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最危险的一次极限对抗高峰。苏联基于观念、角色、利益三个维度，试图在美国近旁的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在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美国准备大规模开战的极限施压下，美苏之间上演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极限博弈。苏联最终从古巴撤回导弹，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也撤出了原先部署在土耳其的针对苏联的导弹，苏美关系实现了相对缓和，苏联与美国“和平共处”及“合作主宰世界”的部分战略目标得到了实现。古巴导弹危机事件表明，大国对抗没有出路，也不会带来安宁，在全球化新时代，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国家间对抗与冲突的最佳方案，也是人类共同走向自由、民主、文明、进步、繁荣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古巴导弹危机 赫鲁晓夫 肯尼迪 极限对抗 极限施压 极限博弈
发生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又称“加勒比海危机”)，即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针对美国的导弹，愤怒的美国得知后采取极限施压的办法，与苏联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极限博弈，迫使苏联撤回了导弹。这一事件是冷战期间苏美之间进行的第一次“核对抗”，这也是美苏冷战对抗的顶峰标志，曾使世界处于核大战的边缘。此后，双方虽有对峙，但始终避免这种大规模最高层级的危险对抗，因而在大国对抗史上具非同寻常的影响。“它仍是研究危机处理艺术的重大实验室”，①常被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或不同理论视角作为经典案例来分析，这一事件对当前大国之间重大事件的认识与处理仍然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逻辑分析
二战后，代表两大针锋相对阵营的美苏两国，各自依仗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展开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冷战，在全世界也展开争夺势力范围和影响力的较量。美苏两国谁都想获胜、谁也不让步、谁都无把握，构成了极限对抗的高危态势。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无疑是苏联试图与美国进行局部极限博弈的冒险之招，美国获悉情况后，大惊之下立即调集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庞大兵力，以对苏不惜一战的全面极限施压办法，与苏联展开危险的极限博弈，最终成功迫使苏联在古巴撤出导弹。
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行动根源有三个维度，一是观念维度，二是角色维度，三是利益维度。亚历山大·温特(Aleksander Vinter)认为，国家作为施动单位，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把主观利益和客观利益协调起来。②苏联在与美国的非冲突性极限对抗中，正是依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自身条件，与美国进行了一场战争边沿的极限博弈。
(一)观念维度
第一，赫鲁晓夫个人观念维度。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榜样，进一步加深了苏联老大哥的沙文主义思想。他幻想着扩大社会主义的地盘和苏联影响力，使苏联成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又与资本主义的霸主美国平起平坐，合作主宰世界事务。但赫鲁晓夫的个性又有很大缺陷，他“为人好冒风险，图新求变，但感情易冲动，莽撞而又反复无常。这种不稳定个性早在1960年秋季他在联大的‘皮鞋外交’和1961年夏季第二次柏林危机中就有所反映，并导致了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的轻率、不谨慎和缺乏预见性。”③在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外交，深深地打上了他个人性格与观念的烙印。
当时的国际形势新的变化，也影响了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的新看法。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和苏联阵营的进一步巩固，赫鲁晓夫一厢情愿地认为是时候改变与美国的对抗政策了，他一方面加强巩固东方阵营，另一方面谋求改善与美国关系。在1956年苏共20大报告中，赫鲁晓夫出于意料地提出“三和”路线，他认为苏联和美国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方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方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如果两国和平联合起来，就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策略，他的所谓“和平共处”路线，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其扩张政策”，④意图在和平旗帜的幌子下，加快发展苏联实力，借机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达到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目的。
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苏联和社会主义力量壮大了，资本主义力量相对削弱了。赫鲁晓夫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他把这种变化融合进了对外政策中，他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⑤赫鲁晓夫这种观点使他认为苏联具有了与美国叫板的实力，可能借此实现与美国的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平起平坐”，因此，赫鲁晓夫也更倾向于对美国强硬，在柏林问题等系列问题上主动发起示强行动。不过，赫鲁晓夫的示强却并不如愿，他一改前任领导很少出国的状况，热衷出国访问，但在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及与肯尼迪的维尔纳会谈，都没取得什么具体成果，尤其与肯尼迪的会见，双方几乎就是“相互打量一下”便各自扬长而去。曾与赫鲁晓夫有过直接较量的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比较肤浅，随风转，容易变，是银样镴枪头，一顶就顶回去了。⑥应该说，这种观察还是比较贴合实际的，尤其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更是直接印证了这一看法。
