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说起我的大学生活，实在无趣之极。既没有像有的同学那样，有着风花雪月的浪漫，也没有像大多数男生那样，可以在篮球场或足球场上一展风采，更没有参加过社会活动。我的大学生活，实在是太苍白、太无趣了。所以，在毕业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只能挖空心思，从这一大堆无趣中努力找一星半点自己觉得还算是有趣的事。至于专业的选择，完全是误打误撞，谈不上“选择”，万幸的是，还算喜欢。我这个年纪、这个资历，本无资格写这类东西，况且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也实在没有“看点”。不过，人到中年，雪泥鸿爪，留下一点点印记，希望能让与我有大致相同经历的中年人，在紧张工作、无聊生活之馀，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夹缝中，粲然一乐。
一
我在来北京之前，最早很明确地“认识”到北京，是在小学四五年级。那时学一篇课文，是记叙天安门广场的。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课文中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浮雕的描写，以及课文中配着的一幅图。在随后的语文自习课时，我前座的王翠花同学转过头来，自豪地给我说，她父母带她到天安门参观过。我听得都有些傻了——在我的心中，北京离我太遥远了；但我的同学中居然还有人去过那么遥远、那么神圣的地方！
我来北京之前，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从的我老家山西襄垣到我父母工作的山西晋城，其间相隔三百华里。也总算是坐过汽车、乘过火车的人了。但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有些犯难了。通知书上说，到北京站，坐103电车到动物园，再换332路到人民大学。我根本不知道车上会标着“103”和“332”。心想，路上跑着那么多车，我怎么知道哪辆是103、哪辆是332呢？更要命的是，从晋城到北京没有直达的火车，必须中途在河南新乡倒车。这更麻烦了。我根本不懂怎么换火车，万一坐错了，我一定要把自己弄丢了——姐姐告诉我，火车的车箱上会有牌子，上面写着某地到北京，所以不会错。她还边说边用纸画了一下。我一看，某地与北京之间是一个破折号，而不是一个箭头，这不还是不清楚来往的方向吗？！怀着这样的疑惧，不得不反复询问。父母看我这样，决定由父亲送我到京。所以，我是我们班仅有的几个由家长送来上学的。这很让我老婆看不起，她是与我同年入学的，人家就是自己独自来校报到的。
在北京的第一个学期，实在是太想家了。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城市。一次，在校门外，跟秀梅不知因为什么走在一起，说起对北京的印象，我说：“这地方，就是人多、车多、东西贵！”语气中满含着不屑。当时，我对自己的这个总结，很是得意。秀梅似乎也很认同，在一段时间内，还重复过这句话呢。
不管喜欢不喜欢，北京也的确有不少我们煤矿上没有的东西。最让我好奇的，就是我每次进出宿舍楼门都能看到那部放在楼梯边的公用电话。它是转盘拨号的。我特别纳闷，是应该先拨号再拿起听筒呢，还是先拿起听筒再拨号呢？自己想站在旁边观察一下。但是，来打电话的人，大多是背对外面的；他站在那儿拨号，我就完全看不到他的手是如何活动的了。所以，观察半天，也没弄明白。那时，我们矿上，电话还是摇把的，要左手先摁住听筒，右手使劲转几圈，然后再拿起听筒讲话。这个问题，我后来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解决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处理总机转分机的问题——那时，我见到的电话号码，或是在一个长的号码与一个短的号码之间写一“转”字，或是用一短横线相连。我不知是怎么知道，这表示总机转分机。