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1978—2017年经济学领域五大国际顶级期刊的梳理，重点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经济学者的文献脉络，可从侧面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科的探索和创新历程。华人经济学者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和积极推动者。他们不仅高度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经验和启迪，善于在关键时点提出富有开拓性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也格外重视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内容的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经济创造空前奇迹、谱写崭新篇章的40年，也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打下扎实基础、构建本土化体系的40年，这源于经济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所固有的现实指向与时代烙印，亦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为其提供的丰富而独特的事实素材。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从格格不入的舶来品，到与中国传统思想碰撞交融，再到构建起具有本土化风格的理论框架，可谓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华人经济学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通过引进西方著述、介绍西方经济思想的方式，加快了现代经济学“请进来”的步伐；更凭借自身对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切感知与敏锐洞见，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同中国的发展现实紧密结合，推动了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与国际化沟通，对壮大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提升中国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本文通过对1978—2017年经济学领域五大国际顶级期刊（以下简称“五大期刊”）的梳理，重点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经济学者的文献脉络，希望从一个侧面浓缩和描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科的探索和创新历程。
二、40年来“五大”刊载华人经济学者文献的总体情况
“五大期刊”不仅具有传播前沿经济学理论、促进学界沟通交流的一般学术意义，更肩负着聚焦时代关键问题、指引学科发展趋向的重要作用。1978—2017年40年间，国内外华人经济学者在“五大期刊”共计发表学术论文645篇，研究领域覆盖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既包括对宏微观经济理论、计量方法的一般性探讨，也包括对财政、金融、国际贸易、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现实关照和考量。从总体上看，华人经济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发表篇数逐年增加，从上世纪80年代的57篇上升到近七年来的252篇；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篇数增速进一步加快，这与中国经济学科的日益成熟和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根据Card和Dellavigna（2013）的研究，最近二十余年来，除《政治经济学杂志》外，其余四大期刊的稿件接收量均翻了一番，而“五大期刊”每年论文刊载量却下降了近三成，致使论文接收率从1980年的15%下降到今天的6%。而过去40年间，在“五大期刊”稿件录用难度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华人学者发表总篇数仍保持着迅猛的增长势头，是难能可贵的。
图 1 1978—2017年“五大期刊”刊载华人经济学者论文总数
图 2 华人经济学者论文所涉经济学分支
除论文篇数外，在“五大期刊”独立或合作发表论文的华人经济学者的绝对规模也显著扩大，印证了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型人才特别是尖端人才队伍的日益壮大，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现代化、国际化。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往往追求数理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历史的统一，要求学者具备全方位的研究工具和知识储备，这自然促成了同一论文多人合作的大趋势。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能够在“五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华人经济学者从80年代的44人上升为最近7年的238人，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合作的便利；但不容忽视的是，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华人学者数目仍居高不下，且其论文的学术价值颇高。如谢长泰（2009）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论文基于微观数据对中印两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检验，对定量认识发展中国家资源错配的潜在损失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被引频次高达3226次；再如何治国（2013）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探讨了以金融中介为投资主体的资产定价问题，该文被引频次达691次。有许多华人经济学者不仅在“五大期刊”有所斩获，且实现了多次发表甚至连载，钱颖一、白聚山、陈晓红等学者的发表篇数甚至达10次以上，在国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凡此种种，都说明海内外华人经济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贡献日益凸显、角色日益鲜明。
图3 华人经济学者以第一作者（含独作）发表论文篇数
三、华人经济学者文献的基本脉络与时代特征
（一）问题导向，回应时代关切
与其它伴随着欧风美雨传入中国的社会科学类似，经济学自一开始就带有救亡图存、聚焦现实问题的指向，故而中国经济学科的本土化历程，必然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问题提出和经验总结相伴相生。而与欧美经济学者相比，华人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背景和演化逻辑更为熟悉，并往往能凭借第一手资料甚至亲身体验挖掘和分析问题，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见图4）。下文拟从华人经济学者文献中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入手，梳理其发展脉络与时代特征。
