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
——钱穆
余之一生,老而无成。常念自幼在家,经父母之培育,出门在外,得师友之扶翼,迄今已八十八年。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孟子曰:“知人论世”,余之为人不足知,然此八十八年来,正值吾国家民族多难多乱之世。家庭变,学校变,社会一切无不相与变。学术思想,人物风气,无不变。追忆往昔,虽屡经剧变,而终不能忘者,是即余一人真生命之所在也。
——钱穆
从事学问,贵能常保持一种子弟心情。最伟大之学者,正为其能毕生问学,永远不失其一分子弟心情之纯洁与诚挚。
——钱穆
学问主要目的,正在明道行道。而道亦可以变,可以进。
——钱穆
学术为文化导先路。学术明而后文化明,学术复兴而后文化可复兴。
——钱穆
学问向前,在遥远之进程中,自不免许多意料不及之支节曲折,错岐复杂,有违初心者。
——钱穆
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
——钱穆
盖学必至于集大成,乃始见道,否则皆谓小道。
——钱穆
写在前面
2018年10月13日,在张树成和李海华诸位同学的精心操持之下,缘点学园的第一次学术讲座如期举行,其时我以《人生如何开境界》为题作讲演。原计划从上午十点半正式开始讲,大约准备下午一时结束。但我随意发挥,率性漫谈,等到下午一时时,我拟定的提纲才讲到一半,同学们也似意犹未尽,于是匆匆吃完盒饭之后,下午两点钟继续开讲,一直讲到近四时半方结束。如此则讲演前后竟长达五小时!然后,吕勇博士作点评,同学们依次发表感言,围绕着人生境界之开启问题谈到了许多令我颇感增益的看法。至活动结束时,已是暮蔼深沉了。讲演结束后,又在树成和海华的精心安排之下,许多同学参与了讲演稿的文字整理(详后)。不到半个月,当海华将同学们整理的文字稿发给我的时候,我都有些惊呆了,文字稿竟长达近五万字!真是辛苦了树成、海华和同学们!特在此对树成、海华和参与文字稿整理的同学们深表谢意!没有同学们的参与,焉得有此一文本呈现于此?此非“有好学生方有好老师”之又一证乎?
但遗憾的是,同学们整理后的文字稿放在我这里已经有大半个月了,而离我讲演的日子也过去了竟有一个多月!同学们大概等文字稿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吧!我之所以没有很快对文字稿作最后校订,除了这段时间的确很忙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内在的原因,就是我希望通过慢慢校订这份讲演稿,再一次和钱穆先生作进一步的深度精神交流,试图再一次重温钱先生的学思历程而体会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的转进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也再一次体会到了人生的偶在性、缘在性与定在性。我们每一个人降临这世间,何其偶然,何其懵懂无知!然一路之上,遭遇机缘,风景各异,境界渐开,智慧萌开,最后成就自我。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讲演以“人生如何开境界”为题,但我整个讲演的重心落在“如何开”上,对“境界”所言少。境界,实为中国思想一核心话题,似与西方思想重真理有别。中国哲人探讨境界问题者实多,著名者如王国维有三境界说,如冯友兰有四境界说,如傅伟勋有十境界(层面)说。哲学家张世英先生说:“境界是人作为活动者(不是简单的旁观者)与万物打交道时所拥有的一种对万物的把握,它是人与物、情与景交融的产物”。是的,境界是人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在参与生活的过程中对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不期而然的领悟。这是一个与生命同在的过程。生命不息,境界不止。
再一次谢谢树成、海华和同学们!并祝你们一路之上不断开启自己的人生新境!
——魏敦友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8-11-24
引言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自己的人生心得。在此,首先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咏梅总编、晓政教授、远华博士的亲临指导,也谢谢同学们从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汇聚到我们的缘点学园。缘点学园,是同学们在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复兴”、“文化自信”、“文化复兴”、“创业创新”等重要决策感召下,由龙增、涛勇、孝飞、海华四位同学组织创建的一个小型学术交流平台。取名“学园”,应该是受了古希腊雅典柏拉图学园的启发。我刚才听了今天的主持人岳文可同学的介绍后,感觉自己的精神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小的升华。我从我们今天的横幅上的“聚识、辟新、弘道、化人”这四个词里面领悟到,我们作为南宁僻地的一个学者,我们怎么来明确自己的身位,怎么来做一番能够自我欣赏,也为别人所赏识和赞美的一番学术功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对自己也好,或者对对方也好,可能都有各自的期许。我刚才听文可解读的“相互扶持、拾阶而上”这八个字,觉得讲得非常好。这使我领悟到了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如果说没有外在的力量推动我们,我们仅靠内在的力量,我们可能上不了台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互扶持,只有在相互扶持的背景之下,我们才能拾阶而上,才能创造出一番我们可以为之感到欣慰的学术功业。所以我慢慢地感觉到,特别是时间长了之后,觉得我们在这里进行思想与情感的交流还是很有点趣味的。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感觉到人生灰暗,甚至黯淡无光,但是我觉得和同学们在一起发生思想碰撞的时候,使我能感觉到人生自有其光辉之处,或者说出彩之处吧。这也就是我们会聚在一起的内在因由吧。我们知道,柏拉图著有《会饮篇》,描述的是哲人们在一起相聚而谈的情景,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在一定程度上也仿佛是柏拉图雅典学园当年的情景吧。
最近我在一直在潜心研读哲学家牟宗三先生的一系列著作。我看他的著作里经常讲到人生,讲到学问,讲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讲到如何创造人类的文化,特别强调如何创造出人生及文化与思想的精彩来。这也是我经常想到的一个话题。人生没有精彩,则生活在暗淡之中,文化、学术及思想亦然。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活着,更重要的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来。今天我们难得聚在一起,聚在这里,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内心深处一定存有一种对于人生精彩的期许,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为此我要特别感谢海华同学,如果没有海华同学等人在其中的精心操持的话,我们今天也就没有这样一个缘分。就我自己而言呢,可能平时有了一些人生的历练,加上读了一些书,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没有一个好的出口,可能也就没有机会把它表达出来。你们的熊莺老师经常在我面前说:“海华和树成他们精心安排一些同学们的聚会,安排你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一些讲座,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想让你把久蓄自己心中内在的一些忧思表达出来,或者说释放出来。”我觉得熊老师讲得很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特别对海华们表示感谢,感谢海华精心操持这些的聚会!当然大家从各处来同时也是支持他们,如果他们几个人在这里操持而我们都不来的话,那么这里也是孤寂无人,没有人气的,这样也没有它的精彩了。
一个多月前,海华和树成在商议今天讲座的题目时,问我讲什么题目。我给他们报告的题目就是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这个题目“人生如何开境界”。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来。其实海华在跟我联系的过程之中我就一直在想今天讲什么呢?当然,心中的念想挺多的,有很多题目在心中翻转。但是最终确定这个题目是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的。其实就我来说,来到南宁也是一个缘分。在来的路上,刚从武汉到广西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潘柳全同学还问我呢,为什么从武汉这样一个相对的文化中心来到南宁这样一个文化的僻地呢?的确,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我是越走越偏了。我小时候特别希望到北京去,觉得北京是个好地方,文化、学术、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后来梦想成真了,到北京去了,那时候心里很瞧不起武汉。后来在北京呆了八年后到武汉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了七年,我发现武汉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特点,直接来讲,我那儿朋友特别多,我这人的性格也相对外向,所以经常被抓去喝酒,打麻将。我们经常自我控制,这自然不错,但人性有它的缺点,外在的诱惑其实很难抵制,特别是年青的时候。读书思考固然有它的快乐,但比起喝酒打麻将来还是差一些!孔子不是说过吗,没有见过好德超过好色的。感性的快乐往往胜过理智的快乐,特别是年青的时候。但我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境界有一些变化了,有一天突然觉得,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天天喝酒,天天打麻将,我这人生岂不是荒废了吗?当时心中突然猛生一计,干脆逃离武汉!在武汉呢,我算是湖北人吧,那么在武汉就相当于在家里。其实我有时候有这样一个感觉——人只有在路途上才会有思想。我们经常不是讲“乡愁”吗?其实如果你真正在“乡”里面就没有“愁”了,我们只有离开乡之后才会有乡愁。就好像余光中先生写的名篇《乡愁》啊,只有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离开了祖国,他才会有乡愁。我有时候也常常感觉到,真正的思想不是在一个小屋子里创作出来的,真正的思想一定要在路上,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路途中。在路途之上,我们的心中可能会滋生一种独特的情感,或苍凉,或悲壮,文章往往会在这样的情感的体验中涌现出来。这个时候,你会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注意到,我的好朋友、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的谢志浩教授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的文章“篇篇都有深情”,谢谢志浩兄的赞美,他慧眼独具,看出了我的文章中的奥秘。如果大家仔细关注一下我写的一些小文章的话,你们可能会发现,我每写一篇文章都要详细地清楚地标识出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的,甚至于在时间上精确到分钟,可能有的时候是在路上写的,火车上呀,飞机上呀,或者在飞机场候机的时候写的。我有的时候感觉到,人的思想的产生、涌出需要一个独特的场景,真正的思想是不会轻易现身的。有的人对我说,“我要专门读书专门做学问”,其实你专门读书可能读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的,专门做学问也可能一无所获,因为你没有一种切身的感觉,没有一种独特的场景,你读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也不可能思想到什么,最多只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而已,从概念到概念而已。那不叫读书,那也不叫学问!读书也好,学问也好,必然与我们的生命有着内在的关联!我来到南宁这么多年了,一转眼二十年了,在这些年里,我常常有一种十分悲怆的生命体验,一种说不出的悲悯与苍凉常常在我的心中滋生,盘旋,挥之不去。但我要感谢这种近乎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因为我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之中获得了我人生的解悟。前几天我还跟湖北的朋友们,比如湖北大学的江畅教授,我告诉他我来广西南宁这地方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提出了一些想法,初步形成了我称之为“新道统法哲学”的思想。从读书的角度讲,我重要的收获是读钱先生,钱穆先生。不久前我发现,其实我对钱穆先生的接触实际上很早,在北京的时候,那还是1989年,我买过一本钱先生的著作,叫做《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但是当时我对钱先生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时候虽然说是文化热,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但是对钱先生没有感觉。只是后来1999年我到了南宁之后,在研究法学、中国社会历史演进、法治中国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跟钱先生的观点非常一致,或者说钱先生的著作引起了我非常大的兴趣,特别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钱先生的《师友杂忆》。我经常给大家介绍钱先生的《师友杂忆》,这本书可以说透入到了我的骨髓。大家看,我是2006年4月份买的这本书,约13年前吧。这是北京三联书店的简体字版。后来,也就是2012年3月12日,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又买了这样一本新的九州版。应该说这是我读书的人生经历中感觉最深的一本书,所以愈加增进了我对钱穆先生的景仰。我甚至认为近代学人之中,也就是说晚清以来吧,或者说1840年以来吧,一转眼快两百年的光阴了,在这样两百年的时间里面,我最佩服的人,除了梁启超先生之外,那就是钱穆先生了。我认为二百年来的中华士林中钱穆先生是第一智者。钱穆先生为人为学非常朴实,我认为他紧紧依附于中华大地,依附于中国文化之根,在整个中国文化的文化气息里面得到涵养,得到提高,最后得到升华。我认为钱先生是这样一个人。我觉得钱先生跟很多人,比如说陈寅恪呀,冯友兰呀,汤用彤呀这些人相比,是更值得我们亲近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只是初中毕业生。你看我们在座的至少是本科对不对呀?我们都是本科生,你看钱先生他只是一个初中生,可是后来他建立了非常高远的、博大的文化功业。所以,我觉得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的话,你看我们有的同学至少是本科生吧,然后是硕士生,然后读博士,我们现在有的人都已经做上教授了是吧,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跟钱先生比一比,我们的学术、文化的功业,我们在钱先生面前又如何呢?所以这一个合本,《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是我经常读的,也是读得最多的。有一段时间我出差,或者参加广西政协会议,或者到北京参加其他各种会议,这本书经常带在手上。有时候在飞机上读,在火车上读,在公共汽车上读,或者在房间里面读,感觉到钱先生离我非常近。我甚至认为近两百年来钱先生也是最智慧的一个人物。他对文化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宇宙万物的理解也是最深的。特别是跟冯友兰先生相比,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厌烦冯友兰先生的,而特别亲近钱穆先生,当然现在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年纪慢慢长了,懂得应该用更博大的胸襟来包含这些过往,来宽容和理解在人生的际遇之中像钱先生、冯先生他们这些有恩怨的一些人物。有一次我好像在微信群里也说过吧,我希望大家多读钱穆先生,同时也要多读冯友兰先生,当然也要旁及其他的一些人物。我们通过这样一些人物的文字,透过他们的文字来把握我们的历史,把握我们人文的进展,把握我们当下学术的命脉,然后我们进入其中,再开启我们人生的一个新境界。所以为什么今天要讲“人生如何开境界”呢,它的主要的缘起也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啊,钱先生是我们进入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进入人类学术思想的一个入口,而且是一个非常平实的入口。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由此而进入,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只要我们对钱先生表示着一番敬意,我们都有能力来进入这样一个学术大师的巍峨的学术大厦的入口。就是说,这一个入口我们是可以进去的,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人生如何开境界”的主要缘由。当然我们想一想,刚才是哪位同学呀,说到王国维的三境界说。但是我今天主要不是讲境界问题,我今天是讲如何开境界的问题。哪天我们可以专门讲境界有多少层,但我今天不讲这个,我不是讲境界,不讲什么叫境界,不讲境界的类型,我今天讲的是人生如何开境界。因为我在读钱先生的这本书时我特别想到,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等到他过了若干年之后,比如说到了耄耋之年,当他回首自己人生的时候,发现他走过了很多的历程,经过了时间的陶冶,历史的沧桑,见到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他自己在其中得到了升华。他用他的笔把他的人生写下来,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小孩,到一个耄耋老者,这之间的心灵的感慨和包含在这种感慨之中的人和事,我觉得就是境界。再说一下今天为什么要讲“人生如何开境界”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空里面,我们怎么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变得有光彩,我想这就是我要讲的“人生如何开境界”的深层的、内在的缘由之所在。所以我在面对钱先生的时候,经常想到钱先生的一些话,一些精粹的语句,我也经常联想到我自己。所以钱先生这本书啊,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一面镜子,我们在平常的人生中经常用它来照一照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路了吧,我们大家至少都二十岁以上了吧,最年轻的柳全也有22岁了吧,一个人到了22岁,就已经是能够感悟人生的一个年龄段了。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像我五十多岁了,也还有其他60后的吧,人生过半百了,我们还有很多40岁左右的。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来讨论人生、讨论社会、讨论历史、讨论宇宙的问题了。所以“人生如何开境界”,它实际上是关涉我们人生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讲“人生如何开境界”这样一个话题。我从钱先生这两本小册子里面所领悟到的人生的境界是一回事,如何来打开这样一个人生的境界是另外一回事。人生境界它可能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但是“人生如何开境界”,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可能在行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在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勇敢地往前走,走一段之后我们会发现,噢,人生的境界逐步地展开了。
