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唐史研究史上，惟一能与陈寅恪先生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先生，在圈内几成定论，但在圈外则冷热相差很大。虽然十多年前中华书局曾出版十六卷本的《岑仲勉著作集》，但对其成就的认识似乎又一直不是很高，读过几本的，初步印象都认为所论太过琐碎，根本不足以与陈寅恪相提并论。过激的，甚至认为他最多只能算一个唐代文史资料员。我曾很认真地读过岑氏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论著，心追力仿，写过几篇几乎与岑氏同题的论文，体会他的治学方法，领会他研治唐史的总体格局与学术建树，有一些独到的体会。今年是岑氏诞辰130周年，也是他辞世55周年，他当年任教的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将召开纪念研讨会，我愿趁此机缘，将一些认识写出，纪念这位难得的史学大家。
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史学家
岑仲勉名铭恕，中年后以字行。1886年8月25日生于广东顺德。其家据说是商人家庭，祖辈都开米店。其父孝辕公为前清举人，他出生仅三岁就去世了。其父关心海防和新学，留心经世之学，岑氏自云志学之年曾得见其父批读的杜佑《通典》。其伯父简庵公曾师事粤中名儒陈澧，其二兄于光绪末在翰署任职。虽然到现在为止，因岑氏本人自述尚未公开，仅从他本人偶然叙述中披露一二，其门人也有简单叙述，详细情况还不太清晰，大体可以认为是富裕商家走向文化与仕宦的道路，两者并不违格。
岑仲勉就学以后的最初十年，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但风气遽变，科举废除，他的兴趣也转向史地、掌故、政典之学。十八岁入两广大学堂，习经史之学，对汉学之考据与宋学之义理皆有兴趣。虽也动过出洋的念头，终因经费难以筹措，弃而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转学税务理财之学。在当时，文史之学唯大富贵之人方能玩转，博学如王国维，名声中天之时，为其酷爱文辞之学的二子，选定一学海关，一学邮政，即知此二途方能裕家存活。岑氏毕业后任职于上海江海关，月薪250元，收入很高。此后转任广三铁路局局长，从1920年起任广州圣心中学教务主任，达十五年之久，初任课为微积分与解析几何。其间对生物分类学有了浓厚兴趣，尝试用西方分类学作中国植物名实考订，并撰植物分类学书稿五十多万言。当然更大的兴趣还在文史，主办校刊《圣心》，几乎只发他个人的论文，重点则在西北史地与唐史研究。因为此一机缘，他与史学大家陈垣建立通信，研究水平也为陈垣所激赏。陈垣向傅斯年推荐他到当时文史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力从事学术研究，但他一直犹豫。1934年起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1936年转任潼关禁烟会计专员。直到1937年方下决心放弃俗务，入史语所任职。
以上列举岑氏的早年经历，一是要说明其先人虽有一定的家学根底，但层次并不高，估计其父读过一些经世之书，其伯父知读经与碑帖之学，皆不足以名家，他的文史之学几乎完全靠阅读摸索而得。自学者最大的优势是兴趣浓厚，体悟深切，涉学无界域，无权威，无定见，缺点是不免绕弯路，出疵瑕。就起点言，岑氏与陈寅恪不可同日而语。二是他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经济的涉猎与理解，远较一般专攻文史者为系统。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为1908年清廷为培养本国税务人员而建，主要请洋人任教，修业四年，设统计、海关、银行、商业四科，对外文要求很高。岑氏早年研究植物分类，并曾教授微积分与解析几何，对西方自然科学曾有系统认识。西方生物分类的基础是全球生物物种调查，其分类方法主要是形态分类，核心是复杂的层级分类和细微差异的观察记录，以这种态度研治唐代文献，当然与乾嘉以来一般的治学方法有了根本区别。三是在五十一岁转入专业治学以前，岑氏长期担任实务，在圣心中学和暨南大学的两段经历，主要职务仍属行政方面。即便有机会转入研究所，他仍难下决心，很可能主要原因还在于家累，在于经济压力。五十一岁后的二十年，他的著述总数超过一千万字，也实在很惊人。说大器晚成，恰如其分。
