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矛盾，打倒和迫害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党中央深刻体察民情，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立即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委派胡耀邦同志挂帅，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伟大的工程
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这一巨大工程。全国动员60万人上阵，经历5个春秋，复查和平反了290万人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复查知识分子冤假错案158万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错案188万件，妥善处理了因下放应该返城的85万人员，等等。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业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巨大工程。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工程，深切地感到，它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反映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胆识、有勇气、有魄力改正如此严重的错误。我还深切地体会到，由于坚决地平反了“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实现了拨乱反正的战略措施，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给后来聚精会神搞“四化”，大力实现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这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将浓墨书写一笔。对此，我把亲身感受，写进了《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一书。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伟大胜利的欢庆声中，总会伴有某些杂音。在落实干部政策后期也派生出一些问题。
一、在清理“三种人”时，一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台上做了一些错事的干部很有怨言，要求严办。
二、一些党委的领导班子出现了不协调、不团结现象。
三、一些同志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难以忘却，耿耿于怀，要把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人都列为“造反派”。
多换思想少换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一些错事，是指有人参加过专案调查，参加过批斗会等。受迫害的同志对这一批人有怨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些人是奉命去参加专案组，做过记录，文件保管等事情，而无其他行为；有的是陪同去做调查的，没有越轨举动；有的被动员参加了批斗会，只是跟着喊口号，未造成危害……显然，这批人不能与那种为争权夺利、有意迫害干部、违法乱纪的坏头头一概而论。
比较复杂的是，一些地方党委中出现了某些不协调、不团结现象。对此，党中央和胡耀邦同志采取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加强教育，多换思想少换人的方针。为了分清情况，分别对待，采用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是中组部、中纪委联合派人下去，先个别访问，了解情况，然后召开座谈会，谈体会，摆事实，讲道理，消除误解和误会，营造心平气和、和风细雨的气氛，适时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步达到相互谅解，促进了团结。另一种方式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省委班子来京开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敞开思想，揭开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共同分析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从而提高思想，转变观念，达成共识，解决矛盾。这是当年胡耀邦同志解决党内争论的有效方式，是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问题的有力措施。我有幸先后被派往江苏、河北、青海、宁夏、福建、湖南参加了这项工作，深受教育。我深刻认识到，由于党内民主生活长期不正常，一些积累的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误会越来越多，矛盾愈来愈深；由于长时期放松了学习和教育，少数人个人主义膨胀，又未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邪气压倒了正气；也有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残余在党内延伸而未能清除。这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参与的同志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爱护干部、以诚待人、与人为善的精神，都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的广大干部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只要认真启发他们，使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他们就能自觉地改正错误，加强团结。
例如对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当时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省长曾是造反派的头头，属于应清理的“三种人”的范围，省委书记一度立场不稳，支持包庇了省长和其他“造反派”。胡耀邦时任总书记，当不同意见的争论反映到书记处后，耀邦同志决定派几路人马前去认真调查研究后，再作处理。我受命带领中纪委、中组部几位同志去了长沙。经过反复调查，查明省长在两派斗争中被一派裹挟，并冠以“政委”头衔，但实质上是虚位，是空衔，其目的是利用他批条要钱、要粮，而他本人并未参与派性组织的决策。问题的要害是，省长被裹挟期间，这一派在两派武斗中打死对方一人。但经查实，省长未策划和参加武斗，对此事不知情，事后也无人告知。为了查实真情，我们不但查访了所有当事人和死者家属，而且开棺验尸。查清死者系武斗中被枪杀，而非拷打致死。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胡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的原则，召集了各方面的代表，畅所欲言，展开辩论，特别是请省委常委来京参加辩论，充分发扬民主，终于上下一致取得共识并做出了正确的结论。