图4 华人经济学者论文中直接涉及中国问题的篇目统计
1.1978—1990：现代经济学视角下的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自1949年以来讨论最为热烈、争议最大、成果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不仅由于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极端重要性，更源于在马恩经典理论之外的思想资源匮乏性。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摆在华人经济学者面前的一系列问题便是：如何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认识和评估此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如何基于经济学逻辑预见此后市场化转轨对经济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如何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这对于此前传统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的中国经济学界而言，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
基于经济理论传承和延续的视角，学者们首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特征进行了刻画，其中以Gregory Chow（邹至庄）（1985）的《中国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一文尤为引人瞩目。作者利用经典的两部门国民经济模型，为定量评估1949年后二十年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开拓了新思路，也为此后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与Chow不同的是，Dennis L.Chinn（1978,1980）重点关注了改革之前农业部门的生产状况。在1980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中国北部的合作农业》一文中，Chinn以20世纪20年代中国安徽的两个村庄样本为自然实验，详细考察了分散化和集体化的组织形态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认为农业集体化有效促进了农业技术共享和专业化经营，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可能引起初始禀赋较高者的不满，影响其生产积极性甚至阻碍合作社形成。此文率先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考量农村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对于随后的农村体制转轨问题研究具有典型的学术先导意义。而在1978年同样发表于该期刊的论文《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粮价限制的反应》中，Chinn再次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并将研究视域从生产环节进一步延伸到流通环节，指出在垄断的粮食收购体制下，只要价格差足以弥补非法交易的额外成本，农民就有激励从事粮食黑市交易。倘使回溯我国粮食集中收购制建立之初的历史情况，此文的结论确实是极富预见性的。
除评估旧体制绩效外，许多华人学者还关注到了破除既有体制的可能影响——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即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证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费景汉（John C.H.Fei）（1978）首先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库兹涅茨预言的“倒U型”现象，但通过部门均衡发展战略和再分配政策能够加速转折点的到来。这一基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证研究对于内地广大地区的经济改革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在此后两年间，费景汉与其合作者进一步探讨了贫富差距的衡量指标，为定量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国民收入公平程度提供了可能。
受到马恩经典著作“产品扣除”和列宁“国家保险”思想的影响，我国在1949年后长期实行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保障体系重建被提上日程。在现实改革需求下，华人经济学者Shengcheng Hu（胡胜正）（1978，1979）以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为蓝本，利用新古典生命周期增长模型，探讨了以社会保障税为支付手段的社保制度对个人收入和退休决策的影响，为90年代我国建立“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学理参考。Naihua Duan（段乃华）（1987）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国家和个人在医疗保险上的最优成本分摊方案，对建立覆盖城乡的新型医保制度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2.1991—2000：所有制改革中的城市和农村
如果将改革开放头十年的重点归纳为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手段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调整，那么所有制改革就成为90年代的改革重心。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和改革任务的日益艰巨，海内外学界表现出了对中国体制转型问题的极高关注度，仅1998、1999两年“五大期刊”刊载的华人经济学者有关中国改革问题的论文就达到12篇，更遑论以中国为样本的实证文章。《美国经济评论》还在1998年第110届年会中专设“中国经济改革”分论坛，其中Justin Yifu Lin（林毅夫）的《竞争、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改革》和Guo Li（李果）的《村干部权力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两篇会议论文点出了90年代所有制改革中的两大领域——城市和农村。