抗战迁徙岁月中建立学术丰碑
1937年以前，岑仲勉仅出版一种专著，即《佛游天竺记考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主要解读法显行记中的地名问题。此书引起同样关注西域南海问题的陈垣的关注。岑寄出自己的已刊各文，并请陈为《圣心》题签，来往遂密。此时他所著《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等书也陆续完成，未能刊布，但许多论文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如《金陵学报》《东方杂志》《史学专刊》《辅仁学志》发表，声誉日隆，陈垣向傅斯年推荐他到史语所工作，得到积极安排。
1937年7月5日到史语所报到，过两天抗战就全面爆发了。其后战火遍及江南，乃随所迁徙长沙，次年初迁昆明，1941年迁重庆南溪板栗坳，1943年迁宜宾李庄。虽然不断迁徙，但凭借史语所的丰富藏书，岑氏全力以赴，迎来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虽然他仍坚持纯学术而不关涉时事，但今日读他当年的著作题记，如《唐集质疑序》“1937年记于长沙”，《唐人行第录序》“1938年入滇，维时研究所图书在途，供读者只随身零本”，《跋唐摭言》：“时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云南起义纪念后四日，顺德岑仲勉跋于昆明。”《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顺德岑仲勉记于昆明龙头村，时1939年6月月半”，《〈白氏长庆集〉伪文》“1939年11月下旬，草成于昆明龙泉镇”，《〈文苑英华辨证〉校白氏诗文》“1941年3月，识于四川之南溪”，《 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诏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1942年7月下旬，仲勉识于板栗隘张氏新房”，《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1945年1月19日，南溪李庄”，如此转徙无定所，仍坚持做最纯粹的学术，这种治学精神，以及在国难中史语所为保证同仁学术研究之努力，真值得今人三思。
岑仲勉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元和姓纂四校记》，他在抗战转徙之间的所有工作，其实都是为此项工作而作文献搜录工作之间的意外收获。《元和姓纂》十卷，为唐人林宝元和七年（812）所著，缘起是因某次某官授爵，误属郡望，宰相王涯认为应有记录魏晋以来世家谱系与当代官阀望贯的专书，以便参考。林宝受命，广参群籍，以三月之力编成此书。内容其实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为依据从《世本》《风俗通》《潜夫论》《姓苑》《英贤谱》等书构筑的所有姓氏之得姓来源与房支递传，另一部分则是北魏以来至中唐为止约三四百年间皇室到重要官员的实际占籍与家族谱系。由于唐以前的谱牒类著作几乎全部失传，该书成为记载汉唐间士族谱系的惟一专书。如果举不太合适的譬喻来说明，汉唐士族社会的总体构成，如同参天的大榕树，无数枝杈如同各大小家族，大支分小支，最后到无穷榕叶，就如同那个社会曾生存的无数个人。正史一般仅记载当时最重要人物的活动，至于这个社会是如何构成，各姓各房间又是什么关系，正史无传但曾生存于那个社会的次一等人物又处于什么位置，《元和姓纂》可以说是研究汉唐士族社会总体构成与所有支脉的惟一专书。宋以后社会转型，这本由近两万人名堆砌的书之不受重视，自可理解。原书明以后不传，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仍编为十卷，馆臣略有校订，是为一校；嘉庆间孙星衍、洪莹重加校补，是为二校；罗振玉作《元和姓纂校勘记》二卷，是为三校；岑校称《四校记》，原因在此。岑校采用穷尽文献的治学方法，致力于该书的芟误、拾遗、正本、伐伪，程功之巨，发明之丰，校订之曲折，征事之详密，堪称其一生著述中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古籍整理工作中可与陈垣校《元典章》并列的典范著作。在缺乏系统的古籍检索手段的情况下，岑氏从数千种古籍中采录《姓纂》所记近两万名历代人物（唐人占绝大多数）的事迹，逐一考次订异，并据以纠订前人辑校本的各类错误。《四校记》的意义
