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美权力和平转移中，国际体系在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权力转移，前后历经百余年战略博弈，其间两国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相惜，既对冲又借重，始终充满了相互打压对手与竞相强大自身的战略竞合。美国快速崛起进程中保持战略克制是英美权力转移的关键原因。英美权力转移的战略竞争和互利合作的过程与结果表明，打压对手并非战略竞争上策，在互利合作中不断强大自身，发展自身以经济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更有益于实现长远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与世界和平发展。
关键词：英美权力转移；战略竞合；打压对手；强大自身
英美先后作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国际体系相应地由英国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向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na)权力转移。期间，两国没有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发生战争，而是实现了权力和平转移。从历史维度来看，尽管二战是英美权力转移的关键转折点，英国霸权在1945年甚至在1939年就没有霸权可言了，但英美权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以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并开始全面崛起为起点标志，一直到1967年英军完全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务为结束标志，这场持续了百余年的权力转移才得以最后完成。
一、文献论要及述评
对于英美霸权历经百年博弈后和平转移，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总体上看大致有五类观点。
（一）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五类主要观点
1、实力逆转论。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实力决定论。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欧洲的“离岸平衡手”，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然而，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实力达到顶峰之后，逐步显示出相对衰落之势。马克思指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一论断，契合了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实力因素的关键性作用。一些中外学者从英美硬实力层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英国在1860年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份额的19.9%，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①]然而，美国内战后，统一了国内市场，大力发展工业和国际经济贸易，很快就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1870年至1900年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多。[②]“到19世纪末已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近1/4，超过英国而居世界首位。”[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明智地认可了由英强美弱转向英弱美强的客观现实，逐步接受了美国崛起，最终在没有发生两相争霸战争的情况下，实现了英美权力和平转移。
2、战略克制论。有许多学者相信，英美权力转移的主因在于美国在崛起进程中，始终注意战略克制，尤其是军事克制。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作为后起大国的美国，以经济开放和公平贸易为突破口，寻求一条在当时国际权力格局下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成长路径。”[④]美国在漫长的崛起过程中，实行了非直接挑战英国霸权的渐进性战略，采取“搭便车”与推卸责任的策略，在各领域辅以“蚕食性”途径，逐步获得重要权力和相应地位，最终实现英美之间世界霸权的和平转移：一是美国在建国后，主要专注于周边领域扩张，并且通过提出“门罗主义”拒止英国和欧洲列强染指美洲大陆；二是美国不仅有优越的地缘条件，而且凭借强大经济实力，通过“门户开放”作为楔子，挤入英国及欧洲列强在全球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以战略上“搭便车”和策略上“强自身”的复合方式，在与霸权国英国的竞合中稳步实现了强大自身的发展目标。
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美国采取低调迂回的“缓称王”战略，在不同战线和领域上，以“零敲牛皮糖”的方式，通过外围进入核心的“外围-次核心-核心”方式，以地域性扩展和领域性扩张的方式，逐步发展并巩固自己的实力范围，与英国展开战略竞逐。美国以这种非激进的机会主义方式，在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注重发挥经济与商贸等软性优势，明智地成为追求有限目标而非无限目标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保持了战略克制，更容易被英国所容忍和接受，最终通过二战的绝佳机会，一举登上霸主宝座。
3、德国掣肘论。有部分学者认为，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德国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因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英国霸权受到了德、美、法、俄、日等国的挑战。英国霸权有三大支柱，分别是近代工业、海军、殖民地，其中霸权受冲击最深的是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同时工业和海军优势逐步被德、法、日、美等其他国家赶上，英国霸权摇摇欲坠。当然，“任何既有霸权的国家都不会自愿向其他国家转让霸权或世界领导权。”[⑤]除非两大因素同时出现，一是霸权国与兴起国的实力非对称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二是出现了第三方重大共同威胁。十九世纪后半期，尽管美国实力发展迅速并在很快经济上超越了英国，但面对近在咫尺且咄咄逼人的德国巨大威胁，阿隆·弗雷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指出，“在英国人眼中，德国的崛起对英国构成了更为紧迫的威胁。”[⑥]肯贝尔·查尔斯·苏特(Campbell Charles Sontter)认为，“德国作为灰色恐怖的突然出现……使惊恐不己的英国投入了美国的怀抱。”[⑦]由此，英国调整了对美政策的对抗力度，转而采取借助和联合美国对抗德国的策略，由此美国坐收渔翁之利。
两次世界大战几乎耗尽了英国家底，极大地削弱了英国霸权。二战后，英国实力一落千丈，同时苏联又成为英国与欧洲的巨大威胁，美国成为苏联阵营之外的霸主，英国面临生存困境，不得不争取与美国的友谊，与美国发展“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忠实的“小伙伴”，美国也因此最终顺利地接过了英国的霸权之鞭。这表明，英美权力和平转移，既有来自双方谋求合作共赢的内在需求，也有来自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