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本质上是市场化转轨中的微观主体再造。虽然二战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建立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实现了对公有资产的市场化重组，但要将体量如此庞大、占据绝对比例的国有资本纳入到统一的市场经济框架中来，无论对于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正如Gregory Chow（邹至庄）（1997）所言：“中国的市场经济对经济理论提出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公有资产和私有资产的并存问题。”基于此，Justin Yifu Lin（林毅夫）（1998）提出，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既要剥离政府强加给国企的政策性负担，突出其经济职能；又要破除财政的预算软约束，激励其改进经营、提高绩效。Yingyi Qian（钱颖一）的《预算软约束基础上的产品短缺理论》（1994）、Chenggang Xu（许成刚）的《软约束与硬约束下的企业创新与官僚体制》（1998）、Chong-en Bai（白重恩）的《东亚经济奇迹：软约束的宏观分析》（1999）等文章也从理论和实证等多个角度阐述了预算软约束带来的资源错配和责任不清等问题，丰富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除改革目标外，许多华人学者还从新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改革的渐进式路径。如Jiahua Che & Yingyi Qian（车嘉华、钱颖一）的《非稳定性产权与国有企业》（1998）一文指出，在产权制度尚不健全的过渡阶段，地方政府所有制介于国有制和私有制之间，同时规避了隐瞒利润和缺乏激励两种极端情况，可能更有利于效率提升；Lawrence J.Lau（刘遵义）的《没有输家的改革》（2000）则重点研究了双轨制路径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意义，认为双轨制的“帕累托改进”是经济体制顺利转轨的关键所在。
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早在80年代就随着公社制度的瓦解和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得以实现，这一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带来了农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许多华人经济学者对此多有论述（Justin Yifu Lin（林毅夫），1992；Xiaoyuan Dong（董晓媛），1993）。但在分税制改革和农业生产要素加速流转的背景下，农村产权结构调整又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如Hehui Jin（金和辉）（1998）敏锐观察到9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的现象，认为乡镇企业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解决农业劳动力就业的又一有效途径。Guo Li（李果）（1998）也认为，财政分权和农地流转的推广有助于盘活地方积极性，但同时指出，村干部对农地分配和流转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可能引发权力错配甚至寻租空间。Yaohui Zhao（赵耀辉）（1999）和Feng Wang（王丰）（1999）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上，认为农地流转制度的健全和家户规模的激增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则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阻碍。
3.2001—2010：金融制度变迁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瓶颈任务，首当其冲的是金融部门的市场化转轨。2003年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在此背景下，有关金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论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1—2010年期间，华人经济学者发表于“五大期刊”的论文中涉及金融创新的内容达到30篇之多，内容涉及资产定价、投资决策、市场结构、货币政策等各个方面，为我国建立协调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
稳定货币供给、保持物价稳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也是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反映。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是近乎唯一的投资和储蓄主体，中央政府对信用扩张具有较强的把控力；但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银行信贷代替财政拨款成为企业投融资的主要来源，这就对货币的均衡供给提出了挑战。Hongjun Yan（炎宏军）（2010）认为，货币供给政策的变动可能通过货币幻觉效应对投资者决策带来重大影响，进而引发产出波动；Tao Zha（查涛）（2006）则提出，货币供给政策的变动是否会引起物价和产出波动，源于货币当局的认识时滞；Ruilin Zhou（周瑞琳）的《随机匹配机制下的货币动态均衡》（2002）、Tao Zhu（朱涛）的《货币面额结构模型构建》（2005）、Taiwei Hu（胡台威）的《阻止合谋交易与拉各斯—莱特模型中的弗里德曼法则》（2009）等文也从货币经济学的多种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市场化条件下的货币供求均衡，为此后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建立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有赖于公开透明的资产定价机制。Laura Xiaolei Liu（刘晓蕾）（2009）指出，以股票为代表的股权资产价格取决于公司的投资收益，而后者则受制于公司经营基本面，此文重申了资本市场价值发现的本质功能，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回归理性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Ming Huang（黄明）（2001, 2008）和Hui Chen（陈晖）（2010）分别探讨了收益率偏度和投资者的异质性信念对资产定价带来的影响，增强了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高均值、高波动性的解释力度。Lin Peng（彭琳）（2008）重点考察了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对股价的影响，指出由于管理者和投资者、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信息不对称，往往扭曲股市的价值发现功能，此结论对尚处于不平衡发展阶段、政策干预比较严重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除上述文献外，Zengjing Chen（陈增敬）的《连续时段内的模糊性、风险和资产回报》（2002）、Andrew W.Lo（罗闻全）的《固定交易成本下的资产定价和交易》（2004）等文也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学界对金融资产定价机制的认识，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转。
