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双重性
焦虑无处不在。有时候，焦虑会围绕着一件特别的东西来包围你——你会担心自己的工作，健康，社交生活，婚姻等等。
在其他时候，焦虑无缘无故地袭来，催生一种无法解释的绝望的恐惧感，无论当事人多么努力，也不会洗刷干净。
甚至就在你感到幸福时你也会焦虑：因为你担心失去现有的一切。
现在的焦虑之所以普遍，是因为它具有双重性：既是个人性的，也是时代性的。
如果把焦虑视作一种病，从患者的角度来看，焦虑始终是绝对个人的。它是一种体验，带着人们思考、感受和行动的特有色彩。焦虑是个怪物，能够运用非常愚蠢的技巧，让你生活中哪怕是微小的选择，简直都跟生与死的抉择一样可怕。在此意义上，焦虑是极其主观性的东西，很难代入时代来思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数量巨大且越来越多的人患有焦虑症的时代。
紧张的生活事件——无论是失去工作，家庭成员死亡，还是结束一段关系——都构成了个人焦虑的原因。然而发生变化的是，这些事件对整代人来说，正在构成其持续性的存在。日益增加的工作不安全感，住房压力，经济和收入不稳定，离婚率的升高，社会团结和社区的解体，以及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我们所面临的遭遇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和冲突的未来，已经将压力——也即焦虑之源——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知道你周围的人也在焦虑，你当然只会更焦虑。
普遍焦虑的原因
焦虑增加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所知越多越焦虑。
无数的研究发现在线文化和焦虑之间存在联系。在我们永远在线的文化中，检查你的手机是你在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如果你半夜醒来去洗手间，会做的第一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警报和忠告，有关股市、经济和就业的末日新闻，惊悚的社会事件，以及他人的成功故事。
智能手机使我们24小时呆在职场与社交场上，你情不自禁地检查是否有状态更新、是否有新的讯息，生怕错过了某种机会或者事情。这导致了“错失恐惧症”（FOMO，fear of missing out），一种由患得患失所产生的持续性的焦虑。
患上这种病症的人总会感到，别人在自己不在时经历了某些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可能是结交了新的社会关系、获取了从未有过的新奇经历、赶上了某个重大机会。错失恐惧症也意味着一种后悔症，一个人因而总是痛责自己：“要是那一刻我在就好了！”（在中国的微信群里，如果别人发红包而你没抢到，会有一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调侃：错过了好几亿。）
焦虑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太强了。这是弗洛伊德式心理学兴起所导致的。我们的先民们也有很多神经不宁，但却不会像当代人一样对焦虑及其治疗寝食难安。
直到20世纪初，弗洛伊德把焦虑视为“最多样和最重要的问题汇集在一起的节点，一个其解决必然会点亮我们的心理存在的谜团”。
仅仅因为我们的焦虑被大量诊断和治疗，并不意味着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焦虑。它可能只是意味着我们得到了更好的处理——不过这点也很难讲，如果你不停地对别人进行心理分析，那么就很难分清，谁是病人，谁是分析师了。
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我们作为个体和文化，比从前更加认识到心灵失去控制的可能性。
当然，你也不能否认我们的时代比以往速度更快，生活更复杂。但我们对不确定性其实不必萦怀，特别是因为焦虑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递归性。焦虑始于一个担忧，你越专注于这个担忧，它就越强大，然后你就越来越担心。（如果开始问：你还爱我吗？然后爱的疑虑就开始像滚雪球一样增大。）
你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学会放手：完全毋需担心。如果你相信焦虑已成定局，那么你有可能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放弃搏斗。
焦虑之为市场
焦虑增加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有人贩卖焦虑，催生了繁荣的焦虑市场。
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就注意到有关焦虑主题的论文、书籍和研究的爆炸式增长。“焦虑，”他写道，“走出了黯淡的专业办公室，进入了市场。”
这个市场由于有了互联网而空前增大。正如“错失恐惧症”所显示的，在线焦虑增加，离线焦虑更甚，由此，通过网络试图安抚焦虑者，或者相反，竭力刺激焦虑者，变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话说到此，在中国，你可能马上就会想起一个现象：知识付费。短短几年间，知识付费就从增长智识、提高素养、促进知识生产的诸多光环之中，跌落到“精神保健品”的指责陷阱里。不得不说，知识付费的拥趸者和批评者，各有各的焦虑。
在一侧，信息时代的社会成员，大都患有“知识焦虑症”——一种在几何式增长的知识面前深感无知、迫切想要学习却无法自如接受知识的焦虑感。知识付费允诺为此提供一条捷径。
在另一侧，传统的知识精英怀有一种无法守住知识之门的焦虑，或者说，一种迫切想在旧的知识权威瓦解之际，经由新的手段建立新的权威的焦虑。
如果遵循治愈焦虑的黄金法则，两边都不妨放手。急于用速成知识充实自己的人需要认识到，知识如牛奶，保鲜期很短。就连在大学里，如果你在第一年的学习中选择了一门技术课程，你所学到的大半知识，在第四年的时候可能已经过时了。结论是，少担忧知识够用不够用，多寻找与自己的兴趣一致的机会。
知识不重要，知性的连续性才重要——它是头脑的一种持久的特性，一种智力上的习惯。如同芝加哥大学安德鲁·阿伯特教授对学生所谆谆告诫的：“你们不是在巢里张着嘴等着老师来喂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的小鸟。教育并不在于内容。它甚至不在于能力。它是一种心灵的习惯或者思维方式。”如果缺乏这样的心灵习惯，那倒是实堪忧虑的。
对于瞧不起当下的知识付费、将其类比为“精神保健品”的批评者，可以说，这个类比是不恰当的。很多时候人们为知识付费所花的钱，是一种安慰剂。它不见得对焦虑症有治疗作用，但的确有替代和安慰作用。这类产品的存在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即便今天的社会的确存在某种认知困境，也应当将其视为知识民主化痛苦进程的必然部分，并由此相信，既然神殿的祭司们不再控制人类对于知识的汲取，我们将比以往更加需要那些批判性思考的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