但我不知道，在拔号时如何“转”。是一下子把总机、分机的号码一骨脑全部拨完呢，还是该先拨通总机，那有一人，再请他转分机呢。不知为什么，当时觉得总机那儿有个人，有点不可思议。为此，我还跟绍忠同学讨论过，我们的意见好像并不一致。万幸，那个时候，我们不怎么需要用电话。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人背景不同，为人处世、言谈举止自然各异。有的同学牛气冲天，有的同学自尊心特强，有的同学则比较皮实。在我们眼里，最牛的自然是北京的同学。刚入学不久吧，一次到302室，见小罗穿着双皮鞋，长的样子跟我从前见过的样式实在有些不同。我就问他，他态度挺好，一只脚略略抬起，一只手指着，说：“这是三接头啊！”随之又讲了些质量如何好之类的话。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三接头”。在男生中衣着比较讲究的，还有阿鸣。在班里穿西服、牛仔裤比较早的，应该都是他吧。好像是第一学期的寒假从新疆回来，衣着大变。他对自己头发的爱护更令我印象深刻。我到302室，总能遇到他对着床头挂着的一面圆镜在不断地用梳子或手指梳拢自己的头发。
我跟老蒋还真讨论过各类同学的脾气。我说，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有种优越感，牛气哄哄，自以为见过世面，所以不大能看得起其他人。来自小地方和农村的同学，生怕人家看不起，所以自尊心特强，其实这种强烈的自尊心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自卑。最好是来自中等城市的同学，既没有可以用来牛皮、自傲的资本，所以不太可能趾高气扬看不起别人，又不觉得自卑，所以也不大会过分自尊，把什么都看作是对自己的伤害；这一类同学最好相处。其实，也不尽然。最好处的是老太，他是北京人，但却属于最皮实的那类。小胖、小蹄都是农村出来的，但并不过激。总的来说，最牛的人住在302室，但最平和的人，也集中在302室。我们303室，既没有挺牛的人，也缺少很平和的人。这很怪。
二
大学时流行过几本书。最为流行的，也许应该是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和蔼理士的《性心理学》，几乎人手一册。我以为读读《情爱论》就能搞上对象了，翻了翻，结果大失所望，里面根本没有勾引女孩、吸引异性的方法。倒是《性心理学》，比较有意思，特别者译者潘光旦的“译注”，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里的例证，读来趣味昂然。这本书是老太推荐我的——老太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对异性有限的启蒙知识，是得自老太。我真正搞对象时，正逢他父母去香港，他利用这个间隙替父母装修家，小蹄、小胖跟我，经常去帮点小忙，其间他们都给我支了不少招。读研究生，我手表坏了，老太从家给我拿来一块表，是他的一位亲戚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很薄很好看，不幸被我摔坏了表门，无法修，当然更没有给他赔。还有一个传抄本，也是出自老太，那就是《金瓶梅》的删节本；不是洁本，而是脏本——不知老太从哪里搞到了洁本中删去的“自然主义描写”（老太语），据说有一万八千字，大家传着看，不亦乐乎。我后来看了香港影印的《金瓶梅词话》，才知，这些删掉的描写要放到故事情节中，才更有意思；集中到一起看，就少了很多乐趣。这就像吃红烧肉，不能只有肉，还得要配上些土豆之类才行。我毕业找工作时，他母亲还给我写过推荐信。
那时班上还流行过几本书，比如《朦胧诗选》，我是从老蒋那儿看的。小马也很喜欢，经常在床上大声朗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好像都是从302室看到的；似乎他们宿舍的几个人都买了。那时觉得这些题目未免空疏，后来才知道，并不空疏。那时的家伟兄经常到校门外的书摊上买《读书》。他很喜欢钱钟书，常听他说起钱的《宋诗选注》。他的学年论文似乎是写宋代文化的“氛围”的——我是从他那儿第一次听到“氛围”这个词，而且用作论文的题目。那时还有两套丛书，给我印象很深刻，一套的“五角丛书”，得名于每本只售五毛钱，是上海文艺出版的；一套是“走向未来丛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的。这两套丛书的零种，我都在学校的地摊上买过。
