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其“共商、共建、共享”思想被看成是新时代国际合作的旗帜。然而，倡议也引起西方国家的焦虑和不安。美国政客和学者把倡议与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相提并论，认为倡议是为中国迈向全球霸权服务的理论和方案，是“马歇尔计划”的翻版。对此，我们必须厘清两者间的区别。
一、有人把“一带一路”倡议与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相提并论
进入2018年，美国专家、军情官员和议员就5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国会听证。结论是：倡议有当年美国对欧“马歇尔计划”的影子，对美国全球影响力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支撑上述结论的依据有三：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和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理论”。三种学说的核心是：控制地球的某一区域，即可控制世界。
2017年12月17日，曾任特朗普竞选主任、白宫高级幕僚斯蒂芬·班农在日本发表演讲称：“19世纪和20世纪有三个伟大的地缘政治理论，它们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一带一路’的大胆之处，是把三个地缘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它结合了麦金德关于谁控制了中亚腹地，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的理论。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彼得大帝，这些世界伟大的征服者都明白这一点，麦金德就是以此来创造出他的理论。‘丝绸之路’的扩张，把中亚这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用孔子重商主义的市场模式真正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那就是‘一路’……‘一路’是马汉理论的产物，这还是大英帝国和后来美国战略计划基础，就是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
斯蒂芬·班农说，今天中国在波斯湾、吉布提、南海这样做了。谁用海军，用港口控制世界岛，谁就会控制世界。“他们把麦金德和马汉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但是第三个步骤实际上更大胆，知道斯皮克曼的人不多。他的理论是关于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是你得把侵略者远拒于国门之外，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在班农看来，中国在海洋，特别是在南海上的行动，是让美国无法对华发动大规模入侵，是切断美国印太联系的关键，因此，各国必须加以抵制。
斯蒂芬·班农耸人听闻的演讲的要点是：“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三种地缘政治学说，中国正利用“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对世界的控制。在中国迅速崛起、美国对华焦虑感上升时期，有人把倡议描述成地缘政治学说，显然不是简单的学术探讨，而是在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美引入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对抗。三种地缘政治学说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各有时代背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控制世界的理论，不但含有偏见，且也十分危险。
二、三种学说侧重不同地域控制进而控制世界
地缘政治上升到国家理论始于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在1897年提出“国家有机体论”，之后发表“生存空间”概念。“地缘政治”源于瑞典学者鲁道夫·契伦，他用地理位置来解释国际政治现象。“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决策有相当的影响。”19世纪工业革命走向成熟，人们发现，海洋、陆地及海陆交界处成为国家发展的集中地域，也是控制世界的重要手段。围绕上述维度，三种地缘政治学说应运而生。
（一）马汉的“海权论”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撰写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军战略》等著作，展示海权对国家的价值和有效性，提出强化海权的条件，认为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即海军。他指出：“当海洋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边境，或者只是环绕一个国家，而且还把一个国家分隔成两部分或者更多部分，控制海洋就不仅是一种欲望，而是一种攸关国家存亡的大事了。这样一种自然条件，或者是促使其海军诞生和强大，或者是使其国家软弱无力。”
在他看来，海洋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谁掌握了世界的咽喉要道，谁就控制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进而变相地控制了世界。他从历史的角度把世界强权兴败与海战联系起来，提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主宰国家直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他认为，海权的重要性有二：一是通过海军优势控制海洋；二是为拓展海上贸易、攫取海外领地、获得外国市场特权而造就的国家富裕和强盛的合力。所谓的“海权”既有军事意义，也有国际贸易含义。一个充满竞争意识的海洋国家必须掌握进攻性海战舰队。
马汉生活在美国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代，不管是海上贸易，还是争夺海外殖民地，美国海上力量确实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表面上，马汉是在研究之前百年海洋对一个国家成长的重要性，实际上，他提出的海权论恰好适应了美国对外扩张的理论需要。作为两洋环抱的美国一直把马汉的海权论当成治国兴邦的基本策略。
（二）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
1904年，哈尔福德·麦金德发表了“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把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称为“枢纽地带”，是世界政治的枢纽。1919年，他将“枢纽地带”修改为“世界岛”的“心脏地带（heartland）”，范围涉及欧亚非三大陆。麦金德主张，世界历史可从地缘政治角度解释为陆权和海权的对抗，认为两个对抗者始终是在力量此消彼长、两者又总势均力敌状态。他提出，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带是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广阔地域，该地区称之“枢纽地带”。“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麦金德设想，心脏地带包括欧亚大陆边缘的德国、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等（内心月），还包括英国、南非和日本等。