我看到过前几天童聪写过的一篇小文章。他在里面特别提到我讲的“六多”。这也是我经常在朋友、同学们之中讲到的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可以将这“六多”看成是人生境界之打开的六大法门。“六多”是哪“六多”呢?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讲的“六多”是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多远游,还有多交友,多著述。多著述就是多写。其实这“六多”呢,在和朋友、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我原先是讲“三多”,后来讲得越来越多,讲到“六多”。我后来想,我原来讲的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这“三多”,后来衍生为要远游,要交友,要观察人生、社会、宇宙,从知识到智慧是我想得非常多的。现在我想,我这样的一些观念都来自于钱先生的这两本小册子。所以我今天就来讲,钱先生这本书我都读了些什么,主要是想通过介绍钱先生这本书,通过我自己对这本书的解读,同时也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来讲一讲“人生如何开境界”这样一个话题。它的重点不在“境界”,而在于“如何开”,我讲的是如何主动地去找开这个境界,而不是讲这个境界是什么。以上讲的这些话,算是我作的一个冗长的引言吧。
一、读书
现在我正式进入正题。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依次讲四个话题,讲的话呢有一个逻辑程序。我想讲的第一个话题是读书。我们前面不是讲要多读书吗?是吧。讲的第二个话题是交友,不是要多交友吗?今天你看,来到这个氛围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朋友了。交友,要交良师益友,友其实就是指师友。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云游,就是远游,就是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就像很多在座的政法干部,我觉得条件最好了,他们不得不远游,我们还得自己去想办法远游。像这一次文可自己云游五个省对不对,在一路上境界不断地打开。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碰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远游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很多先贤的一些著述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想远游最早可能来自于屈原,大家如果读屈原的著作,可能会看到他专门远游的部分。在楚国待得不开心,要去走走看看,世界那么大,我们要去看看嘛,对不对。我要讲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观察、思考与著述,就是我们要多观察、多思考,同时也尽量要多写。实际上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也就是“六多”了,多读书,多交友,多远游,多观察,多思考,多写作。所以下面我就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同时也对大家有一些启示。
首先我讲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读书。
读书其实在中国读书史上是一个曾经引起激烈争论的话题,今天我们似乎感觉不到了。关于要不要读书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争论,但可能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读书这是一个话题,我们本来就是读书人,怎么能不读书呢?其实如果我们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关于要不要读书实际上显示了一个重大的思想问题。比如说我试举两个人争论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南宋时代的两位著名思想家朱熹和陆九渊吧?朱熹是理学家,他强调就是要多读书,而另外一个叫陆九渊的人是个心学家,他就认为读书是不必要的。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圣贤读何书?”意思是你说尧舜这些圣人们读过什么书啊?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书读,但是圣贤没有读书,并不影响他们做圣人。所以陆九渊说,我不读书,何妨我堂堂正正做一个人呢!因此,做人和读书之间在陆九渊看来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至少没有必然关系。但是在朱熹看来,两者之间是有内在的关系的。不读书我们怎么能够获得智慧呢?我们只有通过读书,只有通过对天下万事万物的观察,我们才能够观察到内在的道理,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照道理来规范我们的行为。但是陆九渊就认为,圣贤没有读过书,做人的道理跟读书之间没有关系,我堂堂正正做一个人,根本就不用读书。我觉得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但并没有得到深入思考。这件事情是令我思考很多的。
其实我们发现后来有一个人更有趣,他叫六祖慧能,大家知道这个人吧?他是禅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或者说印度佛学中国化里的最后一个结晶,可以看成是印度的佛学进入中国,经过中印文化冲突交流,或者儒教、道教与佛教牵连、交融之后最后哺育出来的一个人物。我经常思考这个人物,这个慧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给我们直接的感觉,当然他只是一个樵夫,他的爸爸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文献里面显示他有一个妈妈,他跟他妈妈相依为命,他自己每天早上砍柴,卖点钱买米养活妈妈和他自己,但是因为偶然在路上听到人家读《金刚经》,他突然心有所悟,问人家:“你们读的是什么呀?”答曰《佛典》。“从哪里来?”“在黄梅的东山寺。”后来他在人家的资助下来到了东山寺,他在这里获得了正果。这个过程我们都知道了,后来他就从湖北的黄梅辗转到了广东的曹溪,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突然崩发而出成为一代宗师,成为彪炳千秋的大师六祖慧能。以现在的文献显示,六祖慧能他是不认识字的,但他到底识不识字,我很怀疑,我甚至认为,“慧能不识字”是一个文化或思想的隐喻。其中所蕴的意思是,当一种外来文明,比如说佛教文明传入到中国,被我们所涵摄、融化和吸收了,是不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就像儒家的文化,今天我们一个普通人,长期在这种文化的氤氲中,也能按照儒家的要求去做,可他其实并不知道这种文化的脉络,只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种要求去做了。当达到这种境界时,很有可能一个新的文明就真正诞生了。我现在想到我曾经跟一个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的师弟倪胜博士有一个半带调侃半严肃的对话,说出来大家可能会感兴趣。前不久我发现倪胜博士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座山,有一个湖,有一栋别墅,有大量的藏书,有朋友们经常来讨论人生、社会、历史和宇宙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看到后给他留言说,如果书很少,或者甚至没有书呢?他回答说,书少或没有书的话,会呆不久的。我就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长大!你瞧瞧人家六祖慧能,即使有很多书,许许多多的佛教典籍摆在面前,也假装不认得。我说了这话后,他就笑了。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是我们之间互相打机锋,禅宗的机锋,意思是一个人真正领悟到一种人生的境界和历史的境界时,他就再无需用文字来表达了。据记载,在曹溪时,有人拿佛经的著作来请教慧能,慧能回答说,我不认得字,但可以谈论问题。人们发现,不识字的慧能是可能通透地探讨问题的。
这也让我经常考虑,到底要不要读书,读还是不读,这真是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陆九渊所述实在有道理,“我不读书,并不妨碍我堂堂正正做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思想中有所谓渐教和顿教之分,“渐”就是逐步地通过学习来慢慢达到一种境界,一种突破性的境界,或者可以说转识成智,就是佛学唯识论里面所说的转识成智。今天我们说到了“识”,在中国佛教文化里知有两种:识知和智知。一本书、一张桌子、一支笔摆在我面前,我认得它,这叫识知。智知则不同,唯识论里面讲,人有八识,如何从识转为智,是佛教所讲,这种思想后被中国文化所吸收。这是我们研究“读书还是不读书”这个问题时也应该思考的,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在。后来有些学者认为,例如王阳明,他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人可以直接领悟良知,根本无需读书,也无需像朱熹那样通过认识一草一木来达到智的直觉。心学后期导致了束书不观的潮流,把书放在一边,大家来谈论,到了心学末流,大家就都不读书了。对这种文化现象应该怎么看待呢?读书不读书,各有理据,我们要通过观察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对生活一点一点的思考,然后达到一种境界,这叫做转识成智;另一种派别认为,我们直接可以认识心性,体悟良知,根本没有必要经过一点点积累的发展过程。中国形成了两种思路,一种是“顿”,就是顿悟;一种是“渐”,逐步逐步地领悟。那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两种思想的冲突呢?我觉得对于此,王阳明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每个人生于世间,都有自己的本性心性。有的人智慧很高,那他就没有必要逐字逐句,而是直接可以达到良知之境。比如梁漱溟先生,他曾说过,别人把我看作一个国学家,其实我哪里是什么国学家,我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古籍中很多字其实梁先生都不认得。梁先生这么讲话,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梁先生是国学大师,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很多字都不认识呢。后来我慢慢领悟到,其实梁漱溟先生也可以看作是陆九渊、王阳明一派的学者,他也属于直达心性这一类人。这一类人他们的境界是非常高的,按照现在学者的讲法,从康德意义上来说可能拥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先生也认为,我们中国人拥有智的直觉,我们可以领悟到事物的本体。而西方人,特别是康德之后,他们认为人只有感性直观,没有智性直观,不能达到智性直观,智性直观是上帝的事情,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生活,智性直观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而我们中国传统的儒家、佛家、道家他们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就是智性直观的一种概念。总体来说,我讲这个话题的意思是,读书或者不读,根据你的心性来。假定你是一个根性很高的人,能够直达本体,智慧很高,就像梁漱溟先生,那你不读书是可以的。但是普通人,包括在座的各位,我想我们都还是需要读书的。读圣贤书,悟其中理,积以时日,慢慢地我们的境界就会打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主张读书的,钱先生也是主张读书的,而且我认为钱先生是中国近百年来读书读得最好的人物。他是我们读书人的表率,读书人的楷模,我们通过读钱先生的著作,追溯他人生的历程,这样来开境界,我认为是比较朴实可取的一条道路。
在讲读书之前,我先说了中国古人对读书的不同看法,读书,还是不读书,这是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根性不高,不能直达本体,所以要通过对万事万物(包括人文的各种现象)的研究,来达到对事物本体的认识。以此来讲,我属于“渐派”,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而不是“顿派”,不能直达本体。所以我们要以读书作为前提条件,逐步地下学上达,这是关于要不要读书的回答。我认为我们的根性不高,属于中性,所以我们要通过读书逐步上达到事物的本体,在这里取的是朱熹、程颐的立场,即程朱路线,而非陆王路线,牟宗三先生认为程朱理学不是儒学正宗,但我在这里还是取程朱路线。正宗不正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在知识上面增加了新的质素。
钱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叫吕思勉,是一位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是钱穆先生在常州中学时的历史老师,对钱先生学术的发展有重要帮助。在他们交流时,吕先生曾对小钱穆说:“君可比朱熹,我可比陆象山与王阳明。”特别还强调了,学术本有这两条路,一是直达本性,一是通过学习,认识世间万事万物,由识而转智。所以,“君”,这里也就是指钱先生,是当代朱熹式的人物,而吕思勉先生,他自认为是走陆王路线的人。
下面,我具体说一下钱先生读书时的情形。主要看看他如何通过读书而打开人生的境界。钱先生为何能成为一个那么好的读书人?这也是我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天底下有没有人,就如钱穆先生的父亲形容钱先生的那样,“前世就是个读书人”?这关系到人有没有前世今生的问题。如今天我们汇聚一堂,有没有一种内在的,我们看不见的缘分,让我们突然来到这个地方,这种缘分是不可解的。比如说我在读俄罗斯著名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这本书时,书里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人们在千百条道路的十字路口偶然相逢,却不知道他们以往的全部生活正是为这次相逢做准备”。这句话读起来,一方面让人很高兴,我们以前的所有生活正是为了这次的汇聚,倒有点黑格尔的意思,他说过,“世界的哲学向我这里汇聚”,但同时又显得神秘。正如钱先生,他真的就像他父亲所说“此儿好像前世读过书来的”,类似佛教转世之言。钱先生为学,从他1895年出生,到1990年去世,在这96年的人生中几乎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思考,无一日不著述。我后边还会说到这一点,钱先生著述如此丰硕,让现今人们叹为观止,这其实真正是有内在的力量在推动他。
钱先生与书结缘,有很多因素起作用。首先,我想讲一讲父母的期许在其中的作用。刚才我提到了钱父,他曾是一个秀才,但在学问史上没有留名。钱先生后来成为一个学问大家,对他双亲曾赋予的期许是十分感恩的。在《八十忆双亲》这本小书里他多次提到,双亲早年对自己的教育。先说说他的父亲,他是如何教育小钱穆的。钱父是一个非常慈善的父亲,我们今天在场的男同学要以钱先生的父亲为楷模,向他学习怎样做一个父亲。按照钱先生的记述,他对孩子们从无责怪之语,从不以批评来反面教育,都是作正面引导之语。比如说,钱先生七八岁时就能从头到尾背诵《三国演义》、《水浒传》,对此我也特别感到惊讶,小钱穆心性之中真的对书有天然的亲近。当时,钱父每晚要去鸦片馆抽鸦片,小钱穆有一次也跟着去了,鸦片馆里有很多人。有人就说:“钱穆,听说你能讲《三国演义》,是吗?”钱穆回说:“是,我可以讲《三国演义》”。“那你讲吧,我们来出题,你就讲‘舌战群儒’那一段。”七八岁的小钱穆就开始讲,这里是张昭,这里是周瑜,一一介绍东吴谋士,然后自己当诸葛亮,一一驳斥诸人,讲的跟《三国演义》毫无出入。大家对他都非常欣赏,但钱父此时并无作声。第二天,他又去了,大家不要他讲“舌战群儒”了,要听“骂死王朗”那一段。这时,小钱穆却扭捏起来,不讲了。为什么呢?原来在来的路上,小钱穆与钱父经过一座桥,钱父就问他,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钱父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马易木,是什么字?”“骄。”“你昨晚在烟馆里是否有‘骄’字之意?”小钱穆立马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昨晚在长辈们面前得意忘形了,有点骄傲之意,所以今晚就不再讲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钱父对钱穆的教育,不是直接作批评之语,而是委婉的正面引导,让钱穆自己慢慢成长。
在读书方面,钱父的教育有几处也让我印象颇深。第一,钱穆七八岁的时候,他需要早早睡觉,但他哥哥,也就是钱伟长先生的父亲,比他大四五岁,钱父每晚十点多钟回来时仍要督促哥哥读书。在督导过程中,有教导“此处应如何读”之语,有一晚父亲对哥哥说“读一句要知道作者有三句没有写出来”,就是说,读到一句话要举一反三,以一知十,要知道一句话的背后有更多未尽之意,作者没有写出来。父亲这样教哥哥的时候,小钱穆就躲在被窝里听,后来他描述自己是“喜之不尽”。我一直认为,人读什么书、做什么事,一定要有种感觉,钱穆就很有感觉。他说自己听到父亲对哥哥的教导时,躲在被窝里喜之不尽,领悟到读一句要知道作者未写的三句,非常难得。这都是1912年前的事情,也就是民国之前的事情。大家记住一个年段,钱先生是1895年出生,那1912年是民国元年,钱穆有这些感觉时是民国元年之前的事情,我们脑海里要有这样一个情景,在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了读一句还有两三句没有读出来这样一个道理。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这是让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后来呀,钱穆在《八十忆双亲》里面讲到的一个情形。讲了什么呢?钱穆跟着他哥哥他们几个人呢在上私塾,有一天钱穆的爸爸就到私塾里面去,当时钱穆正好读朱熹的《四书集注》吧,读到“孟子注”,当时老师还没有开始上这部分,钱穆的爸爸就跟他说:“这个‘孟子没’的‘没’字,是什么意思?”钱穆就说:“这个‘没’字可能就是掉到水里面去了这个意思。”钱父又问:“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没’字是掉到水里面去了呢,老师还没有教你啊?”钱穆先生说:“我看到了三点水,我心里想肯定是掉到水里头去了,在水里面那个颠三倒四的。”后来钱父对他那个私塾先生说了一句话,说小钱穆“前世曾读过书来”。这一段也很有趣,这是在私塾里面。前面讲的是晚上,在家里面,爸爸回到家里面教哥哥,说“读一句要知道还有两句三句没写出来”,钱穆就深深记住了。后面讲的一件事是钱穆爸爸跟私塾先生说,“此子似曾前世读过书来”。这都说明钱穆先生小时即有读书的慧根,对不对?
