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阶段和大革命时期，党的早期领导人立足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基于报刊这一传播平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早期实践。这一实践历程有两大鲜明特质，一是中国共产党人身兼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双重角色”，缩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相互转化周期；二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承担起培育精英与启蒙大众的双重使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播与中国化的新道路、新境界。这些特质对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亦对新时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报刊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进入了新阶段；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注定与中国近代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的大变局密切相关，与民族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近代化任务密切相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各阶级广泛参与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密切相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早期探索历程的考察，一方面是理论溯源，即从源头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基本方法、路径、规律的形成过程，为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则是实践溯源，即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创建时期就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担负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的。

近代以来，报刊一直是先进知识分子传播思想、启蒙大众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知识界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成果的浓缩写照。自新文化运动之始，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报刊就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传播阵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党的创立和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1920-1949年近三十年间，由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的个人、团体创办的报刊不下4 500种，①全方位记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历程。此外，报刊这一传播形式还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与政策文件、文书、往来信件相比，报刊文章更具大众传播属性，其中既包括许多系统性、思辨性较强的理论文章，也包括各种密切跟踪时事、贴近现实诉求的时评文章，还包括大量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这正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面向。

学界已有的关于党报党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早期历程的研究散见于党史、新闻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各个领域。从党史研究看，既有党在各个时期的宣传策略和内容的宏观性研究，如王晓岚的《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周良书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党内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②也有党的代表性人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宣传的案例性研究，如周连顺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张雪飞的《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③上述研究侧重于凸显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吸收过程中的理论自觉，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主体意识。从新闻史研究看，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各类报刊是近代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表现和成果，其创建者的新闻传播理论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想结晶。例如，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展开纵向全景式扫描，并分别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党在新闻报刊事业中的思想和实践；④钱承军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全面梳理了党从成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类代表性报刊的情况，对其创办群体、宣传内容、发展情况、历史影响等予以一一论述。⑤此类研究重在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概括性探讨党的宣传实践和主要成就，并不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某一宣传侧面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来看，自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和启蒙的关键阶段，近年来也愈发受到学界的关注，如张新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顾海良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⑥上述研究重在打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整体演进链条和宏观图景，而不聚焦特定群体、组织或平台的探索历程。

本文拟从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问题予以深化和拓展：其一，在研究材料上，以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创办的主要报刊(1919-1927年)为基础，⑦突破概括性梳理的瓶颈，侧重文本内容分析，刻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转化、创新的过程细节；⑧其二，在研究内容上，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突出中国共产党在该学说指导下认识近代中国经济结构、重构社会经济秩序、寻求近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贡献；其三，在研究方法上，从角色和使命两方面挖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特质，探讨这一过程的普遍规律和经验，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历史智慧。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早期探索的时代语境

党的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历程，植根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1922年，李汉俊在《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一文中作出了如下精辟论述：“中国底乱源，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底各局部间的进化程度太不一致而发生的激烈的调和作用；一是因为中国在全体上与世界底进化程度悬隔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调和作用；一是世界底资本阶级与中国底资本阶级在中国这市场上的争夺战；而这混乱就是中国进化急速的表现。”⑨这其中既指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内忧与外患，为几个月后中共二大正确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供了初始的思想素材，更揭示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绝对水平和均衡性两方面存在的问题，甚至暗含了在进化中形成问题也在进化中解决问题的斗争信念。

(一)外患：非独立、非自主的发展

在西方侵略日益加深的现实背景下，党的早期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正确认识并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他们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存在“无政府的及掠夺的”两大根性，这促使其内部的自由竞争不得不演变为暴力斗争，⑩更看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其重要特性便是对外侵略扩张。(11)这些正确论断使他们得以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高度，将中国置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全局和全过程中，认识中国革命的前景及其与世界革命的关联。