4、同根同源论。英美两国有共同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文化，在语言、文明、制度、价值观、信仰等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本质上有天然的亲近感。社会学认为，类群同质性行为体之间发生冲突的等级与烈度，一般要少于类群异质性的行为体。这也契合了西方推崇的“民主和平论”观点，即英美同文同制，更容易产生集体认同，相互之间不会或者难以发生战争，从而更有可能顺利实现权力和平转移。如在1895年爆发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中，英美相互给与了支持和配合。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舆论，除了英国之外，都指责美国而同情西班牙。”[⑧]此时的英国，“在英西友谊和英美友谊中，更看重后者。”[⑨]当美国舰队封锁马尼拉湾时，“比美国舰队更为强大”[⑩]的德国舰队就停泊在此，德美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德国舰队鉴于英国态度而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在1899年10月至1902年5月的英布战争中，美国投桃报李，美国也向英国展现出了一个盟国才有的战略合作态度，暗中偏袒英国，进行了密切合作，向英国出口了20万头骡子和驴子和成千上万的战靴，“缓解了英国的后勤问题”[11]，获得了英国朝野好感。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英国国内这种广泛存在的观念，主观上为英美权力和平转移提供了厚实的思想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站在了英国一边，美英两国都把利益分歧限制在最小范围，本能性地紧密联合在一起，彼此都把对方当成独特合作对象，进行了广泛深入合作。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种，尽管存在不情愿之处，但英国更倾向于把英美权力转移视为权力延伸而非霸权更迭。“丘吉尔深信，美利坚帝国是其前身大英帝国的自然进化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延续。”[12]尽管这种观念有点差强人意，但对英国来说，面对霸权衰微和“权落谁家”现实窘况，由美国而不是德国或苏联来接过霸权则是最好的结果了。
5、国际机制论。有学者从国际规范视角出发，认为国际机制在英美权力转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0.Keohane)认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有利于降低战争风险和加强合作。[13]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正值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嬗变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先后出现了以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机制的全球治理新模式。英美双方在新的国际格局和集体安全机制中，在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时加强了互信合作，降低了两国作为友好国家的战争风险，而且双方利益关系也得到了较好的机制性安排。
无论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的策划及实行中，英美双方都没有尽全力打压对方，而是有合作也有防备，既让对方较大空间地享受公共产品，也在面对共同威胁和挑战时进行合作应对。查尔斯·杜兰(Charles Doran)考察权力转移导致冲突的原因时，注意到了新霸主为了避免与旧霸主之间的冲突而加以厚待，他认为，“新霸主为了维持新的国际秩序，(对待旧霸主的)合理的做法就是使其拥有合乎其实力与历史相当的角色。”[14]美国作为二战后的新霸主，通过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机制，在大国利益分配中较为体面地顾及了英国利益，这种“合理做法”大大缓解英国作为守成国在失去霸权时的恐惧与担心，这就使英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相对顺其自然地把霸权过继给了美国，并且继续享受着一定的传统大国地位。
（二）文献评析
上述观点各有侧重，但仍有不足之处，并没有全画幅地展示英美权力转移全过程。在体系变革过程中，作为和平的关键条件与重要法则，体系本身应当保持实力变化与体系结构的动态平衡，包括实力与意图、扮演角色和自身利益的平衡。实际上，英美权力转移的漫长博弈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相惜，既对冲又借重。也许正是由于美国长期采取战略克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商贸，使英国放松了对美国的戒备，并且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互利合作的重要对象，从而使英国集中精力对付挑衅性更强、威胁性更大的德国，而间接默认了美国崛起，并且英美最终也顺利实现了权力和平转移。
历史并没有掩盖另一个真相，即在体系变革与格局转型中，战争是最常见的变革方式，权力转移往往面临严峻的“和平变革的困境”，英美权力转移中，这一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充分。在国际政治发展中，“和平变革的困境”通常归因于守成国。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精辟指出，“如果前景要么是衰落，要么是与一个崛起国家对抗，政治家大多选择打仗。”[15]在崛起国试图谋求与其实力相对应的利益与地位时，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意图及方式十分敏感甚至是恐惧，守成国根植于对霸权的留恋而产生的强力反应和采取的激进措施，往往会由此滑入“修昔底德陷阱”。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现实中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教义，而且可能永远如此……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体系中的唯一大国。”[16]事实上，“英美之间的权力和平转移，并不意味着美国实现了和平崛起，相反，美国在成为国际秩序主导国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战争。”[17]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由于德国等国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引开了英美权力转移时的可能冲突，并且促进了英美战略协同和密切合作，因而间接超越了“和平变革的困境”。[18]对于美国来说，经历了多次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才接过霸权之鞭。换言之，美国是在战争洗礼中，最终登上霸权宝座的。
然而，历史格局从来都不是单一要素促成的，而是多方面因素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促进了格局的转换。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19]“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20]从客观原因来看，美国崛起后所拥有的超强实力是其中的根本因素，“在国际体系中，国家实力的变化引起国际权力结构改变，最终导致权力发生转移。”[21]斯蒂芬·史本德(Stephen Spender)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形象比喻，“英美虽分享着共同的语言、传统、和文学作品……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好像从月亮到地球那么远。”[22]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实力变化主要是英美权力转移的原因而非结果。显然，无论权力转移的方式与过程如何，对于有强大实力又有谋取霸权意图的美国，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终将成为必然结果。
二、美国迅速崛起与英国实力下降
美国独立后，领土和人口迅速扩展，尤其在内战之后，经济迅速发展并全方位崛起，而英国霸权相对衰落，客观上形成了英美相互战略竞争。
（一）美国快速发展实现和平崛起
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没有历史包袱，在立国之后，通过扩疆拓土、吸引移民、整饬内政、发展农业、工业革命等一系列举措迅速发展强大。美国的领土面积，从立国时的80万平方公里，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领土面积增长了12倍之多，成为超大型领土大国。美国人口在十九世纪初只有700万左右，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来到美国的移民就多达2700万。伴随着史诗般的“西进运动”，美国迅速发展成农业大国，并很快通过工业革命迅速成为全世界经济实力最强大国家。
不过，一直到19世纪后期，美国军事实力仍比较弱小。在1890年，美国现役部队人数排名世界第14位，只有25000人，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海军更是十分弱小，甚至欧洲最弱的意大利海军的人数都是美国海军的8倍，但美国工业实力却是意大利的13倍。[23]
图1 19世纪后期英美军事实力比较
资料来源：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Random House,1988),p.203.
