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仲勉先生（1886-1961）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学术盛会，得添陪其间倍感荣幸，也感触良多。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得以首届从江西乐安矿山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就读，在校列位老师常常述说已故4位顶级教授—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事迹，用于激励后学。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更得到学林倡导，成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我等学生耳闻目染，高山仰止，倾心向往。由于大学本科得姜伯勤老师指导，我选择隋唐历史作为专业方向，因此对岑仲勉先生的著作多有阅读参考，然对其生平事迹思想旨趣则了解甚少。这次研讨会上，有多位前辈专家学者考述发微，对我启发很大。使我认识到：岑仲勉先生其实就是百年转型中国一位特立独行的自由知识分子，曾游走于政学两界，在动乱时局中不甘沉沦，最后咬定青山终于在故国史学上做出成绩，成就人生辉煌。作为一面镜子，岑仲勉先生的一生照见了一个动荡的时代，他在离乱之世忍受着颠沛流离，顶着高压不曲学阿世，坚守本色埋头著述苦干，其学人风骨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一、清末民初新式学堂走出的第一代自由知识分子
1905年清朝宣布废除科举制，创办新式学堂，终止了相沿千年的传统士人的科考进身之路，开启了新式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读书做人从事择业前景。此年广东顺德孺子岑铭恕10岁，可谓生逢其时迎来了大好时光。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是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大事，清最高当局在庚子乱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搞的是以“预备立宪”为中心的自上而下全方位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改变了岑铭恕的人生道路。
岑仲勉原名铭恕，中年后方以字行，他出生于广东顺德殷富之家，祖辈开米店，却也以诗书传家，努力挤进官宦场，游走于政商两界，属典型的商绅阶层。亦官亦商乃旧时士大夫阶层安身立命之常道，岑父孝辕公乃前清举人，伯父简庵公曾师事粤中名儒陈澧，有一堂兄曾任翰林。岑仲勉3岁丧父，因家底丰厚和家学渊源，自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据姜伯勤师所述，岑氏幼承庭训，童年摹写汉隶；10岁外出求学，14、5岁能写策论和浅近骈文，蒙学时代即接受了系统的传统科举文化教育，所学是奔着科举仕途走的。但废科举后学风遽变，岑的学业旨趣迅速转向“实学”、“新学”。加之广东开关最早，近靠港、澳，得风气之先，岑父就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关注海防，伯父也知经与碑帖之学，岑氏蒙学之年就读了其父批阅过的杜佑《通典》，点读《纲鉴》，应该说受到了很好的传统国学训练。
新式学堂既起，岑仲勉考入两广大学堂（清广雅书院，后改为两广高等学堂），这是当时广州最好的学校，也是经史之学重镇，岑氏在此学习两年有余，对汉宋学术皆有兴趣，又再次受到系统的国学熏陶与训练。接着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清粤秀书院）学习外语，本想紧随时代潮流出国留学，不成，乃于1908年10月考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2年底毕业。
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是清末新政为培养财税专门人才而创办的新式学堂，主持人唐绍仪是广东香山人，早年系由乡贤容闳带到美国的留学幼童，属中国第一批留美海归，也是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1906年唐任税务处会办大臣主管全国税务总署，上任伊始即宣称要收回海关税务权。而说起中国近代海关税务，的确让国人痛心疾首，作为传统农业国我国历朝都不甚重视海外贸易和海关税收，国税仰给于地税、户税外加盐税，鸦片战前广州一口通商乃由“十三行”包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上海竟拱手将海关税务控制权交给洋人，后英国人赫德主管中国海关竟长达48年。赫德任职后将英国现代管理引入中国海关，制定了严密的会计、统计、稽查、复核及年终报表制度，加上高薪养廉，使海关成为清朝惟一高效廉洁的现代化衙署，与清各级旧衙门的贪腐冗散形成鲜明的对照，但聘用的各级主管都是洋员。海关税务司为清政府提供了丰厚税收，并成为支付庚子赔款的主要税源，深入内地遍布各埠的税务司分支机构的洋员，为互通音信还开创了中国的邮政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对于如此“海关现象”，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曾感叹：“中国之行西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唐绍仪创办高等专门税务学堂，就是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海关高级行政主管，学习西人政法，以取代洋员，收回海关及邮政、路政的控制权，这显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改革举措。然而当时愿放下圣贤书而屈身学习财税“吏业”的人少之又少，就象当年幼童出洋留学，士大夫子弟多不愿从，容闳只好在广东选取商人子弟一样，唐绍仪也从广东开化之地选拔了岑仲勉等，应该说对这批子弟是寄予了厚望的。