为唤起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的广泛认识和觉醒，瞿秋白、萧楚女等人数次在报刊发文，详细说明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多种形式。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即强辟市场、垄断原料、移植资本和文化侵略。具体在何地采取何种策略，则视母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世界整体经济局势而定。(12)萧楚女对帝国主义侵略形式及步骤的表述稍晚于前者，但结论大致相同。(13)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当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已经进入到资本移植阶段，这种侵略方式的演替“弄得中国平民眼花缭乱不知是敌是友”；而中国沦为“国际的殖民地”却得以不亡国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无一敢首先发难，而又互相牵掣罢了”。(14)

党的早期领导人指出，若以掠夺原料、瓜分市场为表现形式的公开侵略尚且易于察觉，而移植资本、主张在中国境内合办实业、签署不平等条约等“温和外交”形式的隐蔽侵略则贻害颇深。首先，造成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严重失衡，以至威胁中国财政和金融秩序的稳定。1924年，恽代英在《前锋》撰文指出，当时中国每年的外债负担在一亿元左右，而仅海关入超总额就达到五亿元以上，长此以往，必将对政府财政带来不可估量的压力。(15)其次，催生了中国资本主义强依附性的、非独立的发展，扼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潜力。瞿秋白指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于是才有交通资本先于工业资本发展的现象。(16)此种产业布局的畸形或有纠正的可能，但海关自主权的丧失则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崛起几近无望。张太雷曾不无遗憾地指出：“以前中国厂主曾请求政府禁止棉花出口以维持中国纱业，但是北京公使团一纸公文给中国政府说这禁令违条约，中国政府立刻就答应把这禁令取消了。”(17)再次，掠夺了中国的经济自主权，进而极大地削减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晚清以来签署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使许多革命者有心无力，“只有愤恨，只有痛心切齿于英美等国的愚弄伎俩，与劫制我们的方法”，(18)甚至许多资产阶级也在官僚资本家的蒙蔽下倒向了革命的反面。这不能不引起时人的警醒和反思。

在上述严峻形势下，党的早期成员不仅从理论上继续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更直接撰文呼吁全体国人加入到反帝革命斗争中。对于革命政府，他们要求废止晚清时期签署的一切旧条约，“不仅是要收回关余，要收回关税全部；不仅是收回关税全部，要收回规定税则主权，保管与支配税款主权”；(19)对于民族资本家，他们告诫其民族独立是一切实业振兴的先决条件，“中国的事业，倘若没有独立的政府争得对于出入口货有绝对的主权，来保证他的发展，是无从存在”；(20)对于普通民众，他们则从外债和关税的实际负担者的角度，动员广大群众一并参与到反帝爱国的行动中。在斗争形式上，中国共产党人则坚定地选择了武装斗争。虽然20世纪20年代多场抵货运动的兴起让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希望，甚至一度将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重任寄托于民众的抵货运动，(21)但他们很快发现，抵货运动后的贸易顺差完全是暂时的，唯有采取积极的革命手段，才能真正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障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自主权和独立性。(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帝国主义侵略形式和危害的分析，不仅科学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还充分结合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阶级构成的特殊状况，为其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论据，为后来革命道路的选择和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学理基础。

(二)内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环境，催生了以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为代表的救亡力量，他们虽然都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口号，但因阶级利益和目标的根本差异，走向了迥异的发展道路。作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从全局视角分析了中国思想界争鸣的原因。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文，清晰地说明了新思潮取代旧思想的历史必然性：“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23)无独有偶，1923年，邓中夏也从经济形态变迁的角度刻画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基本格局。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有东方文化派、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三类主要思潮，分别代表封建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思想，其中后两类是科学的，也是可以联合起来对抗封建思想的。(24)上述有关中国思想界的论断，不仅具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现实问题的示例意义，更代表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中国近代化发展道路及其领导阶级的初始判断。

不过，这一判断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许多接受西方理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曾把中国的长期贫弱归结为人地矛盾等表象原因，主张限制人口增长。1920年，《新青年》专辟一期专栏，登载了九篇解决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两篇真正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其一是陶孟和的《贫穷与人口问题》。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仅在于普遍状况，更在于分配不均，“一方有月入几万元的军人政客，一方有月入六七元的车夫小贩……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了”。(25)其二则是陈独秀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他在该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并不仅仅依靠马尔基斯(马尔萨斯)的限制人口论即可解决，其深层原因在于“不生产而消费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过了生活资料之上”。(26)

