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以后，国共内战及最后的政权易手，对生活在其中的许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局，即使是成名成家的大学者，也都充满了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无奈。这里我将“解放”二字打了引号，并不是要表达为 “所谓解放”之意，而是在于强调这样一个事件；在《顾颉刚日记》中屡屡出现的这个词[1]，也正是作为事件在使用。如1949年5月25日：
今晨起身，家人传言，共军已于上午四时由兴国路进市区，解放矣！继广播电台报告共军布告八条，知一切采取缓进政策。……自本月五日闻炮声，至今日解放止，战事凡历二十天。昨共军沿铁路至西站，天黑乃来，闻有内应。蒋要打一硬仗给外国看，结果打不成，所谓“兵败如山倒”也。此君“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惟苦了万千老百姓耳。（6/462）
5月27日：
看报，上海全部解放。（6/463）
本文所谓“前后”的起止，大致始于1948年淮海大战，中共对南方已形成很大的军事压力，解放全国指日可待；顾颉刚到西北讲学期间，其妻张静秋不断来信来电催其返沪，以应对时局。大致止于1954年北上入中国科学院 [2]。对中共来说，这个时期完成了对全国的控制、结束了朝鲜战争；对一般百姓而言，经历了土改、镇压反革命，真正开始体会到了新政权的力量。
顾颉刚，出生于1893年，1920年北大毕业；1923年在《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学说；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以《古史辨》的出版为标志，顾颉刚跻身于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史学家行列。所谓“一出大学，立即成名”者[3]。1980年逝世。从他大学毕业算起，以1950年为界，正好是前后各三十年。从学术生命来说，解放以后，正是他的后半生。对他的后半生，我们研究得很不够。[4]
总起来说，顾颉刚的一生，是学者的一生。他自己最看重的，是学术研究及其研究成果。他在其《日记》1948年末，写下了这样下了一段话：
此次归家，整理成泉寄来之予存北平稿件，喟然而叹。劫馀之物，今加整理，尚犹累然盈数架。时不我待，年已望六，劳动之后，便感疲劳，自今以后，予之时间不复可浪费矣。所愿社会工作从此断绝，著作生涯急遽展开，恢复我北大毕业后迄九一八前之旧生活，计日程功，年成数种，毋蹈受人欺骗之覆辙，以真实之成就贡献于人群也。卅七，十二，廿三，颉刚记。（6/395－396）
在他看来，大学毕业到九一八事变（按，疑应指七七事变），这十多年是他学术研究工作的黄金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他虽然在成名后有众多的社会活动，但他看重的，仍是学术。在上面这话的下面，他又说：
归沪后看《一多全集》及《新原人》，知闻一多、冯芝生等在抗战期中均有成就。若一多不干政治，则将来之成就将益大。我则在抗战中有退无进，以较闻、冯，实滋愧汗。此后改变作风，尚可不使后人叹息予也。同日又记。（6/396）
《日记》1949年5月末，记有该年八月的心情，称：
自抗战起，予固不能作正常工作，然所写文字亦不少，约计之如下……共计一〇三万言至一一一万言，尚须工作一年方得清讫。不知此后一年能工作否？卅八年八月记。
念兹在兹的，是他的学术工作，是他的学术成果。他对从政是有些抵触的。1949年，胡适名列战犯名单，顾颉刚在1月27日《日记》中说：
中共发表第二次战犯名单，胡适之先生在焉。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推原其故，盖先生办《努力周刊》、《现代评论》、《独立评论》，一班朋友藉此多做了官，乃将之拖下水去，而先生则受人之捧，为人所利用也。捧之害人如此。（6/410）[5]
这一学术追求、对政治的态度，基本决定了他应对时局的方式。
一 抗战胜利后的“人生规划”
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望六之人，顾颉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规划。1946年3月27日，他在给顾廷龙信中称：
姪此后不拟作职业之教师，故苏、沪、徐、平皆须有住处，读书写作则在苏、徐，搜集材料则在北平，经营出版事业则在平沪，务求争取主动，不随人流转，则数年之内当有系统之著述问世。至于政治漩涡，则力为逃避，实以此中龌龊，无益于人而有损于己耳。[6]
职业上，他不想作职业教授，不想再教书[7]；政治上，是逃避，或曰超然（见下）。作为“望六之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有系统之著述问世”。当然，这个规划的物质基础或经济基础，就是对大中国图书局等出版社的经营；他想靠经营大中国出版教科书、通俗读物和地图来维持生计。
大中国格于形势，无法正常经营，他不得不就诚明文学院之聘，作教书匠时，他是很痛苦的，因为花的时间太大，影响了他的研究工作。《日记》1949年9月30日：
得诚明信，除校勘学及传记研究外，又派任中国文学史一课，一星期凡九小时，须去二、三、四、五肆天。如此，这半年中将全为诚明牺牲矣。如无生计之驱策，我决不允。（6/522）
在这样密集的排课下，他尽可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寻找可以安静下来、集中时间读书的可能和机会。《日记》1949年10月13日：
同济属予到海光图书馆读书作文，此地甚静谧，且由上海银行供给饭食，可镇日工作，允之。拟自下星期起，每星期一、六两日往。（6/533－534）
虽然不得不写讲义，而且也知道讲议的销量远比严肃著作的销路为好，但他仍严格区分讲议与著述的不同。《日记》1949年10月8日：
念予廿馀年来所任之课，可编为讲义酬世者，有《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校勘学诸种，异于中国古代史、《诗经》学、《尧典》、《禹贡》诸考之为我著作。然愈是讲义销路必愈好，足为稻粱之谋也。此可先编。（6/531）
有人认为，在临解放时，顾颉刚实际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似乎肯聘他的，也就是像诚明这样的私立学校，甚至难听些说是些野鸡学校。这个认识是不对的。
我们已谈到，抗战胜利后，顾颉刚是不愿作职业教授的，所以他到处讲讲课，不过是为多一些收入。到形势日困，大中国无法正常经营时，他不得不接受了诚明的聘书，并且一周有四天的课，不可谓不重。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接复旦之聘。《日记》1949年10月14日：
厚宣来，为复旦聘予。予现任大中国及诚明职，不为人所注目，亦足苟安。若任职复旦，则众目所集，将使予生活不得宁定矣，却之。
与此同时，山东大学也在聘他。在生活困顿时，他考虑接山大之聘。《日记》1949年6月30日末，附有是年七月的记事：
青岛解放后，接管山东大学者为罗振寰（今名竹风），北大国文系毕业，曾上予课。山大本无历史系，下年拟创立，又拟设史学研究所，与拱宸、纪彬联名邀予前往任职。予已不想教书，惟大中国前途尚不可知，而予家连生三孩，开支日大，万一支持不下则将何如？上海门户之见甚深，非予教书之地。青岛风景佳胜，适于读书居家，山大历史短浅，尚未造成学阀系统，或可移往。拟俟北平南旋时，迂道往视，能兼则兼之，否则或一年前往一次也。卅八，七，九记。