我要讲的第三件事情,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钱先生的父亲40岁左右的时候身体就不太好,他大概是41岁啊就离开人世了。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这一段呢我跟很多朋友讨论过,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预言自己的生死的问题,这里很有趣!我先讲这个背景,今天跟大家随便聊聊。钱先生的父亲病了之后,他从楼上就到了楼下,钱先生父亲经常做呓语,也就是在梦中跟别人讲话。他父亲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为时沿早,可稍待”。“可稍待”,就是稍等一等吧的意思,可能是因还有事情没做完。钱先生当时只有八九岁的样子吧,听到后却不知道父亲在讲什么,以及跟谁讲话,一两个月间经常这样对着墙说“可稍待,可稍待”。突然有一天晚上,他父亲说:“我明天早上十点钟走,走之前呢要对你们有所交代”,然后就跟他妈妈交代,再跟他哥哥交代。然后跟钱穆交代,只一句话,“汝当好好读书”,就只有这一句话。然后他父亲再跟其他人说话。第二天十点钟一到之后,他父亲说了句“来生见,来生见”,就走了。当然,我重点不是讲钱先生父亲能够预料到自己的生死这件事,我在这里重点想讲的是钱先生父亲在临终前对钱穆“汝当好好读书”这样一个叮嘱。我想,这也许给少年的钱穆的内心深处埋下了读书的这样一个种子,因为父亲叮嘱他要好好读书。所以这就是后来钱先生一辈子几乎无日不看书,手不释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钱先生是我们中国,至少是近代史上吧,读书最多的一个人,我认为完全可以跟戴震相比,戴震是清乾嘉时代的著名学人,编写《四库全书》的主力,戴震是当时中国读书人中读书最多的人,但是出道后很早就去世了。我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钱先生是读书最多的一个人,他的读书经历跟戴震不一样,戴震呢,是书都摆在那里,你去读,钱先生是一边读书,人生不断的展开,展开的过程中,书源源不断地来,同时他也去找书。他跟戴震的不同是这个意思。所以钱先生的父亲啊在临死之前对他的叮嘱,“汝当好好读书”,这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上是钱父作为一个父亲对他在读书方面产生影响的三个要点。另外还有一点,这涉及他母亲。其实他母亲也不认识字,嫁到钱家来,钱家原本是个大户,但是到他父亲那一辈就已经破落了,到钱先生这代更破落了。但是当时他外公说钱家是诗礼之家,我们愿意。他母亲也算是一个大家闺秀吧,到了钱家之后,钱先生的父亲对他母亲非常的尊重。母亲也是非常的温文尔雅,有大家闺秀之风,对孩子的教育啊,对家庭的操持啊,和邻里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处理的非常好。后来钱先生父亲去世之后,周边的人们才知道原来钱穆的家里面这么穷苦,就要让他们家享受救济吧,但是他母亲不同意。她跟人解释说,你看钱穆的父亲生前为义庄的事情,和叔伯们还闹别扭呢,现在刚刚去世,我们就要吃义庄的米呀,这让他老人家泉下何以瞑目?所以不愿意。但是周边人说这个义庄的设置本来就是为了钱氏家族的贫弱孤老嘛。钱母听了这样的话才勉强答应。后来,有人就为钱穆的哥哥介绍工作,说你们家里面这么贫困潦倒,应该去工作,比如说到那个小布行里面当一个小伙计啊什么的。钱先生母亲说:“这样不可以,我要为钱氏家族留几颗读书的种子。”啊!我读到这个地方特别感动,要留读书的种子!这两个孩子不能去做工,不能去经商,不能因为穷困而废学,因为,“我要为钱氏家族保留两颗读书的种子”。后来钱穆很快就考到常州中学堂去了;他哥哥也去读了师范班吧,一年之后就回家了。“读书的种子”,这是我念到的非常感动的一段。我经常想到,我们广西啊,也应该要培养许多读书的种子才对。我现在想到广西大学这样一个大学,到底有多少真正的读书人,应该不多吧,这也是我经常感到悲观失望的一件事。昨天下午肖老师在我办公室待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聊了好久。我们对我们所在的这个广西大学非常失望!原因就在于我们见到的读书的种子太少了!我也经常想,我们广西大学这么一个大学,如果说没有读书人的话,这么一个大学怎么来支撑?如果没有读书人不断地精进的话,那我们学术的文化薪火怎么传承呢?所以我读到这个“读书的种子”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想啊,就是说钱先生呢之所以一生读书不止,跟他父母有内在的一种关系,父母的期许在他的身上一直关照着他,推动着他,激励着他,勉励着他。这是我想讲的有关读书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呢,我也想讲讲怎么去读书,读书的正道又何在等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将读书正道的理念涵育在心,我们来读钱先生《师友杂忆》一书中所展现的钱先生的读书历程的话,是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启示的。据《师友杂忆》,钱先生在他很小的时候,六七岁的时候,他就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一些古典小说的文字读得熟透。至于他在这前后还熟读了哪些东西,没有材料记载。但我们至少知道他对我们中国这些古典的小说读得非常熟透。这就涉及我们讲到朱熹的读书的三个境界的第一个:熟读!小钱穆他都能够背诵了,难道他真的是过目不忘,一目十行吗?其实所谓的“过目不忘,一目十行”,我觉得这只是后人的一个传说。我想啊,一个文本呢你要熟透,那一定是要反反复复的读的。所以我在钱先生的著作里面经常看到,钱先生反反复复读,比如说他读孟子,读孟子六篇,反复的读,读过七八遍,直到使那些句子啊涵化在自己的心里头,自己能够背诵了他才放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复的读,来来回回地读,我想这是钱先生读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不要以为好像别人都是天才,我们就是一个庸才似的。其实所谓的天才那多半都是个神话,一个文本能涵化在自己的心里头,能够把它原原本本的叙述出来,诵出来,我想啊,这跟反复之功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我们的功夫到了没有?人家如果说一目十行,那我一目一行可以吧,对不对?人家用一份功,我用十分功可以吧?其实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别人用了一分的功,我用了十分的功,那是假的,事实上往往是别人用了十分的功,我们才只用了一分的功,所以有差距。因此啊,从读书之道而言,反复的读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就读书的正道来说,除了反复的读之外,还有一些我要强调,其中一个就是要一字不漏地读,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读书要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这一点,钱先生在很多地方也讲到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在果育学校的时候,这个大家可以看《师友杂记》,学校有一个老师叫顾子重,从无锡城里面到他们的荡口小镇来当老师,这个我等会还要再讲。这个老师呢,他跟学生关系很好,那学生呢就在跟老师的闲谈之中说到,有一个钱穆,他很会读《水浒传》,是不是要把他叫过来与老师也见个面,老师说那可以啊,叫过来。钱穆来了,顾老师问了《水浒传》中的一些情节吧,钱穆应对无碍。我们可以看《师友杂忆》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顾师问,汝能读水浒否?余答能。顾师随问水浒中数事,余皆应答无滞。”什么意思呢?顾老师问,你能读水浒啊?钱穆就说能。顾老师就把水浒里的一些情景拿来问他,他都能够应对如流。但随后,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汝读水浒只看大字,不看小字,故所知仅如此”。顾子重先生说,钱穆啊,你读水浒只看大字不看小字。因为我们那个《水浒传》,古典文,有大字有小字。后来钱穆说:“余闻言大惊!何以先生能知余之隐私。”就是说听到老师的话,钱穆心中大惊,“你老师怎么知道我只读了大字没有读小字?”至此,“返而重读,自首迄尾一字不敢遗,乃知小字皆金圣叹批语,细读不忍释手,一遍又一遍,全书反覆几六七过,竟体烂熟。”意思是,钱穆闻言大惊,老师居然知道我只读大字,不读小字,回到家里赶快读!那些小字,哦!这些小字是谁写的?是金圣叹写的。金圣叹写的批语,钱先生读了之后很高兴。从此之后,那就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读了六七遍。你随便问我哪一行那一页都非常熟悉。所以读书啊,从头至尾读,我想这也是钱先生读书正道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书要反复读,读得烂熟,熟透了;此外,要从头至尾一字不遗地读。钱先生在他的书里面多次讲到这些,这是他读书的一个方法,从这个过程中达到一个新境界。这个话对我的启示很大,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很难做得到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叫张志扬的老师,以前我就跟大家讲到过,并希望大家读张志扬的书。张志扬是一九四〇年出生的,他大我二十五岁,当年我们一起在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过一年多,我跟张老师关系挺好,也经常在一起聊天,后来他调到海南大学去了。我曾经到海南也找到过他,但是现在也很久没有见面了,他的著作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影响很大。有关读书,他讲过一段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因为我是年纪太大嘛,所以啊就不能够像钱先生那样,从头至尾一字不遗。他说他是选读,点读和选读,读哪一章哪一节,然后再展开自己的思想。现代人,因为我们现代人跟古代人可能不一样,钱先生处在文化转折时期,读书就是四书五经,然后还有一些古典小说,唐诗宋词元曲,然后明清小说这样一些,这是反映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精粹之本吧。但是这与我们今天处于这个中西文化相交织、相冲突的背景大不一样,今天可以说各种文本啊纷至沓来,是吧?我们今天的读书人跟我们古代的读书人很不一样了,所以张志扬先生他作为现代的一个读书人,他谈了一种点读、选读法,对此我也特别有印象。我们今天要不要从头至尾一字不遗地读呢,应该也还是要像钱穆先生那样。有一些书要读多遍,才能竟体烂熟,否则你根本就赶不上作者所要传达的境界。但张志扬老师他不一样,他进入学术界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他现在已经快80了。他做学术时对人生事物的理解已和我们不一样。其实他也有从头至尾反复读的一本书,比如说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张志扬在监狱里面读了八年的著作,他是在监狱里面待了八年吧。张志扬的著作,我觉得也是用他的生命哺育出来的,真正的著作是要用生命去哺育的,不是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东抄西抄,这样的作品毫无价值和意义,当然可以给自己带来名利,但是在学术史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写作一定要作为我们生命的内在的展现才是有价值的。所以读书啊,我还是觉得有一些要精读。当然,有些就要泛读了,对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翻一翻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有些著作,特别是作为基本性的著作,我们还是要沉潜反复,要从容含玩的。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是钱先生的读书的正道。我想强调,前阶段我反复提醒自己,就是读书啊不能随意的,一定要竟体烂熟,这样来读。钱穆的书上有很多地方讲到要从头至尾地读书,但这个地方是钱穆讲得比较早的。钱穆也还讲到,有时读书他可能还是不够细致,但在朋友的诱导下,他又再次从头至尾仔细读,非常非常的仔细去读。对此,我印象殊深。
讲到读书的正道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读书啊一定要一心一意,心无旁骛。我从钱先生读书的历程里所领悟到的第三点就是读书一定要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师友杂忆》里写道,钱先生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当时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当时是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学子都到北京去求学,所以他的学生遍天下。后来因为抗日战争,1937年后钱穆他辗转西南诸地,到了西南边陲,其学生也很多到西南,其中有一个叫李埏的人,非常喜欢老师。当时有一个情景是这样的,应该是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吧,这个李埏当年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追随钱先生读书问学,到了西南联大之后,钱先生在一边教书时也一边到各地去游玩,李埏就陪老师经常去游山。他们之间有一个对话我觉得很有趣,那是个什么样的对话呢?对话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先读一下:“一日,李埏语余,初在北平听师课,惊其渊博。诸同学皆谓,先生必长日埋头书斋,不然乌得有此。及在昆明,赴宜良山中,益信向所想象果不虚。及今在此,先生乃长日出游。回想往年在学校读书,常恨不能勤学,诸同学皆如是。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知先生生活之又一面。余告之曰,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故《论语》首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之亦如游山,则读书自有大乐趣,亦自有大进步。否则认读书是吃苦,游山是享乐,则两失之矣。”读完这段话,我也特别有感觉,觉得我们读书啊是一个苦差事,所以我们要努力去读书,然而这里说你不要讲什么努力不努力的事,应该怎么样?enjoy!这是魏玄子去年在伦敦讲的,我印象深。我们要觉得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才高兴呐。因为读书不断的开心境啊,我读完这本书突然领悟到了很多事情,我读完另外一本书又领悟到了很多事情。钱先生啊在每一个时候读书都有新的境界,读到王船山的《船山全集》开了个新境界,在湖边读了《史记》的《李斯列传》又觉得有新的境界,读书应该是一个乐趣啊,怎么是个苦差事呢。所以同学们觉得,你这钱先生啊,写了这么多东西肯定是整日埋首书斋、心无旁骛,然后现在我们发现钱先生你游山的劲头比我们还足,这怎么回事啊?而钱先生的答复是,做一件事情,就专心致志去做,读书就是读书,心中自有乐趣,一心只在书上,那么现在游山水也在山水上面。所以啊,读书亦如游山,当一心一意啊,对不对?这里面,我想有个陆王理论的影子在里头,就是强调一心一意去做一件事情。读书亦如此,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我们就什么都不管,就专心读一个小时书,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体会。在那一个小时里我们就专门读一段书,然后去体会。所以读书要一心一意。钱先生读书的一个正道就是一心一意,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讲的第四点,读书是一个人生境界不断展开的过程。我前面讲到钱先生啊,我认为他是近两百年来唯一一个可以与清代读书人戴震相比拟的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但是他的读书,并不是说书都摆在那里,比如我到一个书店里面或者一个图书馆里面或者我买了很多很多书,然后我到那个地方读,而钱先生的读书生涯是随着他的人生境界逐步展开的。小时候他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后来工作了,他工作很早哦,1912年民国元年就开始工作了,他只有十七岁,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还是一个孩子呢。因为整个国家大变啊,清朝结束了,民国时代来临了,他初中毕业就再没有正式到学院、学校里去继续学业了,而是开始工作。这是钱先生经常感到惋惜的一件事。致后来钱先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仍然有些人如傅斯年等人背后骂他是土包子。不过从今天看,却是对我们是个激励我们的好榜样。这当然是后话了。钱先生以不满十七岁之龄,首先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学去教书,这是他人生读书生涯的重要时刻。其间他读了些什么书啊?有时候我都很感慨,从中可以看到读书的境界是逐步打开的,这让我特别感动。在《师友杂忆》中,说到他到了秦家水渠小学,见到了一个兄长式的人物,叫做秦仲立,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物,我后边讲交友还会讲到这个人。那么,这个秦仲立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他办了这个秦家水渠三兼小学。钱穆到那里去任教,这一年他说他18岁,其实还不到16岁,因为他是1895年出生的嘛,民国元年就是1912年,他其实还不到18岁,是虚18岁,实际上16岁还不足。我们都知道严复对不对,严复他翻译了很多的西学著作,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在大转换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个秦仲立非常有趣,他把当年严复的著作都买回来了,但是他觉得有些地方读不透,所以想找一个能读书的人跟他一起共学,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理解。正好钱先生是个非常好的读书人,秦仲立就把严译的很多著作包括《穆勒名学》(原名为《逻辑学体系》)等很多书一本一本的跟钱先生说,我读的很多地方不够透,你读了之后就教我,这样的话使我能够领悟书中的意思。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钱先生遍读了严复的翻译著作。我读到这个地方时特别感动,还情不自禁地写了一段话,我说钱先生年不足二十,即遍读严译而深有体会。而我们在钱先生这个年龄段都读了些啥子、有些啥子体会?!而钱先生他是真有体会啊,因为他都是一字一句地读,特别是那个秦仲立啊有时假装在某个地方做个记号,回头来问你,其实秦仲立已经知道它的意思啦,考你钱穆是不是假装有能耐。后来钱先生才领悟到秦仲立的用意。所以这个秦仲立先生啊很了不起,我们今天来看啊,他对钱先生的学问的进步和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说钱穆他对严译深有体会,如此为之,未来有成大家之望矣。