美国在美西战争前后，依托经济实力迅速发展强大军事实力。后来经过一战和二战的良机，通过战时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打造了世界一流军队，发展了众多盟友，在全球建立了数百个军事基地，彻底补齐了原来欠缺的军事力量及投放的短板，成为美国崛起后赢得霸权的重要支柱。
美国作为一个欧洲(英国)殖民地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其崛起不是偶然的。总体来看，美国崛起并取代英国成为新霸权国有五大步：第一步是完成领土扩张与大量引入劳动力，第二步是强化科技并大力发展经济，第三步是以经济优势融入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第四步是逐步建构自己主导的国际机制，第五步是参与世界大战并借机称雄。期间，美国以地域优势采取“拒止战略(门罗主义)”，以高额关税扶持“幼稚产业”，以商业优势构建“太平洋商业帝国(门户开放)”，以军事优势树立“霸权支柱”，以西方国家“领头羊”优势最终确立为国际体系“霸主”。
（二）英国总体实力持续相对衰落
英国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大国。在1860年前后，英国权力达到的相对鼎盛时期，英国人口占欧洲的10%、占世界2%，但其工业生产能力相当于欧洲工业生产潜力的55%-60%，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50%，其中，英国的生铁产量占全球53%，消费的原棉占全球产量50%，煤和褐煤的产量占全球50%。[24]同时，英国作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在全球各地拥有全球最多、最广、最大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遍及全球各地。
但在十九世纪后期起，英国逐渐落后于美、德、日等新兴强国。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1%，而同期英国增长只有2.2%的；19世纪90年代，英国提高到3.4%，但仍不如美国3.8%。[25]在1873—1913年的40年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0%，而英国同期仅为1.6%。1885年和1886年，美国先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份额和世界钢铁生产最大的国家。[26]1894年，美国GDP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英国霸权重要支柱的殖民地，由于民族运动蓬勃开展，英帝国内部发生了三次非殖民化运动，最终使殖民体系渐次土崩瓦解，使英国丧失了重要财富来源和强大战略依托，严重削弱了英帝国整体实力，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霸权的根基。维系英国霸权的海军，经过一战和二战后，其优势几乎丧失殆尽，沦落为二流军事强国，衰落之势已无力护持霸权。
三、一战之前的英美战略竞合
在美国内战后，美国迅速发展并进一步成为英国的区域竞争对手和全球竞争对手，双方都最大程度地争取、维护、巩固、拓展自身权益、地缘权益和国际权益，在各个方面都存在战略竞争与彼此打压对手的情况。
（一）英国对美国的战略打压及调整
英国的国际政治战略战术，历来具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各个击破的分而治之战略，二是见风使舵地的离岸均势战略。英国应对美国崛起和国际格局之变，便是这一战略战术的具体写照。
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实现独立，刺痛了英国的神经，也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基础。英国利用优势不断打压新独立的美国，英美矛盾不断升级，在1812—1815年，两国发生了第二次战争，英国在战争中受挫后，于1814年12月24日与美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再次确认美国的独立地位。因此，英美二次战争也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
第二次英美战争后，英美之间的敌对状态仍很明显。双方在美加边界大修堡垒相互持续对峙，英国先后在魁北克、哈利法克斯、安大略等与美国北方接壤地带修建了代价不菲的军事据点，美国为了防止英国入侵，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予以应对。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英国积极支持美国南方政权对抗美国北方联邦政府打内战，“出售”军舰“阿拉巴马号”等给南方政权，不仅俘获和击毁150多艘北方商船等船舶，给美国造成损失约21.25亿美元。在1872年9月的仲裁中，英国给美国1550万美元的赔偿金[27]，才结束了两国在这一事情上长达七年的吵闹和争执。
1871年5月，英美通过《友好解决两国分歧的条约》，把有争议的圣胡安岛划归美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所有领土争议问题，两国各自从边界撤军，加强了战略信任度和军事透明度，有效消除了安全困境和合作障碍，“产生了一种互不使用武力的军事预期”[28]，为之后两国解决利益分歧和相互密切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英国逐渐默认了美国在美洲的支配权，美国也逐渐承认了英国在美洲之外的势力范围。标志性事件是发生于1895—1899年的委内瑞拉“尚伯克线”的边界纠纷，面对美国总统克里夫兰威胁要“动用一切手段”和自身陷入布尔战争之中的英国，不得不把战略重心放在欧洲而对美国作出一定让步。1899年10月，在美国国会作出了有利于英国的边界仲裁的同时，英国也报以大礼，决定撤出在西半球的英国海军力量。[29]英国的这一举动，在事实上等于承认了美国的美洲势力范围，英国希望以此换取美国在英国外交和欧洲事务上的善意中立，并且默认英国在美洲之外的霸权地位。不过，英国在这一事件的妥协与合作，并没有使美国止步于美洲霸权，美国不再遮遮掩掩觊觎世界霸权宝座，这一事件与1898年4月发生的美西战争，构成了美国摆脱孤立主义、拉开海外扩张与争夺世界霸权大幕的重要标志。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德国统一并迅速崛起引起欧洲局势剧变。与德国崛起后直接挑战英国霸权所不同的是，远在美洲大陆的美国，在政治长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而没有直接挑战英国霸权。面对愈发咄咄逼人的德国及美国的相对“示弱”，英国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最终选择了与美国部分和解。[30]英国逐步调整了对美战略，转而采取“平衡浆”的传统均势战略。一方面，英国积极团结并安抚盟友，先后分别与法、日、俄签署了英法条约(1898年)、英日条约(1902年)、英俄条约(1905年)，以形成联盟优势，强化英国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英国由十九世纪前期的对美敌对、打压与遏制战略，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后，逐步转向战略防范与竞争合作的战略，以既打又拉的方式，试图把美国拉入自己阵营，以此维持英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
二十世纪初，英国越来越深陷欧洲局势泥潭，不得不全力应对以德国等国引起的欧洲秩序之变。远在欧洲之外的美国，作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第一大国，成为影响欧洲局势的关键国家。由此，英国调整了对美政策，由原来的战略防范逐渐转变为战略借重，一方面，英国不断委曲求全地呼应美国日益增多的国际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英国仍利用自身优势，在某些领域仍对美国保持一定的打压态势，从而竭力维护英国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历史证明，英国对美国的认知转变与政策调整，符合英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然，这显然不是英国自愿地主动地与美国和解，而是一种需要仰仗美国“输血”和“保护”的被动的“痛苦选择”[31]，但这在客观上为英美相互合作与权力和平转移作了厚实铺垫。