此后，党的早期成员深入全国各地城乡了解情况，并结合农商部、工部局等政府机构的统计资料，对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发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普遍存在于城市和农村。在城市，许多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帝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下几近破产，如汉口、青岛、济南等地的商业已完全“为外人操纵把持”。(27)而城市无产阶级的状况则更加惨淡，邓中夏形容中国工人“工资平均不过数角，‘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一生一世，替人作牛马”。(28)1920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创办了《劳动音》《劳动界》等报刊，大量刊载反映工人物质生活及其心声的时事报道和文学作品。在农村，佃农、雇工的境遇自不必说，即使是自耕农“实在的生活，也非常艰苦”，还要受到军阀势力的层层苛敛和盘剥。(29)1925年，《中国青年》刊登11页长文，涵盖对农民、工人、商人等社会各群体实际生活负担的调查，以及这些负担的源头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榨。编者在文章中如是写道：“他们说，帝国主义者并不曾压迫中国，中国的贫乏纷乱应怪自己，不应怪帝国主义；他们说，中国没有资本家，中国的农民工人并不贫苦。让他们去创造学说吧！”“(这些材料)却很足以令我们感觉中国有非革命不可的理由。”(30)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社会内忧外患的认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的，并逐渐夯实了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目标；他们深入社会、开展调研的求实精神和实践经验也为后续全面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找寻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设下了铺垫。

三、领导人与理论家的双重角色

已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演进路径分为政治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两种，前者以党的组织和领导人为主体，后者以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经济学者为主体。(31)例如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和以“中国农村派”为代表的左翼经济学者分别就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展开了探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中国实践的一次深度结合。但在党的早期探索实践中，这两条路径是浑然难分的，也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往往身兼“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双重角色。

就时间顺序而言，在党创建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家”色彩相对浓厚。他们不仅通过长篇、多期连载文章的形式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还试图提出有关中国近代化道路和目标的理论。例如，恽代英曾设想过一个详细的农村实业计划，希望从畜牧、蚕桑等启动资本较低的实业起步，推动农村与城市经济相互促进，同时实现革命事业的自给。(32)而在城市工商业振兴上，部分党员希望通过实业救国的方式，主张“积极打倒一切阻碍国内产业发展的原因，以谋经济上的自救”。(33)但是上述蓝图很快均告失败，这也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角色转换的重要契机。他们逐渐认识到，就革命道路而言，“除了这种破坏与建设的事业(革命)，想怎样改善一部分的物质生活，或想怎样为自己的生活谋一个保障，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34)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路径而言，仅仅依靠引进经典理论，或是构建理想化图景，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同时担负起了“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双重角色，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政治化与学术化路径的交织并行。一方面，作为领导人的实践经历为理论创新准备了丰富的素材。例如，“农运大王”彭湃是党内最早关注和发起农民运动的成员之一。自1922年起，他就亲自投身于广东农民运动中，通过发起农会、起草宣言、带领农民开展经济斗争等形式，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指导农民运动的理论。1924-1925年，彭湃写成报告《海丰农民运动》，详细阐述了海丰的土地分配状况、阶级构成和农民受剥削的原因，其中关于农民和土地革命问题的认识已经高度理性化、系统化。该报告先于1926年分四期刊登在《中国农民》上，引发强烈反响，后出版单行本，成为“指导农民运动最好的教科书之一”。(35)

另一方面，作为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也为领导新的实践提供了指南。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历程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3年，陈独秀依据农商部的统计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构成，将农村人口分为三个类别、五个阶级和十个等级。(36)邓中夏高度肯定了该文的现实价值，认为“在向来不重视统计的中国，要解决这类大问题，真是‘戛戛乎其难矣’”，只有该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很正确”。(37)1925年，毛泽东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进一步深化了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陈独秀的报告相比，该文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将地主和买办阶级归为一类，并增加“游民”阶级，进而对上述各阶级的特性及革命立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述。上述思想成果的发表，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双重角色定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历程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无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希望用先进思想武器改造中国的现实迫切性与马克思主义传入、理解上的渐进性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理论的片面甚至错误理解，引致了革命实践的曲折。刘少奇曾在1941年回复孙冶方的来信时坦言：“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38)而最早担负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任的成员之一的瞿秋白更是坦诚地表示，当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而《资本论》更是“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39)