我在下面还写有另一段话,我说回首吾辈,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二十岁左右,曾读了一些啥,读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二十岁左右,十七八九的时候,读了些什么呀,一些乱七八糟的教科书是不是,有些啥体会,思之岂不惭愧。所以说,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特别感动。我想,钱先生呐刚到十六岁就遍读严译,太了不起了,那时候严复翻译了《逻辑学体系》,还包括孟德斯鸠的《法意》,还有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当然还有一些进化论领域的著作,这些著作应该说是当时非常领先的,对不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你看钱先生十六岁就读这样艰深的著作而且深有体会,而我们十六岁其实在读些什么呀,对不对?我们虽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读了些什么呀。所以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深自惭愧。为什么我说钱先生的这一本书是一面镜子呢,你看这个时候在秦仲立办的三兼小学这个地方读遍了严复翻译的大量的著作,这个时候才十六岁啊,我认为他借此奠定了一个深厚的一个学术基础。当然此前他有《水浒传》、《三国演义》、四书等这些著作打下的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觉。钱先生读这个严译之外,他还读其他的,所以他这个人生的历程跟这个读书的历程是逐步展开的。如果我们仔细地读钱穆的著作,就知道完全是秦仲立给他提供了一个读严译的机会。除秦仲立外,钱穆此后又认识了一个朋友,叫朱怀天,我后面讲交友时还会讲到他,由于朱怀天的缘故,钱穆他开始读了佛教的著作。钱穆后来又到厦门的图书馆里面去读了《船山全集》,后来又在华西大学读了朱熹的整个著作。就这样,钱穆读书不断地展开,人生也不断地展开。所以,我就说这个读书的历程真的是人生不断展开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人生的历程和读书的进程是相映成辉,逐步地展开的,所以钱先生当时说,读了一本书之后就有了一个新境界。你看他有些地方讲得特别令人感动,也很有趣,有一次他还在乡下当老师的时候,他说“余两校兼课时”,意思是说他在两个学校同时上课的时候啊,“似已改为秋季始业”,到了秋天了,“余每周乘船往返梅村、荡口两镇”,他就是在两个小学里面当老师嘛,“于星期四下午课后四时自梅村上船,历两小时近晚到荡口”。他就回家啊,“翌日下午四时返”。就讲这段我挺感动的,“沿途湖泊连绵,秋水长天,一望无际”。这是讲那个场景,“犹忆第一次上船,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多这里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钱先生他感觉到啊,每读一篇东西,读一本书,或者读一个人的全集,他总是感觉到人生又有一个新的境界被打开了。我这里不讲境界,我讲的是他感觉到有个新的境界被打开了。所以,我们读每一本书啊,能感觉到一个新的境界被打开了吗?所以这个是我讲的读书它是伴随着人生境界被打开的,所以我在书上特别批注:“钱先生每读一书必开一学境,真可谓是善为读书者也。”这真的是一个会读书的人啊,每读一本书都有一个新的境界被打开,会有新的领悟。然而,后来到底钱先生读了多少书?从这里面来看,他应该是读了很多很多书。但是我想,真正要把钱先生读书的书目单完整地列出来,好像也是挺难的一件事。
我在这里讲读书的正道就讲这几个方面:一是讲要反复地读;二是讲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三是讲要一心一意地读;最后是讲每读一书要开一新境,有新的领悟。这是我从钱先生的读书历程所领悟到的。关于读书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话题。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一辈子都要讨论怎么去读书,但不要再讨论要不要读书了,我们只有读了很多书之后,我们才可以不读书了,才可以说书是没有用的了,因为那些书的精魂,那些魂魄都融化在我们的心智之中了,那我们才可以说我们不用读书了,因为到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已经达成了一个人性的上层的心性了,我们从中性到了上性,这就是孔子讲的下学而上达之意。但是,今天的我们,永远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中性的人格结构,中性的心智结构,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不断前行,不断去努力,我想这是我们读书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吧。以后我们要经常讲怎么读书,是吧。在这里我也想说,大家知道冯友兰先生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中国哲学简史》是吧,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只有讲过很多话之后,然后才能沉默。”我想我们也以此类推吧,我们要读过很多书之后,才能把书扔到一边去,我们不能一上来就要学陆九渊,学王阳明,学慧能,那不行,对不对?我们为学还是首先要学朱熹,要学钱先生。这是我要讲的读书的一些话题。其实啊,读书真是一个无尽的话题,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之中,碰到好书之后,那你要知道这是一本好书。你读了这本好书之后,要不断地打开人生新境界,不断地想到新的事情,领悟到新的人生道理,领悟到一种人生新的轨辙或者规则,这样新的人生境界被打开了。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通过读书来理解人生、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理解宇宙。我想我们要做一个读书人,书是我们的第一个打开我们人生境界的入口。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话题。
二、交友
我讲的第二个话题是交友。这里的友是泛指师友。
其实在读书的过程之中,当然首先是人跟书的关系。但是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人跟书的关系里头啊,也不是完全的就是我跟书之间的这种关系。刚才回顾钱先生的人生经历里边,我们会发现书是怎么呈现在他面前的,这里面就有师友,对不对?没有师友,哪里来书?所以书的背后是师友。我刚才讲到的师友,应该作为广义来理解,包括老师和朋友,甚至包括师友之外的自然界中的事物,比如古人有以松鹤为友的。另外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虽然名义上是师生关系,但我们实质上更多的是朋友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老师、学生与真理》,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是我来南宁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所以我经常在很多场合之下都向朋友们介绍我这篇文章。有一次在北京见到当年的袁贵仁老师,他时任教育部长,我很想跟他提一个要求,我想对他说,袁老师你能不能把我这篇文章放到教科书里头去,比如放到中学教科书里头去,或者放到大学语文中去?但是后来我忍住了没有说。我这里边就讲师生关系啊,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不是像亚里士多德说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把老师和真理对立起来了,我认为这是不好的。师生之间应该是一个朋友关系对吧,就像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追求真理啊,对不对?真理是外在的,那我们结伴而行就是为了追求真理。所以,交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交友对于人生境界的开启甚至更重要,不是有人说过,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吗?因为书是死的,而师友是活的。
刚才我们说钱先生所读的书并不全是他自己的,甚至主要不是他自己的,呈现在他面前的书主要是由朋友来提供的。我们刚刚讲的秦仲立先生给钱先生提供了全部严译著作,让钱先生来仔细地阅读。而且秦仲立先生好像是个监工,这对钱先生读书而言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下边讲交友,也结合着钱先生《师友杂忆》里面的故事,来说明钱先生如何通过交友开辟了人生境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主要想讲《师友杂忆》的第一章,大家也可以朝着这个思路去仔细读一读这一章。这一章我是反复读的,最喜欢读的一章,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每读一遍总禁不住感慨不已。我常感慨,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学问的开端,我决不止于今天这个样子!这一章讲的是钱先生十岁时上的新式学校,名果育学校(果育一名或来自于易经?),如果大家有这本书的话回头可以看看,如果没有,我在这里讲一讲。这一章所写的钱先生的经历,我觉得是钱先生走向学问之途的一个良好的起点。我经常想到,我们从表面上看钱先生只是个中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是一个博士,我是一个硕士,比前人强多了,对不对?可是如果大家认真读了这第一章,就会知道钱先生在他十岁的时候,进入到一个叫果育学校的小学,他在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却引发了他一辈子关注的问题,且不同的老师从不同的知识侧面启发了他未来的学思方向,故而我在这一章批注道:“问题开启,学植多端,何其幸运!”钱先生在其学思的起步阶段,真正是良师如云呀!看看我们身边一些所谓老师,何其不堪!猥琐,狭隘,油腻!所以我担保你读了这一章之后,再回顾一下我们自己那个阶段所受的教育,我们可能就会很汗颜了。果育学校可以说是钱穆先生为学为人的一个起点,怎么打开学问的境界,怎么展示思想的境界、人生的境界和文化的境界,我觉得在他十岁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我每读果育学校的这一章,都感慨万端。我心里想啊,我自己的灵性也还是有一些的,如果说我像钱先生在十岁的时候遇到这么多的好老师的话,那我今天的境界肯定会很高。可惜啊,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太糟糕了。我们读的书啊,都不是我们人类文化上面的精粹之作。我们小时候都在读些什么书,大家想一想读了一些什么书?我们小的时候都读了一些什么呀,都碰到了一些什么老师?当然我们今天对我们的老师也要尊敬。但是把我们当时所受到的教育和碰到的这些师友,放到钱先生这个平台上比的话,我就觉得心里头非常非常难过,感到生命黯淡无光,甚至有人生白过了之感。所以下面我要讲一下钱先生是怎么交友的。大家主要从这里领悟什么叫做良师益友,而不是狐朋狗友。
这个交友好像是主动性的,其实不是,师友也是不期而然地呈现在你面前的,师友跟书一样,不知不觉的,突然你就有一个好师友就在你的面前,让你的世界添光彩,让你的人生上境界。比如说,你看我来讲一讲果育学校这一章,钱先生他碰到了多少好老师啊。果育学校的这一章总共有六节吧,钱穆讲了大概五个老师。钱穆他是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的果育学校,这是一所新式小学,进到这个学校可以看作是他的学思的一个新的开端。十岁前他受的是私塾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明清小说。但他十岁到了新式小学之后,我们中国文化要开新境了,就是晚清以来的文化转折,民国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在这个时期,小小十岁的钱穆进了新式小学,这个新式小学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式小学很不一样,它是新旧杂糅的,在这个小学里,或在荡口镇这个小小的地方,就集聚了很多新旧硕儒,集聚了一大批了不起的师长。硕儒,就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钱先生受益于他们非常非常深。下面要说的第一个,就是钱伯圭先生。钱穆有一段话写钱伯圭先生,我在很多场合下也常讲,我给大家念一下:“体操先生为余之同族钱伯圭先生,乃鸿声里人,游学于上海。后始闻其乃当时之革命党人。一日,揽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近一百年来之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这是我读的原文,大意就是说钱伯圭先生有一天握着小钱穆的手说,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说是。钱先生说此书不能再读了,钱穆说为啥?伯圭老师说,那书开头就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我们中国历史走错了路,一治一乱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外在的形态应该终结了,我们从此以后应该学欧洲英法诸国,你看人家合了就不再分,治了就不再乱,所以我们要一心学他们,以后再不能读这书了。钱伯圭先生这个话,只是说了一件事实,他说英法诸国走对了路,我们中国走错了,所以我们中国要学欧美,要学英法诸国,就是这样,他没有提出问题,给的是一个答案。如果说是我们一般的小孩子听起来,即使我们现在大学生听起来,也感觉钱伯圭先生没有提问题,只说了答案,就是说中国要学英法诸国嘛。大家注意了,我觉得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人有无思想的慧根!多半人无慧根,所以跟着伯圭先生的指示走,去按照英法诸国的样子改造中国,这是晚清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模式。从哲学上看,这就是独断论的思路。但是我发现在钱先生的心里头啊,他好像悄悄地完成了一个转换,他把伯圭先生的一个明确的答案转换成了一个存疑的问题。这时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可惜我们今天教科书化的教育模式完全遮蔽了人的主体性之思!对于钱穆先生所完成的这个思想转换,我曾经认真作过分析,并写了一篇文章叫《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我很多很多次地专门研读了这一段,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段话,特别是那八个字“巨雷轰顶,全心震撼”,让我印象殊深。如果说一个人的话让你产生这么大的身心震荡,这应该是一个认知路途上震撼性的时刻来临了。后来我想啊,很多伟大的学人,他们之所以伟大,必然有他独特的震撼性的认知,有其认知路途上震撼性的时刻。这个地方你看钱先生马上就把钱伯圭先生的一个平平淡淡的叙述转化成了一个令人忧思难忘的问题,什么问题啊,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怎么成了这么一个问题?在钱伯圭先生那里不是说的很清楚吗,什么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没有啊,照伯圭先生看来,中国文化失、劣,西方文化得、优,中国文化要学西方文化,都是明确的答案,但是十岁的小钱穆把它转化成了一个问题!这真正是非常奇怪的一件心理事件!我说钱穆先生从伯圭先生一席话而得问题开启,但从根本上看,开启问题最终还是得靠自己的主体性慧根,同样的一句话,为什么不同的人体会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们要向钱穆先生学习,要把握自己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要有问题意识。因为我发现问题意识或认识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往往而不期而遇的,带有很强的神秘色彩。比如说我人生途中遇到的邓正来老师,在他的自叙里面,他讲他12岁的时候当了童工。当了童工就当了童工嘛,好好挣钱就完了,但是在邓正来12岁幼小的心灵里面,他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恍惚,有了一个疑惑,童工啊,不是社会上都认为是一个旧社会才有的事情吗,怎么新社会我也当了童工呢?童工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一种糟糕表象和社会现象呀,怎么我在新社会也当了童工呢?此一问题之朗现,童年的邓正来心中顿感不适,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不期降临到童年的邓正来心灵上的。这个疑问一出来之后,马上带出来的是一个渐次普遍化的问题:是什么人让我当童工的?童工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的外在表现?我是怎么被安排到了这样一个社会秩序里面?进一步问,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才是好的?所以这样一个疑惑,后来使得邓正来老师一辈子都在追问社会秩序正当性问题。邓正来老师从个人的经历里面引申出来一个抽象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的整个学术格局就展开了。钱穆先生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所以我在读到钱先生说“如巨雷轰顶,全心震撼”的时候,我也为之感到震撼。钱先生他年方十岁,就从钱伯圭先生这话语里面领悟到了一个深刻的问题,领悟到了中西文化内在冲突的问题,并一直引导着钱穆后来去对中西文化比较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所以钱先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著作,一千七百多万字啊,按照钱先生的讲法,完全都是为了比较中西优劣得失问题!这个地方大家要仔细地去理解。我经常想到,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定有他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如果没有这样的震撼性时刻,没有一个问题意识作为引领,那么我们就很难打开思想的境界,无法打开人生的境界。