7月20日：
山东大学赵纪彬、杨拱宸、刘雁浦都来信，劝予前往，拟先至青岛，再去北平。惟日来京沪路天天受炸，未知能成行否耳。
7月21日：
得赵纪彬信，知青岛文教部部长王哲，北大出身，……高教处处长罗竹风，北大中文系毕业，曾上我课，故接管之始，即嘱拱宸出名，邀赴山大，办史学系及研究所。（6/489）
8月7日：
晚得山大信，聘予为文学院长。（6/500）
11月30日：
前日得林冠一函，又约往西北大学任教。复旦则谷城等屡言之。予如年壮力强，当然可多跑几处，奈年已望六，体亦渐衰，而著作之志复甚强何！（6/554）
1951年8月30日：
华东师范学院要我专任沿革地理或史料学课，四面托人来请。予体力就衰，现已有四事，如何又添此一事！决意辞之。（7/104）
9月10日：
谷城送来复旦聘书，乃系专任，予何能为，只得退去。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便是院校调整。《日记》是年9月21日：
华东学委会分发予至复旦，作专任教授，如此，则大中国只得全部放弃，文管会又不便领薪，只此一份薪水能顾我全家生活乎！厚宣告予，予同恐予去，但政府延揽人才，不宜辞，又嘱予访唐守愚。（7/277）
10月5日：
得季龙书，复旦副校长李正文仍争取我作专任教授，已嘱校长陈望道与教育部接洽。此又是一难题。（7/283）
10月8日：
今日见陈校长，说明数事：一、本年请假，明秋到校。二、到校后专任研究部职。三、请校中给我容纳十二人之住屋及书籍五万册之书库。四、经济问题由卖古物作补助，不再兼他处职务。承其见许。倘此后真能作学术研究耶？（7/285）[8]
1954年奉调入京，即以复旦教授的名义，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专任研究员的。
二 面对“解放”：“超然”的政治态度
面对内战，顾颉刚不可能置身事外，但他对形势缺乏一个清晰的判断，他不知道中共会那么迅速地实现“解放”；解放了，蒋军不时骚扰，他不胜其烦。解放前，他对国民党的贪腐很不满，对共产党并不真了解；解放后，对共产党的一系列作法很不满，特别是他作为工商业者，对工商业的环境恶化更为不满，同时也对国民党飞机骚扰很厌恶。可以说，他对国共两党都没有好感。同时，抗战胜利以后，他的人规划也使他对政治产生疏离，他想保持一种超然。更重要的，他受的现代教育，使他认为国共内战以致政权易手，与选举政治下的政党轮替无大区分。但面对变局，他也有过恐慌，其妻张静秋对中共的恐慌更甚，他们想退到广州，甚至想到远赴台湾任教，但最终他们没有成行。
1948年6月17日至12月7日，他赴兰州讲学。其时国共正在进行淮海战役。《日记》1948年9月7日：
报载东欧共产阵线面临崩溃危机，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均展开反共。果能使史太林以倒坠，三次大战当不致爆发。我辈尚有安定读书之望。（6/340）
安定读书之望，系于斯大林倒台、三次世界大战的不爆发，全然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内战？在《日记》1948年末，有他1949年12月补记于此的一段话，对当时的境状有一个总述：
自徐州陷，京沪人心恐慌，静秋作逃难计，逼我东返。归日商量行止，定赴广州，以练青来信，谓吴敬轩所办文化学院可聘予夫妇任职也。因此，予乃自荐于中山大学，得可贵民之允，已将聘书寄来。……原静秋之所以必欲逃者，盖以共军所至，辄将男、女、小孩分开，恐一家人将从此不得见面，故宁可到外吃苦。……共产主义固为迟早必实现之政治，惟恐初来时狂风暴雨，使最爱之人活生生的诀别，故尚以远走为宜。（苏联欲改造社会，要把自然的爱取消，易以理智下之秩序，终恐逆天而行，于事无济，徒令当此狂风暴雨中之人们痛苦而已。）日前绍虞来，谓萧正谊君在台湾办东方大学，招我同行，因允之。前途演变，不知如何。起潜叔来，述郑振铎君言，谓“转告颉刚，不必东跑西走，左倾历史家甚敬重他”，彼固以为予可以不行者也。在此大时代中，个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之听之于天而已。卅八，十二，廿八记。（6/396－397）
1948年12月23日：“郭绍虞夫妇来，邀往台湾东方大学。”（6/392）。1949年3月14日：“写吴敬轩信，辞文化大学文学院长聘。……敬轩来三函，邀予任文化大学文学院长，此校为彼只手所创，在黄花冈。予以迁家良难，辞之。”（6/430－431）4月，辛树帜劝他到兰州大学任教，《日记》4月22日：
树帜极劝予到兰大，谓共党世界使人窒息，无我辈容足地也。归与静秋商之。渠谓我在此间自是不妥，然一家之迁甚难，一是力不足，在此已穷，易一地则更穷。一是放不掉孩子，此三孩要一个人管，太劳苦，欲分几人管，则何能带人至西北。因与树帜言之，渠谓西北既不便去，不如往广州，因路费较省，物件可多带，人也可多去几个也。（6/446）
虽然说“不如往广州”，但次日4月23日：“九时半，车至，送树帜上车。予归家，与静秋商赴粤事。……靳太太来，谈南京陷落事。……下午靳太太得息，南京已陷。旋德辉打电话来，则无锡亦失。何事之遽也。” （6/447）上海周边相继为中共所占，这离上海“解放”已为时不远了。
虽然曾有过这样种种的准备，虽然对政权的易手后的情形充满着不确定性，但至少他没有认为自己非走不可。他与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更多的，是期盼着战事的结束，《日记》所述可见一斑：
1948年12月15日：
北平为林彪军所围，炮弹落至清华、燕京两校。适之先生由政府派专机前往迎至南京。（6/389）
12月17日：
今日览报，则昨所闻的和谈乃是谣言。蒋氏尚想硬干到底，其如人已失何！（6/390）
12月21日：
报载孙科主张“光荣和平”，即主和谈。又传周恩来已到京。现在国人所望者惟和，惟和可以喘一口气，假使和谈能成，必放鞭炮矣。观津浦路战事迄呈胶著状态，似共军亦有意求和也。（6/391）
1949年1月4日：
报上消息，和谈渐有希望，实在国共两方实力均不足，停战旬馀矣。（6/401）
1月26日：
和谈似无望，共党则拖，国民党则南迁备战。上海现在驻兵太多，如果撤守，恐不免抢劫。（6/410）
1月28日：
日来和议难成，战谣又作，虹口、闸北两区军队日多，诚恐退出时被抢，故将箱笼九口寄存纬宇及起潜叔两家，备万一也。（6/410－411）
2月10日：
共产党关闭和谈之门，国民党又唱备战之论。哀我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其何以堪之！（6/418）
2月12日：
共党有于本月底开和议说，声言在和谈未破裂前不攻京沪。（6/419）
3月27日：
中共已定四月一日在北平开和谈，群料双方无和平诚意，徒然拖宕耳。（6/435）
4月20日：
和谈恐将决裂，沿江战事又作，南京闻炮声，京沪线恐断。（6/445）
在国共双方举行生死大战时，顾颉刚一边经营着大中国书局的出版事宜，一边准备着编印他的文集，并且按部就班，点读古书，计划着他将来的研究内容。《日记》1949年1月8日：
起潜叔为予油印文稿，拟将《西北考察日记》先交之，第二种为《浪口村随笔》，第三种为陇西文稿，第四种为滇蜀文存。第五种为宝树园杂记，第六种为西南流寓日记。此后工作目标，1.治经学。2.作古史。3.编辑全集。4.编历史故事丛书。（6/403）
3月5日：
起潜叔云，一张毛边纸（已开者）现价须二十元，蜡纸一筒七千元，故印予文集大成问题。（6/427）
6月26日：
为了合众图书馆肯替我印稿子，洪驾时君每星期来取稿，逼得我更无闲暇，初则失眠，今则肠胃不消化。（6/477）
7月31日：
本年自一月至七月，作文四十篇，以三十四篇入《浪口村随笔》，占该书四分之一（以篇幅论当为三分之一），在扰扰生活中得此成就亦良不易。（6/493）
8月，他在《日记》1949年5月末补记道：