1919年，俄国发生变革。麦金德提出：枢纽地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东欧和西伯利亚，他称之为“心脏地带”。麦金德则把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称之为“世界岛”，提出“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同样，麦金德所生活的时代是亚欧列强相互争夺陆地势力范围的时期，他对陆地心脏理论的描述对列强们的争夺产生过深刻影响。
（三）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说”
进入20世纪，美国人尼古拉斯·斯皮克认为，并非是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造成对海权国家的威胁，而是位于心脏地带和西方势力控制的沿海地带之间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才是世界主权之争的要害所在。
在他看来，世界的边缘地带在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地位将不断地上升，并成为统治沿海地带的关键地区。这一地区拥有众多的人口、富饶的自然资源和人类财富，在它的周围有“一条与整个所谓海权国家聚集区相联接的环绕大海和交通线”，海路交通发达。斯皮克曼指出，世界财富所聚集的地区所在，而不再是相对封闭和落后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工业革命以来，沿着欧洲和亚洲大陆边缘发展起来的工业体系和贸易体系把世界的重心转移到了边缘地带。斯皮克曼看到19世纪之后，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海上贸易的坚实基础，欧洲和美洲列强们不断把各自边界顺着海洋向前延展或者是列们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缓冲地带。因此，控制边缘地带就等于控制欧亚大陆，控制欧亚大陆等于控制世界。
斯皮克曼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重心地带：北美洲及其沿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大陆及其沿海地区、欧亚大陆的远东沿海地区。德国和日本结盟意味两国将联手控制欧亚大陆三个实力中心，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必须联手英国等国家，保证其世界强国地位。斯皮克曼把麦金德所言改成——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统治欧亚；谁统治欧亚，谁就控制世界的命运。
三、百年前的地缘学说成为大国争夺霸权的理论基础
地缘政治学说应时代发展而生，同样也对时代的演进带来影响。我们在这里不妨只解剖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是如何影响有关国家决策的。
（一）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
二战爆发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对欧亚大陆被轴心国占领感到担忧。他说：“如果我们听任美国之外的世界落入（轴心国）的控制，那么轴心国在欧洲、不列颠群岛以及远东获得的船舰制造设施将会比整个美洲现在的和潜在船舰制造设施多得多——不仅是多，而且多两倍或三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倾其全力把它的海军力量翻一倍甚至再翻一倍，轴心国由于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区，也将拥有足够的能力和物质资源使其力量超出我们好几倍。”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总统宣称：“如果德国战胜，我们应该帮助苏联；如果苏联战胜，我们就帮助德国，就那样让它们去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美国乔治·凯南描述控制心脏地带的重要意义时说：苏联“在他们认为时机适合和有希望成功的一切地方做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在目前这种努力暂限于某些临近的、被认为战略上直接需要的地点，如伊朗北部、土耳期……一个潜在的苏联政治力量扩张到新的地区，其他地方随时都可能发生问题”。冷战开始后，麦金德的“心脏陆地说”是西方国家向苏联发起遏制的依据，杜鲁门、凯南等人延续麦金德的陆权理论。
苏联解体并没消除西方国家对欧亚大陆国家控制心脏地带的担心。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陆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他指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欧亚大棋局，是决定世界今后稳定与繁荣前景及美国主导世界地位的中心舞台……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者国家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甚或极大地削弱美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
冷战刚结束时，西方国家向俄罗斯开出空头支票：北约不会东扩。时至今日，北约已扩至俄罗斯城下。美国在东欧和东北亚地区分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不是简单的军事工程，而是挤压欧亚大陆两个大国的战略手段。美国公开说，这是防伊朗和朝鲜，但导弹防御计划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目的非常明显。
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发表多份报告，提出要与中俄进行战略竞争，认为近期伊朗和朝鲜只是直接现实的威胁，从长远看，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俄罗斯的复兴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特朗普政府正进行冷战结束后最大一次战略重心调整。美国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个领域围堵欧亚大陆上的两个大国。就目前说，特朗普能否完成战略重心转移，不单取决于他们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要看美国是否有能力同时向俄罗斯和中国发起挑战。
（二）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说”
斯皮克曼指出，现代航海与通信技术下，海洋不是屏障，还是高速公路。因此，美国不能孤立，一定要介入欧亚维持权力平衡。“战争的结束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束。”斯皮克曼认为，要避免完全消灭德国或日本，因为在欧洲，“从乌拉尔山脉到北海的俄国不会比从北海到乌拉尔山脉的德国更好”。而在亚洲也要避免完全消灭日本。俄罗斯是欧亚大陆最大强权，中国则是东亚的强权。德国要靠法国与东欧（包括俄国）平衡，而英美则必须维持欧亚大陆的海上与空中接点。而欧洲、中东与远东的边缘地带将是战后战略意义最高的地区。而美国必须确保这些区域之中不会出现强权。因为斯氏以中国的大小、地理位置、天然资源与人力预测，认为中国将成为大陆强权，到时美国不得不与日本联手维持亚洲力量平衡。