问题意识确实非常重要。所以海德格尔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哲学家,其实他都有一个问题,他所有的著述不管多少,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所以说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内在的灵魂。我也常说,我们研究学问,我们开启人生的思考,都要由问题来引领我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总会掉下来。所以说,我们正是在回答我们所领悟到的问题的过程中,来拓展自己的人生和展开自己的境界的。所以你看,钱穆先生在他十岁的时候,因为钱伯圭先生的这一段话,使他领悟到了一个问题,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问题,进而展开了他对中西文化的一个理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因为钱先生自小受到中国文化的哺育,虽然说他们整个钱氏家族到了他父辈这代已经破败了,但是仁义礼智信这样一些中国文化对人性的展示,在钱穆先生心里它是具有亲和性的。但是现在西方文化冲击了我们中国文化,是不是我们要完全地否弃掉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呢,不再要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我们完全做一个西方人而不做中国人了呢?在钱穆十岁的幼小的心中啊,这些问题逐步逐步地展开了。 在这些问题的激励之下,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思的历程。所以说,钱伯圭先生,在钱穆交友历程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当然这个文本是钱先生八十多岁时候写的,他写了《八十忆双亲》之后才写的这个《师友杂忆》。他八十三、八十四岁左右双目失明了,后来又写了《晚学盲言》,有七十万字,我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出版过,我后面还会讲到。回到交友的话题,一个老师或一个朋友无意之间把你的整个问题打开了,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这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的话,那我们内在的生命力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发出来。当然,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何时来临,我觉得这是很偶然的。我在那篇《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里面,除了讲到钱穆之外,也讲到上面提到了的邓正来,好像还讲到了唐君毅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吧,我认为这些了不起的学人,其实他们在早年都有他的震撼性时刻,突然为一个问题所苦,做出一些反常的举动来。这个大家要去理解它。这是我讲的交友话题中的第一个师友钱伯圭先生。
另外还有华氏两兄弟。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是华倩朔先生,一个是华山先生。这两个人对钱穆先生培植学问的根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首先讲一下华倩朔先生。华倩朔先生也是荡口人,因为很偶然的原因也做了钱先生的老师。这是他第二个老师,这里面钱先生是这么记载的,他说:“倩朔师曾游学于日本,美风姿,和易近人,喜诙谐,每以东方朔曼倩自拟故改号倩朔”。华倩朔他学习的是一个什么人?西汉的东方朔是吧,所以他就自号倩朔。“一日,召同班同学华端庆,告曰:汝每日写自己名字,不觉麻烦吗。今为汝减省笔划,易名立心,立心端始可得庆,汝当记取。”这是讲华倩朔先生幽默的一方面。意思是说,有一天,华倩朔先生找来一个叫华端庆的同学,对他说你名字的笔画太多了,每日写不觉得麻烦吗,为你改少一点笔画,叫立心得了,还说了改叫立心的理由。这当然是华倩朔先生幽默的一面。下面主要讲他跟钱先生的关系。钱先生跟华倩朔先生特别特别亲切。华倩朔先生虽然是一个小镇上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当时在全国是知名的,曾经编了唱歌的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书“曾编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皆由师自撰。尤有名者,为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他这个小钱穆非常喜欢老师写的歌,跟老师走得非常亲近。那么下面我要讲什么呢?就是要讲钱先生跟华倩朔老师交往中的一件事。钱穆回忆说,当时老师经常出题让同学们每人写一篇文章。有一天他又出了一个题,叫“鹬蚌相争”。后来钱穆写的那篇文章马上就被贴在墙上了,当作范文,同学都来看。这里,也可看出钱先生自小就是很聪慧的。钱穆在这篇文章的结语处说道:“若鹬不啄蚌,蚌亦不钳鹬。故罪在鹬,而不在蚌。”华倩朔先生对钱穆的文章评论很高,说他文章的结语“尤如老吏断狱”。因为这样一篇文章,钱穆先生就升了一级。升了一级之后,华倩朔老师还奖励了他一部书,叫《太平天国野史》,有两册,是当时春冰室主人所撰。这本书对钱穆先生的读书生涯非常重要,因为据钱穆先生说,“余生平爱读史书,竟体自首至尾通读者,此书其首也。”所以我们在前面不是讲了吗,读书要自首至尾地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钱穆读书自首至尾读的第一本书是华倩朔老师赠给他的,这时他不过十一二岁吧。华倩朔老师赠的这本书,让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这么认为,钱穆先生对历史的兴趣,最起初就是由华倩朔老师培植的。升了一级之后,钱穆先生的国文老师改为华山先生。华山先生对小钱穆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起因还是因为小钱穆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后来忘记是写了什么主题的文章了,又得升了一级,还获得了华山老师赠送的一本叫《修学篇》的书,这本书是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作者是谁呢?是蒋方震百里,百里应该是作者的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叫蒋百里的人,这个人非常了得,他翻译的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书中网罗了西欧英法各国不经过学校学习,凭自修苦学而成为名学者数十人,一一记述了这些人苦学的具体情况。当时西欧,尤其英国和法国,那些没有读大学而成才的人,其实我们知道也有很多,比如说卢梭好像也没读大学,好像初中都没读,还有孟德斯鸠或是霍布斯,这些人就靠自己勤苦读书,慢慢的成为一代名人。这本华山老师赠的书,在钱先生的思维里程里非常重要啊,对钱先生影响极大。钱先生是这么说的,“余自中学毕业后,未入大学,而有志苦学不倦,则受此书之影响为大。” 后面他还说了一句话:“余知慕蒋百里其人,亦始此。”也就是说,他小钱穆因为这本书是蒋百里翻译的,所以对蒋百里这个人也非常亲近、仰慕。蒋百里翻译的这个《修学篇》是钱穆先生立志苦学的一个基础,后来钱先生在西南联大时代还遇到过蒋百里。这些当然是拜华山先生所赐,可见师友是很重要的。华山先生赠了书,受书启发,所以他立志苦学,所以说这个榜样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是吧?如果我们没有榜样的话,要么就自己成为榜样,要么就沉沦下去了。所以说,在广西这个地方,地处文化僻地,我们前面没有榜样,但是我们也要立志苦学,要成为别人的榜样,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一个人要么沉沦,要么成为别人的榜样。其实我们广西还是有过很多人物的,也有很多人物路过这里,比如说王阳明也路过这里,梁启超当年也路过这里。当时我们广西的文化中心是在桂林,不在南宁,是吧?当然,我们无论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们都要把自己的光亮给闪烁出来。所以我经常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明珠,每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个人都是一盏灯,你把你的光亮,要充分的展示出来,让人家看见你的流光溢彩。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榜样的话,那么我们自己要成为别人的榜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是讲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老师,华氏两兄弟华倩朔和华山先生。
还有个人叫顾子重先生。顾子重先生我们其实前面在讲读书也讲到过了。对,就是那位考验钱穆先生《水浒传》的顾子重先生。顾子重先生是小钱穆连升两级之后的一个老师。钱穆先生是在荡口镇读书,这个顾子重老师是从无锡县城里面被聘过来的。他对钱穆先生的影响也非常大。顾老师的专长主要是讲史地,就是历史和地理,当时叫做“历史舆地之学”。在座的远华博士你对这些可能就更了解一点,舆就是方舆,是吧。钱先生为什么后来成为一代历史大家?我想他的开端就是顾子重先生。顾子重先生在课堂上讲历史和地理,舆地之学深刻地影响着钱穆。所以在晚年的时候,钱先生都讲到:“余中年后,治学喜史地,盖由顾师导其源。”顾老师在课堂上讲历史地理讲得非常好,学生们甚至说顾老师的课,比当时上海的地理学大师童世亨还要讲得好。在一个小镇上面有这样一代学术大师在那里讲学,真的是了不起,是吧?有学术文化大师的地方,才显得出流光溢彩呀,对不对?象我们现在的广西大学,未见一个学术大师,多是蝇营狗苟之徒!所以我一眼望过去,思想上学术上文化上多么的暗淡无光!远不如百多年前一个镇上小学!真正是令人悲从中来啦!这且不论。这里讲到顾子重先生,是说钱先生的史地之学导源于他,他为钱穆先生厚植了史学背景。这里还有一段话特别重要,“一日,某同学问,钱某近作一文,开首即用呜呼二字,而师倍加称赏,何也。顾师言:汝何善忘,欧阳修《新五代史》诸序论,不皆以呜呼二字开始乎。诸同学因向余揶揄言,汝作文乃能学欧阳修。顾师庄语曰:汝等莫轻作戏谑,此生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余骤闻震撼,自此遂心存韩愈其人。入中学后,一意诵韩集。余之正式知有学问,自顾师此一语始。”我读到这段话也特别感动。大家注意了,这里又出现了“震撼”一词,钱穆先生《师友杂书》一书中经常用到这个词,凡是用到“震撼”一词,必然显示出钱先生思想之进境,不可小视。这段话是说,钱穆写了一篇文章开头用了“呜呼”,同学们就在顾老师面前嘲笑钱穆,觉得不应给高分。顾老师说:“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欧阳修写《新五代史》时首句就用到‘呜呼’吗?”这些同学又嘲笑钱穆想学欧阳修,顾老师正色道:“你们莫要瞧不起小钱穆,小钱穆未来是会学韩愈的!”看来,韩愈在顾老师心中是比欧阳修更伟大的,所以当时钱穆“骤闻此言”也是深受震撼。自此知道韩愈,故中学后他将韩愈的文集拿来专心诵读。他写道“余之正式知有学问,自顾师此一语始。”所以说顾老师对钱穆的影响很大,这是第四个人。
还有一个人很重要,叫华紫翔,他是华氏兄弟中的第三位,他原本不在果育学校任教,而是在苏州某中学教英文。他对钱穆影响也是非常深远。在一个暑期,华紫翔先生回荡口镇,召集了一帮同学办了一个暑期班,选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古文,从《尚书》开始,一直选到晚清曾国藩的作品,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用这些来教包括钱穆在内的荡口镇的许多学生。这件事也对钱先生影响深远,钱先生幼时读的都是文学,而因此次暑期班而读了从古至今的大量理学文献,使得钱先生领悟到文学和理学之间并无隔阂,钱先生通过这个暑期班从文学转到理学并没有遇到障碍。在这个暑期班上的选文中,一篇是朱熹的《大学章句·序》,另一篇是王阳明的《拔本塞源之论》,钱先生领悟到《拔本塞源之论》是从《大学章句·序》演化而来的。所以我觉得华紫翔先生对钱先生影响深远,我读到这里时还特地在书上写道:“紫翔先生暑期班之开设对钱先生影响实大,此次返仙桃与岳父熊镜川先生提及如果我从大学返乡的话能不能也开个暑期班呢?会不会有那样的人来学习呢?而如今时代变迁,即使我回去讲,大概也不会有人来听了。”所以我感慨时代变迁,当今的文化传承到哪里支寻找传承者。这里的朱、王二人所论,都是人类历史关于理想社会建构的一般性原理,这也正是我们当下社会需要展开的。王阳明的《拔本塞源之论》是从朱熹的《大学章句·序》中化生出来的,到了今天要建立法哲学,要建立政治哲学,我们依然要推进王阳明关于社会理想的论述。当今社会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秩序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而关于华紫翔先生对钱先生的影响,钱先生在最后说道,“此后余每治一项学问,每喜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则亦从紫翔师此一暑期讲习班上所获入也。”钱先生自此知道了做学问要有源有流,要从源头展开;不能凭空提出学问,所来要有根据,逐步推演。所以我们今天做学问也要这样,例如我们讲新道统论,也是要展开整个中国文化的转进过程。我们如何创造,如何聚识、辟新、弘道和化人都要其来有自。所以,钱先生从华紫翔先生这里领悟到的,就是任何事物和思想的发展都是这样有源有流地展开的。
以上先后讲到了五个人物,分别是钱穆先生十四岁前遇到的五个老师。这五个老师,每个人都从各自的侧面给少年钱穆带来了强烈的影响,当然这其中自然有钱穆先生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如前面说过的,一方面是问题之开启,另一面是学问之深植。所以对钱穆先生来说,这五个老师真正是天赐啊。之后就是一个学问展开的过程了。所以我每读“果育学校”这部分总是感慨不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如何打开自己的灵性也是一个问题。此后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遇到了吕思勉先生,也对钱穆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在我们知道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民国中国四大史学家”。吕思勉怎么影响钱穆也有一件趣事。一次考试,吕思勉老师出了四个题目,共计一百分,每题各二十五分,但钱先生对其中一个题目非常感兴趣,竟忘情地不断写,不断写,到考试时间结束,结果只答完一个题目,原本以为最多只能得25分。同学们在吕思勉先生改卷时悄悄去看,没想到吕老师拿铅笔在他的卷子上不断批改,一连写了好几页,最后竟给了75分。吕老师和钱穆的关系非常亲近,之后一直也有联系,一直有通信。可以说吕老师是为钱穆打开中国史学的恩师。吕老师还告诉钱穆说自己可比王阳明,将钱穆比作朱熹,并提出中国的学术本应有顿、渐两途,如果你心性高的话就取陆王的路线,如果你中性的话就取程朱的路线。但我们要相互包容,做到顿、渐相互为用。
在交友话题上,这里我还要讲到另外两个人物,我认为他们对钱先生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有一个人物,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他就是秦仲立,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朱怀天。秦仲立是钱先生第一个工作的雇主,是他创办了钱穆先生第一次工作所在的那所小学三兼小学,就是因为这位秦先生,钱穆先生得以遍读严译,使他的学问打开了,深化了他对逻辑的理解,对人文秩序的理解,对中西文化的理解,也因此使得他厚植了学问的基础。这个时候他只有十九岁。后来秦仲立先生得结核病死去,硬是不让钱穆先生见一面,怕病传染给他。另外一个人对钱穆先生而言也非常重要,叫朱怀天。这个人是从上海师范毕业后到这个荡口小镇,跟钱先生一起教书,比钱先生小一点。朱怀天见到钱先生后非常喜欢,对钱穆非常的佩服和景仰,就认钱穆为兄长,总是跟他在一起相互辩论。朱怀天他的老师当时是研究佛学的一个重要人物,也在中国传播日本的共产主义什么的,后来也在清华当过老师。钱穆先生后来也到北京教书,听说这个人很消沉。钱先生说,他跟朱怀天的关系,应该说兄弟情深。他跟朱怀天的这位老师后来在清华也见到了面,有交往。后来钱先生也见到了朱怀天的弟弟,在朱怀天去世后想将感情从朱怀天的身上移到了他弟弟的身上,但是好像跟弟弟没什么感情。但是他跟朱怀天是非常非常的情深意厚。朱怀天打开了钱先生什么样的境界呢?首先钱先生知有佛教就是从朱怀天开始。因为朱怀天拿老师的佛学著作让钱先生看,钱先生才知道有佛学,有《小止观》,又开了他学问的一个境界。后来钱先生对佛学就很有研究,而且钱先生学静坐很有感觉。这都是因为朱怀天的功劳,或者人世的机缘。后来朱怀天在练功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很得当,得了病,也没得到及时的治疗,就去世了。钱先生非常伤感,因为他们相互之间有唱和,专门编了一本关于朱先生的集子叫《朱怀天先生纪念集》,把他们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唱和编进集子,以此来纪念这个弱弟。刚才提到的秦仲立也是英年早逝。秦仲立得了肺结核,我们知道当年肺结核是绝症而且是传染病,钱先生对秦仲立老师感情非常的深,总想见秦先生最后一面。但是秦先生严禁钱穆上楼。虽然钱穆一直想上楼,但是后来还是没有见到最后一面,钱穆先生怅然而去。这是钱先生感到非常伤心的一个地方。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来,秦仲立非常的爱护钱穆先生,希望他的人生之路走得远。秦仲立老师一定在想,如果你钱穆也得了传染病,那不像我一样中途而亡,岂不可惜。所以,秦仲立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秦仲立和朱怀天对钱先生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钱先生写的这段话我经常读,他写到:“回念余自民元出任乡村教师,得交秦仲立,乃如余之严兄。又得友朱怀天,乃如余之弱弟。惟交此两人,获益甚深甚大。至今追思,百感交集,不能已。”这是钱先生八十岁写的文章,回想自己六十多年前认识的这两个人,一个严兄秦仲立,一个弱弟朱怀天。他说从这两个人身上获得的对于人生的境界、学问的境界的理解甚深、甚大,至今思之都情不能自已。这是影响极深的,所以永不能忘。可能平时很多事情都忘了,但是有一些影响极深的令我们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是不能忘的。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人在钱先生交友的路程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此外,还有一个人,是他的同班同学,名叫须沛若,这也是一个神奇的人物。须沛若长得胡子拉碴,看不清楚他的年龄,但是他好像永远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年老了也还是这样,不显年轻不显老,仿佛是个化石。这个人对钱穆的影响也非常大,我称之为钱穆先生的义友须沛若。严兄秦仲立,弱弟朱怀天,义友须沛若,这都是他在小学阶段见到的人物,都非常重要,都是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影响深且巨的这样的人物。须沛若具体怎么影响了钱先生呢?钱先生从须沛若身上所领悟到的主要是读书一定要切己,读书宜从自身出发,不应将书中内容与自身实际作两橛看。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有趣。须沛若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到钱穆家里拜祖宗,按照我们的规矩传统,你来我家我要答礼,所以钱先生也到须沛若家还礼。去还礼的时候,突然须沛若把门关上了,不让钱先生走。为什么不让走呢?须沛若说你既然来了,你看我们家里也有年关时节的食品,干脆就不要回家了,在我家里吃饭吧。而且有个重要的事情,我要拜你为师父。这个就像当年刘琦请诸葛亮过来,把他引到楼上,然后把梯子撤了,让他走不了。须沛若也干了这一招,请钱穆来,不让走了。一定要答应一件事,拜老师。