稳定信用供给、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的最终目的，是加强金融部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在本世纪初十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10.6%，2007年甚至高达14.2%，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高投资、高储蓄增长模式是密切相关的，也符合学界对“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普遍解读。Neng Wang（王能）（2009）从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出发，提出资产重新配置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因此提高资产流动性是保证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而对于东亚国家缘何实现高储蓄和高投资并存的局面，Yan Bai（白燕，罗彻斯特大学）（2010）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典型的金融摩擦，限制了资本流出，为国际金融领域的Feldstein-Horioka之谜提供了合理的解释；Kaiji Chen（陈凯迹）（2006）则基于日本的案例分析指出，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源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改变了家庭的储蓄动机。上述文献都强调了储蓄和资本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乃至要素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4.2011—2017：新常态下以人为本的发展追求
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改革的评判标准也逐渐从数量型指标向质量、效益型指标转变，增强人民获得感、寻求包容性增长愈发成为破题的关键，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问题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研究范式转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华人经济学者围绕上述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发表了大量的前沿论述，学术成果在各分支领域呈现遍地开花之势。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更是缩小初始禀赋差距、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Ying Bai & Ruixue Jia（白营、贾瑞雪）（2016）通过实证分析晚清时期科举存废的影响，指出了科学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对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意义，是较早从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教育问题的典例。Yan Chen（陈岩）（2017）和Chao Fu（付超，威斯康辛大学）（2015）则都聚焦于高等教育招考制度的变迁，但前者重点关注中国高考制度中的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机制，认为平行志愿更有利于招考结果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后者则着眼于大学的专业招生政策，认为延迟考生选择专业的时点、增强其对专业学科的了解程度能够显著提高考生福利。Chao Fu（2014）还构建了一般化的高等教育供求模型，以便将学费、入学率、专业申请等决策内生化。而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面，Yuyu Chen（陈玉宇）（2017）进行了学校课程设置与学生思想观念的因果识别，认为近年来我国高校课程改革显著增强了学生的民主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上述研究均为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完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提供了镜鉴。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新常态下的人口红利递减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并对改善老年人口的福利状况建言献策。Hanjiang Zhang（2015）认为，退休金制度不仅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影响其储蓄和投资决策，甚至已经成为美国共同基金的重要投资来源；Hongbin Li（李宏斌）（2015）则在中国背景下探讨了“退休消费之谜”问题，认为中国正式部门的退休职工已为退休做了充分的准备，因而能够平滑退休前后的消费水平。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许多学者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Maoyong Fan（樊茂勇）（2015）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但却没有带来人口健康福利和预期寿命的同比改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污染问题。Yuan Tian（田园）（2015）基于经济史的视角，实证检验了19世纪英国工业污染对人口死亡率的显著影响，并以英国实践为例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环保政策。Jian Chen《工业化前的冰岛对气候变化的适应》（2012）、Chiyu Niu《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高温与青年移民现象》（2017）、Bo Feng《美国气候变化与移民问题的模型改进》（2017）等文则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全球气候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我国未来高效率、低能耗的绿色发展道路高度契合。
（二）全球视野，迎接开放机遇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宝贵实践经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各国联系纽带不断强化，在分享开放红利和机遇的同时也共同面临着风险和挑战。新时代的经济格局要求经济学者不断与时俱进，提出更富针对性的开放战略和理论。
张卓元（1999）指出，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甚少，几乎是个空白”。直到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华人经济学者在世界经济领域的探索和挖掘才愈益深入。这一时期华人学者的研究重点落在贸易制度和汇率制度构建，也即商品和货币流动两方面。Chau-nan Chen（陈昭南）较早地关注到了开放经济中的汇率问题，在1983年刊载于《经济学季刊》的《货币替代与外来通胀》一文中，Chen基于严谨的数理模型指出，在允许居民持有外国货币的前提下，浮动汇率制将无法避免外币贬值引发的输入性通胀，更新了传统经济理论对浮动汇率制的认识；在1989年刊登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论文中，Chen再次考察了输入性通胀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汇率变动将不仅引起国内物价变动，还会引发贸易条件的改变。虽然上述结论提出之时我国仍处于固定汇率制时代，但其对于后续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风险防范等问题产生了较强的预防和警示作用。Leonard K.Cheng（郑国汉）也是该领域的先行者，在1988年《国际双寡头垄断格局与本土产业扶持政策》一文中，Cheng详细探讨了国际市场结构对最优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对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具有鲜明的政策启发性。