（二）美国对英国的战略应对
纵观美国立国后的对外战略，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间接利用他国“打头阵”来分食利益，二是直接与他国“掰手腕”来争抢利益，三是强硬出手打压他国“打出头鸟”来控制利益。这三大特征，始终贯穿于英美权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中，并且一直延伸到了美国成为霸权国之后的系列对外战略与外交行动中。
1、以“门罗主义”逐步把英国排挤出美洲。为了拒止和打压英国在美洲的势力范围，把英国和欧洲列强势力挤出美洲，强化美国在美洲的政治经济根基及势力范围，1823年12月，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这是美国在局部范围与英国战略竞争及打压英国海外扩张的一个初始尝试。1836年3月，得克萨斯经过战争后从墨西哥独立出来，成立得克萨斯州共和国，随后不久举行公民投票，同意并入美国。为了阻止得克萨斯并入美国，牵制美国领土的急剧扩展，英国迅速接近得克萨斯，希望与之结盟。美国为了反制英国与得克萨斯结盟，于1836年首次实际行使了“门罗主义”政策，并最终把德克萨斯并入美国版图。此后，1852年，美国以“门罗主义”为借口，将西班牙人强行逐出古巴；1895年，美国又以“门罗主义”为由，迫使英国让步以解决委内瑞拉边界危机；1898年，美国又在“门罗主义”的幌子下，通过美西战争，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以及夏威夷群岛，拉开了地理上的全球扩张大幕，使得美国势力从美洲扩大到了亚洲及其他地区。自此，最初的“门罗主义”演变成美国扩张与霸权的工具，其涵义经历了“不要来做什么”→“不要干涉我做什么”→“承认我做了什么”→“认可我是什么”的升级演变。
2、以商业优势提出“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基本完成了北美大陆的扩张，英国在美洲还控制着加拿大，但对美国已难以构成威胁。美国根据自身实力及与欧洲列强关系，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有了更多的独立性政策和主张。然而，此时英国经济仍高度繁荣，是不折不扣的商业强国和海上霸主，因此，美国在战略上采取了半追随英国的策略，借助英国的霸权与影响力，以相对克制的方式，与英国展开全球合作与竞争。在19世纪50年代未，美国国会参议员、辉格党领袖威廉·亨利·西沃德(后来任职林肯政府国务卿)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西沃德认识到，美国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竞争不可避免，但他同时认为，“美国并不惧怕英国，它将依靠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与英国决一雌雄，获取未来世界商业霸权。”[32]西沃德主张以商业贸易而非征服战争来进行扩张，他认为，“政治优势的获得是在商业优势确立之后。”[33]在此基础上，针对远东对华问题，美国于1861年提出了“合作政策”，主张“贸易自由”和“保全中国”，以合作性态度谋求全球范围利益。这表明英国霸权影响力甚大，而美国还羽翼未丰，但美国已在战略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这些都为后来美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3、以“门户开放”方式蚕食英国霸权利益。1899年，针对自己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发展，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是继“门罗主义”之后，美国提出的又一影响深远的重要政策。英国为了获得其他列强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利益，除了把九龙排除在“门户开放”之外，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门户开放”要求。此后，美国很快将“门户开放”原则拓展到拉美市场、欧洲和英帝国实力范围，并通过欧洲列强紧张的军事对峙进行军火贸易而使贸易盈余大增。“到一战前夕，美国的黄金储备就已经超过了英格兰银行，控制了世界官方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一。”[34]在一战后，美国进一步推进“门户开放”原则国际化，对英、法、比等国软硬兼施，在近东和非洲的委任统治区域贯彻“门户开放”原则，在1922-1923年的洛桑会议上，美国又取得与欧洲列强同等进入黑海并获得土耳其资源的权利，通过《九国公约》拓展在远东门户开放的利益，还以战债谈判问题相要挟的方式，逼迫英国等国在东欧同意实行门户开放。[35]作为后起大国的美国，以“机会均等”为旗帜，“以经济开放和公平贸易为突破口，寻求一条在当时国际权力格局下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成长路径。”[36]从后续发展看，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处于崛起过程中对外战略的“总方针”，既有利于美国谋取全球商业利益，又避免了与英国霸权及欧洲列强直接对冲，是美国崛起与谋取霸权过程中的预备性全球性“大战略”。
四、一战二战之间：英美战略竞合与相互打压
一战与二战，是英美霸权转换的关键时期。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元气大伤，美国顺势崛起，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权力角色迅速完成了关键性转换。
（一）一战期间英美战略竞合
1914年7月，一战爆发。美国最初并没参战，但英美两国围绕海上政策展开了一番较量。在一战前的1909年2月，各有关国家制定了海战规则的《伦敦宣言》，但英国认为过于维护中立国利益并有利于同盟国，却不利于英国发挥海上强国优势，因此早在1911年英国议会就拒绝批准。一战爆发后，美国的友谊和后勤供应都具有很大军事价值，英国不得不根据美国意见三次修改《伦敦宣言》，表面上接受美国提出的“海洋自由”提议，但实际上并没有作出让步，仍然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了海上封锁，两国争论最后“以美国的妥协告终”。[37]但美国始终对英国的海上封锁耿耿于怀，此后两年间，英美关系围绕海上封锁问题不时呈现紧张状态，1916年10月21日，美国在给英国的一份照会中，抨击封锁是“无效的、非法的和无防御力的”[38]，不过两国关系始终没有破裂，两国贸易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随着战局发展，1917年4月，美国加入英国一边参战，在欧洲先后投入了200万军队和大量战备物资。然而，美国不是以“协约国”身份参战，而是以“共同作战国”参战，因而很大程度保留了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行动自由。美国参战的理由，一方面是德国的无限制潜水艇战不断多次击沉美国商船，另一方面主要是得知了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门发给驻墨西哥大使的密电，柏林提议：如果美国宣战，墨西哥就加入德国一方，其回报是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这一密电危及到美国重大核心利益，重重地刺激了美国的神经，不久后美国宣布参战，英美两国克服了众多分歧，进行了较好的战时合作，最后于1918年11月击败了德国及同盟国。一战中，美国给英国的支持力度相对最大，战时英国所欠美国债务高达200多亿美元，这一情况，一方面反映了英国霸权衰微与实力不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已拥有强大实力。