他说,我们虽然是同学,但你的学问比我高出许多,从此以后我们要建立师生关系。钱穆说,你看起来是一个很敦厚的人,怎么还有诈啊?我们是同学,不能同意。须沛若再次央求过三,钱穆先生说,既如此,那行吧,我们私下称师生,但是公开场合称同学,这个可以。后来他俩就以这样的方式来交友。须沛若后来在钱先生的生命历程中影响也很深,也很大。大在哪里呢?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中,须沛若经常给钱先生执弟子礼。有一天,须沛若就跟钱先生说《论语》里有句话,“子之所慎,斋、战、疾”,然后就告诉他说:“今先生患伤风,虽不发烧,亦小疾,可弗慌张,然亦不当大意,宜依《论语》守此小心谨慎一‘慎’字,使疾不加深,则数日自愈。”你看,这个须沛若读书啊,他把书上的话跟自己的生命贴近起来,就说钱先生您不是患了伤风吗,你虽然没有发烧,不要太担心,但也要慎重,不慎重的话就会加深了。所以钱先生马上说了一句话:“余从此读《论语》,知当逐字逐句反己从日常生活上求体会,自沛若此番话发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钱先生以前读书的时候可能就只是注意书上所言,但是须沛若每读一段文字都要从自己身上来加以印证,这一点对钱先生有很深启示。所以,我们也要如此,就是说,我们读书啊,不能认为跟自己毫无关系,逻辑上讲没有关系,那只是分析命题,但还有综合命题啊,要与生活有关系。我们读书做学问,不只是学问,要与我们的生活要有关系,也就是说要从切己的角度去理解。这是钱先生从须沛若这里领会到的。当然还有,须沛若也促进了钱先生学问的研究,怎么说?钱先生有一天跟须沛若在一起,须沛若说,我这个人呐,显得非常的拘谨,不如您那么豁达,能不能这样,趁着暑期的时候给我讲《庄子》,开讲《庄子》的课?但是您不能只跟我一个人讲,这样吧,我来邀请一下镇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一起来听,大家受益,让您的思想多有一点润泽的对象。钱先生说好啊,今年暑假吧,暑假开始讲庄子。《师友杂忆》中专门有一段写他讲庄子。钱先生讲庄子,先讲内篇,总共七篇,从头到尾讲一遍。每句都加以疏解,就大致讲完了。钱先生后来专门有关于《庄子》的著述,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钱先生后来成为一代学术大家,我想这其中有关《庄子》的著述就直接跟须沛若这个益友或称之为良友连在一起的。须沛若觉得自己比较拘谨,拘谨的时候要用庄子这样的著作,来从庄子这里获领悟,使自己变得豁达一些。在座的有没有拘谨的同学,如果拘谨的话,不妨多多读庄子啊!钱先生当时对须沛若说,你讲得对,那我们讲庄子,但你也要知道,我也要从你身上学,你拘谨啊,拘谨看上去是个不好的特点,但拘谨有严谨的一方面,对不对?我很豁达吧,但豁达也有大大咧咧这样散漫的一方面,所以你要向我学豁达,我要向你学严谨,相互为友。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要看人家优点,不要看人家缺点。他的优点你就好好学,你老看人家缺点的话,缺点就会永远是缺点。我们学人家的优点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从功利的角度讲我觉得挺好的,有优点我就学嘛,对不对?老看人家的缺点这是从人家的角度出发的,人家有缺点是人家的,但人家的优点和好处你为什么不学啊?所以,我从这个地方也领悟到,要学人家的优点。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这是很好的一个方面,它是为已之学。什么叫为已之学?就是提高自己嘛对不对?见到高山那么昂然挺立,作为一个人也要昂然挺立啊,要向高山学;要向须沛若学,他严谨啊,你不能只看到他拘谨的一面,话也说不清楚,唯唯诺诺,猥琐。那你不要学猥琐嘛,为什么要学他的猥琐啊,为什么不学他的严谨啊,为什么不学他的字字句句都要从自身来体会啊,对不对?这是须沛若,这是讲须沛若与钱先生的关系。须沛若他的女儿后来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医学,这个姑娘很有趣。当时,钱先生在北京大学当老师,还专门去火车站接她,之后把她送到协和医科大学。后来她学解剖,突然一个尸体摆在自己的面前,吓得大哭大叫,然后跟钱先生联系,说不要读书了,要回苏州。后来钱先生说,当你看到这个尸体的时候,你不要想到它是个人,你要把它看作一个对象,这样你就会抱着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它。你用这种观点来试一试,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就把你送回去,送到你爸爸那里去。你爸爸跟我是同学嘛,你爸爸特别把你交给我了,你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回去吧。后来过了两天,须沛若的女儿说,没问题,可以了,能够把这个尸体当成一个客观的对象,我只是解剖嘛,没问题了。后来成为一代名医,这是须沛若的女儿。后来抗战军兴,钱先生从北大辗转西南,他在苏州的母亲突然得了病,前前后后都是须沛若的女儿打理。钱先生对须沛若的女儿一直非常感谢。后来国家大变,民国、抗日军兴、国共相争,后来他女儿就到美国,再后来就杳无音讯了。这是讲须沛若这个人及其女儿,但重点是讲须沛若,讲的是交友方面。这是钱先生在小学中学的一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物,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
后来钱穆先生从小而中学再到大学,认识了更多的一些人物,比如给他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我认为是他学术中的贵人吧,顾颉刚先生。还有汤用彤先生,和顾先生一样,是他在大学的学术生命里影响既深且巨的两个人物吧。特别是顾颉刚,是因为看到了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之后,他认为钱先生不应该在中学里教国文,应该在大学里教历史。因为顾颉刚的因缘,所以钱先生就展开了新的学术境界或者叫人生境界。后来他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后来又辗转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又到江南大学等等,都跟顾颉刚先生把他引领到一个完全新的学术境界中来有莫大关系。但是这个过程中也碰到其他一些人物,比如像胡适、冯友兰等等这样一些人物。总而言之,在钱先生的交友的路途中有很多这样一些光彩照人的人。这些人也激励了钱先生在人生中不断地前行。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好好读一读《师友杂忆》,从中领悟交友的奥妙之所在。一晃在南宁快二十年了,我深深感到,独学无友是不好的,我们要通过交友来展示自己人生的境界。这是我讲到的第二个方面吧。
因为今天的讲话比较敞开,也有点儿散漫的意思,也就是有时候会讲着讲着便想多了,也便讲多了。关于交友这个部分,交友之道其实从钱先生的人生境界之展开来讲,该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一个话题。我们中国人讲“进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交什么样的朋友这也是值得考虑的。当然,有时候朋友并不是说你想交就能交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因缘际会,这样有的朋友自然就来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境界的展开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和必然的因素在里面。就偶然的因素来说,你碰到谁这完全是偶然的,但是什么样的人靠近你,这与你的心性也有关系,那你的追求可能会与其他人的追求有相近之处,所以有些朋友就过来了。刚才因为时间关系,关于交友这部分我就是讲到钱先生他从一个小镇小学到中学、然后逐步到大学,那境界逐步打开,那这一路之上碰到了很多很卓越的一些朋友。有一些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去读《师友杂忆》,要去领会,然后结合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来使自己的人生境界逐步地拓展。其实就我而言,我也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其间也见到了许多的师友。在这一路之上也很有一些体会。比如原来在北师大见到很多师友,杨寿堪老师,还有我的两个师兄严春友、甘绍平对我也是影响很深的。后来大家知道我到潮白河边工作是吧,见到了一位好兄长,当时北京医学专科学校的党办主任王生,多好的一个人,却天不与寿,不幸早逝。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潮白河之魂》来纪念他。那实际上就是说在我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感悟。后来到了武汉,来到湖北大学和武汉大学,也见到了很多老师。邓晓芒老师,杨祖陶先生,还有江畅兄长,戴茂堂兄长,以及很多很多的其他一些朋友。后来到广西,在广西的话主要就是你们了。原来给吕勇和李斌他们当班主任,也很有收获。来广西一眨眼就二十多年了,我有时候就觉得,在这一路之上,读书,思考,交友,也觉得自己的人生境界在不断地打开。所以为什么钱先生的《师友杂忆》和《八十忆双亲》这两部著作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呢?很显然是由于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期许和这书有应和之处。一本引起你的兴趣的书,说明它与你之间有内在的契合之处。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理智的反思,会使得我们的境界逐步地打开。交友之道实际上也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之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
三、云游
第三个部分我想讲云游,或者说是远游。
这个关于云游或远游的话题,我想也是非常有趣的。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钱先生他和学生李埏在云南山中云游的时候,李埏问他,“老师你为什么好像旅游起来劲头也够大的。”中国人讲游山玩水,这也是开拓境界的一个方面。前面讲的是一心一意,读书如游山,关键在于一心一意。那么其实云游它也是开人生境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钱先生在《师友杂忆》里面,有一段他讲到这么一个云游,是他云游的开端,那次他主要是去厦门,应该是离开江浙,离开他的荡口镇,离开梅村镇,到厦门的中学去任教,这是他人生云游或者远游的一个开始。我觉得这样一个远游的开始也给钱先生打开了一个境界。他的这次远游大概是从1922年开始,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要到厦门的中学,主要是集美学校去任教。他这次远游的历程,有的地方写的很感动,比如到集美的一路上,先是到上海,然后再坐船,他写到“余初次渡海远游,长风万里,水天一色,时登船尾,晚观日落,晓观日出,尽日观赏”,写的非常好。这一段文字的意境,有一次我也感受过。那次去香港大学开会,跟中科院刘作翔老师和於兴中老师告别之后,和一位研究法理的刘老师同行,他到澳门,我到珠海,我们分手之后我坐轮渡。在渡轮上,我也感觉到整个大海长风浩荡,水天一色!我想到,长风浩荡,无边无涯的意境,在脑海里地球上的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点,但呈现在面前的依然是水天一色,宇宙茫茫啊!那个航船劈波斩浪,破浪而行,很有意境。这之后,我就经常想到钱先生初次渡海远游看到“长风万里,水天一色”时这样一种感受。这样的游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通过游历来提高人的境界,一整天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你凭自己的想象是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世界的壮美,想象不出这世界的深邃来的,是不是?所以人与自然,人跟山川的、跟历史的一个交流和共鸣,是很重要的。当然它也要有一些机缘在里面。关于云游或远游这样一个主题思想,我先前已经说过的,它来源是很早的,我们从《诗经》《楚辞》之中都可得知人类一些远游的观念,特别是屈原的远游,他的远游实际上是对现实很不满,对楚国破败很不满意,所以干脆离开故国,远走他乡。但是从我们读书的角度来说,我们游历的话,当然要注重自然风景这方面,同时也要注重人文这方面,其实自然与人文这两者是合一的。
钱先生先是到集美,干了很短的时间,转身又回到苏州任教,在苏州又见到了很多人物,见到了钱基博还有他儿子钱钟书。钱钟书我们都知道的,钱先生当年对钱氏父子的评价是很高的。后来他又从苏州中学到了省立中学(?),后来又见到了很多人物。在远游中,钱先生碰到了很多人物,所以远游也是人生境界的一个展开过程。可以说,他一旦离开了那个小小的荡口镇之后,一个很辽阔的世界一下子就展现在了他的面前。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人物在这历史之中也特别有趣的,其中钱先生在人生之中有一个转折点也是发生在游历的过程之中,因为他碰到了顾颉刚,顾颉刚这个人特别爱才,邀请他到大学教历史。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钱穆先生又没有学历,他自己只有思想和著作,那么最早引起顾颉刚先生注意钱穆先生的著作就是《先秦诸子系年》,顾颉刚先生对这一著作的评价非常之高。他认为《先秦诸子系年》这样的作品放到乾嘉著作里面也毫不逊色,也就是放到戴震那个时代的那些著作里面,放到那些校勘非常精细的著作里面也毫不逊色。所以,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我们一方面可以看成乾嘉学派里面的近代的一个回声,另一方面也可看成是一个总结性的著作。中国的文化,每每在转折之际都会有它独特的一些作品出来,《先秦诸子系年》可看成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遥远的回声吧。顾颉刚先生就说,钱先生你不宜再到中学教国文,宜到大学教历史。就这样,钱穆先生就进到了大学,原来准备到中山大学去的,后来到了燕京大学。之后,钱先生又见到了胡适等许多人,也见到了冯友兰这些人物,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也算是远游的一个部分吧。
由于顾颉刚,钱穆先生到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我们都知道,今天北大的未名湖本来是燕京大学的地盘,其实当时钱先生在燕京大学只待了一年多一点点,是在1930年到1931年之间,当年校长是谁你们可知?当年燕京大学的校长是司徒雷登。到了大学之后,钱先生就小学、中学与大学做了一个比较,他说他当年到小学的时候,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到了大学的时候那关系就很散了,在小学里面,师生好像就是一家人,但是到了大学就好像个人到了大的环境里面就无足轻重了。他有这个感觉,我想也只有通过远游才能体会到、领悟到。我觉得这个感觉蛮好的,如果不是到了小学,从小学到大学的话他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钱穆先生这段文字挺有趣,他说:“回忆在小学时,如在三兼,有秦仲立。在鸿模,有须沛若。在梅村,有朱怀天。学校同事,情如家人兄弟。即为余书所未详述者,亦复皆然。每校学生亦都在一百人上下,师生相聚,俨如一家。及在后宅,更觉师生亲切,寝于斯,食于斯,团体即如家庭,职业即是人生。假期归家固属不同。然进学校如在课堂,归家如返卧室。不得谓卧室始是家,客堂即不是家。故在小学中任教,总觉此心之安”。后来到了中学集美了,学校规模大,学校复杂了,“及去集美,学校规模之大,组织复杂,始觉余之与此团体有主客之分。余属一客,显与主体有别。然其实大部分同事多来自北方,极少携家眷。三餐同室,唯江浙豫鲁口味不同,则各自分桌。日必见面,情意易相通。及转锡师、苏中,全校只四班,每班五十人,则全校仅两百人,同事亦仅二三十人。住校同事,寝室骈连,亦多朝夕接触。学校事无大小,皆所预闻。团体小,投其中,不觉是一客,仍如一大家庭。不得谓居家始有生活,在此只是一职业,只是求生活一手段”。到了大学后怎么样,“但一进大学,则感觉迥异。”就是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只有钱先生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很多人感受不到,在我们而言到大学就到大学,到小学就到小学,因为我们今天很少流动了。只有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这种感觉才是很亲切有味的,尤其对钱先生来讲。就我而言,我就是一个农家的弟子,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个我有感觉,我一个农家的孩子,可能早上还在田里干活,到了晚上就去大会堂开会了,“暮登天子堂”嘛。钱先生讲从小学到大学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和云游有关,是一种境界的直接呈现,在这样一个呈现的过程中他领悟到一种生活逻辑,一种生活规则的转变。这是我想讲的远游。
另外,远游也是很有趣的。钱先生从厦门到苏州再到北京,在北大的时候,在北京这样一个平台上面,钱先生收获很多。刚才我们讲到燕京大学,讲到燕京大学地盘上的未名湖。根据《师友杂忆》的记载,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园中有一个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就是很多人提名,但都提了些什么名呢,钱先生没有讲。他说他提了个名——未名湖,钱先生觉得这个挺好,就叫未名湖了。今天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就是钱先生当年提名并被大家所接受了的那个湖,我以前在微信群里面也讲到这个,大家还有印象没有?所以时代的变迁,今天的我们,当下一个确定性的场景,可能它实际上是历史的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所以确定性的事物,它也是需要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我们文化的过程也是这样,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钱先生讲他远游的故事,在北京他有东游、西游、南游,里面也讲得非常有趣。讲到游武汉,南游到庐山,东游到大明湖畔,后来游到了华山,游了很多,一路上有很多感慨。钱先生是游自然,但是钱先生有一段话,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他大约是讲,我们中国人呐,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可能会把山川看成是山川,人文看成是人文,但是我们中国人并不这么看。钱先生还大致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山川如无人文的色彩,那只是纯粹的自然,有味的山川必然是经过诗人的吟咏。所以我们所到青山之处,比如说有庙宇,有诗人的题咏,那这样人文已在山川之中,山川已在人文之中。所以远游,游者感觉到不仅是亲近自然,它实际上还展现了人文的境界。这是远游。