已远远超越对一部书的校正，其揭示的大量汉唐人物线索为这一时期的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矿藏，称其为人事工具书也不为过。此书刊布于沧桑巨变的前夕，传本不多，加上五十年代后学术风气的变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重视，另此书采用传统的校书不录全书的体例，仅于出校处录文，读者如不核对《姓纂》原书，则不尽能体会其真旨，也限制了一般学者对此书的利用。中华书局委托孙望、郁贤皓、陶敏整理该书，将《姓纂》原书与《四校记》拼合，1994年出版，并编有索引。从署名来说，岑氏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与林宝与三位整理者一并列出，稍有些吃亏，但其学术意义仍无法遮掩。
这期间岑仲勉完成大量论文与专著，中心是围绕《姓纂》校订工作展开，更大的规划则是对唐代史事站在现代学术立场上的重新认识。为求《姓纂》二万人名之取舍斟酌，他几乎翻检全部存世与唐五代史交涉的典籍，几乎所涉每一种书都发现各种文本脱误、事实讹晦、传闻不实、真伪混杂的情况。读《全唐诗》，目的是遴取人名记录，很快发现该书小传多误阙、录诗多讹脱之类大量问题，月余检遍，随手所札乃成《读〈全唐诗〉札记》一书。《全唐文》成书于嘉庆间，文献取资与作者小传皆较《全唐诗》为优，在他如炬目光下，仍发现众多误漏，乃成《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所得倍于劳氏。读唐人文集，则成《唐集质疑》。对白居易、李德裕等重要文集，则反复推敲寻研，皆有多篇长文加以研索。因感时俗喜以行第称呼，历经千年，多难得确解，乃排比文献，取舍归纳，著《唐人行第录》，为多数人落实了本尊身份。他特别重视对唐人缙绅名录之考订。对前人有专著者，如《登科记考》《唐方镇年表》等皆有所补订。翰林学士在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但存世仅有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初备梗概，唐末僖、昭、哀三朝则尽付阙如。岑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和《补唐代翰林两记》，使一代制度及学士出入始末得大体昭明。唐六部尚书下之各司郎官，多属清要官，传世有右司郎官题名石柱，清人赵钺、劳格撰《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考索每人事迹。岑氏反复斟酌原石及拓本，发现清人所据有误录、缺录，更严重的是石刻拼接有误，乃更精加校订，成《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及《新著录》二种，尽力还原真相。《姓纂》清辑所载姓名多讹夺，要求其是，务必广征石刻。岑氏对宋代以来的石刻专书作了系统梳理，发现前人考订方法存在众多偏失，乃成《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等系列札记，逐种考定，阐释义例，追求真相，足为石刻研究之典范。对正史、《通鉴》《唐六典》《唐会要》等基本典籍，用力更勤，如《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摘出司马光疏失达数百则之多。以上论著，所涉问题之广，考订之细，征引之富，审夺之慎，发明之多，不仅并世无二，前后亦难见出其右者。在抗战及稍后的多期《史语所集刊》上，岑氏几乎每期都有三五篇以上论文同期刊发，著述之勤，亦皆可见。
今人阅读岑著，惊其该博之余，也常会有所疑问，研治唐史，基本典籍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用得着这样不避细琐地加以寻索吗？我想，传统史学重褒贬，讲义例和笔法，忠奸既分，颂德斥恶即可，不必计较细节和真相。但现代史学的任务则首先要穷尽文献，究明真相，再加以分析评判，务求准确可靠，以岑氏治学之严苛，阅读所及，多能发现前人之不足及究明之办法，因此留下大量具体的读书记录。看似琐碎，其实取向大端是明确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早年学经济，习数理，特别是研究植物学，所学是西方一套科学精密的治学办法。转治史学，都用科学的态度审读群籍，不断发现旧籍之不餍所期。在生物分类中，由大的门类到具体属种的科学分类，任何细节的差异对判读物种归属都应加以考虑，以此方法治唐史，岑氏对所有一手文献不加区别地加以审夺，去伪存真，恰好他又精力过人，效率惊人，因此有如此多的涉猎。