（二）一战后的英美战略竞合
一战后，美国从昔日无足轻重的国家，一举成为影响欧洲命运的重要因素。随着德国被击败，对全球利益和世界霸权的争夺，英美矛盾又显露出来，美国为了争夺权力并确立霸权合法性，尝试利用自己经济优势和地缘优势，以非军事非领土的方式出手削弱英国霸权，并以规范化、一体化和组织化来确立自己的霸权。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提出公开外交、航海自由、裁减军备、民族自决、贸易平等和建立国联等“十四点计划”，对英国尤为不利，英国利用自身尚有优势并联合法国等国，对美国提出的主张进行打压，使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几乎一无所获。
然而，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仍然与英国展开相互打压的周旋。除了对于战后秩序安排和利益分割的争斗外，美国还把目光瞄准了英日同盟。1902年形成的英日同盟，最初以共同反俄为目标，在后来的发展中，英日相互为依托，转变为制俄、反德和部分反美，从而引起了美国的不快和不安。1921年12月，在美国的积极运作下，美、英、法、日签署《四国条约》，美国以体面的方式埋葬了英国倚重的英日同盟。
美国还积极瞄准英国海军这一英国霸权关键。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通过《五国海军军备条约》，确定五国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39]，美国终于成功终结英国海上霸权，取得了与英国同等的海上地位。与此同时，英美也在某些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1923年1月，在法国出兵十万占领德国鲁尔区后，为了掌握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英美两国联手推出“道威斯计划”进行干预。为了平衡法国在欧洲独大，美国支持了英国的让德国加入国联的提议；在1930年的五国海军会议上，英美又联手打压日本海军扩军意图，确定英美日的重型巡洋舰比例为18:15:12艘，对日本海军发展形成了一定牵制。
后来，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恢复，英国又欲谋求对美国海军的辅助舰只优势，使恼火的美国军方一度将英国视为“危险的敌人”和“我们最可能的敌手”，甚至拟定了“赤-橙色”战争计划。[40]此举引发了英国的危机感，招致英国激烈反应，当时的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表示，“如果英国还想强行保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上)权利，那么英美敌对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也是很有可能的。”[41]后来经过反复协商，1930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上，美国达到了与英国海军总体实力大体平等的目标，基本实现了美英海上共治的局面。
总体上来看，此时美国国内仍然有很强的孤立主义思想，加上美国在经济上有强大的自给自足能力，对世界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美国尚未做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的准备。美国在构想世界秩序的同时，主要是着力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并没有对英国霸权进行取而代之的对抗行动。在一战与二战之间，实力削弱的英国无力再主导全球事务，而全球实力最强的美国却不愿意承担全球领导责任，导致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引发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最终导致了三十年代后期和平的终结”[42]，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五、二战及二战后：美国弹压英国并持续巩固霸权
二战是英美权力的转折点，也是美国站上世界霸权之巅的转折点，英美两国战略竞合的方式也彻底发生了逆转，美国主导英美关系发展格局从此形成。
（一）二战期间美国对英国的战略挤压与英国的反弹
二战爆发后，英国除了联合法、苏等国奋起对抗德意日法西斯之外，再次把求助的目光转向了大洋彼岸的强大美国。此前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面对德国可能称霸欧洲的形势，也不得不与加强与英国合作。1941年3月，美国实施了《租借法案》，开始大量援助英国战备物资以抗击德国侵略，初步确立“大西洋第一”的战略，随着局势发展，美英加强了合作并形成战时同盟共同抗击德国。1941年8月，英美两国发表《大西洋宪章》，“终结了战前英美互相承认各自势力范围的机制”[43]，明确了合作击败法西斯的决心，美国从此摆脱了孤立主义，全方位参与世界事务，由此也成为英美权力和平交接的标志。1942年1月，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大联盟。总体来说，英美两国尽管有意见分歧，但在整个二战中配合密切，不仅形成了强有力联合力量，两国特殊关系也得到提升。
然而，面对强大的美国，衰落的英国常常处于战略竞争的下风。美国利用英国迫切需要美国参战心态，在目标上不只是要击垮德意日法西斯，而且不择手段地逐步刨去英国霸权根基，加速从孱弱的英国手中接过霸主地位。1941年8月，英美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其中有一条重要条款，“尊重所有人民选择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44]，实际上就是威尔逊总统曾在凡尔赛会议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之一的“民族自决”原则，这既使美国站在了国际道义的高度，又从根本上动摇了大英帝国的根基。
不仅如此，战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做出称霸世界的战略安排了，在酝酿建立联合国之外，美国国务院和外交关系委员会还秘密制定了“宏大地区”(The Grand Area)战略，囊括了西欧、西半球、远东、中东，这其中把英国及英帝国包括在内，甚至提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包括整个世界”，在功能划分上，第三世界将成为“原料产地和市场”，工业化国家则作为“伟大的工场”。[45]显然，“宏大地区”就是美国决心成为新霸主的战略蓝图。
为了尽力保持英帝国及殖民地利益的丘吉尔首相，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间隙发牢骚声称，“英国虽不想要到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但打算保持他们原来所有的一切，不通过战争，就不能从英国夺取任何东西。”[46]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迂回作战还是正面作战的问题上，由于英国在非洲有巨大的殖民利益，因而在战争初期力主开辟了北非战场，而美国因为源源不断地投入巨大的军力、物力和财力，很快牢牢掌握了盟军指挥权和决策权，因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力主直接在西欧登陆展开正面决战，并且借机派遣军事使团直接插手中东的伊朗和埃及等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防务和管理，在远东和中国，美国也对英国进行了大力排挤。
