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报纸，有关社会信任缺失的报道常常令人触目惊心。如何重建我们的社会信任？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首先，社会互信首要的是官民互信。从行为主体来看，所谓互信，无非有两大类别：一是私与私的互信关系，二是私与公的互信关系。通俗而言，即民民互信和官民互信。我们知道，当民与民之间发生信用矛盾时，可以由道德约束，也可以由法律约束。在后果上，民民互信涉及对象少，社会影响有限；但是，对于官民互信的问题，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官对民有行政、法律等多种约束手段，而民对官的信任缺失却没有有效的约束。所以，官民互信关系中，当下更重要的是恢复和建立民对官的信任，也就是政府公信力的问题。
王安石的一首诗写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战国时期的商鞅以重金为代价使百姓相信政府令出必行。反观最近几年，政府有关部门今天宣布价格不会调整，但明天汽油和天然气就开始涨价，类似情况诱发“一金为重百言轻”的社会评价。政府公信力继续受到损害，将直接危及执政基础。相反，政府诚信建设得力有效，将使有形的融资成本和无形的社会管理成本都大大降低。
其次，可借鉴“思想市场”，成就共识与互信。2011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对中国人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他接着说道：“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我们抛开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具体深化领域不说，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多元的价值观念和无序的经济伦理是中国未来改革深化需要跨越的巨大鸿沟。发展思想市场，不仅能培育宽容，也能够培育良好的价值共识和社会互信，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我们提供寻求实现共识和互信方法的可能。
原文载于《北京日报》2013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