至20世纪末，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已经历了从观望、试探到沟通、包容的姿态转变，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又踏上了全新的发展高度，这也对经济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挑战。这一时期华人经济学者的研究视域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样。格外重视中国开放格局演变对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如Changtai Tsieh（谢长泰）（2005）指出，中国承接产业外包对香港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这同样是生产日益全球化和专业化的深刻表征。Wen Hai（海闻）的《国际统计数据的差异：以内地—香港转口贸易为例》（1999）、Shangjin Wei（魏尚进）的《海关税率与逃税问题》（2004）等文也对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理论的推陈出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8年金融危机是继1929年大萧条以来又一次空前的全球性金融海啸，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外部冲击，它不仅对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促使华人经济学界针对危机的后果和根源展开了较为集中而全面的理论研讨。Sisi Zhang（张思思）（2014）认为，此次萧条导致美国国民财富积累平均缩水1/4以上，对年轻人和有色人种家庭影响尤为剧烈；Jianjun Miao（苗建军）（2012）指出，金融危机和资产泡沫的破灭严重制约了生产性部门的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揭示了短期萧条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深远影响。许多学者认为，此次危机得以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决非偶然，而源于美国由来已久的结构性顽疾。Chunyi Yang（2012）通过构建委托代理模型，深入刻画了中介机构在房地产泡沫产生、积累和破灭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对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Zhiguo He（何治国）《资产与经济危机的模型构建》（2012）、Ing-Haw Cheng《华尔街与房地产泡沫》（2014）等文亦关注到了证券代理机构对高杠杆、多嵌套风险的助推效应，并认为应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危机意识。也有学者指出，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评级也对繁荣假象负有一定责任（Dragon Yongjun Tang（汤勇军），2011；Jie He，2011）。Zhiguo He（何治国）（2012a）还对危机前实体部门的融资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以商业票据和隔夜回购协议为代表的短期债务进一步积累了融资风险。上述讨论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构建和风险防范起到了深刻的警示意义。
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再次发生历史性变革，华人经济学者关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论述也更具中国风格与特色。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对外开放和引入竞争有助于实现优胜劣汰，提高全行业生产效率（Luhang Wang（王璐航）, 2017）。该观点与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理论不谋而合。也有学者重点关注中国在全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如Heiwai Tang（邓希炜）（2016）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当地成分”（domestic content）比例不断上升，为国内原材料和半成品创造了有效需求，也加深了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还有学者着眼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从工人工资、培训可得性等角度衡量参与国在世界贸易中获得的福利（Chong Xiang（向冲，普渡大学）, 2012；Su Wang, 2012）。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华人经济学者还是欧美学者，对于当前“一带一路”及未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角色仍处于识别、观望阶段，这将可能成为未来学术研究的努力方向。
（三）破而后立，引领理论创新
任保平（2009）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学科的演化逻辑是从“中国的经济学”转变为“中国经济学”，也即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现实中的简单应用，到结合中国国情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超越和创新。自改革开放以来，华人经济学者在针对现实迫切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的同时，从未偏废顶层理论和制度设计，在理论经济学的多个分支均有所建树，逐步推动学科研究走向本土化、特色化、体系化。
改革开放初期，华人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是围绕着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消费者理论、一般均衡等经典板块展开的。这恰恰反映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开始阶段，基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主张和理论尚不成熟，故希望首先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出发解读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厂商理论方面，重点考察不同市场结构特别是垄断条件下厂商的行为决策，并倾向于从整体福利的视角评判其决策的社会“合意”性，如S.Y.Wu《关于垄断势力和均衡价格策略的讨论》（1979）、Paul Chen《价格、数量与垄断厂商的定价权》（1990）、Hong Hwang（黄鸿）《空间价格歧视对产出、福利和选址的影响》（1990）等。在消费者理论方面，着重分析在市场不完备假定下的消费决策，其中许多文献的假定都可间接对应到当时的现实状况，如Shengcheng Hu（胡胜正）（1983）对资本市场不成熟性的假定，Wing Suen（孙永泉）（1989）描绘的实物配给制等。除此以外，还有学者对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进行拓展和补充，如Hungpo Chao（1980）和Chi-fu Huang（黄奇辅）（1985）分别对瓦尔拉斯和阿罗—德布鲁均衡进行了延拓，Yew-Kwang Ng（黄有光）（1984）则在帕累托准则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福利评价指标。