尤其是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问题，美国已经把自己置于主导位置来创建并主导战后的国际秩序，而英国试图力保原有的帝国利益。英国不愿霸权落入骄横蛮争的德国，也不愿落入意识形态不同的强大苏联，宁愿霸权落入友好得多的盟友美国，并且英国仍力争保留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美国则希望在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中，英国成为跟班铁杆盟友，确保西方阵营团结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英国则希望在战后建立西半球、亚太地区和欧洲不同区域的国际组织，一度还幻想以西欧盟主身份整合西欧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力量，以此对冲美苏和新的联合国，最大化地维护英联邦和殖民地利益，继续尽可能多地发挥自己的传统影响力。
二战是英美权力转移的关键转折点。二战的爆发，实际上主要是大国争霸的产物，在战争期间，美苏英中等国发起反法西斯的正义大联盟，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美国参战的动机却是多方面的，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曾指出，“美国并非为了世界和平而参战，它是为了阻止一个危险的敌人获得地区霸权而战，和平只是这些努力受欢迎的副产品。”[47]在二战期间，英美两国成为战时盟国，两国在共同反法西斯的战略目标一致之外，但在其他领域仍存在利益分歧，仍然为了各自国家利益而展开战略竞逐。在两国的联盟战略决策中，美国大多数政府和军中精英人士对英国的战略心存疑虑，认为英国背后的目标是想保存大英帝国，而英国人则认为美国的方案不值一提，坚持竭力固守自己的战略目标。[48]
（二）二战后英国维护自身利益与美国巩固霸权的多维较量
二战硝烟刚散去，英国首相艾德礼就致信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两国合作应该坚持下去，并且显示出了欲与美国共同合作主导世界的意图，“世界和平最终取决于英美广泛合作”。[49]此时英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借助美国实力、地位与影响力，共同维护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防止自身实力与影响力的持续下滑，并且通过分担遏制苏联等国际义务，继续“证明其作为世界大国的标志。”[50]在英国的配合下，美国成为新霸主，成为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而在美国的默许甚至支持下，英帝国转换为英联邦，避免了彻底覆灭的命运，并且打出了“三环外交”的旗帜。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史学教授戴维·雷诺兹(David Reynolds)认为，“在维护两国作为公认大国的合作框架内，英美都在设法夺取优势和有利地位，这的确是一种竞争性的合作关系。”[51]英美在二战时发展起来的特殊关系，英国在战后继续成为重要盟友，但也是长期被美国全球战略绑架的盟友。
二战后，英国社会千疮百孔，经济严重削弱。随着美国停止了租借法案，英国失去了“输血”来源，旋即处于财政危机之中，“英镑收支差额是英国黄金加美元总储备的七倍。”[52]美国利用自己在经贸和金融方面的巨大优势，使美元完全地代替了英镑的国际结算主导地位，“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央银行”。[53]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无可逆转地转向了纽约。
由于英美实力的巨大差异，即使在个别领域的利益问题上，英国也无力与美国争锋。面对英国无可挽回的颓势，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明确认为，“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财力管理半个世界。”[54]“美国在世界事务及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了一项帝国主义事业……英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而美国的经济资源和陆海军力量则位于中心。”[55]斯蒂文·斯宾达(Stephen Spender)认为，“英美虽分享着共同的语言、传统和文学作品……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好像从月亮到地球那么远。”[56]随着美苏两极对抗的明朗化，英国只能依赖美国来有限分享国际权力，丘吉尔本人也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57]，美国利用对英国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不断地从英国霸权身上“撸羊毛”，大力挤压英国的国际权力和利益，以致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卡尔维利也认为英国是在“有条件的投降”。[58]
（三）英国主动“撂担子”并提出“三环外交”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原有的霸权国在面对崛起强挑战时，通常有三种基本策略：第一，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第二，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第三，减少或放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或者让新兴大国“分担维持现状的好处，换取其分担维持现状的成本”。[59]在二战后，英国薄弱的经济、羸弱的军力、孱弱的政治，无力维持占领德国所需的经济和军力支援，以及维持在地中海、中东势力范围，为了阻止希腊共产党获胜而在欧洲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且为了“从美国那里获得比其他各国更多的援助”[60]，英国不得不把希腊和土耳其的“担子”移交给美国，“这也是英国接近美国的最好途径”[61]。英国在应对德国的两次挑战后，再也无力通过第二种方式来维持霸权，只有通过第三种方式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了。
英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其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已经风光不再，但仍然多方面极力挽救和维护英国利益。1948年10月，丘吉尔提出著名的“三环外交”：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环是英、美、加等英语世界，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英国在这环环相扣的三环中都居于核心角色。于此同时，英国不仅极力想保留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还想法设法尽可能地留存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挽留英国作为大国的地位和荣耀，另一方面也臆想，“在任何英美协商中可用来进行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62]。“三环外交”作为战后英国秉持的全球战略，为英国促进本国利益、发挥大国作用、维护西方价值体系，提供了一种现实途径。
（四）美国对英国霸权的最后一击
二战后，英国在中东仍有大量驻军并竭力维护这个英国全球霸权的最后一块堡垒。早在1882年，英国炮轰亚历山大港口之后，英国势力就进入埃及和伊朗，一战后，英国势力遍布埃及、伊期、苏丹、约旦、伊拉克、利比亚、塞浦路斯，二战期间英国又把势力范围拓展到叙利亚和黎巴嫩，战后初期，英国在中东经常性地派驻了二十多万军队。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不仅使英国在中东一再败退。美国一方面利用英国进入中东，另一方面不断利用当地反英运动对英国落井下石，极力排挤、削弱、打压英国在中东的势力。
