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回忆父亲汪士汉的文章，真挚动人，值得细细品读。汪士汉先生于2000年7月1日逝世，享年83岁。汪先生早年投身于革命，先后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学习、工作，最后工作于中国革命博物馆，曾任副馆长，主要研究五四运动和中共党史。
本文选自《怀念汪士汉》一书，由学人Scholar录入，如有疏漏，请读者指正。
他绝不会因我的行为而生气，他太爱我了，爱到了有时会被人认为“娇惯”儿子的程度。例如，8月间我去明尼苏达州拜访亚来——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也是我此生不渝的老朋友，听他在饭桌上说起我们小时候的故事。那是我们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亚来是中队长，负责我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夏天某一炎热的午后，老师上课时发现我迟到了，让亚来到家中找我。我家离小学很近，白天很少锁门。亚来径直走进我的卧室，看到我正香甜地在我爸爸怀里“午睡”。最让亚来惊讶的是，他看到父亲一边打瞌睡，一边仍在为我摇着他那柄大蒲扇，亚来因为目睹了这一场景，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我父亲“娇惯”我。
在家里，记忆力最出色的，应当是我母亲。而记力和敏感的神经元，则肯定是她从她母亲那里遗传来的。当然，我还是不明白，除了出身高门，我母亲的母亲何以有那样出类拔萃的记忆力和“才情”。不论如何，我母亲说，在她的记忆中，我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以我小时候“淘气”的水平，母亲的这一看法，凭了她记忆力的权威，便足以表明我父亲对我包容或者“娇惯”的程度。
不过我还是记得，或许是很少的几次，父亲生我的气了。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来我们知道，如刘少奇评价的那样，当时那场“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舅舅，也就是母亲的哥哥，长期派驻在日内瓦，颇积蓄了一些“财富”。他回国述职期间，总带些小礼品给我母亲，其中包括一只瑞士造的小巧的细玛名牌闹钟，和一架德国康泰克斯照相机。这些东西，说是“小礼品”，对当时国内人们的收入来说，称得上是“贵重物品”了。谁知道，某日一一肯定是我母亲被文化部派往越南的那两年里的某一天，我父亲发现那只瑞士闹钟和舅妈的两块瑞士名牌手表被我一一毁坏后，藏在抽屉的最里面。他立刻找到我，责问原由，而且，我觉得，他怒火中烧，因为我的解释实在令人气愤：只是为了知道闹钟为什么会“闹”，以及钟表为什么会自动“计时”。结果，这些“贵重物品”就都被我肢解成为一堆细小的螺丝和弹簧，再也无法组装回原样。那架相机得以幸免，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工具打开它的金属外売。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把我带给她的一位年青同事，请他教我装半导体收音机。我把父亲领到西四无线电元件商店里去采购做半导体收音机所需的元器件，我清楚记得那店里一只苏联造的“三极管”的价格是6元1角6分——在当时那可是“天价”了。为儿子的智力开发，父亲不遗余力地“投资”，那天投资儿子的“半导体”资本的数额不会低于20元，大约是他每月工资的十分之一。还有一次，父亲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为我买了一只地道的真皮制作的足球，又是“天价”——26元，他下班回家时带给我的这件礼物让我惊喜了许多天呢。不过那只让所有孩子羡慕的足球马上就被小学体育老师“命令”借给体育课使用，并且当天就给踢烂了。父亲一方面为这事十分气恼，觉得体育老师实在不讲道理。另一方面，他抽空又把足球拿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修补，据他说，修补的费用足够买一只“三极管”了。我的让邻居孩子们羡幕的其它“资产”还包括一双昂贵的冰鞋，价格比两只足球还贵，大约有80元，是父亲用稿费买的。然而父亲自己的生活“如农民般地俭朴”，熟悉他的人都这样说，他是一个能吃大苦耐大劳的人。
这样，我和家里其他子女记忆中的父亲的品格，最初的和最深切的，是他的节俭和奉献。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当父亲能够毕生保持了这两种品格而不蜕变的时候，我们都说，父亲是一个纯粹的人。节俭和奉献是“利他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一个毕生保持了利他而不利己的人，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人，我们说，是纯粹的人。
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我的父亲，在几天之内突然离开了我，永远地离开了我。用小李的母亲的话说，“甚至他的死，都不给别人添麻烦。”每次她这么说着，就开始擦眼泪，说：“你爸爸真是个好人呀”。于是每次她谈到我父亲是个好人，我就得转开去谈别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让在场的人太伤心。套用小李的母亲的表述方式，甚至在死后，他都不想让别人太伤心。
小李和我从太平间里出来，默默地，我们上楼，回到刚才抢救父亲的病房。在走廊里，她突然抱住我，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说：“他沉默了一辈子，充当我们每个人的背景，让我们表演。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她的感受让我刻骨铭心，父亲是“我们每个人的背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表演，完全是因为有了“背景”，才有了光彩。可是这背景本身却不会凸现出来，它没有“光彩”，没有“个性”，没有“我”。惟其如此，它从来不被人注意，从来不打算引人注目，从来不欲求分享表演者的荣誉。