二年级开始上中国通史的古代史部分。学隋唐史时，开始跟沙知老师读《资治通鉴》，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有一位高中的同班同学，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我得地利之便，常到她学校找她。一次在她宿舍，不知怎么，大概吃榨菜多了吧，她问我“涪”字的读音；我一看这字，就乐了，咱认识啊，于是答对了。她问我何以知道这个字，我说我读《资治通鉴》，胡三省在注《通鉴》时，注释过这个地名。于是她又问我读了有什么感受之类的，我说不上来；她大概担心我在她同学面前说不上来会有点难堪吧，就说，讲点其中的故事也行啊，但我还是呐呐半晌，讲不上来。现在想想，似乎自己也没感到尴尬，脸皮也够厚的吧。
正因为手捧《通鉴》，对上述这些书，多是作不屑一顾状。所以，我一方面似乎很努力读书，成天往文史阅览室钻，那两个值班的吕老太太和穆老太太都对我很熟；另一方面，我知识面极窄。小罗在我的临别赠言上说：“假如你理解卢舍那微笑的全部含义，你将不会拒绝兼收并蓄。”遗憾的是，我那时不知道“卢舍那”，当我问小罗时，我至今还能记得他当时那个诧异而不屑的眼神。海龙在给我的临别赠言中也说：“如果没有大胆放肆的猜测与想象，一般是不会有知识进展的——做开拓者。”现在看来，真正能作开拓者的，是老姚，我不过是墨守而已，实在缺乏创造性。这就像现在成天在网上混，多是跟贴、转贴而很少发贴。
也就是在隋唐史课上，大家曾一起买过《通典》。这本书在五十年代影印过一次后，就再未重印过，所以，沙老师特别作了推荐。那时的班长是刘明波，出面组织，要买的人，都到他那儿登记。那次有五位同学买了这本书，我清楚记得的有明波、秀梅和我，好象小加也买了。明波是到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买回来的，这当然是沙老师告诉的。那时，我们熟悉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和琉琉厂中国书店；这些散布于“犄角旮旯”如前门、西单横二条、宣武门、新街口、隆福寺等处的中国书店，是日后才逐渐知道的（现在不少家已经关张了）。明波在大学毕业前夕，帮北大一位老师编中国监察制度史，还常常使用这本十六开本的深红色的“十通本”《通典》。沙老师还开过几本参考书，其中有岑仲勉的《隋唐史》，也是刚刚由中华书局简体竖排出版的。我在该书的扉页上用铅笔写过一条题记：“时值沙先生为学生列参考书，是书为沙老所推重，同时者尚有陈寅恪诸著。在隋唐断代史中，先生尤推重是书，故购之。同得者尚有同学数人。”这本书是1985年12月3日买的。但不知“同学数人”是哪几位了。在校园小花园——由大门正对着的原三百米跑道的操场改建而成——的书摊上，海龙买到过一本蒋氏《东华录》。这本书很重要，后来颇为难得，所以我始终记得这本书。终于，在1994年2月从他手上要到了这本书，并写题记说：“承蒙海龙同学相赠。”而他自己在买书时写的题记是“85.6 购于人民大学”。记得我跟他要这本书时，他还挺纳闷，问我：“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本书？”我说：“自打你买上，我就惦着了。”
1986年秋天，中华书局在琉璃厂开了读者服务部，居然有不少早年的库存书，我买到了1964年一版一印的岑仲勉《通鉴通隋纪比事质疑》，真是喜出望外。这年冬天，中华的王府井读者服务部翻修重张，报纸上登出广告，新书打折。1986年11月18日：“今天早晨一天早就到王府井买书，是《四全书总目》。我还想买本《简明目录》，但愿能如意。”赶到那儿，门口已堆了不少人。店门一开，大这家蜂拥而入。我看不少人在抢购《管锥编》。我不知道这书到底有什么用，仍按原计划，除了买《四库全书总目》，还买了上海古籍小本红皮、用字典纸印的《中国丛书综录》，都打了八折。这些应该是我在低年级买书印象最为深刻的了。至于临近大学毕业，在北大三角地新华书店偶遇而跟沙老师借钱买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廿四史全套，虽属豪举，且十分幸运（这套书其时已陆续重印，涨价至每本两元，而三角地这套，除两唐书之外，均是旧订价，每本约一元钱），但毕竟已是要读研究生了。