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培养的是高级职业文官，乃国家急需的栋梁之才，毕业后将逐渐取代各地海关税务司的洋员，负有为国把守海关的神圣使命。而这种“吏业”，科举进士及第即便是状元郎，若不经严格系统的学业培训，也胜任不了。可以想见其入学资格考试是很严格的，岑仲勉得以入选足以证明其天资聪慧，学业优秀。在校4年功课则以西学为主，包括数理化与生物等科学门类，英语、法语及西洋史地政法等广博知识，这使岑仲勉之于中学西学都打下了良好基础，日后得以学贯中西。由于海关进出口种类繁多，涉及的知识广，海关帐目需要“精算”，要有高等数学微积分基础，又由于与外商外轮打交道，外语显然特别重要。岑仲勉虽然没有留洋求学，但在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受到的应是当时最好的教育，教员也聘的是洋人，由于外语工具的掌握，打开了一片新的知识世界，也打下了广阔的事业基础。
我不太同意所谓岑仲勉“自学成才”的说法，不要说岑氏在税务学校4年专业培训，广雅学堂两年多国学训练，就是承家学渊源从其伯父学经学与碑帖之学，也是我辈所谓“科班”出身难以企及的。我1977年冬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已24岁，班上最大有比我大10岁的，最小的比我小8岁，而当时我们的专业知识绝对比不上同龄的岑仲勉。记得头两年上中外通史课，从古到今用的是文革时自编的油印教材，讲阶级斗争“五朵金花”，重在“灌输”。政治大课更占去我们很多时间，教员尚在讲资本主义“绝对贫困化”。此时省委书记习仲勋治粤，正花大力气解决“逃港”问题，学生一句提问：“资本主义绝对贫困化，那为什么还要逃港呢？”就让政治经济学大课教员讲不下去。只是在三四年级上选修课，我才感觉开了窍，真正进入了专业。胡守为老师的《唐史》、姜伯勤老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蔡鸿生老师的《中西交通·西北史地》等，把我带进古史专业殿堂。记得胡守为老师让每一个选课的同学整理一份唐代碑刻拓片，此乃顾诘刚、岑仲勉等老先生收集存放于图书馆的，我分得《于大猷碑》，虽仅一县令，但于氏先祖乃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于谨及开唐宰相于志宁，我于是兴致勃勃地考索于氏“虏姓门阀”家族，并找来《金石萃编》比对，发现几百年间碑文又磨损了很多，由此碑又比对他碑，作了些初步考证，算是进入了专业领域，而岑仲勉蒙学阶段就已接触碑帖之学。大学时我费很多时间学英语，毕业时仍未过关，考研补考才通过，且考研朦朦胧胧不知何往，是姜伯勤老师指点我才考到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门下。大学毕业分配时有北京国家文物局名额，我又傻乎乎想参加分配，姜师点拨说王仲荦大才乃章太炎弟子，你能入室毕业，去北京找个工作有何难处？所以说无论从那个方面讲，大学科班出身的我，较之当年高等税务学校毕业的岑仲勉先生都差一大截，更何况清末全国正牌大学很少，当时尚无中山大学，岑氏上税务学堂其实就是当时一流的教育，所谓“自学成才”是当代人臆断。如果不论家学渊源而说岑仲勉是“自学成才”，那么从司马迁到王国维，都可谓是“自学成才”，这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岑仲勉是清末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我国第一代新型知识人，而且是自由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翘楚。辛亥革命爆发那年岑氏26岁，尚未毕业，他的恩师唐绍仪受袁世凯派遣，充当和谈代表去南方与革命军谈判，留美海归的唐氏倾向共和，在南下火车上就自行把辫子剪了，香港大律师出身的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也是广东人，他们可以用粤语交谈，最后商定了清室退位方案。1912年民国成立，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但共和怎么搞？三权分立如何展开，国人并无经验。这年27岁的在校学生岑仲勉在杜亚泉（时年39）主编的《东方杂志》上，编译发表了《美法英德行政立法比较简表》，虽说是常识性介绍，但应该说很有针对性且非常及时，对共和开局内阁开张很有参考价值。此文与唐绍仪及其行政班子有何关系，或受恩师指点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中可以看出：青年岑仲勉对政治极具敏感性，表现了他对共和政治的热心和对民主的向往。1912年底至13年初进行了全国性政党重组与议会选举，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长岑仲勉6岁的广东人陈垣、杨永泰均积极参选，竞得国会众议院议员席位，20岁的广西小青年梁漱冥作为《民国报》记者，对国会议员频频采访，他们都是民国开创之时的新型独立知识分子，在清亡后积极投身于共和政治，期望着在没有皇帝没有专制的民主政治中大显身手。
二、 “混迹官场”还是以身许国
岑仲勉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12月由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既为国家培养的用之于取代洋人的高级职业文官，作为紧缺人才“交由海关总税务司分派各关供职”，即被分派于上海黄埔江海关，应该说是关键岗位，月薪250大洋，收入很高，而洋主管薪俸更高。后岑氏在财政、税务、邮政、路政等多个政府部门任职，大都是专业要求很高的高级职业文官职位，而这恰恰是当时中国急需而难览的“空缺”，受过系统职业训练的岑氏就职高级“公务员”，可谓以身许国。为支撑民国初创时的政府行政，需要大量象岑仲勉这样的高级职业文官，然这段经历却被不少史家讥评为“混迹于官场”，我认为是极不公平的！当年仅24岁的留美海归博士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官供职于民国政府，就受到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重用，并招为女婿。岑仲勉任职于政府机关，与顾维钧一样，都是报效国家，为新中国奉献才智。说岑氏“混迹官场”是贪恋高工资以养家糊口，就更加荒谬了，岑家本出自商人，要挣钱以岑氏之才能及外语能力，何不去经商或充当买办呢？岑仲勉就读于高等税务学堂本来就是作为高级职业文官来培养，取代洋人收回利权更是神圣使命，他毕业后供职于政府机关乃大义所至，为国分忧，是理所当然，大可不必对此横加指责。