自抗战起，予固不能作正常工作，然所写文字亦不少，约计之如下……共计一〇三万言至一一一万言，尚须工作一年方得清讫。不知此后一年能工作否？ 卅八年八月记。
8月6日：
三四个月来，为编笔记忙，毛主席发表文告竟未细读，今日乃得纵观。（499页）
11月30日：
拟为古史综论一书，将《浪口村随笔》扩大，敷以系统，分为两编，一、史实编……二、史料编……为欲敷以系统，故他人成文亦可采入，总使人得到此书即得一整个见解。……此外笔记，凡不与古史相干者，则定为拾贝编。（6/554－555）
政权更替在即，他念兹在兹的，仍是学术工作。
这样的心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对政治的不介入，想置身事外。哪怕是国共内战这种可能需要人人站队的巨大变动，顾颉刚也不想介入，想保持“超然”。青岛山东大学被中共接管，主事的罗竹风、赵纪彬以及多年受他提携的学生杨向奎，请他赴山大任教。上海解放三个月后的1949年8月，顾与其妻商议后，仍决定拒绝。其妻兄张雁秋提出拒绝的理由，是顾应保持政治的“超然”。《日记》1949年8月10日：
与雁秋、静秋商进止。……雁秋不欲予行，以予之社会地位为超然的，一往即无以保此超然也。与君匋等言之，则以为不可，嘱再考虑。（6/501）
顾颉刚是有意与新政权保持一定的疏离。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实在太幼稚，但这正反映出他们对中共的不真了解。丁君匋则从大中国的现实经营考虑，几次建议他与新政权接近。其实，在1948年底，他的这种态度就曾为其老友叶圣陶所指责。《日记》1948年11末，记有其12月23日的一段话：
静秋述赵公绂述圣陶评予之语，谓予近来“开倒车”。予不知圣陶指何事言。……年来彼参加民主同盟，翘然为左翼分子，而我厌倦政治，闭门谢客，大约彼以为我不与合流即为开倒车。（6/382）
1949年3月26日：
靳君言，在南京闻人言，中共广播，招予前往。干戈之世岂能谈文教，予即往亦为点缀品耳，且为骂作投机分子。隐居沪市，整理旧作，此真实之贡献也。（6/435）
这最能反映顾颉刚作为旧道德下文人学者对政治的态度、对新政权的态度。而为大中国计，他也不能率然北上。5月11日：
诚安告我，其友听共党广播，招我前往。可知靳君所述确有此事。然战事中如何提倡文化事业，予即前往亦不过作花瓶式之点缀耳。君匋为大中国前途，极劝我行，而静秋则尼之。予恐予一前往，上海之公司便为汤恩伯封门也。（6/455－456）
1949年6月30日附7月9日的记事：
擎宇等自北平归，为述北平友人语，予如再不前往，即被疑为不合作。
1949年7月11日：
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其为新贵所排摈矣。……数月前，君匋亟劝予赴港转平，予以静秋之阻未能应，若予先解放而往，当不至如此也。（6/485）
所谓“赴港转平”，正是许多民主人士北上，参加中共主持的新政协之路。这是一个有力的政治表态，表示抛弃国民党，投入共产党。虽然顾颉刚说“若予先解放而往”，归于其妻张静秋的阻止，其实我们从他一系列的行为来看，他是要选择“超然”的。在上引1949年12月28日的补记，顾颉刚还说到顾廷龙转郑振铎的话，说“转告颉刚，不必东跑西走，左倾历史学家甚敬重他”，“彼固以为予可以不行者也”（6/397）。在叶圣陶看来，顾颉刚不应该不主动接近新政权；在郑振铎看来，顾颉刚不必逃走；在顾颉刚看来，研究学问、整理论著才是根本中的根本，既然不是非走不可，那便听天由命。
他不愿与新政权接近，但对与旧政权走得过密的人，也不以为然。这从他对胡适、钱穆等人的态度可以看出。1949年1月17日，叶揆初设宴，胡适参加。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
适之先生南来，一举一动皆为报纸材料，日报记之，杂志詈之。予劝先生，勿至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当国民党盛时，未尝与共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6/406）
1月27日：
中共发表第二次战犯名单，胡适之先生在焉。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6/410）
5月16日：
钱穆与张其昀在广州参加反共组织，有演讲，此君亦参加政治矣。（6/458）
特别是对钱穆的态度，可以看出他跟国共都要保持距离的态度。
国共内战，他对国共两党都无好感。这在1948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表达得最为明确：
静秋出外，闻将谈和，归而述之，一室皆喜。实在，人心并不倾向共产党（徐德荣且表示，如共军来，彼将跳江），而厌恶国民党太甚，国民党已失尽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权。（6/390）
国民党烂透了，应该交出政权。李宗仁组阁，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顾颉刚在1949年3月12日的《日记》中说：
李德邻任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矣，此又一贪污大家也。特以其人八面玲珑，故未预于四大豪门之列，实则其财产绝不在四大豪门之下，而杀壮丁之罪尤重。此人执政而谓有希望，吾不信也。（6/430）
对国民党在崩败前夕的负隅顽抗、滥捕滥杀，更是厌恶。1949年4月26日：
此间学校我师生被捕者数百人，多停课。绍虞以不在教授会，亦列入，已躲避。周谷城被捕。不期途穷日暮，又复倒行逆施。（6/448）
5月6日：
闻蒋、翁在吴淞口兵舰上，仍主抵抗。然共党广播，将以水雷封锁江口，陆路既断，若水路再断，则此驻沪十七个军将如何撤退？又闻共军将攻广州，则上海或暂不来。然此间生产停顿，经济无来源，物价益高，人民将如何生活乎！（6/453）
5月12日：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陈惕庐、朱大同、张达生等五人枪决，此皆国民党中之进步分子也，而死于汤恩伯。（6/456）
5月13日：
今日炮声渐迫渐密，终日未停。闻南翔已失，枫泾亦陷，而蒋在沪，调台湾军三十万来，已到十万，主坚守。噫，我辈之生命财产作蒋之殉葬品乎！是何其勇于为独夫也！（6/456）
5月17日：
蒋仍在吴淞口外军舰上，迫汤以死守。汤亦无法，闻已作牺牲计。国军在此仅卅万人，共军则有百馀万，国军有炮五十一门，共军则有千馀门，势不可敌。在此情形下，蒋犹要死守而不计人民，若唯恐人民对国民党犹留丝毫好感者，其愚真不可及也。（6/458）
5月25日：
今晨起身，家人传言，共军已于上午四时由兴国路进市区，解放矣！……自本月五日闻炮声，至今日解放止，战事凡历二十天。昨共军沿铁路至西站，天黑乃来，闻有内应。蒋要打一硬仗给外国看，结果打不成，所谓“兵败如山倒”也。此君“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惟苦了万千老百姓耳。（6/462）
国民党退出上海，仍不时派飞机前来轰炸，以及大势已去仍持续作战，丝毫不顾及人民生命财产，他对此都很不满。6月10日：
闻白崇禧在长沙得大胜，林彪所率三师为其消灭。然此局部之胜利必不能挽回大局。则徒然使人民延长痛苦而已！（6/471）
6月13日：
闻蒋方飞机投下传单，谓十五日来上海炸。此人倒行逆施如此，安得不败！（6/472）
7月4日：
八时半，敌机来袭，闻系龙华站。蒋氏真流氓行径！此所谓“损人不利己”也。（6/481）
10月15日：
前日下午二时，蒋机来炸十六铺，死卅馀人，伤七十人。今日上午十时，又来炸数次，声甚巨，览报，悉又是十六铺一带。有本领，应到前线去，或收复失地，现在尽作损人不利己之事，以老百姓生命为儿戏，岂英雄耶！（6/534）