第二，苏联领导集体时局观念的逐步变化。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猪湾事件”的发生，使苏联看到古巴在苏联全球战略上的价值，赫鲁晓夫也有意扶持古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把古巴变成苏联与美国竞争中的一颗重要“棋子”。后来苏联在古巴部署和撤出导弹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与古巴发展关系的目的就在于把古巴变成苏联全球战略的“棋子”。⑦1962年5月，赫鲁晓夫访问保加利亚期间，针对美国在苏联邻国土耳其部署导弹对苏联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做法，他在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谈话时，为了消除这种苏联眼皮底线的安全威胁，他萌发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他认为，如果苏联在古巴也同样部署导弹，那么美国就不能轻率打击或入侵古巴，苏联还可以报一箭之仇，对美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美国也产生不安全的恐慌和绝对安全的幻灭。⑧当这种想法逐渐成熟之后，赫鲁晓夫也从更宏观局面进一步意识到，“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来保卫古巴，我们很容易失去它。”⑨此时，赫鲁晓夫认为在古巴部署导弹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应该尽快部署。除了赫鲁晓夫作为最高领导的立场非常重要之外，另一个关键人物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持同样立场，5月24日，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和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强烈建议在古巴部署导弹，他给出的理由是：“在古巴部署导弹不仅是为了保卫古巴，而且首先是出于苏联防御利益的需要。”⑩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共识。
此后，苏联加紧了打算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秘密行动。这时候，苏联和古巴的关系虽然很密切，但苏联尚不能确定卡斯特罗是否同意在古巴部署导弹，为了探明卡斯特罗的态度，5月底，苏联派遣了成员中有战略火箭司令等人的一个“农业代表团”访问古巴，经过秘密商谈，卡斯特罗同意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11)6月，古巴派遣军事代表团访苏寻求军事援助，代表团团长就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古巴武装部队司令劳尔·卡斯特罗，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最终决心在古巴部署中程和中远程导弹。这时候的赫鲁晓夫，已经通过执政权力把个人观念植入了国家观念和时局观念之中，一心想着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影响力，他已经完全把古巴当成维护苏联全球利益、与美国争夺全球影响力的一颗重要“棋子”。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如果失去古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知道这对马列主义将是一个严重打击，这将大大降低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在拉美，如果古巴倒了，其它拉美国家将会抛弃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一种具体有效的遏制办法来对付美国对加勒比海的干涉。究竟用什么办法呢?合乎逻辑的回答是导弹。”(12)赫鲁晓夫是这样想的，其后他也是这样做的。实际上，后来苏联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达到了一定的目的，美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的生存与安全得到了保证，(13)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威慑苏联的导弹也得以撤除，与美国关系实现了相对缓和，苏联与美国“和平共处”及“合作主宰世界”的部分战略目标得到了实现，而且苏联也可腾出手来在导弹能力、军事科技、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及其他国际事务上有所发展与行动。
经过秘密准备，到10月份，为了迷惑美国和西方阵营，苏联通过严密的伪装商船和客船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总计163枚核弹头、42枚导弹、24套导弹发射架、42架伊尔-28型轰炸机、42架米格21型截击机、80枚带有常规导弹的20个巡航导弹发射架、4个海岸防御导弹架、12艘装备反舰导弹的巡逻艇和4万3千余名军人运进了古巴，并迅速进行导弹发射基地的建设。(14)苏联的计划还不止于此，根据原来的方案，苏联还试图在古巴建设大规模的水下攻击武器的设施，计划建立可容纳11艘潜艇的大型基地。(15)为了掩人耳目，转移美国和西方的注意力，苏联此时还在欧洲试图制造第三次“柏林危机”。“他们制造假象，尽可能不使美国怀疑；声东击西，继续在西柏林问题上施加压力；发表欺骗性声明并向美国人传达欺骗性口信，甚至不惜利用苏联驻美国大使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这样的外交官向美国传达欺骗性信息。”(16)经过紧张运作，到10月上旬，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部署已经初具规模。
对于在古巴部署导弹，有学者认为，“如果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来分析苏联的动机，那么应该说，改善苏联的战略地位是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首要动机。”(17)这种分析比较中肯，也可以从赫鲁晓夫的事后的回忆录认识中得到佐证。赫鲁晓夫表示：“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用核武器威胁我们，而现在他们就知道当敌人的导弹对准他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我们干的也不过是小小地回敬他们一下，现在正是让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味道的时候了。”(18)显然，在赫鲁晓夫的意向中，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真实目的，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主要还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全球利益，这也可以从另一个关键当事人卡斯特罗的认知中得到印证，他1987年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不认为苏联这一行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古巴，实际上赫鲁晓夫是为了实行有利于苏联的战略目标。”(19)卡斯特罗的这番话不无道理。
(二)角色维度
