村时要读美国学者的论著并受其影响。直到20世纪末，学界仍然流行着“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的观点。

中国走向世界不会重复殖民者的老路，所秉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这需要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尊重和包容，而尊重和包容的前提是互相了解和认识，调查则是了解和认识的重要条件。因此，伴随中国走向世界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农村调查也要走向世界，并通过调查在比较中寻找开启世界之门的钥匙。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在比较中探寻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

徐勇：在思想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流行的是“东西方”的二元世界观。人们将以西欧为代表的世界称为“西方”，将以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为代表的世界称为“东方”。东西方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历史并形成不同的传统。这种二元划分除了简单化以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忽视或者漠视了东方社会内部的差异。其实，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其内部都有很大的差异性。西方世界的英、德、法，各有不同；东方世界的俄、印、中，相差甚大。在某些方面，所谓东方世界内部的差异并不亚于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

中国是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由此型构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大国小农”，即由数亿个农户构成的农民大国；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性”，其中包括特有的中国家户制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庄园制传统，也不同于以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村社制传统。因此，要认识“中国特性”，除了与西方世界相比较，还应该与东方世界相比较，特别是与曾经对中国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苏联和与中国邻近的印度比较。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比较，才能准确把握具有“中国特性”的本体制度，进而从传统中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建立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

中国农村研究即将进入由大到强的新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站在新的起点上，未来应如何开拓中国农村研究新境界？

徐勇：今天，中国农村实践已站在全新的高点上，中国农村研究也要站在全新的历史高点上。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传统、当下与未来都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中国农村研究也将进入到新的阶段——这就是从40年前的从无到有，从40年来的由小到大，现在即将进入一个由大到强的新时代。“强”的重要标志就是，使研究成果具有厚重性、深刻性和广泛的影响力。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需要认真加以总结；中国在当代创造了农村改革伟业，需要认真加以梳理；中国有着丰富的农村实践经验，需要进行原创性研究，产生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重要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