今天想来，当时大家读通史时，专业热情最高的，就是上郑昌淦老师的先秦、秦汉史和知沙知老师隋唐史课的时候。另外，还有两门课，是大家觉得枯燥而我却比较爱上的。一门是王德元老师的《中国历史文选》，整整上了一年。王老师讲课略带口音，慢条斯理，之乎者也。一些文字学面的入门书，就是在王老师建议下买的，如《文字蒙求》、《经传释词》、《词诠》、《康熙字典》等。大一的暑假还把这本砖头厚的《康熙字典》背回家炫耀了一番。我于文字学完全是外行，却始终对古汉语语法、语词解释等抱有兴趣，这不能不归功于王老师的课。一门是何聪老师的史部目录学。她早年曾给邓广铭先生作过助手，编宋人文集分类索引，后来又参加了中华书局廿四史点校的工作，好像也是在《宋史》组。人大复校，据说是经郭影秋先生介绍，来历史系工作。我们上课，发有她自己编写油印的《中国史部目录学参考资料》。我有限的目录学的常识，都是从她这儿来的。学习期间，我还跟老太等同学到过她动物园附近的古脊椎动物所的住处。晚年她赴美定居，嘱咐女儿将她使用过并有多处点读、批校的科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印刷的《四库提要辩证》送给了我。
一位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我们系里能多几位这样的老师，我们同学中从事专业教学与研究的人也许会更多一些吧。
大家买了点书之后，问题也出现了，就是没地方放。正好学校在修邮局，于是同学们开始打施工所用的手脚架踏板的主意。那时应该是W经跟Y搞对象了吧，但W的木板却是我帮她去偷的。今天想来，也真是有些奇怪，这事怎么会轮到我呢？！不过，我当灯泡的事绝不止这一次。最大的一次“灯泡事件”是临毕业前夕，我跟R、大脚的清西陵之行。
一天晚上，R到我们宿舍，闲聊时不知怎么话题一转，她就问我，想不想一起骑车去清西陵。我马上同意，并问还有谁；她说还有大脚。这事就这么定了。临行前，我们一起商议行程的种种情形，我特意强调，我们出去遇到有不同意见时，要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一路上，凡遇到不同意见，我都是以1：2被否决，整个一悲惨世界。我很是纳闷，他俩怎么会这么总是意见一致呢？！我们骑了一星期，从清西陵到了野三坡，从野三坡回京。回京后，我才知道，他们俩在谈恋爱。不过，我知道后，也一点没有后悔的意思，相反，我倒挺感谢R；她要不叫我，我就不会有这样一次骑车远游的经历了——这可是我大学四年最为“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啊。
我1994年博士毕业分配到研究所工作时，有位前辈曾说我有反骨。我很不以然，现在想想，也许有一点？
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班到密云植树。R有次好像有点低热，但仍然坚持去劳动。是不是班主任没有准假，记不得了；记得的是，我因为R低热而不得休息，跟班主任徐老师发生了争执。好像是扯着脖子、瞪着眼睛吧。其实，那时劳动产生爱情，她已跟老九有点意思了吧。即使是打抱不平，也不应该轮不到我的呀。转眼大学快毕业了。我们的专业是属于“长线专业”——指社会需求量很少的专业，大概包括文史哲这几个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可以“双向选择”，即学校不再包“包分配”，但仍托底，不致最终没有工作。这是我们这一届毕业时才首次出现并使用的两个专业名词。大家找工作都很难，于是又听说要实行“二次分配”，即先回原籍省的教育厅，再由当地教育厅往下分配。一天晚上，我又在宿舍大放厥词：“闹一闹，也是回去二次分配；不闹，也是回去二次分配。都是回去二次分配，干嘛不闹一下？！”结果，第二天班主任毛老师就在刚刚修成的资料楼门口叫住我，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现在同学们的情绪这么不稳定，你怎么还能这样火上浇油？！”我一听，当时就有点火，心想这是谁给我告的状，够快的。可是，自己因为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又不好抵懒，所以也只能蔫头搭脑地低头认罪，没有梗着脖子硬犟。