然而，共和政治并不如人愿。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实际操盘者宋教仁被暗杀，民国乱局自此开始，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在上海海关工作的岑仲勉似未卷入，他“抱着收回海关权的热情”，坚持工作。但1916年袁世凯称帝，岑氏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抛弃了有优渥待遇的海关职位，回广东参加护国运动。
民初乱局对每一个热心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一场考验，何去何从？如何安身立命呢？.就拿陈垣先生来讲，他也曾从政，且绝非是有违心愿，当选国会议员要经激烈竞选才能搏得席次，不主动投身参与焉能上位？然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后，随即解散了民选国会，民主政治搞不成了，怎么办？陈垣先生在袁倒行逆施闹“洪宪帝制”时，并没有离开北京，曾一度消极沉于宗教信仰，但从1917年即开始了宗教史的研究，后被教会大学录用，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梁漱冥也在一阵沉沦习佛之后，走上了北大讲堂，但后来又脱下教袍下乡搞“乡村建设”，最后又大张旗鼓地参政议政，在国共两党之外组织民盟，主张“第三条道路”。而象他们这样游离于政学两界的知识人还有很多，中国士人自孔孟以来就不把从政当陌路，亦官亦学，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的清明也需要智者的谋划，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时逢乱世退守书斋埋头做学问，亦可谓士人独善其身的不二法门。
岑仲勉先生在乱世从政可歌可泣，没有什么可遮掩的。他任职海关是收回利权，参加护国运动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梁启超语）。然而，岑仲勉似乎没有站在孙中山的旗帜之下，他追随的是恩师唐绍仪和岑春煊。岑春煊曾任两广总督，是清末新政改革的急先锋，而尤重视新式教育，是山西大学堂的开创者，岑仲勉当年就读的两广高等学堂（广雅书院）和两广游学预备科（粤秀书院）都是岑春煊创办，同学有杨永泰。在岑氏考入北京高等税务学堂之时，杨也考入北京政法学堂，岑、杨都可谓岑春煊门生。但岑春煊与袁世凯势不两立，1907年遭中伤去职，自后坚决反袁反对北洋军阀，并加入国民党成为党国元老，而杨永泰鞍前马后为之跑腿，政治上非常活跃。以往由于“党化史学”，人们误以为国民党是孙中山“缔造”，民国乃孙文开创，1940年国民党中常会143次会议定孙为“国父”，成为不容置疑的“尊神”。其实同盟会时期就“党内有派”，宋教仁与章太炎等对孙文之为人极为反感，是黄兴宽厚包容才维护了中山樵党魁地位。辛亥民国开创是各派力量合力完成，其中袁世凯、唐绍仪等也居功厥伟，临时国会选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只是过渡，不久即改选袁世凯，不存在所谓“相让”。作为议会党团的国民党，更由宋教仁一手操办，护国运动则是梁启超策动的。1916年5月反袁帝制的西南各派力量在广东肇庆酝酿成立军政府，推岑春煊为首，杨永泰随之南下，邀老同学岑仲勉同往。反袁护国势力在肇庆先组织了两广都司令部，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为参谋长、李根源为副参谋长、章士钊为秘书长、杨永泰为财政厅长，岑仲勉则为财政厅第一科科长。岑仲勉以其税务理财之学，为反袁护国运动贡献了自己绵薄之力。
护国军政府在袁世凯暴死后解散，岑仲勉留在广东省财政厅任职，并兼管铁路路政。不久护法运动起，岑仲勉又随杨永泰任职于护法军政府，做财政管理方面的工作。护法运动是反北洋军阀维护民国宪政法统的政治运动，此时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届末期，内阁总理段琪瑞主张参战，遭总统黎元洪等各方面反对，而德皇威廉在出资支持列宁回俄革命的同时，也出资支持中国的反战派，孙中山获得资金后即策动广东老乡程璧光拉久陷无米之炊的海军南下，打出“护法”旗号，所护“法”，乃《临时约法》也。同时岑春煊也获得德皇一笔钱，拉了国会议员150余人及一批政客南下广州，1917年8月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章太炎为秘书长，唐绍仪为财政部长。西南滇、桂、粤军队数万，在湖南与北洋军接战，而要支撑这样大的局面，军饷财政度支显然十分重要，岑仲勉在恩师唐绍仪辖下虽官不大名不显，但具体操办的却是关系成败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个时代没有钱是玩不转军队的，没有钱海军也不会南下，但如何用好钱管好钱，则需要理财专家。
然而护法军政府内部却非常复杂，南下议员既有国民党“商榷系”的吴景濂（吴三桂后裔，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等，也有原出进步党的“韬园系”孙洪伊等。孙中山的拥趸并非国民党而是中华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逃到日本，孙总结失败教训认为是党徒涣散不听命，于是重组中华革命党，入党要按手印，宣誓无条件服从党魁总理。史家唐德刚认为此集权之举较袁世凯称帝早了3年，性质一样。以黄兴为首没有按手印的一批资深党人，另组“欧事研究会”，而护国军兴时，反而是欧事会成员李根源、李烈钧等配合聚义，李烈钧并率一支滇军东征两广，促广西陆荣廷反正，这支滇军以后一直留在广东，直到1926年参加北伐。护法战争时滇桂军仍为主力，却并不太听孙中山的。政治上一些欧事研究会成员与留在北京的国会国民党议员，在反袁帝制中组织政学会，李根源与杨永泰居中活动，推已是国民党元老的岑春煊为领袖，形成“政学系”。