第一，赫鲁晓夫个人的角色与地位给苏联外交印上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赫鲁晓夫执政后，在内外政策上深深打上了他个人性格特征的烙印，从其个人特性来说，“他既是乌托邦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马尼洛夫式自我表现的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机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样天真。”(20)他的这种充满矛盾与冲突性格的个性，给他的内外决策带来不确定性甚至的危害。苏联在二战后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但赫鲁晓夫当权后，其喜欢冒进但遇挫则退的外交政策的频频失误，引发了内部的不满和原来盟友的反弹。有人指责，“他失去了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苏联军队还从奥地利撤了出来。他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倾向动摇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政治关系，罗马尼亚开始摆脱苏联的约束。”(21)同时，那些非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也开始失去作为苏联代理人的作用。(22)而赫鲁晓夫个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个人权力与地位，也由鼎盛时期逐渐变得衰落，个人威望持续下降，不仅在党内高层中经常引起普遍反对，使得中央集体领导的趋势渐渐加强，而且军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赫鲁晓夫显然需要借助外交成功来巩固自己的党内地位、政治地位和执政地位。
第二，苏联的社会主义东方阵营领头羊角色地位。美苏在二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同时又陷入冷战，各自的角色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领头羊，彼此互相敌视、互相角逐、互相排斥，同时又竞相扩大自己的实力与影响，但谁也无法有把握完全压制对方。从总体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美苏各自国际地位总体上处于美强苏弱的态势。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和扩大苏联的影响力，也为了平衡苏联在美国面前的弱势身份，苏联决定介入古巴事务。赫鲁晓夫认为，对于美国近旁的古巴，美国不会容忍古巴脱离美国的掌控，同时也不会容忍古巴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后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基于此因，苏联有义务来保护古巴并且把古巴培植成拉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23)显然，苏联打算不惜冒险利用古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美强苏弱的现实状况让苏联冒险走捷径平衡美国影响。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在欧洲柏林危机的较量还没有结束，苏联在欧洲与美国的平等地位甚至进一步的优势地位仍然没有树立起来，现实中苏联的导弹也难以对美国产生直接威胁，远程战略威慑能力的差距使苏联难以获得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平等地位。就双方的军事实力来看，苏联当时无论核力量与导弹力量，都还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于劣势地位，美国当时有约5000枚原子弹和氢弹，而苏联尚只有区区300枚。(24)当时苏联大约只有50～75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大约有200～250枚，苏联当时只有战略轰炸机约200架，而美国约有600架，此外，对于重要的二次反击力量来说，美国还有144枚潜射导弹。(25)实力决定地位，显然，苏联在国际体系中的体系身份仍在美国之下。
对于这一现实，并不是赫鲁晓夫不知晓苏美之间力量的差距，早在1959年的戴维营会议时，他就充分认识到苏联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均不如美国的这一现实。他无不忧虑地表示，“我国在核弹头和导弹方面都远不如美国，而美国又处于我们轰炸机的航程之外，我们可以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炸成灰烬，但对拥有庞大经济和军事潜力的美国本身，我们却无能为力，只要他们对我们拥有这种优势，他们便可以比较容易地选择更有利的时候来发动战争。”(26)然而，即使这样，赫鲁晓夫却并不在乎，表现得感情用事，处处争强好胜，意图通过某些捷径或个别优势因素，扭转不利的国际地位。也许赫鲁晓夫别无选择，一方面，他只能通过对外强硬和冒险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与个人威望，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审时度势，利用一切机会来维护和拓展苏联的利益，如果他不这样做，美国就更加会得寸进尺，在世界各地持续压缩并推回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在他看来，苏联采取在古巴部署导弹这种便捷的方式，弥补战略力量的不足，可以让苏联获得与美国核威慑能力平等的地位，也可以使自己的个人地位添上威信的光彩。
(三)利益维度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原因有多种，大体来说有四种：“一是为了保卫革命后的古巴政权；二是维护苏联在拉美的立足点；三是为了取得核均势的全球战略；四是赫鲁晓夫莽撞冒险的个性。”(27)这种观点总体上可从三个方面的利益层面得到进一步解读。
第一，从国际战略利益层面来看，双方博弈更趋白热化。1957年，苏联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事件，这就是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事件震惊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有人形容道：“苏联人造卫星在天上发出的嘟嘟声，一场信心危机像由狂风吹动的森林大火一样席卷了美国。”(28)与此同时，苏联还取得了另一项标志性的重要成就，经过积极的秘密研发，8月份竟然成功地发射了一枚多级洲际弹道导弹，这让美国心有余悸，不得不有所防备。
出于针对性反应，1957年底，心有不甘的美国，在土耳其和意大利部署“雷神”与“丘比特”导弹，目标指向就是苏联。美国部署针对苏联的导弹，使得赫鲁晓夫对此大为光火，他认为：“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我们知道美国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是对准我们的。”美国的这种行为，大大伤害到了苏联的利益和尊严，赫鲁晓夫决定针锋相对，他说，“我要决定一种既能对付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29)这也许是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的本能反应，但在一定程度上看也不失为一个策略，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方面让自己的导弹对等施压并威慑美国，取得相对均衡，降低受美国的威慑程度，另一方面也保卫了古巴新生社会主义政权，使苏联在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有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进一步扩大了苏联的全球范围利益。
第二，从直接利益来看，军事价值非常明显。苏联一旦在古巴部署好了导弹，那么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是，美国对来袭导弹的预警时间，就会大大减少，从15分钟降低到2-3分钟，从而大大增加危险性，这样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将成倍增强，战略天平将立即向苏联倾斜，并可能影响各国对于苏联实力与战略平衡的看法。另一方面，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之后，苏联一方面坚持西柏林属于东德，并坚持签署对德和约，都始终未能如愿。自1958年开始的第二次“柏林危机”，苏联试图通过武装对峙与最后通牒的方式，来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按苏联意图尽快解决西柏林问题，这一危机持续了4年，久拖未决。为了加快解决西柏林问题，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给美国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在柏林问题和对德和约上让步。