1950年3月1日：
传蒋介石今日在台湾复总统职，故飞机不来。此君真厚颜！（6/603）
可以说，他对国两党的争伐，是完全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本着的是尽量减少国民伤亡痛苦的原则。在他眼里，没有“解放”，只有国共内战与政权易手。大概在他看来，国共易手，跟选举政治下的两党轮替差不多，只是一个是通过选举，一个是通过武力罢了。
三 对出版社的经营及生活的重负
解放前后，他赖以维生的主要职业，是经营出版社。这实际是他抗战期间生活的继续。他是大中国图书局的总经理，同时还是亚光和人间社的股东，主要是负责它们的图书编辑业务，实际经营则是丁君匋等人。随着解放，作为工商业者，顾颉刚真切地体会到了一般书斋中的学者所不能体会的新政权对工商业的打压。随着新政权对出版业控制的越来越紧，他意识到公私合营甚至只存公营而不充许私营已成定数，于是决定了放弃经营，进入“体制”。
《日记》1949年7月2日：
与局中人谈，……如时局不好，则将维持不下。又谓前印教科书，今年秋销如无办法，则便搁浅矣。闻此愁绝，予家之经济基础又动摇矣。（6/481）
6月30日末，附有他7月9日的记事：
上海新华书店召集书业界商谈教科书事，大中国竟未简招，或以本局得第一号执照，疑与朱家骅有关，或以予曾任国大代表，疑与国民党有关，均未可知。要之，予如不到北平一次，谒见中共最高当局，本局前途亦殊不利矣。因定八月初赴平，与毛主席商出版通俗读物事，君匋、振宇偕行，并筹设办事处于琉璃厂，俾将本局出版地图，乘新政府未正式成立时速在平津及东北销尽，庶本局在风雨飘摇中尚得存在也。
8月，他有北平之行，“以将及秋销，可做一笔生意也”（6/505）。到北平后，他除托范文澜将大中国所出地图、地球仪等转交毛泽东，以期得到最高当局首肯外，主要是与主管出版的胡愈之进行了接触，想继续出版他一手创刊的在史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历史地理专业刊物《禹贡》。9月10日：
与君匋到仲沄处，送地球仪及地图，讬其转达毛主席。……今日（胡）愈之来，谈两事。一，希望大中国编辑部迁北平，俾可助《新华月报》画地图。二，《禹贡》杂志可由新华书店续出，并可由新华付稿费及编辑费。此两事如能成，均极好，此两团体便皆能欣欣向荣，使学术工作逐渐推进矣。（515页）
但他返沪后，得知《禹贡》只能销售存货而不能再继续编辑出版新刊，颇受刺激。10月30日：
擎宇谓见（胡）愈之，道及《禹贡》，渠谓由新华代售固可，若要新华出版则须俟开会。晚接植新书，谓寿彝意《禹贡》以不办为宜，此事颇给予一刺戟。上月在京，愈之自向我言之，今乃不承认，恐有人在后面破坏，迫使愈之食言耳。予之挫折如此其多，真不料也。（6/540）
为大中国地图出版事，11月2日：“写上军事委员会呈文及上毛主席书（为二百万分之一地图出版事）。”（6/542）大中国出《苏联新图志》，自以为稳能赚钱，但其中有一幅“帝俄东部疆域的开拓”，“谓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前之地割让帝俄，至一八六〇年又取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也”（6/550）。此事虽系帝俄所为，与苏联无关，但出版总署胡愈之要求删去该幅，不久又令各地新华书店停售该图志。《日记》12月2日：
《苏联新图志》，出版总署命令各地新华书店停售，该店遂将前批去之书退还。盖一则以其中述帝俄东侵，有妨邦交，二则此类书要由彼方自己出，不让他人作也。大中国本欲趋时，反遭碰壁，且恐影响他种图书之销路，悲夫！于今日写周立三书，劝其遵从愈之之意，将第十三图取消，并将东德改为德意志共和国，南北韩改为朝鲜人民共和国，未知见许否。（6/555－556）
12月21日：
以《苏联新图志》事告圣陶，嘱为友谊的审查。想渠不至如愈之之不负责任。现在出版总署之公办厅主任为徐伯昕，出版局长为黄海峰，皆共党，劫持愈之，谅圣陶不受劫持也。（6/563－564）[9]
次年又出现了亚光所出图标注内容被指涉泄密而遭新华书店拒绝经销事。1951年8月11日：
亚光所出地图，因凡有电报局之县市皆作标记，故上海图书处职员谓其触犯保密条例，新华书店遂不来批发，搁置者十馀万册，即资金十馀亿为之不能周转。按保密条例所以不许画出电报局者，谓都市图，防炸也。至于二三百万分之一之全国地图，有何关系而禁止之？摧残商业，妨碍文化，皆此辈有权而无识之工作干部为之也。（7/98）
第三年，即1952年，省区区划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这势必要影响到已制成的地图的行销。《日记》是年11月19日：
此次省区变动过大，……凡已印地图皆不可用，新华、中图已不向亚光等处批发，地图业损失达数十亿，未知政储能照顾之否。更不知当初改制，而今乃一仍旧贯也。（7/305）
有的书虽是解放前编辑出版，但仍以观点不正确而遭停止发卖。《日记》1951年4月19日：
《人民日报》转来徐金武一信，谓我与君匋所编《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序文内阶级观点不正确，足以贻害青年。然此系一九四六、四七年所出，至去年底清查存书时已停止发卖，今年书目中已不载矣，因去函告之，谓将来再版时当作彻底之修订也。（7/47）
以上是内容的审查，以及因形势变化而导致的图册的修改、滞销乃至报废，这直接加重了大中国的经营负担。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常常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出版社的亏赔。比如，《日记》1950年2月27日 ：
中央生产会议议决，向上海各纸厂定造报纸六万顿，而华东贸易局打小算盘，货价不够成本，因此不能作，而银行贷款又得不到，于是三十家纸厂停业者达二十家。而汪伯绳以主持之上海纸厂无法周转，率家属逃开，大中国之货价遂无着，又是一笔损失。此经济崩溃时代应有之惨事也。（6/601）
1951年2月23日：
出版总署嘱上海新闻出版处命本局停印制国旗，谓对友邦不尊重，且敌友不分。此可谓因噎废食，又是给我们一个打击，为此我们损失一亿馀。经商于今日真不易也。（7/23）
1952年7月4日：
百货公司向我局批发《从猿到人》掛图两万套，然上海西道林纸不多，急切得不到大量材料，欲以国产道林纸印，则百货公司又将谓与原样不一致，犯了偷工减料之嫌疑，故不敢应也。此等处，政府如不想办法，则商人简直没法。（7/239）
最根本性的问题，还是中共的工商业政策，以及沉重的公债、税负等问题。《日记》1949年7月18日：
解放军初来，大家很满意，尤其毛主席“劳资两利”之说一出，人心甚安，但至今日，则民咨胥怨，以劳资将两败也。……大中国每日营业，约自四万至十万。然以米价之高，薪水之涨，不敷开销远甚。如物价犹作波动，不过支持两个月耳。局中有金条，而官价压低，与米价相差远，值日贬。有存货，而国定本教科书已作废，恐须缴销。有房子，而取消二房东制，收不回顶费。故有产而无异于无产矣。（6/487－488）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处在执牛耳的地位，可以说是出版业的风向标。《日记》1950年2月6日特别记下了商务的负担：
商务印书馆一月开销六亿元，而收入极少，……而折实公债认至一万分，如何缴法。
2月26日：
商务请求接管，政府说，你们机构太庞大，不要。（6/601）
商务如此，遑论其他。因此，作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也在日记中提到了商务的因局。1950年8月15日：