《隋唐史》所见岑氏治隋唐史整体构想
以上所有岑氏的研究几乎都是具体入微的，表达他对唐史系统认识的著作只有《隋唐史》。该书正式出版在1957年，但其初稿《隋唐史讲义》完成则在1950年。我比较怀疑最初动手的触机是1948年脱离史语所，到中山大学任教，教学需要教材，方陆续编成。时当鼎革之际，应该经过几度改写，也不知最初的手稿有无保存，讲义虽存也不易得见，这里仅能就公开出版者加以讨论。
该书卷首有岑氏《编撰简言》，说明全书用浅近文言，一是求与中古文言史料之便于对接，二是引导专攻白话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后养成阅读文言的习惯。特别强调断代史教学应与通史不同，应向各专门化途径转进，凡涉问题，必先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为学生今后研究打下基础。这一点很重要，他在该书中对古人与今人之见解都有充分的讨论，因陈寅恪学说在当时影响巨大，故讨论亦多，此下节再说。
岑著凡隋19节，唐68节，对隋唐史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从国际大势到朝代兴亡，从民族冲突到制度变革，从军事冲突到政事纷争，从佛经翻译到文体迁变，无不有所涉及，这在当时的通史和断代史中都是少见的。他在隋史部分用四节述突厥史，特别讲到突厥因丝绢贸易而与东突厥发生联系，力辨铁勒非民族而只是史籍误译所致，都接受了欧美学者的新见。特别讲到隋代三大工程，即大兴城之兴建与通济、永济渠开凿之意义，也与一般只讲大运河有所不同。在唐史部分，他的所长在制度、氏族、经济、人事，各方面都有很充分的发挥。比如田制，他用“北魏均田之缘起及其制度”、“唐之均田”、“庄田”、“俸料、公廨本钱及职田等”四节作充分讨论。即便一般史家很少讨论到的文学问题，也有“佛徒撰译之文艺价值”、“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西方乐曲影响于开元声律及体裁”、“盛唐、中唐、晚唐之诗人”加以论列。在唐史最后部分，更罗列地方区域及社会组织、手工业及物产、市虚及商务、交通、黄河、水利、学术与小说、历法与天文、乐舞及百戏、服饰等内容，可见其视野之广备与独到，部分已经触及九十年代新史学论述的核心内容。在这些所有方面，岑氏既不循历代正史之定说，与海内外时贤之见亦多有商榷，显示了他的独到见地。
具体可举二例。唐三十四节为《西方宗教之输入》，分别介绍祆教、景教、摩尼教在唐代传入之始末，这并非其治学所长，但援引陈垣、向达、沙畹、方豪、张星烺、冯承钧诸家之说，清晰叙述了三教之教义及入唐传教之始末，虽然认为《墨子》中的炎人国即祆教未必能成立，但在课堂上的这些讲授对学生无疑多有启示。五十八节《市虚及商务》，涉及唐前后期商业活动之不同，从长安东西市之繁荣，讲到各地因墟成市之发展，续讲对外四大商港比景（今在越南）、广州、泉州、扬州之盛况，复讨论陆路商务、南海商务及西域商路之变化，最后介绍海外输入物品之丰富。这些介绍，无不援据丰博，启迪思路，虽非皆发明，但准确周详，足可信据。
不过，《隋唐史》是教材性质的专著，它必须向学生提供各方面清晰的知识，岑氏折衷百家言，成一家说，与独立的学术专著稍有不同，与五十年代的主流史学也相去甚远，得到一些前辈的认可，未必适合新时代的要求。能刊布已属大幸，授课成就能有多少，真很难说。几十年后再读，他所讲到的很多都成为显学，当然他的所见也为新说所超越。
岑、陈二氏史学分歧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的史学成就早有定评，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岑氏的成就。