政学系继承民初国民党议会党团自由主义传统，对政权取恬静主义，“不走极端”、“不事对立”、“不崇拜个人”；对政治取温和改进主义，会务取公开主义，会员间取平等主义，他们在“非常国会”中占据了多数。政学系护法依照约法，反北洋政府不诉诸武力，而求诸舆论讲究谈判协商，采取了拉直系反皖系的策略。但孙中山一味北伐动武十分专横，1918年5月政学系议员通过“非常国会”民主议决机制，改组了军政府，行“七总裁”合议制。“七总裁”以岑春煊为首，另有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云南）、陆荣廷（广西）、林葆怿（海军），均为有功于民国的元老，共商国是，不搞一言堂。但孙中山拒不赴任，并指挥军舰炮击“桂系”新政府。孙走后岑春煊为首的广州护法政府开始与北京北洋政府谈判，地点在上海，而首席谈判代表乃岑仲勉的恩师唐绍仪。辛亥革命时唐也是谈判代表，地点也是上海，只不过他当时代表的是北方，现在却代表南方，南北谈判举世瞩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当时对南北谈判最表反对的，是也在上海蛰居被称为“孙大炮”的孙中山。最后，南北谈判未获成功，但岑春煊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却暗中与公开反战的北洋军湖南前线师长吴佩孚谈判，最后提供一笔军费，让直系吴佩孚调转枪口北上推翻了皖系军阀段祺瑞。吴在北京解散了“安福国会”，恢复了《临时约法》和民初国会，广州“非常国会”议长国民党人吴景濂率大部分议员回到北京，并当选为新任议长。应该说护法运动至此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中专任理财的岑仲勉也立下了汗马功劳。筹措给吴佩孚的那一笔军费不可能再得之于德皇，因为中国已对德奥宣战了，广州政府的财源主要是粤海关的“关余”。所谓“关余”，即按条约交出庚子赔款后剩余的税款，本应交中央，但护法既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于是将“关余”截留。由于中国海关长期被帝国主义控制，所以截留“关余”需要对外交涉，岑仲勉是否参与了此项交涉史无明文，但以其当时职务及财税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我想是一定参与了的。当时广西、云南偏僻贫困，滇桂军均仰给于珠三角财税，没有此财税，护法军政府一天也混不下去。
岑仲勉并不是国民党员，只是懂财税的高级职业文官，但后来的政治越发淆乱，却让他进退失据。孙中山离粤后“化敌为友”，与北洋皖系段琪瑞及奉系张作霖达成“三角反直同盟”，1920年得到皖系资助的驻闽粤军陈炯明部，回师广东驱走桂军，孙得回广州成立“非常政府”，自任“非常大总统”，又开始北伐。但陈炯明感到广东连年战争民穷财尽，主张息战搞“联省自治”，号召 “粤人治粤”搞社会主义，并请来陈独秀创办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于1922年6月叛孙推翻非常政府。孙中山转而鼓动滇桂军驱陈，又接受苏联援助提出“以俄为师，党在国上”，不再提约法，击败陈炯明重返广州后，即着手以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并建立“党军”，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孙虽于次年逝世但其继承者终于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与孙中山不同调的党国元老岑春煊、唐绍仪及章太炎等，政治上也就彻底边缘化，躲进了上海租界，而1928年国民党上海党部竟下令通缉“民国遗民”章太炎。岑仲勉一段时间追随着老同学杨永泰，杨虽为政学系骨干，但作为粤人也加入过中华革命党，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急需人才辅佐，杨纵横捭阖纠集了一些人为蒋出谋献策，称“新政学系”，以才干渐当枢要。但岑仲勉对污秽政治已经厌烦，作为技术官僚除继续做些财经路政工作外，始终未参与杨永泰的政客活动。
如何评价岑仲勉这十多年的从政生涯呢？岑本人对此着墨不多评价也不高，说自己愤世疾俗“随着消沉下去”，而渐转入学问研究的途径，自后即不再留心政治。这当然只是日后检讨说的消极话。“人皆为政治动物”，大变革时代的知识人不留心政治是不可能的，就拿吾师王仲荦先生来说，上世纪30年代他追随章太炎研读国学，章氏把他推荐给老友李根源，后亦在李处当了秘书，也算有过从政经历。虽然此时政学系大佬李根源在.政治上已边缘化，但他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与蔡锷一起领导重九起义光复云南，且是朱德的老师，参与并领导护国与护法，是国民党元老，仲荦师追随已靠边站的李氏，纵不能施展才华，却也可谓报国有门。又如唐长孺先生早年追随的李剑农，即与章太炎一样支持“联省自治”运动，作为宪政专家草拟了“湖南省宪”。李剑农是同盟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又去英国研究宪政，他写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那个年代唯一能突破“党化史学”，较客观评述护国、护法等政治事件的历史著作，唐先生与他在一起能不留心政治吗？在党化政治峭刻的时代，对于有异于某党的事人们一般不敢再提，或有意隐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情势已大变，政治禁忌一再被打破，何兹全先生和田余庆先生，后来都坦言自己起先是搞政治的，岑仲勉先生当年从政做官，绝非负面经历，是铁肩担道义以身许国，他经历过非凡的世事时局，见过大场面干过大事业，在民初政坛曾叱咤风云，可惜我们所知太少，还当努力发掘资料。