现在，这“背景”不在了。我们活着的人，每一个人，都深切地感受到它那珍贵和伟大的奉献。每一个人，首先包括我的母亲。她是他的终身伴侣，他活着的时候，她是他生活的中心。因为身世和性情的缘故，母亲是这个家的中心，也是家族与外界关系的中心。在外界看来，父亲似乎是母亲的陪衬。就在父亲去世的当天，母亲便被孤独包围了，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小保姆安排她睡在父亲的床上。在那以后的两年里，直到今天，母亲始终生活在父亲的影子里，她似乎永远在和父亲对话，只在和父亲对话。
海德格尔接着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继续询问和探讨：“为什么是有，而不是什么也没有？”因为，“无”是万有的背景。我们感受到的，都是“有”的。惟其不能被感受到，“无”才必须被思考，必须通过思考才凸现给我们。
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品格，其一是思考。因为父亲喜欢思考，喜欢帮助别人思考，更喜欢帮助我思考。其二是激情，因为父亲安静的外表下其实充满了激情。父亲喜欢思考，这在熟悉他的人里面，算是一件公认的事实。可是父亲充满了激情，却远非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我知道，因为我从小看到过无数次他被随便什么电影里的随便什么善良或伟大的行动感动得热泪盈眶，以致于我成年之后也变得太容易动感情，太容易被善良或伟大所激动。
善良和伟大，同时具有这两方面性质的事情，王国维称之为“壮美”，以区分于与道徳意识无关的“优美”，同时追求“壮美”所具有的这两种性质的行为，通常被人们称为“理想主义”行为。父亲，就上述意义而言，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单纯地追求善良，许多人如此，或许出于天性，或许出于信仰，或许出于教育。单纯追求善良的行为，不必导致深刻地思考。只有不仅追求善良而且追求伟大的人，才有机会思考“善行”的普适原则——它的社会构成原理，它的政治经济前提，以及它的道德哲学基础。
然而，认识父亲的人都会表示怀疑，觉得把“追求伟大”当作父亲的品质之一不很恰当。我理解这类怀疑，从“日常生活语义学”的角度看，我也同意这类怀疑，但我仍要坚持我对父亲的判断——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追求“善良”和“伟大”。
父亲毕生都认同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事业。他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是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他研究的领域是五四运动和中共党史，他最后的工作单位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日期是2000年7月1日一一中国共产党的79岁生日。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可谓“伟大”，可谓“壮美”，又可谓“悲壮”乎？父亲在这样一种理想的鼓舞下，以农民的朴实，以农民天生就有的善良动机，去追随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事业，故而有伟大的情操，有对伟大事业的认同感，有与“伟大”相关的语言与思考。
我在献给父亲和母亲的一本文集的序言里写过：“理想，只要是真的，就是感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当然不例外，只要是真的，就令人感动。然而这感人的理想，却因不合时宜，往往带上了悲剧的情调。大同世界，可望而不可求。“乌托邦”停留于空想阶段，天下遂求“小康”——小康者，“幼吾幼，老吾老”，人皆私其所私，未思大公而已矣。
文化革命，对笃信共产主义理想的父亲而言，无异于一次悲壮的实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批接着一批被打倒了，“野心家、阴谋家、中国赫鲁晓夫”，一个接着一个被揭露出来，最后，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迷失了方向。
理想幻灭，心灵蒙上阴霾，父亲沉默了。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是“爱”——我明白他所指，不仅是亲情之爱，也是博爱。善良与伟大的事业，经过轰轰烈烈的革命之后，不再是伟大的，甚至不再被认为是善良的，剩下来的，便是一种宁静的、大革命晚期的、关于“爱”的情感。
与高尚的爱相对应，出现于大革命之后的另一种情感，远比前者来得普遍和世俗，列宁称之为“对革命的反动”，我们叫做“玩世不恭”。
玩世不恭不是宁静，它是过剩能量的躁动。但这过剩的能量不再有道德上合法的途径去宣泄，便转化为价值虚无主义，转化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过程，典型如“摇滚”和“朋克”，既表明对社会的反抗，又表明对自我价值的不屑一顾。
父亲对我的影响见诸于他始终如一地警惕我情绪中很容易出现的对革命的“反动”倾向。在父亲眼里，我是个意志薄弱的孩子，需要亲切的勉励，需要思想上的关怀，需要坚忍不拔的父爱。1969年11月，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逃跑”回到了北京，父亲劝我不要贪图安逸生活，争取主动返回兵团。我在北京逗留了一个多礼拜，便回到嫩江县我所在的连队去了。在连队里，我情绪消沉，不思上进，数月后，突然收到父亲一封情深意切的家书，边读边流泪。父亲饱含着爱的批评，激励我在文明世界的边缘——“北大荒”生活下去，坚持读书，并且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岁月悠悠，1973年我调回北京，1977年考入大学，1985年出国深造，1997年回国工作，直到2000年父亲去世，我和父亲之间的情感与思想交流从未间断过。我离不开父亲的帮助，因为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太多的问题也太容易遇到问题。
后来，我的人生道路变得顺利起来的时候，父亲反复提醒我注意的，一是“虚怀”，一是“慎独”。直到今天，这两项提醒仍是我时时需要注意的。
我的薄弱意志，似乎注定了要耗尽父亲的生命。现在，他的生命终于耗尽了。我恍惚听到二姐对我耳语：医生说，他死时心脏已经破裂。
于是，父亲的灵魂常来看望我。至少，在我的感觉里，那张遗像里他的目光时刻注视着我一一从书桌上，如果我在写作；从天上，如果我忘记了他的提醒；或者，从舞台的背景里，每当我的人生表演进行到关键时刻。
(2003年1月26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