商务印书馆谢冰仁先生以无力应付难局，辞职，商务有瓦解之虞。此一大出版家不能任其崩析，于公私调剂声中，于出版会议召开之日，苟商务不支而坍塌，实为至大之讽刺矣。”（《叶圣陶文集》，22/125）
9月26日：
偕愈之伯昕驱车至萃华楼，应谢仁冰之招，谈商务事。有叔老、任老、俞寰老、振铎、华东新闻出版局二位、商务工会一位。共谓商务必须集中力量，以谋改革，宜成立业务委员会，略如开明之方式，以为计划决策机构。（《叶圣陶文集》，22/135）
10月9日：
讨论商务印书馆业务改进委员会之组织与人选。（《叶圣陶文集》，22/137）
1951年的公债，仍很重。顾颉刚《日记》3月17日：
本届工商界所得税，上海预定一万亿。财政局长顾准明白说：“我们明知商界虚赢实税，但现在是抗美援朝第一，要请大家原谅。”大中国计纳二亿馀，亚光则五亿馀，合占全沪千分之点七馀。致本局亦借钱度日矣。（7/32）
1952年4月22日：
此一年中，从账本上看，大中国盈馀二亿馀，然付所得税两亿馀，已无现金矣。而职工会中希望发奖金七个月，今日开会，拟发与三个半月。为商于今日之世，上受政府之征，下受职工之索，不得不借债以应，亦苦矣。（7/49）
当时公家也在陆续组建出版社，这无疑会形成公私竞争，而公家总会挟政府的权力，压制私营出版社。比如，公家也准备出地图。叶圣陶日记1950年5月20日：
晨间，曾世英自南京来，谈地图制版事。又谈地图编辑委员会拟于六月间召集，为新华地图社之策划机构。（《叶圣陶文集》，22/113）
顾颉刚在1950年7月7日日记中说：
上月出版总署开一地图会议，主持者为曾世英，仅邀亚新地学社及师范大学地理系参加，对亚光等社则斥为“地图商”而不邀，其盛气凌人可知，共产党的世界何尝有平等？以此知新华舆地社发达之日即亚光窒息时矣！亚光如此努力而竟不被鼻塞得，其即努力故耶？（6/656）
再如教科书，叶圣陶日记1950年11月21日：
我社之教科书，明年之售价与今秋相同，其意在使学生不增加负担。而迩来物价颇涨，纸价尤跃升，其损耗请政府拨款补贴，名义为专贴纸张。私营书店依纸张之市价计算，教科书之售价须高出我社百分之八十。定价固无所限制，但读者取两方面之书互相比较，必将诟私营书店之重利，此最难堪也。此一问题一时亦莫能解决。（《叶圣陶文集》，22/148）
总的来说，新政权对出版业的控制越来越紧。在1950年2月，世界书局被接管时，顾颉刚已意识到“商人所开之书局快消灭了”。《日记》1950年2月20日：
（杨）家骆言，世界书局已接管，开明书店亦请求官商合并。商人所开之书局快消灭了（6/597）
亚东的经营亦甚艰辛。3月1日：
汪孟邹年七十四，经营书业已四十八年，亚东图书馆又极省，今乃毫无办法，对我说：“怕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还要讨饭吧？”（6/603）
1951年11月29日：
到文具业公会，参加书业公会大会总结，听上海新闻出版处长陈虞孙讲话。……今日陈处长讲话，各书局编辑加重责任，使我有覆食+束惧矣。目前书店趋势，非并不可。书店与文化思想关系太大，一九五二年为改造思想之年，故政府以大力压之，犹金融业之受经济政策而一一合营也。（7/140－140）
在这样的大政策下，《日记》1952年7月4日：
上海为全国出版重心，去年书业为三百五六十家。今年受三反五反之影响，无法维持者居五分之四，再过几时恐只剩十分之一矣。（7/239）
1953年4月14日：
上今两月，大中国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皆不见许。政府一方面鼓励生产，一方面又不予贷款，真不可解！（现在只有人民银行与公私合营银行两家，贷款只有人民银行一家。）（7/374）
随后，新闻出版局又没有给大中国颁发执照。6月8日：
此次新闻出版局发书店营业执照，上海三百馀家仅取得三十馀照，以大中国之埋头苦干，犹未发得……因于今日送所出掛图全份与华东文化局局长夏衍，期得其了解。并告以贷款不得，难于周转之苦况。（7/399）
不发执照的原因，是要求大中国确定自己的出版专业方向。于是几家出版社被合并，又因为合并后的出版社的名称，几经反复，最后组建成为四联出版社。此至，顾颉刚决意退出出版业的经营。《日记》7月18日：
华东新闻出版处以不发执照，逼大中国专业，除将仪器部分另设厂外，更将字典、历史丛书等与广益、人世间合并为新通俗出版社。书业公会表示（当然是华东新闻出版处指导），要予任社长。此事在十年前当仁不让，今则自知政治水准低，怕出岔子，又年长年衰，亦不克负兹责任矣。（7/417）
7月29日：
通俗读物，与现实政治关系太密切，现在做了将来必然骑虎难下，或致身败名裂。予之与国民党发生关系，即由通俗读物编刊社来也。（7/421）
这最终促成了他下决心北上，接受中国科学院之聘，为公家服务。这也为他自抗战以来的以出版为重点的人生第二个阶段画上了句号。
出版业是整个工商业的一个缩影。顾颉刚因经营书局，身在其中，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中共工商业政策的具体而微的个案，更重要的，也使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了顾颉刚对新政权的态度。
刚解放的上海，因战事尚未结束，随后又是抗美援朝，所以税负甚重，物价很高，而出版社的经营又时好时坏。作为工商业者，顾颉刚的生活一定比普通民众要好得多，但负担也很重，甚至有时十分窘迫。比如，《日记》1949年11月19日：
通惠实业银行倒闭，静秋经手之美钞二百元及亚平之学习存款八十万元全落空。雪上加霜，吾属无噍类矣！（6/549）
其妻张静秋回蚌埠开弹花厂，亦以亏空收摊。11月26日：
静秋来信（按，本月23日赴蚌，看雁秋、又安所为生产事业），云：“弹花厂正在结束，公家又赖帐，以大秤发棉花，以小秤给新麦，吃亏了将近一万斤收入。”此正与田成之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相反，然则其将来之命运可知矣。（6/552）
11月30日：
静秋归，谓弹花厂之所以少得资者，乃由共党之贪污。闻传火+習言，通惠银行之所以倒，即由共党之以公款存利而急于取出所致。（6/554）
1950年1月，张静秋又投资买榨油机，开油店，3月得到执照，但生意不佳，《日记》1951年4月25日：
北海油店营业不佳，每日只做生意十馀万元，一个月恐须赔百万元。（7/50）
12月17日：
玉舜来，与予夫妇谈，主张将北海油店收歇，鸿钧、义安另谋出路，以现在生意绝不易做也。（7/149）
勉力支持一年，到1953年初，不得不申请歇业。《日记》1953年4月14日：
海宁路区政府约静秋与又安、义安前往，谈北海油店事，要静秋担任又安、义安一年之生活，以维持工人队级之利益。即此可见近日老板之苦，关店之难。又安弟兄解放以来本由我家养着，开油店亦为彼辈生活计耳。倘亦如他肆闹劳资纠纷者，不得使我破家耶！申请歇业已历三月，今尚未完，可见手续之繁，官僚主义之甚。生于今日，工商界苦痛不堪言矣。（7/374）
顾颉刚真可谓家大业大，负累颇重。在新政权之下，我们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了他生活的窘迫。1949年12月4日：
予现在收入约百万元，则抵从前五十元而已。以五十元养苏沪两家，焉得而不贫！（6/557）
12月9日：
予上颚一齿，去年已摇动，惜费未拔，近日又大痛，然更从上得医齿费耶？生不逢时，夫复何言。（1/559）
12月10日：
今日水电费账单送来，较上月高出五倍许，加价之巨可知也。园中本有井，拟尽量用井水，电灯亦尽量少开。（6/559）
12月30日：
汪衮甫《法言义疏》八册，售价八千元，合之战前仅八角耳。是为予今年第一次购书。（6/567）
1950年2月6日：
振华自徐来信，谓龙书发胃病甚剧，请三姊即日返徐。三姊不能自行，必须有伴，两张三等票及行李、车费，总必四五十万元。予今所处境，山穷水尽，加以年底，如何筹出，为之闷损！噫，有生以来以今日为最苦矣！（6/589）.