作为新式学堂走出来的第一代新型知识人，岑仲勉既有西学新知，又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与杜亚泉等一样，同属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知识分子，亦学亦官或亦商，乃这一代知识人的普遍特征或曰传统。在大变革大转型时代，越是精英就越难脱离政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动荡时局中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自由知识分子，都是其本份。然共和政治纷乱变异，蒋氏独裁一党专政渐起，这让具有独立之精神的知识人，游离于政学之间，难以取舍。杨永泰以其纵横之术成为蒋介石的王佐，具有自由之思想的岑仲勉并不依附老同学，没有利用关系走门路往官场上爬，反而渐次退出政界转向教育、学术。1930年代初，岑氏在教会办的圣心中学教书，编《圣心》期刊并发表论文，37年经陈垣推荐得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而此前36年10月，岑的老同学国民党新政学系领袖人物杨永泰，竟遭妒嫉他“诸葛之才”的CC系暗杀，这对岑氏无疑震撼极大。他7月5日到史语所报到，两天后抗战即全面爆发，而居留上海租界的岑氏恩师唐绍仪，在38年9月竟被军统误作“汉奸”诛锄。另一位恩师岑春煊早在33年4月即已谢世，这位出身于广西僻壤的清封疆大吏、国民党元老，一生刚正不阿，对贪腐邪恶势力从不姑息，陈独秀系狱时他曾与章士钊出面营救，临死前曾资助十九路军抗日，但政治上却早已边缘化。技术官僚出身的岑仲勉在政坛上已无依无靠，党国政治的凶险残忍，也让岑氏自后彻底告别官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而此时他已是50出头的人了。岑氏在官场沉浮20年，守正不阿以专业特长吃饭，后来在研究唐代“牛李党争”时，结合自身正派不入党的实际，而认定李德裕“无党”。
岑仲勉兼通文理，在高喊“德、赛二先生”的五四时期，曾编写《华南植物志》，从事科教，有成为植物学家的潜质，何以又转向故国历史研究了呢？这显然与“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危亡局势密切相关。吾师王仲荦早年倾心于文词朴学，章太炎先生开导他：“民族危亡关头，欲保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受章氏“读史救国”思想影响，才转而治史。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曰：“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深具国史功底的岑氏50岁转向著史，真可谓是“知天命”呢！“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抗战艰难时日，陈寅恪、岑仲勉等一大批学者，退守大西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挑灯愤笔疾书痛写国史，成果反而超过承平之时，这其实与持枪保卫疆土的战士一样，是救亡救国，是以身许国，或许也可称之为另一种形式的从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他们与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及谢晋元团长一样，是英勇奋不顾身，以其老病孱弱的身躯，撑起了我中华民族的脊梁。
三、退居书斋著述坚守自由知识人本色
从1937年52岁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专职研究员，直到1961年75岁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上病逝，岑仲勉脱离官场投身学海，老骥伏枥潜心于治学,撰写了近200篇论文，19种著作，共计约1000万字，虽然此前利用业余时间也间有著述，有长年积累，但在23年时间里能“著作等身”如此，不能不让世人惊叹。这20几年时间，岑先生分秘必争几乎是全身心倾注于著述之上，再也没有顾眷官场与政治事务。
岑仲勉等一代知识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关注政治、从事政治，最后却又远离政治，他们既无升官发财的愿想，也就不愿卷入权力争夺的污浊，虽有资历却不愿当政客。然书生既不能主导政治，却反而要被强势的党化政治所主宰。1948年岑氏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及中共野战军南下接管广东，陈寅恪、梁方仲等一大批曾受国府拉拢，而又不愿离去的顶级学者教授，也因缘留住广州。然而一种更加强势的政治马上就袭来，在一边倒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的情势下，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中山大学由石牌而入驻了原岭南大学校园，岭南大学则被取缔，理由是终止美帝“精神文化侵略”。我本人就读及工作的3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竟都占据了原美国教会大学校址，济南的齐鲁大学被取缔后由青岛迁来的山东大学占据，北京大学则占据了燕京大学校园。然“院系调整”不光取缔了所有教会大学（如陈垣所在的辅仁大学），还按苏联模式对大学的院系设置作了重新调配，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法学等，被认定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取消，经济系则改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大学文科仅剩文史哲外加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是中国高教事业的一次大浩劫。然这场浩劫却让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得意外收获，不仅岭南大学历史系被并入，陈寅恪等教授进入中大，而且原广东高校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各科学者，因无处可归而纷纷改行来到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因缘际会吸纳了众多人才，成为史学研究重镇。