英国为了继续保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维护英国大国地位，把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作为中东防务的核心，认为苏伊士运河“对英帝国而言生死攸关”[63]，不仅有利于继续控制中东，还具有在战时遏制苏联的军事价值，“以中东为基地直接攻击苏联乌克兰工业带与高加索石油。”[64]
美国在二战后初期没有很重视中东，而是把战略重点放在复兴欧洲和遏制苏联上，所以继续支持以英国为主继续控制中东。在英国撮合下，伊拉克、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了防务条约。然而，随着全世界和中东的民族运动高涨，加上英国在中东的排他性政策引起美国的不满，美国逐渐改变了把西方抽象性利益摆在首位的态度，调整了中东防务战略，建立了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为核心的防务体系，却把英国高度重视的埃及撂在一边。[65]当英国继续在中东推行冒险政策，当埃及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时，1956年7月，英国决定孤注一掷，绕过美国迅速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美国反应十分激烈，艾森豪威尔迅速给艾登打电话，“安东尼，你是不是疯了？你欺骗我。”[66]显然，美国不会为了英国而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67]当军事行动导致石油供应问题重重，英镑地位也摇摇欲坠时，美国没有及时接济英国，“拒绝为英国提供石油，也不肯解救英镑危机。”[68]失去美国支持的英国，不得不无条件打退堂鼓。
1957年1月，美国提出了针对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通过“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计划”，“每年向该地区提供两亿美元援助，并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69]，标志着美国明确剑指中东，正式谋求挤走英国并取代英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此后，英国这条“衰老的狮子”，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与政策，承认美国战略优先的地位，放弃在美苏之外以英联邦为核心建立第三极势力的目标，成为美国霸权身后的小伙伴。1967年，英国最终完全从苏伊士运河东岸撤军，退出了主导中东的历史舞台，而美国全盘接管了中东主导权，完成了对英国霸权的最后一击，英美权力转移至此最终得以完成。
六、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启示
从历史维度来看，英美两国总体上经历了英强美弱、实力相持、英弱美强的三个阶段。在每一阶段，英美在寻求互利合作的同时，两国始终都存在战略竞争与相互打压对手。英美权力转移的百年博弈过程表明，权力转移既有各自国内经济发展与政策调整的原因，也有时代发展和国际格局变革的原因，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有四方面启示。
（一）启示之一：权力转移有曲折性也有必然性
实力是权力格局变化的核心要素，由于实力累积和身份改变是渐进性的，崛起国通常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期，才能实现实力累积并强大自身，身份认同与身份改变则需要要更长时间，除非突然爆发决定性战争。因此，守成国通常有较多时间来打压崛起国，无论对手来自什么阵营，只要实力和条件允许，守成国会设法强大自身的同时寻求打压对手。查尔斯·杜兰(Charles Doran)认为，“那些实力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没有理由去发动战争，相反，那些实力已经达到最高峰的国家，会担心未来不属于自己而发动预防性战争。”[70]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打压是权力转移曲折性的主要原因。
然而，由于崛起国比守成国通常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国力”和“国势”上都比守成国有更明显的发展潜力，因而权力转移具有历史必然性。只不过，由于守成国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发展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权力转移的过程可能会拉得更长。此外，国际格局变化影响权力转移，国际格局失序会分散守成国对崛起国的警惕性关注与打压，崛起国的战略克制与隐忍发展，有助于“降低两者间的竞争烈度”[71]，反之，来自守成国的反作用力愈大甚至打压成功。
（二）启示之二：打压对手的相对性与强大自身的绝对性
对于打压对手与强大自身两个方面，可分为三个方面来认知：一是刻意打压对手而疏于强大自身，二是刻意打压对手并兼顾强大自身，三是不刻意打压对手而注重强大自身。打压对手需要同时具有三个条件，其一，能明确确定对手身份；其二，具有打压对手意愿；其三，拥有打压对手实力。英美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守成国英国对崛起国美国的态度，首先是难以明确确定美国为对手，相反，更容易确定崛起国德国为对手；其次，随着时局发展，英国越来越失去打压美国的强烈意愿；再次，英国也愈发不具有打压美国的绝对实力。
与此同时，强大自身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具有良好的地缘资源人口等基础条件，二是国内条件和制度能支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三是地缘环境和国际秩序友好且能互联互通。从英美对比来看，英国的地缘、领土、人口、资源方面都无法和美国相比，尽管都注重强大自身，但显然不是一个量级上的强大自身，英国变成了中等强国，而美国则成为巨型大国。在大国竞争中，打压对手与强大自身通常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强大自身是谋求权力与利益的最根本途径。打压对手的目的是保持自身强大或保持优势，但通常只能在某些领域或某个时候暂时性削弱对手，绝对性地强大自身才是保持持久优势之道。
（三）启示之三：大国间战略竞争与互利合作同时存在
从国际政治常态来看，竞争是本质，合作是需要，竞争中兼有合作，合作中含有竞争，有共同利益不意味着合作，有合作也并不意味着和平。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合作本质上是“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赖关系。”[72]相互合作是需求互补，能弥合短板，聚集能量，节约成本，扩大优势，应对挑战，达到共赢。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合作是对潜在冲突的管理。”[73]因此，打压对手不意味着不会相互合作，相互合作不意味着消弭了战略竞争，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或保持自身强大。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认为，“合作不应该被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该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反应。”[74]由于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国家间围绕权力与利益进行合作与竞争，甚至可能不惜损害他国核心利益来谋求特定目标，以建构并维护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