2月7日：
昨日洋烛一支，价一千元，今日升至八千元，需要之多可知。予家幸有火油，尚得点灯。（6/589）
3月11日：
大中国房捐一百六十万，合众图书馆房捐二百七十万，看来我所住屋总当有一百五十万，如是则我便派到七十五万，实在是不轻的担负。“倒悬”二字到今日才真了解其意义。（6/608）
他甚至不得专门选择中法汉学研究所投稿，希望用稿费补贴家用。《日记》1949年10月17日：
合大中国及诚明两处薪入不足家用，静秋因嘱作文投汉学研究所，期以稿费补不足。……惟研究文字作实不易，一篇之成总须数月，是愿静秋勿督责过甚耳。（6/535）
12月24日，谈及他正在写作的文章，“投寄中法汉学研究所，庶几得些稿费以济贫”（6/565）。1950年6月27日，中法汉学研究所嫌其文章字数太多，请他换一篇短文，“因去一函，说明稿费以卅万字为限，超过者不计。当此一寒澈骨之际，急而求人，宜有此也”（6/650）。然而，最终还是被退稿了。7月14日：
今日归家，《昆仑》一文裒然在案，退还矣！汉学研究所中毫无道理，家人沮丧万分。然今日之世一切脱去轨道，我家无办法，人家机关亦岂有办法。彼辈或为房捐地价税所逼倒，或因临近大战思束装归去，均未可知。总之“乱世文章不值钱”，自是铁律。（6/659）
7月19日：
自汉学研究所退稿，静秋郁抑日甚，长日流泪，对小孩亦发脾气。（6/662）
这篇大文章，是在近三十年以后的七、八十年代才得以陆续刊发。
其妻兄张雁秋自解放后，主要靠顾氏夫妇谋生。《日记》1950年1月25日：
雁秋谓予，“从前依赖你，或不依赖你，都有办法。今日则依赖你与不依赖你皆无办法，故不得不为破釜沉舟之计，到蚌埠办小工业。”（6/581－582）
但最终仍未能办成。4月16日：
雁秋来信，谓机器运到蚌埠，不敢开厂，因一开厂，捐税即来，将至不能支持也。现在情形，不做事钱慢些完，一做事则钱早些完。故不得已，只有将机器卖与政府机关，只有他们做才可不赔钱也。工商界如此，如何谈生产建设。（6/623）
《日记》1952年4月8日：
剑华云，现在一万元只合战前三角。如此，则予在上海学院及复旦两处教书，共得四十万元，只合战前十二元耳。战前，予用洋车夫老冯每月12元，今用徐才清每月三十万月，加上饭食，仍与老冯价无殊。
在这样左右支拙的困境中，难怪他要感叹“有生以来以今日为最苦矣！”
四 结语：兼谈顾氏日记的史料价值
解放后，对新政权来说，顾颉刚是有“原罪”的。他与旧政权关系密切，正如他在《日记》1952年11月20日说：
大中国日来正在“民主改革”，实际则是每职工清楚交代历史，犹之教育界之思想改造也。方泂以曾在正中书局画图，颇受逼迫，今日龚詠文来询予本局职工之政治面貌，予告之曰：“本局同人如欲说有政治关系，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以曾任参议员及国大代表也。”我局如此，他工商业亦必然，而报纸不载。（7/305－306）
1953年9月28日，他对自己的为人处世作了一番总结，基保“不好意思拒绝人，因以受累”一项下，特别举出了向蒋介石献九鼎一事：
如国民党工矿部献九鼎，挽予作词，予对该党及蒋氏极不信仰，而终不能决然拒绝，遂使腾诸报章，共产党视予之罪案也。（《日记》，7/449）
他还是大家眼中的胡适的得意门生。《日记》1951年12月3日：
今日《文汇报》载北大里批判胡适，说他有“四大金刚”，是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我，此话不知如何说起。罗与胡的关系极浅，我则早已疏远了。（7/143）
但顾颉刚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身上有着旧时代的旧道德。《日记》1949年3月26日：
靳君言，在南京闻人言，中共广播，招予前往。干戈之世岂能谈文教，予即往亦为点缀品耳，且为骂作投机分子。隐居沪市，整理旧作，此真实之贡献也。（6/435）
倘若应中共之招北上，则为民主人士，但他认为，如此则会被人视作“投机分子”。1953年2月14日：
丕绳评予，待人处物为封建主义的，思想学术为资本主义的。
所谓“待人接物是封建主义的”，正十足体现出他的旧道德。他的妻兄张雁秋被捕，他四处奔波营救，甚至给毛主席写信。张雁秋之女张木兰认为乃父是反革命，被捕是活该，顾极不以为然。《日记》1951年7月17日：
昨木兰来，称其父曰“这个家伙”，又说：“谁教他做反革命，活该！”盖彼已以其父为敌人，自喜逼其登记得一立功之机会也。予告之曰：“自我与汝父相识，到今已七八年，我从未听其说过拥护蒋政权之议论，且彼在连云系幕而非官，假使彼真反革命，汝在彼时为何不一阻止乎！”哲萍在旁，劝予曰：“此事你不用多管了，使使张扬出去，说你庇护反革命，那么你的几十年的社会地位和学问成就即刻完了。”在这时候，竟不许人说良心话如此。（7/89）
1952年7月23日：
静秋为雁秋在土山看守所中吐血，心中不安，写信与鸿钧，为木兰所见，大骂四姑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如何能改造。雁秋并非反革命，徒以在蒋政府任职之故，为木兰所痛恨，直欲致之死地，不许人怜惜。左倾幼稚病一至于此！（7/247）
他对李文实也是如此。李文实因与马占山有关涉，在镇反时于苏州被捕，《日记》1951年9月18日：
嘱（方）诗铭返苏往看李文实夫人，今日问之，乃竟未往，此人之无肩膀如此。闻渠尚借文实款也。（7/112）
9月27日：
李夫人来，留宿。……文实夫人独自居苏，不是办法，予去信后渠自苏来，到和平商行晤方叔礼后，知文实尚有款存王敬伯处，为之一慰。（7/115）
对被捕者的家属，在那样的环境下，仍能施以援手，诚非易事。在批判胡适时，一方面，他说自己后来与胡适的关系疏远了，但同时还要强调“胡适以前有进步作用”。《日记》1951年12月2日：
前昨两日所写，我给同桌人看，说分量不够。今日给丹枫看，说我讲胡适以前有进步作用，固是事实，但不能讲。因劝予不必用书面方式，为代拟一纲要。盖至于今日而真话说不得矣。……今日会上，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者只我一人。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7/143）
他对批评他人，很不情愿。1950年1月7日：
开校务委员会……予知识欲太强而政治欲太低，开会时绝无意见，观他人说得头头是道，恒自惭。何日能摆脱人事，得恣意游于学海中耶？（6/572）
1952年7月31日
人家自我批评，必要我加以批评，这在我是极困难的事。我从小养成习性，要我六十岁改了，真是天大的难事。（7/250）
1952年8月14日：
十一日，刘俊民来组，说：“提意见时，每人一条，平均分配，是任务观点。此后如无话说，即不必说。”予本不会提意见，听此话后不提意见者三日矣。昨李琦找剑华去，谓顾某不说话不对，因此剑华供给材料，予又对每人提出一点意见。共党之话，不识何以忽彼忽此，令人不知所从如此。（7/256）
对上纲上线式的自我批评，他也不以为然。1952年7月13日：
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7/243）
一个长期浸润于旧道德、学有专长且有广泛社会关系、有相当社会影响，同时又主动对政治保持疏离的“望六”老知识分子，顾颉刚是旁观者，对解放、对新政权、对新社会的看法，不同于参与了新政权组建的像叶圣陶这样的民主人士[10]；作为著名的学者，他与参与了对中央研究院的接收和改造、组建中国科学院并任副院长，侧重于管理领导工作的竺可桢也不同；与更年轻的一代、经历及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的学者如夏鼐等，更是不同。顾颉刚看到了他们看不到的新政权的许多问题，遇到了他们不可能遇到许多生活困难乃至谋生的困窘，体会着他们不可能体会的政治高压。