斯皮克曼写道：“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必须被视作是位于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的一片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起冲突时，这片区域能够成为一片巨大的缓冲地带。面对这片区域必须能从海陆两方面保卫自己并发挥作用。过去它不得不与大陆心脏地缘上的陆上势力以及像英国和日本这些离岸岛屿的海上势力作斗争。所以，这片边缘地带的水陆两面性是其安全的基础。”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为西方国家发起对欧亚大陆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提供了理论。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还有其他遏制政策的发起者都从斯皮克曼处借鉴了许多思想。
冷战后，美国提出“由海向陆”战略，要旨是：随着苏联海军的消失，美国海军大洋交战并控制公海的任务转变为控制沿海区域。边缘地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防守薄弱。美国海军一方面要控制滨海区域，另一方面还必须具备有从海上向陆进投送力量的能力。从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和盟国均利用了海上的优势，对陆地目标发动打击，达成战略目的。继“由海向陆”之后，美军提出了“空海一体”作战概念，把海洋和陆地交界处作为美国未来的主战场，要旨同样是加强对沿海区域的掌控。2015年1月，美国参联会联合参谋部主任、空军中将大卫·高德弗恩签署备忘录，把“空海一体战”概念更名为“全球公共区域介入和机会作战”概念，但是美国并没有离开在海陆交界处的控制与争夺。
四、“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学说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东盟，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开始走进世界的视野，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阐述“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外延。“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也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其精神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焕发生机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倡议指的是两条有形道路，还是一种合作精神，各国自愿参加，在这两条路上共同努力，分享各自成果，谋求共同发展。基本内涵是“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贯穿欧洲、亚洲和非洲。一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另一头是欧洲发达国家群，中间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封闭的，而是包容和开放的；建设过程中，不是中国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合唱。5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纳入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说：“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是历史性的一个记忆。当年的‘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到中国，而现在（丝绸之路）又回来了。”
五、三种地缘政治学说不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提并论
表面看，“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三种传统地缘政治学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漫长海上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过麦金德描述的心脏地带。把“一带一路”倡议和三种地缘政治学说放在历史和现实经纬度中考察，我们会发现，美国精英所做出的推论不符合历史轨迹、现实逻辑和未来趋势。我们从时代背景、技术发展等领域进行探讨。
（一）地缘学说有明显的时空烙印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及对国家决策和国际关系带来影响，必然是时代的具体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围绕海洋、陆地及海陆交界处争夺，成为地缘政治学家的关注重点。15世纪末期，大航海时代开启，地缘政治学说讨论的范畴得以拓展到海洋。进入17世纪，国际贸易和海洋航行、公海自由理论由此产生。进入19世纪末，列强装备枪炮，为争夺地缘优势，国家不惜动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地缘政治学说兴起，很大程度上与交战国瓜分势力范围有关。冷战开始后，美国和苏联各建起军事同盟，对抗的区域从陆地、海洋延伸到了外太空，出现“高边疆理论”。
地缘政治学说的产生及扩展无不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工业革命前，国家的国力源于辽阔土地和众多人口，社会财富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和畜牧业。国家要强大必须要建立强大军队，通过攻城掠地和征服更多人口来获得战略性区域。陆权论的产生背景有浓厚的农业革命写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多场席卷欧洲的战争均有争夺陆地主导权的意味。
工业革命后，资本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远远超出国家的区域范围，资本积累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来源，其本性带有浓厚的扩张性，国家政治领导人和商业巨头们把目光放在世界，加之航海业发展，远涉重洋进行贸易，成为强国必然争夺的新空间。强国通过掌控海权以征服更多殖民地，获取市场和资源。在此背景下，保持对海洋通道的控制就成了列强必争之地，以此来巩固和扩大各自海外殖民地和拒绝其他列强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原料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确定了地缘政治的界限。战后的反殖民主义风起云涌，民族要解放和国家要独立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加之核导武器的问世，大国决策者不敢轻易地诉诸武力解决纷争夺。这一时期，三种地缘学说退出舞台中心，冷战成为地缘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