此外，苏联当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恶化已经公开化，苏联寻求压制中国并阻止中国核武器开发。如果在古巴部署导弹成功，美国就将对苏联此类国际行动缺乏干涉的意愿与能力，苏联就可以腾出手来做一些别的事情，危机过后，苏联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在一些特定利益上的目的，比如美国撤走了在土耳其的导弹，也没有入侵古巴，第二年美苏之间还架设了“首脑热线”，签署了针对中国等研发核武器的禁核条约等。(30)此后，美国也未再直接贸然惹怒苏联。
第三，从国内利益层面来看，苏联的官僚政治始终是催生国家对外政策与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官僚政治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的权力分属于不同的组织；国家的政策制定是组织之间冲突和妥协的产物。”(31)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T.Allison)提出“位置决定立场”，他认为，官僚组织的“政策优先排序和政策认知是由官僚的位置决定的”，(32)“位置决定了行为体可能和必须去做的事情，行为体在各项决策博弈中拥有的优势以及遭遇的阻碍都来自他们所在的组织位置。”(33)尽管这一观点在现实中可能有诸多可质疑甚至批判之处，但显然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在我们分析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策中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当时，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的继任者，其支持者主要是军火工业有关的利益集团及与此相关的军方及经济界的部分人士，其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并不牢固。这些利益集团及代理人认为，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在全球重要战略地区，才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站得住脚。(34)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苏共主席团中的强硬派当时占据上风，他们认为向古巴部署导弹有利于维护和增进苏联的国家利益，他们获得了军方和安全系统的支持，这样对他们的好处是阻挡他们所不喜欢的赫鲁晓夫进行改革的要求，以此有效保护并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
二、美国对苏极限施压及背后考量
(一)美国展开极限施压及危机解决
危机发生后，前后历经13天，过程波涛汹涌，战争一触即发，差点酿成核大战。危机高潮时的10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肯尼迪汇报说做好了大规模动武的一切战斗准备，对苏联进行前所未有的极限施压。(1)从海上力量来看，美国短时间内就在加勒比海集结了3艘航母，并且还在调集其他地方的航母，还调集了12艘驱逐舰和巡洋舰、9艘护卫舰；(2)从空中力量来看，美国在东南沿海部署了183架截击机，全部处于战备状态，其中72架的预警时间仅为15分钟，还有22架预警时间仅仅只有5分钟时间；(3)从战略后备来看，仅在佛罗里达的各个基地，就大规模集结了850架飞机，在很短时间内已集结了5个师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兵力；美国还不断调兵遣将，在得克萨斯州组建了特种部队，开拔佛罗里达州前线；同时，原来就驻守佛罗里达的陆军师，也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只待命令下达，即可随时攻入古巴。
在27日上午苏联击落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后，美国决意反击苏联的神经更加紧绷，为了防范苏联不可预测的鲁莽行动，美国进一步对苏联施加了极限施压的最强力度。(1)在空中，60架B-52战机紧急受命升空待命，这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机，而是包含52架携带196枚核导弹的轰炸机；(2)在海上，7艘“北极星”潜艇处于15分钟内的紧急战备状态。(3)在地上，804架飞机和44枚导弹处于待命攻击状态，并且另外172枚导弹、携带2858件核武器的1200架飞机，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此外，还有271架B-52轰炸机和340架B-47轰炸机，携带着1634枚核武器，136枚“大力神”和“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也处于紧急待命发射状态。(35)如果美苏全面战争爆发，美国将马上攻击预先设定的苏联境内的任何目标。与此同时，500万张向古巴散发的传单印制完毕，并已装箱，随时准备空投。(36)美国陆军参谋长惠勒在视察预定发起第一次进攻的部队后，他满意地认为，在其30年的服役期间，“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充分的准备。”(37)
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的10月27日，是整个危机期间最高潮、最紧张、最危险、最关键一天。肯尼迪总统的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后来回忆说，执委会的成员都认为：“这一天(10月27日)，核战争的爆发比核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38)先是肯尼迪收到赫鲁晓夫与前一天内容矛盾的更多要求的信，在信中，赫鲁晓夫明确提出，要想使苏联撤除在古巴的导弹设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必须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紧接着，早上，苏联蹊跷地发射了一枚萨姆导弹，击中了美国两架U-2飞机中的一架，导致机毁人亡。美国军方一致强烈要求对苏联进行大规模军事报复与打击。肯尼迪的神经高度紧张，一方面，他摸不清赫鲁晓夫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因为此时的危险性确实很大，根据侦察结果，美国发现古巴境内已建有可供作战的5个导弹发射场，第6个导弹发射场也将竣工，如果发生核大战，美国本土也将遭受苏联导弹的猛烈攻击；另一方面，按照原定计划，当美国飞机遭到射击时，美国就开始对古巴进行空中打击并攻入古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代表愤怒的美国军方，甚至已经提出了反击的具体时间表：28日(次日)，派战机轰炸击落美国U-2飞机的“萨姆”导弹发射场；29日，实施“312作战计划”，出动各型战机对古巴进行大规模轰炸；7天后，实施“316作战计划”，派海陆空联合作战部队攻入古巴本土。