顾颉刚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的遭遇、感受和所见听闻，所反映的那个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看到他对旧政权非常不满，但对即将到来的新政权也没有期待、更没有过幻想。他想保持距离，想观察。但新政权没有容他观察。他看到的，是在沉重的税负下，农村的凋敝、城市工商业者的举步维艰，共产党人工作方式的粗暴、弄虚作假、形式主义、上下级脱节，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读叶圣陶、竺可桢、夏鼐等人的日记时所看不到的。
与老友叶圣陶相比，顾颉刚是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立场来看这个新政权的。《日记》1950年2月21日：
绍虞因言圣陶在北京，酒后辄痛苦，其中心之痛苦可知。圣陶最不能屈己从人，而既入彀中，更无自由可言矣。（6/597）
叶圣陶确实有痛苦的一面。1949年3月14日，他在济南听赵俪生说教员都要受训，即与郑振铎表达了不以为然：
初晤赵俪生，……承告北平解放之后，对知识分子之教育颇感困难。余与铎兄闻教员俱拟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前此数日，叔老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叶圣陶文集》，22/42）
他3月18日抵北平，6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8月18日即约胡愈之，“告愈之以余之性习，骤改不可能，不改则不适应集体，教科书之事，亦以无能领导”（《叶圣陶文集》，22/62）。9月末，“颇思脱去此公务机关。墨劝之，谓不宜如是。余思竟尔离去，诚令人觉其怪，然余实不习此也”（《叶圣陶文集》，22/84）。1952年3月4日：“据人告余，他们认为我社颇合脾胃，因余事事不大过问，社中政治空气不浓，深合他们自由散漫之习性。余之疏简乃生此不良影响，亦初所未料也。余固自认不宜为领导者，此是又一证明。若谓勉为之而适于为领导者，恐将河清难俟矣。”（《叶圣陶文集》，22/298）胡愈之建议他跟胡乔木谈一下。于是，他给胡乔木写信时，言及此事，称“余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实同尸位，主教育出版社亦不胜负荷，若得于出版社任一文字编辑，则尚可任。请渠代为设法，俾如其愿。末言此系出于自知之明，绝无‘闹情绪’意味云云。乔木多关心文教界中事，故以此语之。此意固尝以语愈之，愈之亦谓不妨商之于乔木也。”（1952年2月13日，《叶圣陶文集》，22/290）但他对新政权的一些举措，却是支持的。如1952年2月29日：
复谈出版业是且于私营，……出版家挂文化之招牌，行营利之实事，为害人民不堪设想。克寒尝谓出版业当先他来而社会主义化，确为有见之言（《叶圣陶文集》，22/296）
他或许完全忘记了，当年他们办开明，张元济等办商务，并没有“为害人民”。1952年10月18日：
下午二时，至和平会议工作委员会会所。我国新闻出版工作者与来京之各国同业为座谈会。……（范）长江致欢迎词后，即有印度、巴基斯坦数人提出一连串之问题，大要为中国无新闻自由。……王云生作答，我国有私营报纸，《大公报》即其例。以遵守共同纲领言，无一种报独立，以发挥真知灼见言，无一种报不独立。……此亦一场小小斗争也。（《叶圣陶文集》，22/380）
对在旧政权下，争取新闻、言论、出版自由，又抛诸脑后了。这与顾颉刚风闻中苏签订合约，而不经过政治协商会议便致不满[11]，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就学者这一群体而言，由于经营着出版业，顾颉刚既不同于中青年学者，也不同于年近古稀的老学者。他是以一个类似于自由职业者的眼光来审视新社会的。大学毕业或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以及中年人，即使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也还是刚刚开始，不适应新时代，几乎是无路可走的。比如王瑶先生，原本是治中古文学史的，解放后不得不转行从事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再老一辈的学者，如熊十力、邓之诚、张宗祥等，又是行将退出舞台的人，可选择隐居或半隐居的生活，可以避免与新时代发生激烈冲突。这时的五、六十岁人，他们的思想已基本定型，价值观已确立，在学术界也已取得相当的成绩和地位。这批人中，像冯友兰、金岳霖，是心悦诚服，接受了新思想、新理论，否定或半否定了自己，有的甚至走得更远一些；像陈寅恪，是公开表明不合作。但即使不合作，也要在公立的大学教书，已无其他选择，因为这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以及像杂志社、出版社等文化单位，均已变成为公有，普天之下都姓公，是李慎之所概括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局面，没有退路，没有选择。况且，你的不合作，会影响子女的前程，陈寅恪、顾颉刚的子女，都切实地受到了这样的压力，或者要划清界限，或者要督促父亲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也是顾颉刚决心放弃经营出版，北上就职，为公家服务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国共内战及政权易手，在大多数受到现代教育，已具备基本的现代国家、政党观念的知识分子看来，不像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面对异民族入关有“天崩地裂”之感；他们感到的，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无奈，即使不投身其中，也只能在静观中适应。
顾颉刚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大学毕来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第一个阶段；他以讨论古史，提出“层累的造成古史说”，编辑出版《古史辨》，提倡民俗学研究，跻身于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的行列。抗战兵兴，他转徒后方，直到1954年入中国社科院，为第二阶段；重视民众知识普及，主持《文史杂志》，办出版社，为其主要事功。解放后，他是大中国书局的总经理，同时又是亚光、人世间社的股东，所出地图有相当的市场。《日记》1951年1月4日称：“擎宇云，现在大中国之营业额在中型书店已达第一家。数书店者，新华、三联、商务、中华、开明已下，即及本局。”规模、影响都相当可观。此后则为第三个阶段，成为“体制内”的学者。
顾颉刚的经商，许多人不以为然。但他的家累之重、开支之大，他也确实不能脱离商界，过当时低薪制的生活。其实，刚解放不久，面对大中国的不利局面，杨宽等就意识到，私营书局恐无出路，劝顾颉刚就山东大学之聘。《日记》1949年8月17日：
建猷、宽正极赞予赴山大之聘，谓迟早必走这条路，与其迟不如早。又谓大中国生意即使做得好，亦不过打一强心针，必非久局也。（6/505）
顾颉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之后，也明白了，新政权不会允许出版社由私人经营，公私合营乃至彻底取消私营，是迟早的事。《日记》1951年11月29日：
到文具业公会，参加书业公会大会总结，听上海新闻出版处长陈虞孙讲话。……今日陈处长讲话，各书局编辑加重责任，使我有覆食+束惧矣。目前书店趋势，非并不可。书店与文化思想关系太大，一九五二年为改造思想之年，故政府以大力压之，犹金融业之受经济政策而一一合营也。（7/140－140）