这都是自己夸自己的。倒霉的事、尴尬的事，自己往往记不住；自己记住的事，往往都是自认为比较牛皮的事。大家对我是什么印象呢？就让我在我们毕业册的临别赠言中抄几段吧。
王爱民：“在记忆里，我们是冤家。”荣媛：“对剋星，我简直无话可说。”梁永：“唱一首歌给你：‘我不能忘记你的大眼睛’，跟我们家乡的冰灯一样，虽然美，却总觉得不胜寒冷。”这是女生的赠言。我同宿舍的老蒋写道：“忠厚热心是女孩子对你的评语，刻薄无情是男孩子对你的估价，那么，你也是丰富的了？！”
大约我在大家的心目中，实在是一挺“硌”的人吧。
毕业后，大家都陆续开始成家了。我吃过两位同学的结婚饭。最早的一位是秀梅。跟老余结婚后，在黄寺的筒子楼宿舍请我们大家吃饭；老余是湖北人，厨艺着实不一般。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却是她家的冰箱，乳白色的箱体，上面盖了一块绣了少许图案的白布，别提有多温馨了。另外一位就是L。他好像住在五棵松的部里分配的宿舍，说是宿舍，似乎已经是单元房了。那天，他老婆把米饭作夹生了。她一尝，不能吃，就都倒给了他。我很愤愤然：你不能吃，难道他就能吃！当然，这话没敢说出来。
我自己是1991年结婚（廿五岁生日一过，就领证合法营业了），1992年有了孩子，一天都没耽误。但即使这样，也还是落在了秀梅和L的后面；他俩的孩子——是他俩各自的孩子——都上大学了。我跟女儿聊天，她总说我太幼稚。我也一度想变得成熟一点，但几经努力，又都回到了原点。现在我放弃了；生一辈子，也行。每次看大学时的照片，都十分感慨：那时的头发，怎么那么多、那么黑啊……
三
我在读大学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过读什么专业。我所在那所中学，在我们这一届以前，培养出来的最好的学生，是考进了我们地区的师专——晋东南师专，学的好像是外语。隔三差五，她总被老师请回来，给我们谈学习经验。等我考上了大学，总想着，我也可以回去讲一讲、显摆一下了吧；但是，却始终没有这种机会。到现在我也常跟老婆孩子说起，怎么我考上了，就再也不请毕业生回去谈学习经验了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谈不上什么志愿、志向了。
我们家倒确是地主成份。小时候填表，到“家庭成份”一栏，真是羞愧难当。但我家的那个地主，实在是小而土的地主。改革开放，家里经常可以吃上馒头、大米了，而且还陆续买了几件大电器，如黑白小电视、单缸洗衣机、冰箱等。买了冰箱后，我记得父亲特别感慨，说：“这可比地主的日子好多了！”我上了大学，曾问起父亲：“咱家有线装书吗？”父亲是1937年生人，襄垣虽是老解放区，但也还是属于真正过了几年“地主崽子”的日子的——他在八岁前，一直在喝着家里雇的奶妈的奶；母亲每说起这事，都感慨地说：“那可是人奶啊。”——而且他的父亲一直是当教书先生；他听了我的发问，沉吟半刻，说：“还是有几本的。”从他的表情，我断定，“还是有几本”，最多也不过是《唐诗三百首》之类吧。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当然也谈不上专业的熏陶。
我人生最得意的日子，就是读高中文科班的两年。文科班一共二十几个人，经过班任李永惠老师不断给我吃小灶、补外语，我总能考前几名，所以很得意，全然不考虑我们这个学校，跟当地一中比，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最辉煌的日子，是高考预考前。那时，并不是所有的高三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正式高考；各校有正式参加高考的名额限制。所以，在高考前，要预考，以取得参加高考的资格。我们校长贺老师是安徽人，那年的预考题，他用的是安徽九县市联合预考的题；据说，过四百分，进大学不成问题。我考了四百八十分。我觉得好像学校有点小轰动，到食堂打饭，大师傅似乎都要多看我两眼。那时候，得意！