实践证明，当时湖南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工作中曾有失误，但在政治上是站得住的，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后来为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表明胡耀邦和书记处同志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多换思想少换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不能扩大打击面
另一种倾向是一些同志对当年红卫兵的某些过激行为不谅解，把红卫兵都划为“造反派”。我当时作为中组部秘书长兼干审局长，深感正视和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责无旁贷，遂借春节之便，直奔保定、石家庄、南京、太原等市调查，发现80％原红卫兵分布于居民之中，有的市区内几乎家家都有人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如果把红卫兵都当“造反派”论处，城市中80％以上的居民和干部都将成为对立面。这是一个必须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政策界限问题。我和一些同志根据调查，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我们的分析和意见。次日上午即得到批示。耀邦同志认为“很有见地”，希望“成为全党同志的观念”并转发各地。但好事多磨，报告还未全部下发出去，即听到地质部、全国妇联有同志反映：这是“造反派”为自己辩白的伎俩，反映情况的人肯定是“造反派头目”，并派人来我家查究。来人一进门就对我的老伴喊：“你不教育好孩子，竟替造反派说话。”老伴说：“他是我家先生，因为他被错整了20多年，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向党说真话，也只有他才便于不避嫌地反映这样的问题。”于是他们怏怏地走了。但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打来电话，提出当前转发这种报告，将会造成很大混乱，要求停发。习仲勋同志接受周的建议，即令收发部门收回。但报告和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很多同志已经看了，薄一波、胡启立等同志也作了批示。不少同志已经知道报告的内容。不少地方已按报告和批示的精神办理了。
这份报告并不是我一人的意见，实际上是许多同志提议并经修改的。特别是邯郸地委书记吕剑飞，邢台地委书记周基，山西省委组织部长胡晓琴、副省长霍泛，河北省委副书记赵一民、裴养山等同志帮助修改过耀邦同志在中组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办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神州大地群情激奋。高歌欢呼，但同时积重难返，百废待兴。为了拨乱反正， 1977年党中央决定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
胡耀邦虽然在鞭炮声中被迎进了中组部大门，但是他经过深入了解，清楚自己面临的严峻形势，因而在大会上高呼：“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是他对当时处境的简要概括。
为了应付这一艰难局面，他一方面积极召开了各种平反冤假错案会议20多次，下发文件40多份，在报刊上发表评论10多篇，并创办了《组工通讯》，发表近10万字的政策评论。通过宣传舆论，从政治上推动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单位平反冤假错案的胜利进行。
同时分批报请中央批准，把李维汉、彭真、帅孟奇、陆定一、王鹤寿、郑思远、廖沫沙等尚未平反的老同志接回北京治病，开创了先接老同志回家的先例。
另一方面，他狠抓了群众来信来访，提出“敞开大门，来者不拒”的口号。当时，正是落实干部政策的高潮时期，由于他深切体会到广大干部遭受“四人帮”迫害之苦，急需伸出援助之手。他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办理或接待来信来访者。当时他正值壮盛之年。精力充沛，始终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其中要用很大一部分时间亲自办理来信来访。我当年先在“改正右派办公室”，后调任干部审查局局长。
中组部在他这种精神鼓舞下，办理了大量的来信来访。据统计，从1978年1月他来组织部工作，到同年 3月，仅仅一个多月中。中组部每天接待上访者几百人，共收到群众来信6麻袋。他平均每天批办群众来信 30件，三年间，经他手批办的信件累计2000多件。
尽管当时需要他参加的会议很多，但他总是忙中偷闲，挤出时间接见来访干部。除了在组织部内接见外，还在家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接待方式。
他明确地向有关人员交代，凡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要及时送他。没有他的交待，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还宣布：“今后如有挨整的同志来找我，我都要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挡。”
当年他住在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门口未设岗哨和值勤人员，他吩咐有关同志不要阻拦要来见他的人。有时他在回家路上，遇到了找他的同志，即弃车同行，边走边谈，听取申诉。到达家中时，申诉者的问题有的有了着落，有的在他的脑海中已有了初步的解决思路。
在家里，他设一长条桌用餐，利用吃饭时间接待来访者。自己坐在长桌一头，来访者分坐两旁，他一边吃饭，一边听取诉说问题和要求。听完一个，解决一个。饭吃完了，来访者问题的解决也一一有了着落。
当时社会上盛行“走后门”。有些人善于办事看风势、摸火候，有些人则热衷于攀龙附凤……在这种不正之风盛行的时候，他向组织部的干部提出：“你们应该‘去冷门'，提倡‘雪中送炭'”。
有两件令人难忘的事例。
当年胡耀邦在中组部大食堂吃饭。一天，在餐厅门口看见干审局王治元等同志匆匆忙忙走出，耀邦同志问：“这么紧张干什么去 ? ”王治元答“去西安看望刚被解放的老同志。”耀邦同志脸色一沉，眉毛一皱，然后缓缓地说：“只去看被‘解放'的干部，为什么不看看还未被‘解放'的同志 ? ”接着说，“都应该去看看嘛 ! 走走冷门吧 ! ”王治元等同志到西安后改变了初衷，不仅看望新“解放”的同志，也慰问了还未被“解放”的同志。中组部派人看望还未被“解放”的老干部的消息，很快传遍西北、华北各地。被无辜压抑多年的同志到处传说，“天快亮了 ! ”
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我党的老党员薄一波同志长期被审查，受害多年，妻离子散、孤苦伶仃。一天，干审局遵照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派贾素平副局长专程去看望。贾一进门就喊“一波同志，我们来看您了。”薄老先是惊讶，接着喜出望外，激动得热泪盈眶，十分感慨地说：“十年了，没有人来看望我，没有听到有人喊我同志了。今天被你们称我为同志，使我一下全身温暖，五内沸腾……”
此后，好多年内，薄一波同志一直对此情此景深深难忘。每逢佳节总要亲自或派人去拜访贾素平同志。
(本文作者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秘书长，是“一·二九”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退离一线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原文题为《怀念耀邦同志》，刊载于《红土地》200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