我1978年春来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时，岑仲勉等顶级教授都已谢世，经文革劫难出现了断档，中国古代史竟没有了教授，我本科毕业时该方向居然连硕士授予权也没有。陆建东《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对中大历史系陈寅恪等一批民国过来的教授的生存状况，有过生动具体的描述。岑仲勉未至文革即已去世，在中大13年时间他潜心著述与教学，基本上是不问政治，学术上做出了很大成绩。岑氏历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右等政治运动，一直是埋头书斋，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也未曲学阿世赶风头。当时中大学者出身的党委书记冯乃超，对有学问的老先生比较尊重，普遍配有助手，岑先生的助手陈达超即是第一位出场给我们讲授中国通史的老师，他为岑氏著述抄抄写写做了大量工作。但党化史学还是高调袭来，我们都知道陈寅恪先生高风亮节抵制“突出政治”的事迹，特别是对思想左倾的学生汪籛说出的那一番话，知者无不动容！他坚守士人节操而决不附从“俗谛”，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后20年的生命历程，风骨灿然，风范依存。岑仲勉等一批老先生，也都经历了极左风暴的考验，作为学生的我在中大耳闻目染，在此愿意谈一些亲身感受和切身体会。
记得刚入学的第一次开会训话，系领导向77级全班同学介绍系里情况，就提到“那些右派分子（记得以广东口音将‘子’念成了‘己’）呀”。当时文革刚结束，右派尚未摘帽，春寒尚在，左风仍很强劲。在介绍历届毕业生时，竟然提到：“我们系出了个林杰”。林杰文革初与戚本禹一起在“中央文革”呼风唤雨，虽一时风头很劲，但随着戚本禹垮台他也垮台了，本不足为训，但当时的系领导还是把他作为“出色”的校友点了出来。接着给我们任命了一位辅导员，是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为人很热情，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带领我们军训了一个月，却也常指称那些老死的先生没真学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评法批儒”中“反潮流”学者杨荣国则赞不绝口。我们寝室相邻的廖仲凯楼一层一间不足10平米的“陋室”，住着尚为讲师的蔡鸿生老师一家，晚饭时在门外摆个小方桌，一家人围坐着用餐纳凉，我们常去聊天胡侃。研究生林悟殊也常来，林是世界史蒋相泽教授的研究生，但蒋去了美国交流而由蔡师帮带，另已调暨南大学的朱杰勤老先生也蹙着拐杖常来“侃大山”，在这里我们听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感觉收获比课堂还要大！而谈得最多的就是陈寅恪、岑仲勉等老先生的博大学问。记得有一次谈到岑先生研究《南方草木状》，搞了几十万字的植物分类学书稿，我很是震惊。
岑仲勉带出的研究生姜伯勤老师也平易近人，当时40多岁尚为讲师，我常会去姜师家请教聊各种事。姜老师参加了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文书整理，1978年11月唐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二书再版发行，我买了并读到其分别于55年和59年写的两篇“跋语”，大惑不解。唐先生自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前一篇引郭沫若“院长”的话，说“大脑皮质”巴满了旧码头“商标”，不但自己要检讨改造，而且要人“帮助揭发”。后一篇说“整风击败右派”后，同学们对自己进行了严正批判，“批判得好！”表白要“在党和群众教育下”，迅速改造自已，其言可谓诚惶诚恐。我问姜师何至于如此，姜师说不如此书那能出版，不仅唐先生如此，很多人都如此，旧社会过来的教授，没有打成右派分子，就是因为做缩头乌龟，夹着尾巴做人，岑仲勉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姜师警告我政治上千万要谨小慎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峻刻肃杀的氛围中，后来到山东大学历史系，知道王仲荦先生当年也遭到有组织的学生围攻，“拔白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批斗。那时独立知识分子学术还是可以搞的，但必须接受“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岑仲勉先生也无可避免要接受改造，在其编写的《隋唐史》教材中开始运用辨证分析，但总体上看并没有脱离学术轨道。其时岑仲勉与谷霁光两位先生都写了关于府兵制度考释的书，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的基础上，收集史料详作考订，以补旧史无兵志之缺。两部关于府兵制度的书各有优长，但1962年出版的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则获得了大奖，为什么能获奖呢？就是因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谷著运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说均田制是经济基层，府兵制是上层建筑，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建立在其之上的府兵制也就垮台了。由此亦可知当时史学研究之一瞥。王仲荦、何兹全等先生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史学“五朵金花”的大讨论，要讲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仍能保持自己“独立之精神”，不依附盲从郭沫若“院长”，提出了独到的“魏晋封建说”。岑仲勉先生也能坚持“自由之思想”，不懈于自己的古史研究，学术上敢提“异见”，虽接受“改造”却不曲学阿世，他们这代自由知识人能自守如此，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我来中山大学历史系求学时，见到还具右派身份的乃端木正老师。