英美权力转移的百年博弈历史表明，无论是否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始终存在，对权益的追求是建构或解构彼此战略意图的关键要素。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关系特征，所体现的主要是建构效应而非因果效应，两者相互依赖有助于权力和平转移，并有助于机制性权益安排。“全球性权力的和平转移，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仅是权力竞争，也是认同竞争；不仅是权力的转换，更是认同的转换。”[75]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双边关系的反转十分明显，即从最初的敌对到后来的对抗、竞争、合作，再到发展成“特殊关系”的亲密盟友，两国关系发展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变化。国际合作的收益并不均衡，为了谋求和平与共赢，必然促使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向，从“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转向，并在进程中改变双方的身份和关系结构，达到合作共赢的状态与目的。
（四）启示之四：不断强大自身和勇于斗争是反制打压的双重法宝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尽管保持了相对战略克制，但在面对英国的“花式打压”时，美国坚持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是采取措施强化综合实力以强大自身，以经贸优势的全球主义对抗英国殖民优势的大陆主义，另一方面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稳步推进升级自己以实现降级对方的策略。应该说，美国的“双面策略”都收到了良好效果，迫使英国不得不逐渐调整对美遏制与打压的政策，转而实行以合作和竞争为主的政策。
马克思曾指出，“在搏斗中，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76]当守成国越来越难以用军事手段来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时，一方面会更加警惕性地强化军事力量作为杀手锏手段来打压对手，另一方面也会更加反思性地加强经济实力来强大自身。然而，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状况来看，这两者都有着明确边界，前者的边界在于毁灭对手也会毁灭自身，后者的边界在于自身经济实力是否被对手超越。英美权力转移过程经验表明，在前者上，英国不具有吊打美国的能力而美国则具有吊打英国的能力，在后者上，英国经济实力和潜力从十九世纪末起就已无法比肩美国。马克思曾指出，“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77]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大国间在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甚至在激烈对抗之后，也通常呈现出良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五）启示之五：互利合作可促进长远权益持续共享
权益共享是互利合作的客观特性，有利于保持和促进国家间的非对称平衡，同时也约束了国家间的对抗与冲突，这也成为英美权力和平转换的一个重要原因。英美之间的权益共享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各自产品权益共享。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有发达的近现代工业和科教文化产业，也是威斯特里亚体系以来第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霸权国；美国是后起之秀，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政治与教育等领域都雄冠全球，位置又远在欧洲之外。此外，英美两国同宗、同源、同文、同种、同制，双方都有可供对方共享的自身权益产品，彼此容易形成优势互补关系。二是集体产品权益共享。这种集体产品主要是“朋友”互助式相互建构的。美国内战后，两国相互关系的身份认知由“敌人”逐步向“对手”“朋友”“盟友”转变，直至二战后建立起了“美英一致”的“特殊伙伴”关系，双方不仅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在经济上相互融合，在对外政策与行动上也相互战略借重，以达到单凭自身难以达到的目标。三是公共产品权益共享。英美同属盎格鲁-撒格逊体系，先后成为全球霸权国，两国利用数百年来的全球影响力，成功将自身的优势集体产品英语推动为全球通用语言，形成对自身极为有利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还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按照西方价值观，建构起了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而支配性地共享这种公共产品带来的诸多权益。
七、结语
英美历经百余年战略博弈，最后美国以渐进性战略成功崛起并取代英国成为国际秩序的新主导国。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背后原因，主要有实力决定论、战略克制论、德国掣肘论、同根同源论和国际机制论，其中，英美实力逆转是其根本原因，美国战略克制是重要原因。英美两国间权力和平转移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在互利合作中谋求强大自身，也在战略竞争中伺机打压对手，尽管两国并没有直接爆发争霸战争，然而美国成为新霸权国却没有绕过战争，先后通过几次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的洗礼中，才成功从英国手中接过了世界霸权之鞭。因此，从英美权力转移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国际权力转移要克服“和平变革困境”，至少要具备三方面要素：其一是崛起国的实力和潜力要比守成国的实力与潜力更强大；其二是崛起国与守成国彼此理性认知对方实力和意图都同样重要；其三是互利合作预期与国际体系机制要能够相辅相成。概而言之，国家实力构成的基本要素，如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质量、地缘条件、资源环境、制度体制、教育科技等，在国家兴衰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个别中等强国可能在某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阶段性地成为区域性霸权国，但注定无法长期成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世纪美国发动代理人战争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21BGJ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国际秩序变革对我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XGJ004) 四川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研究”(SC21ZDYZ006)子课题“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内涵释义”。
作者简介：谢剑南，男，湖南娄底人，法学博士，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青岛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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