进入21世纪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进程加快。时代远远超出单一“地理+政治权力”的交汇，相互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把各国捆绑到了一起。英国学者指出：“地缘政治学表现为一种新的意识……旧地缘政治学的观点侧重于分析领土的某一部分，国家注意对其最大利益的专心追求，即使这些会导致对抗和战争，而通常它们的确会如此。它常见的主题是空间、权力和两者间的关系。”“新的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则是全球性的。它的根本主张在于，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没有一个‘区域’问题的解决是孤立的和脱离其更广阔的背景的。”
传统地缘学说的缺陷在于以某一空间为基本点，从最初的海权和陆权，再到后来的边缘地带学说，都明显地带有时空限制。在看20世纪的地缘学说时，很多时候，理论家的总结成为国家追求成为帝国、进行殖民掠夺和扩张侵略，甚至战争服务的理论基础。与传统地缘学说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具有时代特点：它不以追求对某一地域的控制为出发点，而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从国家发展战略来说，中国既没有战略意图，也没有如此能力来控制海洋、陆地和海陆交界处。
（二）技术进步催生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
科学技术进步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从不同侧面催生出地缘政治学说。新科学技术引起生产方式变化，带来产业革命、国际分工、资本流动、资源和市场配置等，这也促使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的重大变化，为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想象和实践空间。
19世纪后期，美国率先发起以电力、钢铁、交通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随后迅速扩展到欧洲。这次全球性技术革命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形成垄断和金融寡头，形成国家利益集团，它们对海外市场的需要左右国家机器的运转，确保对海洋的控制就不言而喻地摆在国家决策者面前。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国家之间交往的密度和频率空前加强，相互依赖性大幅度提高，那种只主张控制某一区域的地缘政治学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技术创新拓展人类活动空间，不同空间的权力含义增加。三种地缘政治学说有技术进步色彩。继风帆船之后，人类进入了蒸气动力时代，马汉的海权学说正是人类运用海洋运输技术、利用海洋谋求国家权力的的写照。20世纪初，铁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海权的优势，尤其是内燃机车和现代化公路网建设，让地面的机动性超过了海洋，从此广阔的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就成为重要的竞争场。麦金德由此认为，一度曾经有利于海上实力的技术在20世纪初开始转向了有利于陆上实力，提出了“心脏地带”理论。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在海洋、陆地、空中的活动呈现出融为一体的特性，而繁荣国家的财富更多地集中在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这一区域就是斯皮克曼所描述的“陆地边缘地带”
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形成了更加相互依存的密集网络。“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建墙把大家侵害开来的体系，转入一个建立万维网，把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体系。”人类正向新空间迈进——网络空间，地缘政治也呈现出全球网络化的趋势：全球互联网、通讯设施、数据库、有线电视，这一切让对资源和市场的依赖和动作进入了新的空间。这一空间完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内和国外的严格限制。任何国家在确立自己的内政和外交时不可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空间，只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一个开放互利的合作模式必须取代旧有的资本、市场和原料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必须把本国的地缘政治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甚至全球的地缘政治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国只有获得其他国家认可的国家利益，并通过相关的国际机制加以安排从而保证这些利益能够得以巩固和发展。全球化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必须获取共同承认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单维的陆地、海洋或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人类技术进步的结晶。它提倡的“五通”都需要有当代技术提供支撑，反过来，“五通”也必然会促进技术的升级和进步。
六、“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时代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绝对不是三种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的融合，在为中国称霸世界提供理论服务，它更不是简单的陆权和海权或者边缘地带理论的实践。
第一，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政治多极化使任何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唯我独尊，单打独斗。经济全球化让各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上的位置环环相扣、相得益彰，国家间的经济生活相互依存度空前。社会信息化让资源、资本、人才、信息、市场配置加速演化，闭关自守只能是与世界脱离。文化的多样性也为我们生活的地球增彩，一枝独秀难以长久。“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第二，它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第三，它提出了充满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方案。“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期，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姿态。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频繁退群，表现出狭隘的单边主义倾向，发起的贸易战更令国际社会感到寒意。在这样背景下，诸如“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就显得尤其重要和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