随后就是高考。我们是考完后再报志愿。考完，估分，再报志愿，就更有针对性。估分时，有好几个同学围着我，帮我一起算分。左算右算，分一加起来，过五百分了。我是那年参加高考惟一估分过五百分的人。牛！随后就有点紧张，万一不过五百，实在有些丢人。最后是五百零三。等我进了学校，才知，我这个五百零三分，在班里是倒着数的。大概也就是比北京的一些孩子高一点，跟四川、浙江、河南、山东的同学，根本没法比。这时，才知道，用同样的教材、参加相同的统考，分却能差出这么大。这时，我才知道，我只能在我们矿上牛一牛。
在高考以前，我的最高理想，就是进“我们山大”，因为我的老师中，大部分是“我们山大”毕业的——我进人大后，一次在宿舍跟同学说起“山大”来，大家问：“哪个山大？”我不屑地反问：“╳，能有几个山大？我们山西大学！”山东考来的哥们马上说：“╳，以后出了娘子关，就别说山大。山大，那是我们山东大学！”大家哄堂。我，蔫了。从此以后，总是老实地用全称“山西大学”。
那时候，“我们山大”似乎不是重点大学。我们报志愿，首先是填重点大学，然后是一般大学，再往下，是大专、中专、技校。我是从重点到技校，每一个格都填满了。在是否服从调配一栏，一概都是“服从”。用母亲的话说，不管什么学校，只要能考上，“能扒住碗饭就行了”。那时候，就业很难；如果考不上，就只能考虑接班——父母退休后，子女顶他们的班。
分数既然估出来，还挺高，于是，理想就由进“我们山大”，转为要奔北京了。重点大学，想都没想，完全是胡报。而北京的重点高校，我就知道两所，北大和北师大。北大，当然想都没敢想过，于是报了北师大。我把表交上去，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跟我商量，叫我别报北师大了，因为我们班一位估了四百八十多分的同学想报北师大；他觉得不要在本班就撞车，建议我：“你报人大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大”这么个学校。我完全无所谓，因为根本就没想着能“走重点大学”。专业，父亲给我填的是工业企业管理；表送到班主任那里，他说：“你不是挺喜欢历史吗？为什么不在填报专业上反映出来呢？”——我之所以选文科，是因为化学从初中学起，就始终未入门；物理，也就是力学和电学，考试时分数略高些；数学，在做题时始终觉得不知从何入手（高考十多年之后，还经常梦见高考考数学，急得从梦里惊醒）。文科中，历史学得最好。一次老师在世界史上册的前半本，即古希腊、罗马部分出了一百道填空题，我只错了三道。而且总是表现出对历史的兴趣来，还在任课王传阳老师的影响下，订阅过《外国历史》这样的杂志，虽然也并不太看，而且也不大能看得懂。这样的情况，在班主任眼里，当然是适合报历史专业了。——于是，我将第一志愿改成了历史——直到今天，我老婆一嫌我穷，我妈立刻就说：“就赖他们李老师。要不然，我儿子早就发财了。”其实，我那点分，就是报了工业企业管理，也得被调配到历史系；只是没好意思跟老太太说，免得破坏我的“高分形象”。
1984年，我们班召了三十多人，大概只有五六个人的第一志愿是历史吧。进了学校，才知这个专业很臭，既不能跟“四大理论系”——哲学、政治经济学（简称政经）、科学社会主义（简称科社）、党史——比，也不能跟工经、农经、会计、法律比。再混两年，才知道，连我们同校的本家清史所都不大看得起我们。到毕业时，才知道历史专业之糟糕——我们是“长线专业”，就业颇难，没人要，连作秘书工作，都争不过中文系毕业生。大家郁闷之极。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有关老师就在不断地作我们的思想工作——“巩固专业思想”。其实，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有邻居说我将来可以“当官”，因为我考的这所学校就是专门培养干部的；那时，我满腹狐疑，天下还有这样好的学校，毕业就能当官？！进了学校，才知道，我的学样有“第二党校”之称，有着光荣的、悠久的革命传统。虽然在这样一个学校的这样一个系，我专业思想却很稳固。现在想来，大概比较笨的人，常常会“干一行爱一行”吧。这就像一个无才无色的人，能娶到老婆已属万幸，所以结了婚就不大会再去折腾了。