对此，焦头烂额的肯尼迪，既必须拿出两全其美的主意，但又不敢贸然下最后决定。正在肯尼迪左右为难又焦灼万分的时候，下午，居然又发生一起意外事件，美国一架U-2飞机在北极地区飞行时，竟然不明不白迷航了，并且进入了苏联领空，苏联紧急出动了一群战机进行拦截，尽管美国立即派战机找回了这架侦察机，但却在事实上可能已被苏联认为是带有核武器的作战飞机。晚上，苏联的一艘货运船“布加勒斯特”驶进隔离线，军方强烈要求截击并检查，肯尼迪通过反复酝酿思考，决定予以放行。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几近失控，战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肯尼迪面临巨大压力，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他回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除部署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在以后不再部署，美国承诺结束隔离政策，并口头承诺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为了强化苏联对美国最后努力的深刻印象，肯尼迪特意委托他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要求他立即亲自把信件当面交给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肯尼迪的这一举动，意在告诉苏联，事态已经十分严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肯尼迪要求赫鲁晓夫第二天(28日)必须给出明确答复。
27日晚上，白宫笼罩在“悲观、沮丧”凝重氛围中，尽管美国已经做好了大战的一切准备，但他们仍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准确理解了美国在做最后努力的含意，也不知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打算开战，因此，他们不知第二天到来的是毁灭之战还是和平钟声。
同一天，克里姆林宫也处于美国即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巨大忧虑”之中，为了争取时间，赫鲁晓夫和其他重要高级官员在他的别墅从27日一直连夜讨论到28日，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27日上午收到了卡斯特罗说美国将在24-72小时内可能对古巴进行空中打击和入侵的急信，此外，其他渠道也传来了同样情报，所有迹象都显示美国的确将于29日发起对古巴的军事打击。下午，苏联军方又报告称美国一架飞机在北极地区进入苏联领空，在收到肯尼迪的书面信件及口信后，赫鲁晓夫也感到情况已经万分紧急，必须立即做出适当决策了，他当即说道：“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体面的方式来摆脱这场对抗。”(39)当时，由于苏联出于整体实力不及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苏联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40)而且在地缘上，苏联与古巴相距遥远，而古巴却近在美国眼前等因素的考虑。在28日的苏联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大部分成员认识到，面对美强苏弱和古巴距离苏联遥远的现实，苏联的军事选择的余地十分常有限，并且如果事态升级，美国除了入侵古巴，还可能对苏联本土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而苏联即使采取反击措施，但也缺乏对等能力。经过权衡各方面信息和持续的紧急讨论，赫鲁晓夫和其他官员最终认识到，“肯尼迪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让步，除非苏联做出妥协，否则美军对古巴的进攻不可避免。”(41)
赫鲁晓夫及其高级官员们紧急集体讨论如何回复肯尼迪的信时，他们都知道情况实际上已经万分危急，因此，当时紧张到，回信的最后部分还未校阅完，彻夜未眠的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开始通过广播口述信件的内容了。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决定接受肯尼迪的有关建议，同时他还声明：“苏联已给自己的军官下达了指示，中止在古巴的导弹工程建设，将设备拆卸运回苏联。”(42)
28日上午9时，肯尼迪正式收到了赫鲁晓夫发来确认撤除古巴导弹的复信。肯尼迪心中担忧的巨石终于安全落地，他欣喜异常并当即复信，称赞赫鲁晓夫的决定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至此，持续13日的重大危机终于结束。第二天(10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下令：在1963年4月1日前撤销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危机终于得到较好解决。
(二)美国极限施压原因及理智决策的背后考量
古巴发生革命后，美国一位惊慌又无奈的企业家表示，“这场革命也许像一个西瓜，愈切愈红。”(43)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古巴倒向苏联阵营是美国难以接受并反对的，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在美洲的存在是不容谈判的”。(44)艾森豪威尔也曾经宣称，美国不会“允许在西半球建立一个为国际共产主义所主宰的政权”。(45)在美国军方和硬派看来，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东方的古巴已成心腹之患，必须加以尽快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就成了彻底解决“古巴问题”的时机，因此，军方和鹰派强烈要求抓住这一时机，立即大规模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先是连续5天每天出动700-1000架次飞机对在古巴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然后派9万地面部队攻入古巴，“消除对美国的威胁，同时解放古巴。”(46)为此，在危机期间的最后几天，美国军方已做好全球范围内与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的一切战备，当时美国军方的意见简单而明确：“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将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从西半球彻底赶出去。”(47)因而，愤恨的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后，立即大规模实施极限施压，与苏联进行了极限博弈，意欲谈判破裂后就不惜一切代价以武力解决古巴问题。
然而，怒气冲冲的美国最终采取了理性决策，只是保持在极限施压与极限博弈层面上，没有最终爆发核大战，其背后主要有政治、民意和后果的三重考量。