但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一特质也在客观上缩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转化周期，加速了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40)作为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虽然获得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方面的指导，但在中国独特的时空环境下，仍然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和可供借鉴的蓝本。这迫使其在亲身领导工农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完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体化、中国化的早期探索；而报刊文章的即时性和传播广泛性，又为这些探索经验的传播和理论化提供了良好环境。这一双重角色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探索历程中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中国”与“中国化”的双重意涵，(41)使其从一开始就规避了“书斋里的学问”的路径，而是以认识和改造中国为根本任务，开启了与中国近代化和革命实践同向同行的广阔征程。

四、培育精英与启蒙大众的双重使命

党的早期报刊非常重视对受众群体的定位，并根据其认识水平和实际需求进行针对性宣传。这实质上是党的早期探索过程中双重使命的体现，即培育精英与启蒙大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同时培育具有引导能力的精英群体和具有革命意识的广大群众，既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双重使命是从启蒙精英开始实现的。20世纪20年代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被翻译和出版，党的许多报刊对这些经典著作进行了热情而全面的介绍，甚至有时还刊载广告，说明其售卖地点及价格，尽其所能为其传播和普及提供便利。此外，他们还全文转译或大段引用布哈林、河上肇、高畠素之等学者的著作或文章，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力和价值。这些举措显然面向的并不是广大工农群众，而是社会精英群体。诚如李季在《通俗资本论》的序言中所说，此书的目的并不是“去代替三大卷的资本论，使原书从此可以废置不用，他的意思是要藉此书为初阶，引导许多人去读原书”。(42)对一个初创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些宣传举措旨在在知识分子层面首先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普遍认可和信仰，积蓄革命的后备领导力量。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历程来看，党的早期报刊对精英群体的培育和塑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显著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规模和影响范围，培育了革命的新生力量。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毛泽东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读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43)虽然直至1920年，《新青年》才转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但其向社会精英特别是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不可磨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党员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党员甚至是入党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党报党刊又为党内思想的统一作出了突出贡献。据包惠僧回忆：“我们主要的读物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共产党月刊》。”(44)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形成了精英培育与平台扩展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显著提高了精英群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缩短了中国化探索的周期。党在早期宣传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动广大青年投身实践调研，并教之以科学的调查方法。以《中国青年》《新青年》《先驱》等为代表的党的早期报刊大量刊载有关农村地方状况的调研报告，如《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四川合江县农民状况》等，(45)(46)体例形式不拘一格。1925年，《中国青年》还曾专门刊登一份“农村经济状况调查表”，为热心农村经济调查的青年提供了行动的大纲，还热情呼吁读者“速做此项调查工作，如能将调查之结果寄交本刊发表，则不胜欢迎”。(47)这一宣传过程不仅仅对当时的精英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主笔人自身。在长期实地考察、理论研究和原典阅读的过程中，党的早期领导人更透彻地理解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摸索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和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壮大与成长的过程，党的报刊对社会精英的培育既是“育人”也是“育党”的过程。

但是，仅仅拥有一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英队伍显然不够，还需要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到中国化的探索历程中。为尽可能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党的早期报刊对读者群体再作细分。例如面向青年学生的《中国青年》，定位于“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介绍一些活动的方法”；(48)面向工人群体的《劳动音》，旨在“纪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49)除此以外，还有面向妇女群体的《劳动与妇女》《妇女声》和面向农民群体的《中国农民》《犁头》等。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入手，着重指出了农民阶级对于革命的关键意义。该群体的重要性不仅来自其在人口结构中的地位，即在当时“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50)“应该至少要占全国人三分之二”，(51)更来自其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即农业仍然是当时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核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尽管近代以来，随着外国侵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新式工商业，但“现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谁也承认还是农业。新式工业不过在几个通商口岸与铁路矿山及其附近有些罢了”，(52)因此“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53)而中国农村破产现象的日益加重，“农民终岁勤苦耕作甚至不能供养妻子儿女”，(54)正是农民参与革命的源头和动因。上述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述，也成为早期探索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关键切入点。