需要强调的是，与应用经济学相比，这一时期理论经济学方面文献的研究范式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西化”特征，即格外重视求解均衡和最优化，并运用比较静态分析等方法展开推导，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标杠。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方向和路径的明晰，华人经济学者有关理论经济学的论述也从微观层面扩展到中观、宏观层面，对市场主体的决策分析从分散、独立的个体转变为相互依赖、影响的群体，突出表现为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学研究范式定量化、模型化的整体趋势下，博弈论框架凭藉其高度的抽象性和可预见性，受到华人经济学者的青睐，相关研究包括Guoqiang Tian（田国强）《非连续和非拟凹收益下的博弈均衡》（1993）、Quan Wen（温泉）《完全信息重复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1994）、Teck-hua Ho（何德华）《选美博弈中的迭代占优策略》（1998）等等。在产业组织理论和政策方面，则广泛吸收了西方产业组织学界影响力较大的重要流派和思想，如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三段论、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分析框架等，并注重结合现实情况提出建设性的产业管制政策。如Jiandong Ju（鞠建东）（1996）通过研究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公司之间的博弈得出，在划定市场范围后，双寡头倾向于选择社会合意的均衡产出；Guofu Tan（谭国富）（1999）基于1978年航空法案的执行状况，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解释了交通枢纽和网络形成的原因。这些研究对产业组织变迁和产业政策绩效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反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中国产业政策的演进。
进入21世纪以来，华人经济学者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的成果颇丰，除对已有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外，更侧重于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新理论、新框架、新方法。在研究内容上，不仅在博弈论、消费者理论等传统的优势领域上再续辉煌，也广泛涉足契约理论、拍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兴分支，产生了大量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果。如Tong Li（李彤）（2009）和Yuanjun Zhang（2012）分别探讨了交通和医疗等公共部门的竞争性招投标制度，力求通过机制设计实现公共效益的最大化；Jimmy Chan（陈庆池）（2008）和Chun-Fang Chiang（江淳芳）（2011）重点考察了媒体报道对政党政策和投票结果的影响，为辩证认识西方多党选举制和代议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Yongxiang Wang（汪勇祥）（2015）则将研究视域转向中国的社会资本问题，指出应通过适当的监管激励克服政治关联对市场竞争的不利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许多学者勇于突破思维定式，大胆应用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新兴研究手段，其中Yan Chen（陈岩）《群体认同与社会偏好》（2009）、Lan Yao（姚澜）《市场机制侵蚀社会责任感吗》（2015）、Huan Xie《人们为什么要给予》（2017）等论文都是有代表性的典范。可以看到，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向西看齐”，华人经济学家已经具备了创立本土化经济观念、思想的意识和能力，这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科的持续发展和革新是尤为关键的。
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华人经济学者始终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一枝独秀。他们或在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统计学会等机构中担任要职，深刻影响了世界计量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在以“五大期刊”为代表的国际顶级期刊中发文众多，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如Lung-Fei Lee（李龙飞）于80年代在《计量经济学》期刊先后发表4篇文章，对限值因变量模型、转换回归等重要计量模型做出了完整而详尽的论述；Jushan Bai（白聚山）（1998, 2004, 2009）在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的结构变动和平稳性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讨；Xiaohong Chen（陈晓红）（2012, 2014, 2015）则在非参数估计问题中深耕不辍、硕果颇丰。这些研究不仅对计量经济学科的发展进步大有裨益，极大提升了华人经济学家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经济学研究逐步走向实证化、规范化创设了优裕的先决条件。
四、结语
早在1995年，林毅夫就曾预言道：“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回首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和体系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模仿跟从、到探索延伸再到自主创新的漫长积淀过程。也正是前人筚路蓝缕的努力，使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学者具备了足够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得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向着更为高远的平台迈进。
华人经济学者正是这一历程的亲历者和积极推动者。他们不仅高度重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经验和启迪，注重结合经济学理论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发展方案，并从中国实践中概括新观念、提炼新规律；也为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懈努力、辛勤耕耘，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科的研究范式转变和内容创新。凡此种种，都提升了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认可度和影响力，为学科的长远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