端木是留学法国的国际法学博士，共和国成立之初赶回来报效祖国，因法律系取消了才来到历史系，我选修了他开的法国大革命史课，所讲无套裤汉和法国共产主义先驱巴贝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去端木老师家可谓是惨不忍睹，挤住在一个通子楼小屋，在过道生煤球炉做饭，其状犹如“杂役”，海归法学博士被当作牛鬼蛇神压到了最低层，职称也由副教授降为讲师，不许乱说乱动。但当我毕业去端木老师家告别时，他已迁居新楼房，为新成立的法律系主任，由讲师直接升为教授。就是此次我见到一个不到10岁很有教养的小姑娘，来给“端木爷爷”送东西，端木老师告诉我她是陈寅恪先生的外孙女，并说在中大历史系陈寅恪一家也就与他多有走往。端木夫人姜凝老师在校图书馆工作，当初陈寅恪先生选助手时，姜凝也参与了选拔，最终选的是黄萱，但姜凝老师也一直帮助做些资料工作，两家走往很密切。陆建东《陈寅恪先生最后二十年》写作曾采访过端木老师，其中许多照片也是端木提供。八九十年代端木正进京当了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曾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而当我再到他北京的家拜访时，他说从政不搞学术了真可惜。但我认为端木老师本来学的就是法律（大学与硕士学的是政治学），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海归国际法博士，是专才大才，当大法官正是学为所用，仁之所归，当年挤到历史系来，反而有些不伦不类。端木正老师是由学而转为从政，岑仲勉也是财政专才，先从政后致力于学，政学两界，实难做到泾渭分明。在大转型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大量高端的政、经、法专家人才，并非“党员”就能治好国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端木正老师放弃从事了30多年的法国史研究去当大法官，体现的就是一种担当精神！政学难分，且政治的清明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知识精英要有担当，知识人若对政治漠不关心，反倒是异数。但严酷肃杀的党化政治，埋没了众多政法人才，“外行领导内行”挡住了诸多政法专才的从政从业之路，端木正老师最后从政当上大法官，是改革开放国家走上正道的结果，这也反证了岑仲勉先生早年之从政并非人生的暗淡处，其事不济才可谓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突破并革除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改革的第一声雷响，是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出山自报奋勇要主管科教，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比安微凤阳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经济改革，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破苏式计划经济，均早了一年！我辈77届大学生得沐春风，成为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改革开放首先是在高教领域突破，1952年“院系调整”划定的苏联那一套被破除了，待1981年底我本科毕业离开中山大学时，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法律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均得恢复，“窝”在历史系的高端人才端木正、何肇发、梁钊韬，分别出任新恢复的法律、社会学、人类学系主任。记得端木老师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左景权（左宗棠后裔）来访，左搞敦煌文书，于是邀姜伯勤老师作陪，姜师让我做（侍者）招待，席间侃侃而谈我才知道学术思想的“开放”是如何神奇，先前固步自封太落后了。后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成立，系主任夏书章是中国第一位哈佛MPA行政学硕士，1947年学成归来28岁即聘任为中大最年轻的教授，但“院系调整”行政学被废除，夏处无用武之地，一直默默无闻，我在中大4年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而一旦恢复行政学，才发现中大大有人才却久被埋没。相比而言，历史系“大师级”教授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等应该说还是幸运的，校方专门配备了助手，使他们即使是瞎了聋了仍能继续著述。曾庆鉴老师（刘节弟子）就告诉我，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就是由助手汤明燧老师用算盘敲敲打打帮助算出来的。在高调意识形态“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的上世纪50年代，被视为“老朽”的岑仲勉，在中大能潜心著述，并做出巨大成绩，的确是个奇迹。岑先生未及文革去世算是逃过一劫，若活到文革恐会象陈寅恪先生一样，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甚至过去从政的历史也会被翻出来清算，如此来说岑仲勉先生的确算是幸运的。