我一入学，就想好好学专业，在高校教书。这个人生目标，相当清楚。所以，所有的课，笔记我记得最全；所有的任课老师开的参考书，我都会到阅鉴室借出来翻一翻，虽然翻了，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印象最深的，是在大二遇到的两件事。学先秦史时，郑昌淦先生让我们看一下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老先生说它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好，他自己是抄了一遍的。课间，我到讲台上果然看到他用钢笔工整地抄的一份。下午没课，就到图书馆借，不料却怎么也没有查到这部书。自己还为此感叹不己：“人大真不行，连这么重要的书都没有！”后来才知道，这是篇文章，收在《观堂集林》里，而《观堂集林》，到处都有。学唐史时，沙知先生提到了《唐方镇年表》。这倒真容易找，到图书馆的文史阅览室，伸手就得。但借出来，翻了半天，却看不出个所以然，不知道这书有什么用、怎么用。
在学习历史的路上，我非常感谢沙知先生。没有他，我入不了门，虽然现在入了门，走得也并不远。大二，他讲隋唐史课，课间，大概我经常问点什么吧；他的课结束后，给我留了他家的地址，告我坐332，到动物园换无轨110，就可以到他家。第二个星期，我就去了。他让我读《通鉴》；我问怎么读，他说，就像读小说一样，一页一页细细读；读了，觉得有意思、有问题的地方，就记下来，积累多了，可以写札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札记”这个词。不过，直到我跟他读完了硕士，也没给他交过一篇札记（日记1986年12月28日：“下午看完《通鉴》第16册，还有一册，全书即可读毕。”16册，应该是19册的笔误，可见陆续读了一年才读完）。以后，我每隔两三周，就到他家一次，通常是周末的下午。刚进去，惴惴地汇报一下我的读书情况，特怕他问我什么。好在十分钟，最多一刻钟以后，就开始瞎聊。所谓聊，是他说我听；偶尔我也插几句，主要是在他对现实发点牢骚时，我表态支持。他跟学术界交往很多，掌故知道得也很多（也许跟他的家世有关。他的叔父沙学浚先生，是解放前中央大学地理系的教授），我听得津津有味。我买书，就是从听他说的这些人、这些书开始的，是照方抓药，所以，我收书没有一个淘汰的过程。那时，看到他书架上有《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我想，这样大套的书，我恐怕是一辈子也买不起了。2002年或2003年吧，他到人大开会，顺便到我双榆树的家里作客，看到我的书，他有些感慨，我也颇为得意。我看得出，他很高兴。那天中午，老婆作了两条平鱼，结果被我女儿狼吞虎咽，抢吃了一条半，任我如何使眼色，如何提醒，也全然无用。我一直想请他到乡下我的“豪宅”看看，但一想要请老爷子爬六层楼，心里就有些打鼓，毕竟是八十多岁高龄了。
他确实是我的恩师。不过，我对他，却没有许多学生对老师的那种崇拜感，也很少在逢年过节时趋府拜谒，虽然他吩咐的事，我都会认真去办。大学毕业前夕，一次到他府上询问读研究生的事。日记1988年4月20日记下了爷俩的一段对话：
我问沙老师，我以目前的功夫去读书，大约要多长时间可赶上他的水平。他想了片刻，说十年。我说，十年后我就大半辈子了。他说，怎么会。
看到这段，我都要笑喷了。想起了江前总的那句名言。实在是太幼稚了。我现在要奔五，毕业也二十年了，但对他所擅长的敦煌学，我还没入门呢。
想到我能走在这条路上，能扒住这碗饭，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他老人家。我对学习了七年的人大历史系，也有种莫名的感情。至于学校，就算了；她哪里会知道我是谁呢。我比较市侩，既然她不知道我，我也就别想着她了；让我们相忘于江湖吧。
附记：这是我在2008年为我们班毕业二十周年而写的。我们原本请同班同学每人都写点什么，想出本纪念册，但终于未能如愿。第三部分系此后补写。
（本文原载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