为更好地完成启蒙群众的任务，各类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推介形式和内容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形式上看，这些面向劳动群众的报刊不拘于说理论证，而是使用漫画、小说、诗歌、信件等更活泼的呈现方式，辅之以口语化的表达、通俗化的案例，力求贴合劳动群众的阅读习惯，强化理论的传播力度。例如《劳动界》曾刊登题为《机器》的小说，用工人自身的口吻痛斥工厂制度对劳动力的剥削：“机器吃人！机器吃人！我家爷爷有十兄弟，一家老少三十多人，都有一碗白米饭吃……自从断命的机器来了，孤孤零零剩了一个我。”(55)再如《犁头》以“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三幅插画，形象地刻画了农民阶级觉醒反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鲜明转折，传达了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念。(56)

从内容上看，这些报刊大多从劳动群众的实际生活取材，高度关注民众的切实需求。党的早期领导人充分发扬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动员广大青年“到民间去”，结交、团结、研究普通民众，先了解真情况，才可讨论真问题、解决真诉求。毛泽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报告，均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并大多经《中国农民》等报刊转载，成为后来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依据。恽代英亦在暑期乡村调研的动员文章中写道：“我们要教育农民，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57)实践调研的广泛开展，不仅推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劳动群体的深度交融，形成了广泛而扎实的舆论基础；更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首创精神与革命性，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得以落地生根。

在启蒙大众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高度敬畏和尊重群众的诉求，更希望以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群众利益，振兴经济建设事业。在党的早期报刊中，许多文章聚焦于农村经济建设问题，其中有的关注金融问题，主张建立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也有的关注基础设施问题，主张发展农村水利和医疗；还有的关注农村组织问题，主张整顿农会组织、建立农团等。这些论争最终收敛于对土地问题的优先解决上。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第一次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58)此后党的各主要报刊均配合加大对上述政策的宣传力度，将土地革命视为“打破旧的封建经济制度，而进到新的大生产制度时，所必经的门户”，(59)指明“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60)1927年，《向导》全文刊载《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农民群众》，呼吁农民阶级加入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党的早期领导人经历大革命的洗礼，最终找到了一条联合农民阶级、实现农村近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开启了党和中国革命历程的新篇章。

美国学者怀利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认真地尝试以一种大众化的方式去向中国广大民众介绍一种复杂的外来的意识形态”。(61)在早期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承担起了培育精英与启蒙大众的双重使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播与中国化的新道路、新境界，为此后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62)1919-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利用报刊这一“传声筒”和“扩音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筑起无产阶级政党坚实的话语阵地。在此期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身兼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双重角色，肩负培育精英与启蒙大众的双重使命，最终孕育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即农民与农村革命道路。

尽管受限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不足，党的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和应用还存在一定缺陷，但其探索成果仍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并对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历史镜鉴。首先，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发展需要是中国化的不竭源泉和沃土。“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自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肩负起了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关切依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重要的创新路径。其次，调查研究是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和主线。开展调查研究是党的早期探索历程的重要经验，也是连接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桥梁。采取合宜的调查方式，并将第一手资料提炼和升华为理论，是提出并解决本土化议题的必由之路。最后，人民群众是中国化的主体力量。“春江水暖鸭先知。”党的早期领导人长期投身于人民生产实践和斗争的第一线，从人民群众中发现智慧、求取答案，获得了有关农村和土地革命的初步认识。这也是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方法和指南。

本文所界定的“中国共产党报刊”包括以下几类报刊：由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党的早期领导人直接创办；最初由社会组织或协会创办，后转由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接手；创办人最初为先进知识分子，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期间由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主笔或主办；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团刊。

①钱承军：《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周良书：《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党内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③周连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6年；张雪飞：《周恩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