岑仲勉年长于陈氏五岁，成名则要晚得多。1937年他到史语所任职，傅斯年在寄出聘书的同时，即告他研究计划须与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商定。岑赴所前曾两度信告陈垣以连络陈寅恪，均未果。他到所时，陈寅恪适因父丧在北平，至次年方在昆明见面。《唐人行第录序》云：“一九三八年入滇，……八九月间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初与寅恪兄会面，渠询余近况，余以拟辑《唐人行第录》对。”不知是否谈及其他话题。此后陈脱离史语所，岑则随所十一年，至1948年返粤任中山大学教授。巧合的是，院校调整时，陈也随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唐史双雄遂同在一系。据蔡鸿生回忆，两人间私下来往不多，但能互为礼敬。岑著《隋唐史讲义》篇幅多达60万言，系统表达他对隋唐史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看法，其中包含大量与陈氏商榷讨论的意见。据项念东的比读，对陈氏学术观点的批评多达78处，除少数几则为补充陈说或引陈说以为佐证外，绝大多数为对陈说的批驳，包括关中本位政策、李唐先世出赵郡李氏、太宗压制中原甲姓、府兵兵农合一、牛李党争所分阶级及始于元和、唐制承北齐、唐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唐将相文武分途说，等等，几乎涉及陈氏大多主要学术建树。该书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氏虽失明而不良于阅读，但他友生众多，对此应有所知闻，但并未作任何回应，也从未对岑氏有任何批评。
就岑氏之立场，凡学术问题自应以精密的文献与周圆的考虑予以立说，重要的结论尤应有多方面的考量与审视。他曾撰文批评李嘉言《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李氏回应颇有一些激烈言辞，岑奉覆云：“总言之，学术经讨论而愈明，留昆明时李君虽未谋面，固曾一度通讯，然僚友中如董作宾、向达、马元材、杨宪益诸先生，拙亦屡有讨论之作，则因我的看法，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他订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时，认为“其声誉愈高，愈易得人之信受，辨正之旨，非抑彼以自高，亦期学术日臻于完满而已”。他与陈寅恪的学术讨论，也应属此一性质，仅属于君子之争。在五十年代学术风气下，岑著仅就问题加以讨论，绝不引向政治问题，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但就他人特别是陈氏及门与追随者来说，未必愿意这样看。前辈史家金毓黻初读此书，认为岑走陈一路学术，“于极细微处亦一丝不苟”，“偏于专而短于通”，仔细再读，方发现岑“旁征博引，证明陈氏之不尽确当，可见其善于读书”，但更欣赏陈之“从大处着眼”，认为岑“所引诸证亦能穷原竟委，为陈氏注意所未及”，缺点是“不能贯通前后” （ 均见《静晤室日记》），均属中肯之言。海峡对岸的傅乐成看到岑著，感到骇异，极力反驳，有些感情用事。到目前来说，以项念东《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之讨论最为客观深入。
以下仅就牛李党争问题略作讨论。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之际的大事，因大中后政局为牛党把持，晚唐史家多右牛而黜李，到司马光仍如此。陈寅恪向推崇《通鉴》之有识，多赞同其所见。岑则依据李德裕文集与史实比读，再加上对两造人物仕历与论政之反复比证，右李而斥牛，对李会昌间之建树及谋国公忠，多有揭示。因此力主李党无党，进而对陈说有关两党涉及不同的阶级、李党重门第而牛党重科举、两党分别代表旧门世族与新兴阶级提出商榷，进而涉及两党相关人员之立场，以及党争初起之原因。这些意见之讨论均涉及复杂之考证与具体之人事，岑之所言虽不能皆是，但确多发人深省之意见。就我近年感受，当时依违在两党间之人物，人数众多，如元稹、李绅近李，刘禹锡与李交厚与牛党主人亦唱和不断，白居易则广泛交结，却又远远躲开，白敏中为李所引，但在武、宣之际打击李又不择手段。牛僧孺元和三年制策，陈推测针对德裕父李吉甫，此策近年在宋人编《唐策》中找到，并没有相应内容。李本人为门荫出身，对进士之浮华有所批评，但他南贬时，“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之民意，也足见李之主持公道，大中后牛党把控科场，丑行多有，更为世周知。本来阶级与操守就很难划等号，岑引《新唐书》作者宋祁说，认为牛李之李指李宗闵，则牛李为一党，并引晚唐北宋诸家说认为李德裕无党。