第一，政治考量。虽然美国军方做好了万全的军事准备，肯尼迪也认识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给了美国进攻古巴并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一个难得的良机，但这种行动风险实在太大，难以预料这种可怕的后果，而且在政治上也难以有效。“实际上，由于受到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肯尼迪并不真的希望动武，而是以此来威慑苏联，促其妥协。”(48)在这一重大危机面前，肯尼迪表现出了必要的谨慎和难得的理智，他曾明确地告诫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牢记英国人在布尔战争、苏联人在苏芬战争以及我们自己在北朝鲜的教训。”(49)他表示，入侵古巴将是一个错误，是“错误地使用了我们的力量。”(50)他强调，“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51)这表明，作为美国的三军统帅和最后下决定的人，肯尼迪认识到有必要进行极限施压，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尊严，但也不能过度而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后来间接地阐释了美国的对苏、对古政策及行动底线，他认识到，“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爱他的邻国……只不过要让他们在相互宽容的情况下共同生存。”(52)后来，肯尼迪在1963年6月发表的“世界和平”演说中也说到，“归根结底，我们最基本的共同纽带是，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之上……我们可以在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谋求紧张局势的缓和。”(53)作为曾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肯尼迪胞弟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提供有力的佐证，他写道：“古巴导弹危机所得出的最后一条教训就是，设身处地为别国着想是很重要的。在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在试图制定某项行动方针并估计其将对赫鲁晓夫或俄国人产生何种影响上所花的时间，要比他在其他方面作的事情上所花的时间更多。”(54)正是出于这样的谨慎与考虑，肯尼迪最后既达到了目的，也成功避免了一场核大战。
第二，民意考量。尽管鹰派和军方主张强硬反击，但民间和有识之士仍希望和平解决。在10月17日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中，有超过60％的人反对入侵古巴。在22日肯尼迪就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发表讲话的当天，《新闻周刊》的民调显示，有高达90％的受访者反对入侵行动。(55)不只是民间有反战声音，肯尼迪周围的高官也有反战声音。肯尼迪的特别顾问索伦森认为，入侵古巴的风险很大，会使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或其他地方进行报复，可能会引发世界大战，也从此会被历史认为进行了侵略。被肯尼迪崇敬有智慧的时任财政部部长道格拉斯·狄龙，(56)也提出他的意见：“入侵会使美国深陷古巴泥潭，并对拉美国家造成不良影响。”(57)在综合权衡各种现实情况与意见之后，肯尼迪做出了他的判断：“必须采取某种行动，现在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会减少核交锋的概率，而核交锋显然意味着最终失败。”(58)肯尼迪明白，越是关键时候，他越是必须做到谨慎决策。
第三，后果考量。从后果来看，基于核大战的双向毁灭性后果，最终美国不得不谨慎行事，表现出了较强的理智态度与必要的谨慎。美国在周全准备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最后轰炸、入侵古巴并与苏联开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核武器的大规模毁灭性效果，使得双方始终没有跨越冷战的最后边界，“这个边界便是核时代塑造的。”(59)当时，美国获知并确认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后，情报部门估计，苏联部署在古巴的核力量占到当时苏联的一半，面对可能的强度超过8000万美国人死亡的灾难性后果。(60)面对如此大的灾难性后果影响，美国不得不谨慎行事。肯尼迪认识到如果行动引起苏联强大军力的绝地反击，也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他后来曾明确地说出了他的这一考虑：“我并不准备把俄国人逼到超过必要的境地。”(61)肯尼迪不止一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1963年6月，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讲时谈到古巴导弹危机，他又表示，“最重要的是，在保卫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同时，核大国必须避免发生那种会使对手不是选择屈辱性的失败就是选择发动一场核战争的对抗。”(62)法国历史学家让·巴迪斯特·蒂罗塞尔评论道：“从今以后，不论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还是小国之间发生冲突，包括中东冲突，再也不会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达到真正紧张的程度了。”(63)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核武器的毁灭性效果，使得冷战中的美苏双方最终在理智的天平下，平息了重大危机，达成了脆弱而微妙的核和平。
三、美苏双方极限博弈的历史遗产及启示
古巴导弹危机是苏联基于战后实力扩张和信心膨胀的战略反制举措，就其观念、身份、利益维度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行动具有高冒险性，显然也低估了美国的再反制决心，最终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不得不撤回导弹。这一事件影响深远，至少有三个重要历史遗产和四方面重要历史启示。
第一个历史遗产是，事件本身已成为国家间极限博弈中危机管理的一个经典案例，对于其后、当前、今后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尽管极限对抗通常在大国间战争边缘发生，但特殊情况下，大国作为极限施压方，仍有可能发生。如伊朗扼守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是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唯一水道，对于石油运输具有极大意义，美国若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有可能使伊朗采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非对称极限博弈。再如美国若对朝鲜进行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极限施压，将可能迫使朝鲜突然攻击咫尺的韩国作为非对称极限博弈手段。同样，即使在美俄这样的大国之间，也仍可能发生极限博弈情况。例如，冷战后，美国和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势力范围，2007年5月，美国故伎重演，打算将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针锋相对，表示将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反制，2007年10月，普京警告称，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所引发的局势，“类似于古巴导弹危机”。(64)2008年7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爆发前夕，为了牵制美国可能的干涉，一位未具姓名的俄高级官员在《消息报》上放风说，可能会在古巴部署“远程核动力轰炸机”，美国闻知后非常震惊，海军发言人表示这逾越了“红线”，为了不至于引发新的“导弹危机”，普京后来出面表态说：“俄罗斯并不需要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海军基地。”(65)其后，2009年9月，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表态称，“美国将放弃具有争议的反导系统。”(66)事情以双方适当退让而解决。