当然后来钱先生还有很多远游的经历。1949年之后,他到了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来工作了十六年之久后辞职,辞职之后也到了日本,到了美国,到了梵蒂冈,他的远游包含这样的整个过程。所以伴随远游,他的境界一个一个地展开,我觉得非常有趣。在这一路之上,见到了很多人,想到了很多事情。所以远游只是一个路径,远游路上也见到人,通过人接触到书,当然最终是接触到事理。好像是前几天,我在在座的李恒同学的微信上面还留了几句话,当时我就写了一段话,讲了一个事情,那是1985年吧,我到内乡去看我哥,在车行路途之中,突然在我们前面有车祸,可能是车相撞,还是车不小心碾死了人之类的,反正有个车祸,后面那些车一路上连绵堵了好几公里之长。什么时候能开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抱怨,有人说:“怎么还不开,我还要到襄樊有事,我要到襄樊再到内乡。”我要到内乡飞机场的气象室去看我哥哥,当时正准备抱怨的时候,车上有个师傅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抱怨,现在是非常时刻,跟平常不一样,非常时刻有非常时刻的规则,平常时刻有平常时刻的规则。”骤听此言,我当时心中就很有感觉。我说这次远游使我明白了人生之中有两种时刻和两种规则,平常时刻和非常时刻,平常时刻的规则与非常时刻的规则,它们是不一样的。我在李恒同学的微信下面说道,这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所以我联系到钱先生远游的这个故事,我想到我们有机会就要去远游,我们在远游过程中去思想,去展开自己的思想境界。
前面我也讲到了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写的纪念杨老师都是在路上写的,在路上有感了就写。所以一些亲切可感思想的涌动,萌发而出,很多都是在人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所以有人说给你一个房子,你就在这里好好写作,其实这样是写不出来的,所以不能说我要关在家里读书,我要关在家里建构思想,那你这个思想要有对象啊,对不对?你这个思想要有内在的东西,也要有外在的触发,这样才能形成,所以远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我希望大家要有远游的念想,将自己的精神境界在远游中不断展现出来。在见到山川和名胜古迹的过程之中也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跟山川、名胜古迹融合在一起。其实我们广西很多地方山川秀丽,不亚于五岳,但是你看,五岳之上有多少人在那里吟咏,对不对?结果我们很多山峰都寂寞不闻,主要原因是没有人在这里吟咏嘛,当年可能诗人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一次我应时任玉林师院院长谢尚果的邀请到那里做了一个讲座,第二天他们把我送到容县,我很惊讶的发现有个贵妃园,杨贵妃是我们广西人,有那么一说。当时我在贵妃园旁边看到有个真武阁,我当时特别有感觉,这个真武阁面对的是绣江,景致优美,却没有名气。我此前不久到过昆明大观楼,大家如果看过我的书就知道有一段话还记在后面,大观楼和武汉的黄鹤楼为什么这么有名,滕王阁为什么这么有名,鹳雀楼为什么这么有名,还有岳阳楼为什么这么有名?这都是大名楼嘛。那我就在想贵妃园旁的真武阁为什么寂静无名呢?后来猛然意识到楼以文显,文以楼存,文与楼之间要相互呼应,你没有这个名句附在其上或出自其中的话,真武阁怎么能著名起来呢。如果不是《岳阳楼记》的话,小小岳阳楼又怎会有名?有了崔颢的诗,黄鹤楼感觉就不一样了嘛。所以我就觉得真武阁真是寂寞花开啊,应该写一篇雄文,让它充分显露出来。后来我说“因无纸笔而作罢”,就这么寂寞花开也挺好。
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在云游过程中知道很多事,了解一些人世间的道理,所以中国人的文化是自然和人文融合在一体的。西方人是把自然和人文对立,比如霍布斯在讲人的自然的欲望,人和人才能一样斗争,后来人慢慢受到契约约束才转化为了人文。钱穆先生不这么论述,钱先生在他《晚学盲言》中讲到,自然跟人文是一个十分顺畅的过渡。山川崩裂、人文混乱,它必然有一个追求,追求道,追求理的过程。从具体的人文来讲,比如说,你们诸位从一个小孩,从出生到长大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你为什么知孝悌,为什么知仁义礼智信啊,钱先生认为这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转进的过程。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孩,你来到世界上首先有两件事情,饥识食,渴识饮,然后寒识衣,这是人的欲望,这三个欲望谁满足你啊,谁给你饭吃,谁给你水喝,谁给你衣穿啊?那就是父母亲啊,亲人啊,所以慢慢散发出对他们的热爱,所以守孝悌。跟兄弟们在一起,因为欲的满足而产生出的这些情感。所以七情是哪七情啊,按《礼记》讲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按医家讲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钱先生就讲到欲是第一位的,人首先是要活下去嘛,在这过程之中才会有喜怒哀乐爱恶。在欲望满足的过程中,满足少了就会愤怒,满足了就会慢慢高兴,人生就这样慢慢展开。从自然到人文是一个转进的过程,我们中文喜欢讲转型,转型很有可能是A型转成B型,其实钱先生的意思并不是A到B的过程,而是A到A+的过程。我还是我,只是我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所以从自然到人文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这是钱先生讲的人文转进论的过程。所以我一直思考人文转进论如何做一个哲学系统,跟进化论啊循环论啊不一样,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历史转进、人性生成与知识类型》,其实我是在钱先生转进论的启发之下所写下的。所以我们通过远游,在很多自然现象、人文现象、精神现象中慢慢体会,慢慢领会到内在的机缘,开拓我们的世界,扩展我们的心胸,然后建构我们的学术。我们作为读书人,最终还是要建筑我们的思想系统,这是最高的境界了。当然我想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们要孜孜努力去做。远游也好,云游也好,见多识广,我想也是展示我们人生的重要方面。以上是我读钱先生的书所想到的与云游有关的话题。
四、观察、思考、著述
接下来,我想讲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观察、思考和著述。
钱先生的《师友杂忆》和《八十忆双亲》,写的是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回顾自己八十年的人生想到的一些人和事。钱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经过历史的沧桑之后还留存于吾心者,那才是真的东西。”就是说历史沧桑过后还在我心中存留着的,那才是真的。所以钱先生在晚年八十岁写这两本小书的时候体会到人生的真和假、虚和幻这些事情,读的时候特别有感触。
什么叫真?什么叫假?这样一些问题在钱先生笔下得到了反复的思考。他所遭逢的是历史的巨变,在这个巨变的过程之中,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著作,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前几天温州的朱祖飞大律师买了一整套钱穆先生全集,我看他拍的照片大概有四十多本,我手上目前掌握的钱先生的著作大概有三十多本,还有几本没有,比如说《史记地名考》我没买,后来我想干脆都买来算了。钱先生的著作我基本上都有,因为这十多年来都反复读他的著作。朱祖飞大律师把钱先生那么多的著作在沙发上都摆满了,他发感慨说:“哇!一个人写这么多的书啊!佩服佩服,太了不起了!”我在下面留了言,说:“心中有痛,笔下才有文,著书如此之多,说明心中痛多矣!”我说的句话“心中有痛,笔下才有文”应该是2006年我应西南政法大学付子堂校长的邀请在西政做一个讲座。他们那个讲座都是互相批判,没有好话的,我们现在在座的也有西政的同学吧,他们当时在那个讲座上都是骂人的,他们对我也骂得很凶啊,那时候可能搞了三个多小时,后来他们整理出来形成了一个文本,有五万字。在那个地方我特别领悟到一个问题,心中有痛,笔下才有文。心中没有痛,怎么能写出好文章来?我们中国人讲忧患意识,中国那些智者的笔下都是对这个社会深深的忧思,如果没有忧思,那笔下怎么可能文思澎湃、文采飞扬呢?所以,心中有痛,笔下才有文,钱先生写了那么多的著作,一千七百多万字,写这么多,一定是内心有极大的痛的!我们把它抄一遍的话都望而生畏,可是钱先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钱先生不是用电脑写出来的,是用毛笔写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内在的力量触动他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来?
原来我读钱先生的著作,觉得好像有点格格不入,我发现现在有的同学在读的时候也有点格格不入,这个地方要慢慢体会。钱先生的著作是我们历史大转圜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是从古代的文言文向现代的白话文转化过程中的的一种独特的文体,所以大家要静下心来悉心的倾听、品味、欣赏。我们读到的这些文字,这些文体我觉得非常纯粹。如果我们读梁启超先生的文字的话,例如你读《少年中国说》,会觉得汹涌澎湃,笔下生花,但是转到了钱先生这个地方,他受到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他的笔下流淌的都是我们醇厚的文化血脉,这跟我们今天读教科书上的那些语句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很多教科书上的语句都是苍白的、无力的、没有血色的、没有生命的。所以钱先生的这些句子我们要慢慢地悉心地去读。最早我读钱先生的文章觉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后来慢慢地去倾听这种古文化最后的回音,或者说我们中国三四千年文明它最后的回声,仔细去倾听,从他的文本慢慢进入到他的内容,然后进入到他的思想内在的格式,你能看到他在历史大转圜之前深深的忧思,当然这种忧思跟他的观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社会之中,我们每天都要看到世界万象,其间有多少事情啊,看到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谁又有过思考呢,或者有过像钱先生那样的深入思考呢?所以说观察跟思考之间要融在一起,我们要用理论作为指导,借以观察我们的生活,观察生活中的万事万象,同时也要把生活中的万事万象从理论上来审视。
我想观察、思考和著述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比如就观察而言,钱先生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这是他为《师友杂忆》和《八十忆双亲》出版前写的一个简介里面的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余之一生,老而无成。常念自幼在家,经父母之培养;出门在外,得师友之扶翼;迄今已八十八年。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赐。孟子曰:‘知人论世’,余之为人不足知,然此八十八年来,正值吾国家民族多难多乱之世。家庭变,学校变,社会一切无不相与变。学术思想,人物风气,无不变”。最后写道:“追忆往昔,虽屡经巨变,而终不能忘者,此记余一生生命之所在也。”也就是在钱先生心中这八十多年来的人生中,社会真是大巨变!学校、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无不巨变。比如就学生来说,我们原来都是四部之学,即经史子集,但是后来变成了分科之学,分出了文史哲等各种学科。原来作为四部之学的体制性的建制是书院,今天变成了大学。原来的整个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巨变,就像周大伟老师写的“三院”:我们中国的学院、医院、法院,这是我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产生出来的独特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原来我们是书院,现在变成了大学、学院;原来我们没有医院,有郎中,现在变成了医生、医院;原来是县太爷,现在变成了法官,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巨变。从我们做学术来讲,原来我们做经学,现在变成了哲学这些分科之学。所以我们今天的学问变成了这个样子,那我们的魂魄呢?难道也完全碎片化了?这是钱先生考虑到的。所以钱先生在观察社会巨变的同时,他也在思考,他在思考内变的逻辑,思考这逻辑到底怎么展开。所以,钱先生的书大家要好好读。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感慨良多,我举个例子大家来看为什么我觉得钱先生在我们近世两百多年至少百多年来,是近代史上最聪明的人,包括他为什么离开大陆,我觉得也是他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钱先生辗转很多个大学,他的最后一站是在江南大学,今天的无锡江南大学,后来从无锡离开大陆到了香港,办了新亚书院。新亚书院可以说是钱先生人生路程之中非常精彩的一笔,所以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去新亚书院那个地方待了很久。我去香港大学开了三天的会议,每天早上就跑去那里待上一阵。这里面我就想,钱先生为什么离开大陆?这一点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钱先生当时收到荣德生荣氏集团的邀请,让他到那里去教书,因为私立江南大学是荣德生创办的,我们也知道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创办的。后来跟钱先生关系挺好的汤用彤先生,他不想在北大当老师了,也想到江南大学,想到江南大学跟钱先生在一起。下面我想讲一下有一段话,挺有趣。钱先生虽然在江南大学受了很高的礼遇,但到了一九四九年,国共之争基本上已经看出了迹象,国军颓败之势已成,解放军南下势不可挡,这种时候,学人何去何从这个问题都摆在那一代学人的面前。昨天晚上我还翻了一下《南渡北归》,里面写到我们老一代学人他们是怎么度过自己一生的。我这里就想,钱先生作为当年的一个学人,他是如何做出决定的,这里我们只谈具体的学人和学术,不讨论政治的问题。讲钱先生做决定的事情之前,还想插一下其他学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台湾地区有一个作家叫龙应台,他写到过那一代学人,讲到了他们在一个历史的巨变面前所采取的一种态度。记得龙应台在书中说,一滴水珠不可能知道洪流的去向,所以无数的水珠在这个大江大海的面前,在洪流的面前是无足轻重的,所以我们只能哀叹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一个变乱的时代。我想,确实是像龙应台说的这样,那个时代那么多学人,也许他们的名字都光照千古,但是他们现实的这种命运是可悲可叹的。比如像汤用彤,陈寅恪,也包括冯友兰,很多很多。但是,我也想批评龙应台的观点,她说一滴水不可能知道洪流的去向,那是因为龙应台女士不知道钱穆先生吧!我认为钱穆先生作为一滴水滴,他是知道洪流的去向的,而且他同时也劝过其他很多水滴,比如说冯友兰、熊十力,劝他们南下香港去创办学院,在港台那边来为儒家思想寻找安魂之处。所以后来钱先生就泰然地从江南大学离开,然后到广州,然后再南下香港,所以后来就有了新亚书院之创立,这是一个背景。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钱先生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刚才也说到龙应台有关水滴与大江大海关系的观点,作为一个学人来讲,那个历史时刻留还是不留,是很痛苦的抉择,如果离开的话,那很有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历史上,中国的学人都是有历史感的。离开了,可能大陆就永远难归了,实际上钱先生后来也可以回大陆了,后面大陆开放了,对不对?当然,这里我们重点是讲钱先生作为一个学人的思量和心中的痛,讲钱先生这种沧桑感和忧思,对不对。一转眼的话,这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差不多百年了,我们再回头来看当年钱先生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时还劝了劝熊十力和陈寅恪他们离开,可见钱穆先生这滴水啊他是知道流向的。后来我也感到很惊讶,牟宗三先生他也是在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的,为什么牟宗三先生要离开?后来有人说,牟先生也知道中国的社会大变局会引发若干的变动,我就想到,除了钱穆先生这滴水,牟宗三先生这滴水也是知道大江大海的去向的。他们在港台都继续了自己的学术的生命,而我们大量的留在大陆的那一批学人,先后经过了多少次的政治风浪,有的人在这风浪之中被淹没了,包括冯友兰先生也是几起几落,还有很多,比如金岳霖啊对不对?那个《南渡北归》,可以说是中国学人的现代悲歌。读了一些之后,你可能会难过得不能读下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人格的这样一个尊严,根本就没办法得到保持。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最强调人格尊严,尤其是我们古代人,尤其是我们古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对不对?我们古代讲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来讲,他非常强调自己的尊严。可是在那个以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阶段,在强大的权势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后来留在大陆的那一批学人中,有的向权势谄媚,出卖人格,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读到这些,就会经常想到钱穆先生。你看钱先生,为什么他能避开这些,难道他有先知先觉,难道他知道未来有反右、有文革呀,难道他知道这批知识分子在大陆可能会受凌辱?这是一个问题,这真的是一个问题。钱先生是很善于觉察形势变化的,也善于从一种话语或者文字里面去看写文字的人的心思和心性,钱穆先生真的了不起。我们中国不是讲知人论事吗?有人才会有事,人是主导的方面,事是被动的方面,事是客观的,人是主观的,所以这个世界,是由人这样一个主体及其心向、意念所构造出来的。所以你看,孟子都是讲知人论事,是不是?孟子讲知人,你看我们的《论语》里面也讲知人。我想大家都读过《论语》,《论语》的最后一段的最后几句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也是说通过言来知人,所以孟子讲知人论事,通过言,我们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性,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如果钱先生留下来的话,那新亚书院就不可能有了。讲到观察、思考的话题,值得提一提的是,钱先生在这个《师友杂忆》里面也多次描述过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比如说当时他们在昆明编历史教科书的时候,蒋介石过来看望那个编委会,问大家有什么困难,吃得怎么样,还专门把那个锅盖揭开闻了一下,说了句尚好尚好,又盖起来。因为他还有军务在身嘛,就走了。还有一次,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钱先生兴办新亚书院遇到资金困难,同仁建议钱先生去台湾找政府,找蒋介石,他后来就去了。但他看到作为总统的蒋介石也是粗茶淡饭,知道政府非常艰难,钱先生不忍心再提办学艰难的事。蒋介石却主动问他新亚书院办得怎么样,钱先生说还好,不忍心说实话。后来是因为陈诚等人帮助,才为新亚书院筹了不少款,渡过了危机。钱穆先生说,从这些细节上,可看出蒋介石非常关心文化建设。我讲这些,只是想说钱先生他一边观察社会,同时也有很深刻的思考,在这个思考的基础之上,对未来社会的可能形势作出了判断。他离开大陆,到了香港,然后到了台湾,一路上也是深入观察和思考所遇到的人和事,开放出新境界。