不少朋友也希望他在新形势下，放弃经营书店，为公家服务。1953年末、1954年初，顾颉刚曾有北京之行，与老友、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相会。叶圣陶在1953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说：
傍晚邀伯祥来小饮，与谈颉刚今后之工作，共谓若今之搞私营出版社，殊非所宜。伯祥谓科学院古代历史研究所有意招之，振铎并告以我署将设古籍社，亦拟请共（其？）参加。据云颉刚曾表示明年暑中可择一而任之。（《叶圣陶文集》，23/65）
1954年1月3日，叶圣陶日记云：
约颉刚、伯祥、元善小叙。……食毕与颉刚谈，请其考虑工作，为公家多尽力，不必再管私营出版社。渠言甚愿如此，唯开销月须五百万，又家中人品多，有书五万册须集中一处供用，希公家为解决房屋。余想此亦甚难。渠欲再与愈之畅谈一回。余知其此次来京，看人甚广遍，尝托邵力子欲见周总理。不知其有何重要意见。（《叶圣陶文集》，23/68）
他自己也明确意识到了为公家服务、成为体制内的人的“必要性”，《日记》1950年3月6日：
季龙谓予，云去年历史系本议决聘予为兼任教授，而一经人事室，便发专任聘书，盖华东教育意，欲争取予，教课不必多而薪水可支全分，所以然者，一作专任便控制得住，每一运动不得不参加，庶乎可以改造一旧智识分子也。（7/195）
“一作专任便控制得住，每一运动不得不参加，庶乎可以改造一旧智识分子也”，正是努力要把这些人都变为“体制内”的肯綮所在[12]。1954年，顾颉刚为即将再版的《秦汉学术史略》作《序》，称“今年，群联出版社不以这书为劣陋，要我交给该社重版；又适值我光荣地参加了国家的工作岗位”[13]，可见从私营业主变成为公家工作，实在是个“坎”。
在为公家服务的二十多年里，顾颉刚的主要工作，就是古籍整理和研究。他受命领衔点校《资治通鉴》，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总其成”者；作为个人的学术工作，最重要的，是对《尚书》的研究和整理，是学术笔记的撰著和整理。
二〇一四年元月廿七日初稿，卅一日二稿，二月五日三稿
注释：
[1] 《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文中简作《日记》，并随处标出“卷/页”。
[2] 《日记》1951年11月29日：“一九五二年为改造思想之年。”（7/141）1952年7月9日：“思想改造自今日正式开始。”（7/240）按，有关思想改造、批判胡适以自己顾颉刚对自己的反省等，在这个阶段，只是“开始”而已，展开是在此后，拟另文讨论。
[3] 俞剑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顾颉刚“交代”所提意见中语，见《日记》1952年8月31日（7/263）。
[4]以顾潮所编《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而论，1920－1949年，有340馀页；1950－1980年，仅约80页。当然，就事功而言，以其前半生最为显著，篇幅较多自属正常，但不少学术研究工作，如《尚书》研究、读书札记等，完成于他的后半生。作为历史人物而言，他的后半生正处在社会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中，尤其值得深入研究。
[5] 1927年，胡适归国，顾致信，说“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做，最好加入国民党。”当时顾颉刚认为国民党是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北伐是“民众的革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426页）。那时他担心胡适被人利用，现在则认为胡适就是被人利用了。
[6] 沈津：《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81页。
[7] 不愿教书，大概是他一贯的想法。1929年，他致胡适函，谈及他将辞中山大学，拟就燕京大学之聘，称：“在此免不了中山大学的教书，一教书我的时间便完了。我是一个神经衰弱的人，越衰弱便越兴奋，……这在研究上是有用的，但在教书上便不能。教书是教一种常识，对于一项学科，一定要有一个系统，一定要各方面都叙述到。若照教书匠的办法，拿一本教科书，或者分了章节作浅短的说明，我真不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34页）《日记》1950年6月3日：“厚宣告我，华东教育部拟聘吕诚之先生与我两人入复旦，……予意，如复旦能办研究院，则予与吕老可同在院指导。至本科则学生程度实差，且予久想不教书，亦怕入一新环境矣。”（7/70）不想教书的想法，不独顾氏，如1925年冯友兰听说筹组国立编译馆，即致函胡适，即称“近来学生浮惰，教书之事味同嚼蜡，且终日舍己耘人，亦恐耽误自己学问”（同上，上册343页），欲谋编译馆职。
[8] 《日记》1952年2月4日：“李映娄，予四十馀年前之同学也。穷老无以自存，来信告急，只得令抄《三国志》与《演议》作比较表。为予抄书者遂有五人矣。一洪驾时，二王士瑞，三赵人龙，四谢延孙，五李映娄。”（7/184）谢延孙，《日记》1951年11月6日作谢贤孙。1952年11月10日：“文管会派沈宗威君为余助手，因写《尚书》工作计画。”（7/301）
[9] 当时公家出版社所出地图遇到了疆域施画的问题，叶圣陶日记1951年12月31日：“曾世英自南京来，应我社之邀，商讨地图绘制之疆界问题。此事由中缅疆界而起，请示政务院。政务院初以为其事简单，后知不然，中苏疆界有问题，中蒙疆界亦有问题。既为官方发表之地图，必须根据政策，站定立场，不应含胡将事。……曾君所绘地图集本定今年出版，四十六幅已印成四十一幅，一切材料已购备，投人资金将十二亿。今因疆界问题，图幅须重印者甚多。积压资金之损失，作废重印之浪费，其数必不在少。在今日反浪费声中，可为一典型之例子矣。”（《叶圣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所不同的，只是公家书店不必像私营书店那样，担心因不能出版或毁版造成经济损失。
[10] 叶圣陶是被当作民主人士，由中共组织从上海而至香港，由香港而到山东，再至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但叶氏似乎并不大认同民主人士。他在1949年1月31日日记中说：“午刻过海，应《华商报》主人邓文钊之招宴。凡两席，《华商报》同人而外，皆上海之所谓民主人士，多年老者，计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张絧伯、盛丕华、吴羹梅、俞寰澄诸先生。又有廖夫人、方方、潘汉年等。”（《叶圣陶文集》，22/15）对所谓“文化人”也似有不满。1949年2月13日：“上午十时，往平安戏院观苏联片《政府委员》。买票时拥挤不堪，……据云此为近来之风气，凡映苏联片无不轰动，观者多所谓‘文化人’。……（此片）余觉其空洞，大多从言词中表现，少具体之表现。”（22/21）
[11] 《日记》2月19日：“毛周将归国。既已签字，便不放回来，此非扣留而何？夫中苏协定，大事也，既号称民主，而又有政治协商会议在，宜如何提交政协，付诸讨论而后实施，今乃迫一二人决定之，国人有以识苏联矣。”（6/596－597）
[12] 《日记》1950年1月1日：“到合众，赴宴……郑振铎云，共产党辞典上无“辞职”字。”（6/569）
[13] 《秦汉方士与儒生》自序，第12页，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
（本文原刊《历史学家茶座》第33期，201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