第二个历史遗产是，美、古、苏(俄)三角关系保持了相对固化性、延续性与微妙平衡性。危机以后，古巴的独立性得以保持，美国无论对古巴有多憎恨也没有直接入侵古巴，美古关系改善没能改变古巴政体与社会，美古、美俄关系的变化与否，也没能改变俄古盟友关系，例如2014年在乌克兰问题上，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站在俄罗斯一边，批评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施加制裁。(67)美古彼此始终互有不信任感，美国于1962年2月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与贸易禁运，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仍无解封迹象。美古化敌不易，为友更难。2014年12月，美古宣布开启关系正常化。2015年7月，美古恢复邦交并互设大使馆，美国有限松绑了对古巴的旅游与贸易限制。2016年3月，奥巴马访古，成为88年来美国首位访古的在任总统，两国关系持续回暖。但在特朗普上台后又收紧对古关系，2017年6月，他指责奥巴马与古巴达成的协议“完全不公平”，同时亦指责古巴人权问题、向朝鲜运送武器、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等，宣布收紧旅游限制，继续对古巴维持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古巴发表声明强力回击，对美国人权进行了“全方位扫射”，(68)古巴表示，“古巴政府在主权和独立问题上决不让步，也不会接受任何附加条件，古巴人民将自主决定本国发展的方向。”(69)显然，美古两国仍缺乏互信，并有解除制裁、资产清查赔偿、归还关塔那摩湾军事基地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真正改善关系绝非一日之功。而苏联(俄罗斯)大体上与古巴保持了特殊关系，冷战后，古巴的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但俄古关系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2016年12月，俄古签署了到2020年防务合作计划，规定俄将帮助古巴实现军事现代化。2017年5月，俄古签署协议，古巴恢复中断20多年的俄罗斯原油进口，俄罗斯进入了古巴能源市场。2018年4月，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新领导人后，普京致电祝贺并表示加强俄古战略伙伴关系。美、古、俄三角关系保持了持续的稳固性：美国要维持全球霸权和立足拉美，美古关系可改善但美俄关系难亲密；俄罗斯要重拾大国雄心反击美国挤压，加强俄古关系有利于与美国博弈；古巴要谋求开放与发展，保持良好古俄关系有利于在古美关系中讨价还价。
第三个历史遗产是，美国出于维护和巩固全球霸权地位，利用自身霸权国的超强实力，必要时仍会祭出精准的极限施压办法来促进美国利益并确保美国优势地位。例如，美国签署或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威胁实施“最高程度”经济制裁、“史上最强制裁”，称要让伊朗为“保持经济生存”而挣扎；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在朝鲜周边大搞军演并认真准备武力打击朝鲜，并推动联合国通过对朝“史上最严制裁”，试图以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方式，按照美国意图促使朝鲜完全、彻底、不可逆地弃核；美国对土耳其种种不满之后，在2018年8月宣布对其钢铝关税提高一倍，分别加征50％和30％的高额关税，美国的精准施压造成土耳其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显然，如果对手不是强大国家或有强国支持的国家，美国就会超越极限施压手段，直接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对美国来说，今后是否采取极限施压或极限制裁办法，或是采取超越极限施压手段，取决于即时条件下对手是否足够强大，只要有可能，美国就会祭出极限施压的撒手锏来维护其利益和巩固其霸权利益。当前，全世界都在观察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态度，中国作为被美国特朗普政府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贸易战会打多久，会以什么状况收尾，是否会延伸到其他领域，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世人仍然担心美国利用其非对称优势进行诸如对中兴公司一剑封喉的单一性极限施压的措施，迫使中国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些领域做出让美国满意的让步。
此外，古巴导弹危机的四个历史启示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即使是核大国或霸权国也不能为所欲为，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局限性的，尤其双方都是核大国的情况下，不能为了自身单方面安全与利益而刻意去威胁他国国家安全或损害他国核心利益，否则必然引发对方可能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强烈反制，因此极限对抗和极限施压的后果难料，必须谨慎地全面评估并做出正确的决策。其次，有效管控分歧能避免事态恶化，国家间持续高强度对抗并不能解决分歧与实质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较好地解决摩擦与争端，才能避免可能的事态升级恶化并进一步冲突，从而有利于建构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与合作机制，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再次，国家领袖的远见卓识与理智决断，对于化解极限对抗中的危机局势或解决重大纠纷时能发挥关键性作用，因此领导人必须谨慎地全面分析评估并进行理性决策，以防止一个看似微小的错误决策可能引发国家间的危险对抗乃至爆发战争。第四，美国作为实力超强的体系霸权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利益，在其认为必要时，将会运用高压策略或现实打压来达到目的，而且对盟友也会如此，例如1985年9月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从而使曾经一路高歌猛进的日本经济陷入多年停滞。
四、结语
古巴导弹危机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极限对抗没有出路，极限博弈危险重重，极限施压后果难料，让对方对自己恐惧意味着反过来会使自己陷入不安全境地，双方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现实逻辑。冷战结束以来，大国间对抗再未达到美苏冷战时的极限对抗状况，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高危性的极限博弈事件也没有再发生，这显示了时代的进步性和国际关系的进步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新时代，国际格局转型和全球治理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各国间尤其是大国仍然存在各类尖锐矛盾与错综复杂的关系，仍有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极限对抗-极限施压-极限博弈，仍需要将重大分歧与矛盾冲突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大势的今天，遵循联合国宪章与宗旨精神，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国家间利益纠纷与冲突的最佳方案，也是人类共同走向自由、民主、文明、进步、繁荣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Foreign Affairs,Fall,1987,p.170.