我1987年底在山东大学博士毕业，来到新成立的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承担中国政治制度史与思想史的教学，虽说所事仍是“史”，学科上却已归入政治学，与历史学相去渐远，与政治的关系却无可避免地密切起来，有讳诸多老师的嘱咐及自己的初衷，我也感到很无奈。同系同事陈恢钦老师是哲学系朱谦之教授60年代初培养的研究生，然朱谦之的名字，我最早是在蔡鸿生老师门前小方桌边，听坐在藤椅上“侃大山”的朱杰勤老先生说起，二朱也是师生关系。朱谦之五四时期是北大学生，且是政治上极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时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无人理睬，却与朱谦之往来密切（斯诺《西行漫记》对此有记述），二人谈天说地，读德国人海克尔著《宇宙之迷》（此书当时由广西人马君武文言节译，文革初毛又介绍给刚被打倒的刘少奇读，1972年重译大量发行，当时小青年的我也买了一本，至今留存），探究“宇宙真理”、“宇宙革命”，并积极投身“工读互助”运动，要以此“互助精神”改造中国，最早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然而朱谦之一阵狂热之后，一事无成，他没有跟着老朋友毛泽东去干革命，30年代后退入书斋，研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我在西安碑林见过，碑侧刻有李根源题记），搞起了宗教史“三夷教”研究，曾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系里研究生中有朱杰勤。我记得朱杰勤老先生说他做学问的“路数”象岑仲勉、朱谦之，比较“杂博”，且人生经历也“杂博”，对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情有独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大历史系二朱与岑老先生常在一起论学，乃为“院系调整”前石牌老中大历史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作为民国走过来的知识人，朱谦之也是经由从政转而潜心做学问，与岑仲勉以技术官僚从政不同，朱谦之曾是狂热的极左分子，但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保持“独立之精神”，即使是解放后也没有找老朋友毛泽东谋官职，而是老于学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三夷教”，虽然观点有些左，但毕竟是书生。
另一位民国走来游离于政学两界的书生周一良，文革中受“四人帮”拉拢，成为“梁效”骨干，政治上“栽”了。我来北大时常会见到骑着小轮自行车的周先生，这时的他已非常“谦卑”，每次碰到都会下车与我聊上几句，对已故王仲荦先生的学生很是关照。有一次聊着聊着他突然问我：“你们中大那个岑仲勉先生，为什么老是与陈寅恪过不去？”他指的是岑著《隋唐史》几十处质疑陈先生。周与陈寅恪一样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周馥曾任清两江总督，后从陈氏学中古历史，又留美哈佛拿了博士，回国后受陈先生器重。然解放后周拜倒在“党化史学”之下，为陈先生所不齿，不承认为自己的学生。但周一良等北大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们，对陈师却是有感情的，对岑氏质疑大师感到莫名，故闲聊时问我。当时我说不出个名堂，现在反复考虑我认为其中应有误会，陈寅恪先生自拒回北京任历史研究所长后，就不再来过北京，当时学术交流开研讨会很少，陈先生眼瞎也不出门，岑仲勉先生耳聋也不交流，同行同门学者都是各搞各的。岑氏《隋唐史》是讲课教材，为吸引学生探讨问题，多提质疑可引发学生兴趣，追根问底。退据香港台湾的钱穆讲《历代政治得失》课，为引发学生注意，就特意请张君劢来唱对台戏！效果很好。互相质疑的确能引发学生追思强化“问题意识”，我读岑先生《隋唐史》就深有体会，所以不存在“老是过不去”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本人也并不以为忤。而周一良先生也“毕竟是书生”，虽曾游走于政学两界，本质上并不是政客，后来诚心诚意向陈师“谢罪”，对自己的“曲学阿世”深表忏悔，他儿子周启博也写文章批评自己的父亲。我接触到的周一良先生坦荡诚恳，虚怀若谷，我认为最后的他还是回归了自由知识分子身份。
为什么岑仲勉最后10年同行同门学者间都少有交流呢？除年迈耳背等个人原因外，应该说还是与当时肃杀的政治氛围有关，有苏联模式体制对思想学术管控方面的问题。王永兴先生就告诉我，刚解放所谓给学有专长的老先生配置助手，当时说是“抢救”其掌握的知识，以免人死失传，助手负有监视责任。反右更使学术界人情淡漠，王永兴是“九·一八”东北流亡学生，思想左倾但未入党（姚依林乃其同学好友），曾做陈寅恪先生助手，却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山西。上世纪80年代初回到北大时，潦倒得连铺盖都没有，王仲荦先生曾托我一位师兄给他送去一床被子。汪籛先生则在文革一开初就挨斗自杀，北大几个陈寅恪先生的左翼弟子，自汪籛50年代初被先生革出师门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陈师，但左翼弟子亦没有一个躲得过左祸摧残，包括周一良先生的附左罹患。然而，端木正老师和姜伯勤老师都曾与我提起当年北大历史系右派教授向达先生，提着北京糕点来中大毕恭毕敬看望老师陈寅恪先生的情形，师生相见甚欢，情义深厚，令人感动，与汪籛当年奉旨南下“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右派分己（子）呀”还是讲师道尊严有人情味的。岑仲勉不交往或少交往让自己吃了不少亏，受到学林一些误会一些排挤，但却也因此而避免了左右诸多政治祸害，使自己能沉潜蛰伏于峻刻的政治环境中，潜心著述。总体来看岑先生还算是幸运，民国走过来的教授们，无论是左还是右，都经历了诸多难以言状的磨难，真正能挺身而立流传于后世的，除了著作等身，就是陈寅恪先生彰显于世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岑仲勉由清末民初新式学堂一路走来，在动荡的年代追寻着经世致用的人生抱负，先是从政报国，后转入学术，始终保持了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人格，虽艰难倍尝，却志业坚定，没有依附政治强力，也没有搞党化史学，坚守着学人的道义和良知，明道救世，学术成就卓然，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都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骄傲，是大师级历史学者，是值得后来学子景仰与学习的知识分子的楷模。
（2017.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