《隋唐史》这一节的篇幅多达二万言，他贬斥牛党目的、手段“只是把握朝政，以个人及极少数之利益为第一位而不顾国家、人民，性质属于黑暗社会”，他力辩李德裕不结私党，赞同《云溪友议》认为他“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侯门，取尤群彦”之说，对从沈曾植之牛李以科第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说，以及陈寅恪以个人行为来界定旧族或新兴，皆致不满，排列陈氏认定的核心人物二十多人中大多为旧族出身，二李党人物则各占其半，证明沈、陈之说不能成立。他对司马光、陈寅恪都赞同牛僧孺放弃维州及将吐蕃降人交换吐蕃的说法尤致强烈的不满，考辩议论都非常详尽。当然，岑有时也因意气用事而有失冷静，如李德裕已出为女冠之配刘致柔，究竟为妻为妾大约还是陈氏为是，刘的身份是妾而非妻，但她所生子李烨已立为嗣子，丧事又由李烨操办，因此而与一般之妾志有所不同。岑对此段史实的研究，用力极度邃密，故能在讨论中占尽上风。后来傅璇琮撰《李德裕年谱》，为岑说提供了更坚强的支持。
具体说到陈、岑二家治史方法之不同，可以借缪钺谈唐宋诗之语为例，陈是登高远望，意气浩然，岑是曲径寻幽，得其精能。比如言农获，陈见万顷良田，禾稼盈丰，风雨调顺，灾害不兴，猜其致隆因由，断其秋获必盛，每多卓见，足启后学；岑则开沟通壑，勤耕细作，去草灭害，日日辛劳，至秋获已毕，粮谷入库，称量完成，方细说所得，总结始末，虽然琐碎，但精确无比。譬如绘画，陈所作为写意画，大笔挥洒，意境全出，文章生动，韵在象外，启人意志，观者如云；岑所作为超现实之工笔画，画树则每片绿叶之叶脉皆精准无讹，画山则山石飞走无不毕肖其真，读者骇其博，未必赞其艺。无论怎么说，百年来的唐史研究，总体水平高于其他时代，两位大师从不同立场的分析和探讨，互为竞争也互为补充的研究，是其中的关键。那么二人的共同点何在呢？我认为都是从基本文献出发，突破唐到北宋史家对唐史的基本叙述，用现代学术立场重新建构一代史学。
唐史学家引领唐代文学研究风气的转变
1949年以后，岑仲勉治学勤奋如故。对于新的主流学说，他也试图加以尝试，故在《隋唐史》中附列一节以《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为题，所讲则为北朝及隋之对突厥馈赠引发东罗马与波斯间的争斗；另列《西方乐曲影响于开元声律及体裁：从〈实践论〉看诗词与音乐之分合》，也有些贴标签之生硬。在社会分期讨论兴起之际，他撰写了《西周社会制度问题》参与讨论。1953年根治黄河方案推出，他以二年之力写出60万言《黄河变迁史》，提供决策参考。他努力适应并服务于新社会，方式则与那时的一般曲学阿世者有很大不同，基本治学方法与致力方向并没有大的改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纯学术著作之出版并不算太景气的情况下，他先后出版《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西周社会制度问题》（同前1958）、《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突厥集史》（同前）、《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同前）、《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1958）、《两周文史论丛》（同前）、《唐史余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唐人行第录》（同前1962）、《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达十三种之多，其中许多是他早年的著作。此外《金石论丛》《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等几种也基本定稿，到“文革”后出版。可以说，他生命的最后十来年，在忙碌而兴奋中度过，尽管这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双手颤抖，写字东歪西倒，但他却毅力过人，老来弥笃，著述不辍。”（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