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学术人,作为一个思想人,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们怎么来规范我们的行动?我想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们要观察时势的变迁,同时也要思考它内在的逻辑,同时我们要找出一个比较符合我们自己生存的一个环境。大陆很长时间闭关锁国,但到我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已改革开放了,大陆慢慢地与港台往来就多了起来,一转眼港台学人的著作都纷纷传到大陆来了,很多北京的老专家看到后就非常的懊伤,比如我就知道张岱年先生他对陈来说:“哦,他们倒是不错,学问都做出来了。”他们指的是谁啊?指的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他们,这些人跟张岱年先生是一代人。张岱年先生感慨,留在大陆,学术思想上基本是一事无成,到了港台的那些人继续从事中国文化的思考啊,写作啊,积以时日,一眨眼的话,几十年年就过去了,这些人的思想就出来了。今日我们看来,港台这些新儒家啊,在思想上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牟宗三先生吧,牟宗三先生当年毅然做出离开大陆的决定,从今天看当然是非常正确的。而留在大陆的学者啊,就像龙应台先生所说的,一滴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但不知道洪流的方向,不知道洪流的去向,所以在历史的大变局中,茫然失措了。很多人,应该是更多的人吧,是带着一种美好的期许留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啊,这些人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包括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在广州死得很惨,在中山大学已经双目失明了,然后躺在床上,头上还有一个喇叭对着他不停地叫“你是反对派,你是反动派”,经受了非人的折磨。其实啊,陈寅恪先生的夫人大家知道是谁吗?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党员的员字,大家知道怎么念?筼,读yun。他夫人就是唐筼,广西灌阳人,也是个大家闺秀,爷爷是清朝爱国将领唐景崧,唐筼还当过许广平的老师。在《师友杂忆》这个地方专门写到一段,说钱先生劝陈寅恪离开大陆到香港办学,但陈寅恪不愿意去,后来陈寅恪先生的夫人唐筼女士也劝陈寅恪离开大陆到香港。陈寅恪先生,从西方的角度来讲的话,当时他是汉学的第一人,很多国外的大学,比如哈佛、牛津、剑桥等大学都是虚位以待,但陈先生的话,他觉得他学问大,什么都不怕,所以他就不肯去。听说唐筼先生劝陈寅恪先生劝不过,自己准备独自到香港,但是在九龙车站候车的时候被人劝回来了,后来啊就跟陈先生度过了最后一段艰难的时光。如果大家游庐山的话,庐山上有陈寅恪和唐筼两先生的墓,在座的同学中肯定有去过的,那坟墓在很小角落的一个地方。后来我看过陈寅恪先生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原文我忘了,大概就是说,谁知道今天这样啊,是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现在戏剧学院做博士后,他有一天把陈寅恪先生那四句诗发在微信里,我做了一个点评,我说啊,陈先生做这首诗的时候,肯定想到了,唐筼只身一人在九龙车站被人劝回的场景,他对这个事情应该是挺后悔的。所以我为什么说,钱先生,牟宗三他们当时毅然离开大陆,他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原因,钱先生也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学人,钱先生在观察和思考社会变迁方面是有过人之处的。
总而言之,我们作为一个学人吧,要致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不管从经济,文化方面,都要致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我想这是我们的期望之所在吧。作为一个学人,我们期望的是什么,期望的东西是不是好的,我们需要去论证。一个社会怎么样才算是好的,一个社会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去观察、思考。这就是我讲到的观察和思考。
下面呢,我简单讲一下钱先生的著述。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因为他心中的痛很多,忧思难忘,文采飞扬,所以钱先生写下了1700万字的著作。你想啊,肯定有这么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精神去推动他写出这么多极富内容的这些著作。我们一般怎么来形容钱先生呢?我们说钱先生学兼四部,四部就是经史子集,他有很多有关经史子集方面的著作,真可谓无所不包含啊。钱穆先生“学兼四部,无所不包”,这句话是郭齐勇老师说的,著述1700多万字,可见钱先生的生命多么顽强。从我的角度讲,钱先生真的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我想啊,我们这些人,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读书人,钱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前些天我跟学校的领导和学院的领导谈话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到,在我们广西大学就是要培养做学问的种子,培养读书的种子,如果你过于强调名和利,那么我们的内在精神是展现不出来的。前天我还特地让我们学校的组织部长带三句话给学校的书记和校长,哪三句话呢,就是“读书不是为了写文章,写文章不是为了发表,发表不是为了求名利”,前面两句是邓正来老师说的,后面一句是我说的。邓正来老师说的这前面两句,大家要特别记住。我也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来阐述“读书不是为了写文章,写文章不是为了发表,发表不是为了求名利”这三句话,我认为钱先生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有人说,你读书不是为了写文章那你干嘛读书呢?写文章不是为了发表你干嘛写呢?发表不是为了名利那你干嘛发表呢?这里值得说一说,我觉得逻辑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我们读的书多了,心中有感,把这样一种感受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发表了,那我不是为了求名利,那名利会跟着来。今天啊,我们把发表啊,名利啊放在前边,当成一个目的了,那这样就颠倒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去读书,像钱先生这样读书,发现有感觉,发现书中的错误或者自己有新的思想,那么就写出来。这样,思想就慢慢地展开了。你没有前边的思想,你硬去写,能写出来什么呢。当然我不是说读书就不写文章,读书不是为了写文章,这是两回事情。不然,那你成了一个懒汉了,你以此为借口不写文章,那也不行。我们就是要读书不是为了写文章,不能把写文章的意图放在读书的前面。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写文章的逻辑是颠倒的,比如何勤华老师,华东政法大学的,有次我读完他的书就觉得很反感,因为在书的后记里边,他说“如果不是为了这个课题,有些书我根本不会去读”。我想那你这个纯粹为了写文章才去读书的嘛,这是不好的,对不对?读书不是为了写文章,但是读书必然会有文章出来,对不对?当我们书读到深处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会涌现出来,这时我们赶快把它写下来,所以思想的涌出和文章的写作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否则,就像女人的肚子里没有孩子,你硬要抓出一个孩子来,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我们不断读书,思想会慢慢集聚、酝酿,然后把它写出来。写文章也不是为了发表,如果我们看到很多杂志上发表什么文章,就按它的这个规矩来写,那我们的文章也不是好文章,对不对?最后,所谓的名和利,我们强调什么啊,强调实至名归嘛,那是自然而然会来的东西,不用刻意去求取。所以我们要把顺序搞清楚,不应该是为了名利去写文章,为了写文章去读书,那读书成了一个最没用的事情了。顺序错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学术不端现象,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生命怎么展开呢?所以当我看到钱先生这么多著作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追问这些著作是怎么来的,再不断往前追问,就会逐步发现里面蕴含的道理。钱先生今天被称作学术大师,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学术大师他并不是说名不副实的,他是名实相符的,他有那么多精粹的著作,是真正的学术大师。那我们再往前追寻,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所以我在想啊,我们广西大学在坐的诸位,我们缘点学园的各位朋友,要把读书作为首位,名利其实不要刻意去追求,名利会自然来的。我们北师大有个周桂钿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年纪轻啊,总是觉得生活难以为继,没钱,没房啊,但周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说:“那些东西他自然会来的”。当时我们还不理解,但是后来年纪渐长了才知道周老师说的很对。当然啊,我们也要有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之中也可能有清贫的一面,可能跟一些富足的人没法比,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我们既然在做一个学术的事业,那更应该给自己开境界,我读书,更加纯粹,那样我认为也是很好的。
讲到著述问题,我想更内在的是什么呀,是我们人生的境界不断的拓展,对不对?所以,在讲人生如何开境界的话题时,著述放在最后讲。我们今天来研究钱先生整个著作的话,这本《师友杂忆》可以看作像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那样的著作,或者像司马迁写的自叙。《三松堂自序》是回首人生的一个总结性的著作。当然《师友杂忆》和《八十忆双亲》并不是钱先生最后的著作,后面他还写了七十万言的《晚学盲言》。朱祖飞大律师问我如果把《师友杂忆》读完了之后读什么,我说就读《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后来朱祖飞大律师又跟我说读完了再读什么,我说读《晚学盲言》。《晚学盲言》写得很好,大家回去要认真琢磨,我们要经常读钱先生的著作。《晚学盲言》我认为是要比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境界要高的一部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应该是用所谓的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指导思想来编的吧,我跟北京的朋友聊天时发现,对冯友兰先生有关中国哲学的叙述,大家一致认为还是那两卷本的要好。且不说这个。总而言之,我们通过对钱先生这个人、他的那个时代、他的著作来理解人生的问题,从中就会得到很多启示。我们可以通过读书,通过交友,通过云游,通过观察、思考和著述来不断开拓人生境界,使我们的人生融入到这个时代,融入到这个历史,融入到这个社会,融入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宇宙中去,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从小我汇入到时代、汇入到历史、汇入到社会,最终汇入到宇宙之中,上达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
结语
上面我已经讲了很多了,下面再讲一下,算是作为最后的一个结语吧。
我觉得人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的境界是一个不断打开的过程。所以有一次我跟女儿玄子聊天的时候,聊到人生的艰难处,她说我们人生怎么这么难呢,干脆我们死了算了!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死不是一件着急的事情,它迟早会要来的,主要的事情是如何生活下去。”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是怎么去生活,而不是怎么去死。当然很多哲学家包括加缪,都认为哲学就是怎么毁灭怎么灭亡,但我们中国人从孔子开始都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我们主要是讲生命的哲学,而不是讲死亡的哲学,所以我们讲人生如何开境界,对不对?我们中国的思想主要是生命的学问、境界的学问,都是研究我们的生命之花如何打开的问题。这是我主要想表明的一个态度。钱穆先生的一个好友须沛若大家还记得吧,我想在结语里面再引用须沛若先生的一个观点。须沛若向钱先生执弟子之礼,所以经常跟钱先生讨论《论语》和人生的很多道理。钱先生是1895年出生,那他五十岁是哪一年呢?那就是一九四四年,按照男人讲虚岁的话。《师友杂忆》中有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记叙须沛若与钱先生讨论《论语》时的一段话,说“一日,在沛若的宅室中,沛若问论语,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先生今年已过五十,敢问先生知天命之意?”钱先生怎么回答的,钱先生是这么写的:“余曰此乃大圣之境界,吾才何敢妄加揣测。余只敢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用心。同忆自果育学校、常州府中学堂以来,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社会一切皆已大变。而吾两人今日在此言笑座谈岂不依然是往日情况。此可谓是吾两人之能立能不惑,但只可谓是一种具体而微之能立能不惑。又只可谓是微之又微、微不足道。正如一万贯钱与一文钱。一文钱太少,太无价值,但也同是钱,孟子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罗近溪谓端茶童子亦如圣人皆此意,吾能立能不惑才能继续下去,亦可算的上是吾才知天命矣。孔子言人之天生禀赋有高下。德亦有大小。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纵使沟渠之水只川流不息亦皆朝宗于海。”读这一段话我挺感动的。这段话大意是说什么呢?就是沛若执弟子之礼问钱先生,您已经到了五十了,我想您应该能够知天命了,请告诉我什么叫天命?钱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钱先生说天命是大圣的境界,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怎么能知道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在能立和能不惑上面用心。总的来讲就是我们要努力地去工作,努力去思考,努力去读书,努力去进行文化的创作,至于天命,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读到这段话,我想到钱先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说一贯钱很少吧,一万贯钱很多吧,这是量上的区别,但质上面有什么区别呢,你的一万两黄金,我的一两黄金,纯度都是百分之百,那都是黄金,就算我是沟渠之水,它是大江大河,但我也是水呀,我也要朝宗于海,你这大江大河要奔流入海,我这沟渠之水也要奔流入海,日军侵略我们了,我们开始抗战,有的人拿着大炮开始抗战,我拿着剑或猎人的武器也要起来抗战,性质是一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一样的。所以,由此我想到,无论在何方,就算在偏远的文化之地,我们也是中国文化的建构者,要做出自己的努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钱先生讲得非常好,我认为我们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都要努力的前行。天命不天命,我们可能是不知道的,那是圣人的境界,那我们就做一个普通人对不对,普通人就要努力地生活,努力地读书,努力地著述,努力地把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家园建设好、打理好,使我们的人生获得不断的完善,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件工作。总而言之,就是要不断地去把人生境界打开。
但境界到底是什么呢?这也是未知的。所以人生如何开境界,最后要有一个落脚点。人生如何开境界,就在于不断地去打开它。所以你问我什么是境界,我只能说我们只有不断地去开启才能知道境界是什么,所以境界在一个不断地开拓的过程之中,在一个不断地开掘的过程之中,在一个不断的开启的过程之中。我们的生活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境界它是无穷无尽的,境界它有不同的侧面,只要我们生命不息,我们的境界也是不止的。所以钱穆先生论天命的这一章也是令我很感动的。钱先生也讲到整个天地、万物、人事都是一个道,作为整体的道分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作为部分而存在的我们也是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之道也暗合了天地之道,但这种个人之道暗合天地之道要有一个主动的作为,如果我们躺在地上,像一块石头一样,我们当然也开启不了我们的境界。所以,要开启我们的人生境界,我们就要不断地去行动,就要不断去聚识、辟新、弘道和化人,我想,海华和树成今天标举在会场的这四个词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吧。行,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2018年10月13日)
(整理:李海华、高顺、熊辉、李笑雪、叶秋滟、黄莹、袁自力、李恒、张梦源、冯兰琦、杨梦阳、向秦、罗丹;字音校对:李秋琪、岳文可;全面校对:张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