④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⑤钱承军：《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

⑥张新强：《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5年；顾海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3期。

⑦时间上限的选择是基于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中的论述：“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下限的选择是基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激烈的武装斗争阶段，其面对的主要问题、主要敌人、斗争形势等都与创建时期显著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此种时间选取方法与高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编辑特点》(1999)、徐信华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研究》(2010)等一致。

⑧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这一时期的理论传播与介绍情况，学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如吕延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武汉：长江出版社，2016)、张国伟：《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7)等。本文不再赘述。

⑨汉俊：《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觉悟》1922年第1期。

⑩瞿秋白：《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新青年》1923年第1期。

(11)独秀：《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向导》1926年第149期。

(12)屈维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前锋》1923年第1期。

(13)楚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中国青年》1924年第35期。

(14)屈维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前锋》1923年第1期。

(15)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前锋》1924年第3期。

(16)屈维它：《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1923年第1期。

(17)春木：《上海大中华纱厂停业给我们的两个教训》，《向导》1923年第34期。

(18)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前锋》1924年第3期。

(19)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前锋》1924年第3期。

(20)春木：《为废止棉花出口令禁告中国实业家》，《向导》1923年第28期。

(21)刘仁静曾撰文称：“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最有效力的武器之一即是抵制他们的商品。……中国对日本的输出，六月份超过日本对华输入四百六十余万元，这是中日贸易以来第一次现象。”(仁静：《抵制日货以后》，《向导》1923年第35期)

(22)独秀：《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最近表现》，《向导》1924年第79期。

(23)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1920年第2期。

(24)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1923年第6期。

(25)陶孟和：《贫穷与人口问题》，《新青年》1920年第4期。

(26)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1920年第4期。

(27)仰山：《汉口的金融与帝国主义》，《中国青年》1924年第53期；佚名：《青岛政治经济情形》，《中国青年》1926年第114期。

(28)中夏：《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中国青年》1923年第10期。

(29)俊才：《山东广饶县农民生活》，《中国青年》1924年第30期；独秀：《陕西农民的困苦》，《向导》1924年第53—54期。

(30)佚名：《中国经济状况》，《中国青年》1925年第100期。

(31)常亮：《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两条路径》，《嘉应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王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7期。

(32)代英：《未来之梦》，《互助》1920年第1期。

(33)百厌：《被外货排斥之广州织造业》，《中国青年》1924年第39期。

(34)代英：《我们应当开办小工厂小商店吗？》，《中国青年》1926年第114期。

(35)蔡洛等：《彭湃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1页。

(36)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前锋》1923年第1期。

(37)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中国青年》1924年第13期。

(38)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

(39)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03-704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41)顾海良(2021)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化中国”，即应用经典理论指导实践；二是“中国化”，即根据实践升华新理论。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中国”和“中国化”的结合》，《长江日报》2021年6月18日。

(42)李季：《马克思通俗资本论序言》，《新青年》1926年第3期。

(43)李捷、于俊道：《实录毛泽东》，北京：长征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44)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45)孟真：《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新青年》1920年第2期。

(46)天培：《四川合江县农民状况》，《中国青年》1924年第22期。

(47)其颖：《调查农村经济状况的大纲》，《中国青年》1925年第106期。

(48)恽代英：《发刊辞》，《中国青年》1923年第1期。

(49)心美：《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劳动音》1920年第1期。

(50)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1923年第2期。

(51)中夏：《论农民运动》，《中国青年》1923年第11期。

(52)中夏：《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团刊》1923年第2期。

(53)瞿秋白：《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我们的生活》1926年第4期。

(54)代英：《农村运动》，《中国青年》1924年第29期。

(55)玄庐：《机器》，《劳动界》1920年第9期。

(56)佚名：《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犁头》1926年第12期。

(57)代英：《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到民间去”》，《中国青年》1924年第32期。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4页。

(59)定一：《土地问题之第一步解决》，《中国青年》1927年第16期。

(60)秋白：《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向导》1927年第195期。

(61)雷蒙德·怀利、林育川：《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6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