在学界，岑氏基本是一位独行者。在前辈与同辈中，似乎只有陈垣始终关心有加。他指导或曾授课的学生中，陈达超坚持多年，陆续完成他遗著的刊布，较有成就的有姜伯勤与蔡鸿生，但治学路径已经有很大不同。
最近四十年中，岑氏最大的拥趸群体，则来自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或者可以说，岑氏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最近几十年唐代文学研究风气的转变。
较早地可以说到瞿蜕园、朱金城之分别或合作笺注李白、刘禹锡、白居易诗，瞿家与陈寅恪父子两代世交，瞿氏注刘诗特别关注贞元、会昌间之政局动向及在刘诗中的反映，注意揭示刘与各方政治人物来往交际中所存留的复杂痕迹，其对人、事、时、地及诗文寓意的揭示，兼得陈、岑二氏之长。朱金城注白居易诗，特别关注白氏一生交际中的人际变化，他的三篇《〈白氏长庆集〉人名考》长文，将白居易诗中不同称谓人物的具体所属逐一指明，从而揭示人际交往中白诗的具体指向，最得岑氏治学之精神。《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将《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等列入文学卷，也出于他的手笔。
傅璇琮受法国社会学派影响研治唐诗，特别关注唐代诗人生平与创作研究如何走出传说的记录，而追溯诸人真实的人生轨迹，关键是据《姓纂》、石刻、缙绅职官录等可以准确定时、定地、定家世实际的记录，纠正笔记、诗话乃至《唐才子传》一类传闻记录的偏失，揭示诗人的人生真貌与创作原委，从而给唐诗以新的解说。傅主持所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将以往很少为人关注的包括史传、全唐诗文、僧录、画谱以及包括《姓纂》在内的各种谱录做出精密的索引，以便学人充分利用。又著《李德裕年谱》光大岑说。晚年继岑氏而做《唐翰林学士传论》二种，将两百多位学士在政治、文学方面的建树作了更彻底的清理。
整理《姓纂》及岑氏《四校记》的郁贤皓、陶敏，对岑氏治学也深有体会。郁之成名作《李白丛考》，循岑氏治学理路，广征当时还很难见到的石刻文献，对李白初入长安之人际交往、李白诗中崔侍御为崔成甫而非崔宗之、李白供奉翰林非出吴筠推荐等重大问题，作出精密考订。其后更感到唐诗中大量出现的王使君、李太守之类交往难得确解，确定这些人名的具体人物对考订唐诗作年的极其重要，乃发愤编纂《唐刺史考》，将岑氏《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的工作扩展到有唐一代。陶敏在笺注刘禹锡集中深感唐诗人名考订对诗歌作年、本事及文本校订之重要，在整理《姓纂》中对一代人事有极其精准的掌握，在完成《〈全唐诗〉人名考》前后两版及《〈全唐诗〉作者小传订正》等著中，主要依靠文本解读寻觅内证解决唐诗及诗人研究中许多重大问题，晚年并据岑著且补充新见文献，写定《姓纂》新本。
我本人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做唐诗辑佚，此前曾查阅了岑氏大量著作，体会基本方法，曾将《姓纂》通抄一过，比对岑校细读，从而认识唐一代人事的基本格局。此后为唐诗文考订补遗，作《〈全唐诗〉误收诗考》《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登科记考〉订补》《唐翰林学士文献拾零》以及石刻研究的系列论文，都依傍岑著而有所发明，并学会从文献流传过程中揭示真伪，追溯真相。
以上所述包括本人在内研治唐代文学诸家治学所受岑氏之影响，当然不包括当代研究唐文学的全部，但一位历史学家之治学如此密集地为文学研究者所追随，确实很特殊。如果一定要加以解释，我认为传统史学的关注重心在上层政治史，而岑氏著作几乎涉及唐代所有与文史相关的典籍，指示这些典籍存在的问题及校订办法，更揭示了以《姓纂》与郎官柱为代表的中层官员及文人群体的存在状况。多数诗人虽然偶然也涉足上层，但更多时间则行走基层，交往中低层级的官员，岑著的文献考订和治学追求，无疑提供了解读这些诗人及其作品的可靠途径。一些文学学者因此而涉足史学领域且乐此不疲，也就可以理解了。
项念东博士寄示其所著《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及未刊稿本《岑仲勉先生学术年谱简编》，本文均曾充分参考，援据不能逐一注出。本文初稿，复承代为校订，谨此说明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