②[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91页。
③桂立：《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分析》，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79页。
④G.W.Sand,Soviet Aims in Central America,A Division of Green Word Press,1989,p.6。
⑤[苏]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言论(1956年)》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页。
⑥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108页。
⑦时晓红：《古巴导弹危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22页。
⑧郝承敦：《古巴导弹危机新论——关于赫鲁晓夫决策动机及结局的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2期，第40页。
⑨[俄]《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页。
⑩Blight and Welch:Cuba on the Brink,New York:Pan the on Books,1993。
(11)两国政府的代表还草拟了一份协议，其基本原则是，导弹本身及其操纵，完全处于苏联军事人员的管辖之下，不过这个协议因为苏联担心古巴公开而未真正签署。参见：钱海英：《论古巴导弹危机》，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2月(下)，第170页。
(12)《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6-697页。
(13)在冷战时期，美国虽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争霸，但美国历届政府始终信守肯尼迪政府关于“不入侵古巴”的国际承诺；冷战后，美国在伊拉克、科索沃、巴拿马、南斯拉夫、阿富汗、利比亚等多个国家也实行了军事打击与政治干预，但却仍始终没有对古巴“动刀子”。
(14)Mary McAuliffe,CIA Document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Washington,D.C.:CIA History Staff,1992.P.140- 150; Raymond Garthoff,The Havana Confer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J].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1992,PP.2-3.
(15)Alexander Fursenko,Timothy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Khrushchov,Castro,and Kennedy,1958-1964(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97),p.189.
(16)杨存堂：《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7)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18)《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699页。
(1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Fidel Castro,Glasnost,and the Caribbean Crisis,Georgy Shakhnazarov.
(20)[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1)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下)，第292页。
(22)[捷]姆林纳日著，新征译：《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转引自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下)，第292页。
(23)《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79页。
(24)[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页。
(25)桂立：《美苏关系7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8页。另一种具体一点的说法是：1962年，美国拥有洲际弹道导弹294枚，潜艇发射导弹144枚，远程轰炸机600架；而苏联分别拥有75枚、75枚和190架。参见：[美]丹·考德威尔，张黛云译：《论美苏关系》，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26)[俄]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27)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下)，第292页。
(28)[美]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
(29)[苏]A.C.阿尼金：《外交史》(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61页。
(30)《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31)吴文成，梁占军：《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官僚位置与决策》，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4期，第54页。
(32)Graham T.Allison and Morton 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A Paradigm and Some Policy Implication”,p.44.
(33)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p.165.
(34)[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第293页。
(35)Law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8),pp.201-202.
(36)Law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8),p.391.
(37)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New York:Norton,1997),p.299.
(38)于江欣：《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影响》，载《战争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8页。
(39)柳植：《一场惊心动魄的核对抗——美苏解密档案展示的古巴导弹危机》，载《百年潮》2000年第3期，第67页。
(40)徐伟：《冲突与克制——论古巴导弹危机》，载《贵阳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104页。
(41)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下)，第293页。
(42)蔺陆洲：《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与古巴导弹危机决策》，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下)，第67页。
(43)[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0页。
(44)Richard J.Walton,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The Foreign Policy of John.F.Kennedy(The Viking Press,New York,1972),p.115.
(45)[英]G.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33页。
(46)Anatoli Gribkov and William Smith,Operation Anadyr:US and Soviet Generals Recoun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Chicago,Edition Q,1994),pp.125-126.
(47)Law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8),PP.290-292.
(48)Robert Dennison,CINCLANT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29April 1963,DNSA.pp.55-56.
(49)Lawrence Freedman,Kennedy’s W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76.
(50)Robert Dallek,JFK’s Second Term,The Atlantic Monthly,June 2003,p.61.
(51)[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61页。
(52)[美]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53)[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41-642页。
(54)[美]罗伯特·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教训》(该文选自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最后两章，题目是选者加的)，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第110页。
(55)Marcus Pohlmann,Constraining Presidents at the Brink:The Cuban Missile Crisis,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19,Spring 1989.PP.340-341.
(56)[美]罗伯特·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教训》(该文选自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最后两章，题目是选者加的)，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第108页。
(57)Theodore Sorensen,Kenned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5),p.683.
(58)赵学功：《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军事反应》，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20期，第11页。
(59)张红，刘会宝：《肯尼迪在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战争边缘策略”》，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8月，第16卷第4期，第38页。
(60)柳植：《一场惊心动魄的核对抗——美苏解密档案展示的古巴导弹危机》，载《百年潮》2000年第3期，第68页。
(61)[美]罗伯特·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教训》(该文选自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最后两章，题目是选者加的)，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第111页。
(62)[美]罗伯特·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教训》(该文选自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最后两章，题目是选者加的)，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第110页。
(63)[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
(64)李卉：《普京警告美欧反导部署：古巴导弹危机可能重演》，中国日报网，2007年10月2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10/28/content_6211655.htm，登录日期，2018-09-10。
(65)BBC Monitoring Former Soviet Union,July 21,2008; December 4,2008.
(66)《美国2015年在波兰和捷克部署新型导弹》，载《环球时报》2009年9月18日，第2版。
(67)张伟：《普京在“美国后院”找盟友》，新华网，2014年7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13/c_126745007.htm，登录日期，2018-09-12。
(68)周俊羽：《“开倒车”，美古重回“互撕”时代》，载《文汇报》2017年6月19日，第4版。
(69)李文清，裴剑容：《古巴政府批评特朗普收紧对古政策》，新华网，2017年6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17/c_1121161339.htm，登录日期，2018-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