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加，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到2020年，中国如果能够顺利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那么中国的GDP将达到4万亿美元，人均GDP 将达到3000美元。就其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处于世界第三位。而如果按照西方的平均购买力标准，则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将超过日本与美国接近。中国到那时，再用20—30年时间，就将更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也将从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样一个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的中国，将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也将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如何面对一个综合国力如何上升的中国？现在流行的“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和“与中国接触论”都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不同心态的反映。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将以什么样的国家心态展现于世人面前？根据建构主义的观念，一个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你如何对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也将如何对你。反之亦然。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国如何对国际社会可能更加重要。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力图塑造中国，另一方面则是中国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国际社会。这两方面的互动将决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走向。
准确的说，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做好“中国强大了将如何对世界”的心理准备。实际上，许多人心中无意识地流露出来的是一些不太健康也不大正常的心态。民众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较深。在这种受中国历史的长河影响下形成的国家心态中，虽然也有开放，坦荡，以大事小，平等待人，宽容大度等良好的心态，但可能影响更大的是以下四种心态：
第一是自大心态，在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统治者却以中国中心和华夷秩序应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自认为中华物产丰富，不需要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自认为中国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西方国家只是与历史上各种蛮夷民族相同的野蛮和未开化的强盗，所以，在与世界强国相碰时，中国不能正确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比如，大家都知道英国强盗当年是如何为罪恶的鸦片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但是，在18世纪末，英国一开始也是想与中国发展正常的贸易来改变英中贸易中英国方面的大量的贸易逆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92年前后，英国政府曾经两次派遣使节到中国，其主要目的当然包含侵略中国的野心，但同时也希望用英国具有优势的毛纺织品来打开中国的市场。1792年，英国政府派出马戈尔尼使团来华希望与清政府商谈中英贸易的事务。但清政府把英国使团作为向清朝进贡的“贡使”，坚持马戈尔尼必须对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不愿以平等国家相待。对英国提出的与中国通商的要求，清朝也加以拒绝。清朝嘉庆皇帝甚至认为，西欧各国是由于有了中国物品才得以强盛，若中国与之断绝往来，则西欧各国无法生存，而西欧商品对中国均为可有可无之物。西方列强对中国是怀有侵略野心的，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中国的这种自大心态使中国丧失了与当时西欧强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可能性。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这种大国主义的心态对一些民众也会产生影响。毛泽东早在50—60年代就经常批评一些中国的涉外工作人员有大国主义态度。甚至在文革中，毛泽东与还曾严厉批评这种具有大国主义倾向的人员。1967年10月，中国一位驻外大使在国庆招待会上点名批评驻在国，对驻在国的内政进行不适当的评述，引起驻在国官员的不满并退席，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该大使有大国沙文主义。现在，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又让一部分人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盲目乐观，自吹自擂，夸大中国的成就而忽视中国存在的问题，只看到世界发达国家的问题而看不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一些民众还表现出对外国民众的不尊重；还有些人甚至要建立所谓中国的“势力范围”。这种心态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自卑心态。在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的进攻下，清朝统治者又更丧失了信心，由自大变为自卑，对方列强采取投降妥协的立场，崇洋媚外，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屈辱的条约；许多民众也由此形成了中国什么都不行，自已看不起中国，对中国的未来总抱有一种怀疑甚至悲观的心态，也不相信中国经过自己的努力，能有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一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产生过所谓全盘西化的观点，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不行的结论上，所以，中国要强大就必须西化。20世纪30年代的西化派认为，西洋文化在各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得多，西化是世界的趋势，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全盘接受西化；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派也同样主张，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做全盘西化。即使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许多人也仍然不相信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国内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争取什么大国地位，中国没有资格做一个世界大国，并且应当永远放弃这种民族的诉求。另外，这些民众观察中国的外交问题时，也缺乏自信心，一有风吹草动就怀疑外国是否要重新侵略中国。
第三，自尊心态。100多年屈辱外交的历史，使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又形成了自尊心态。这种自尊心态有两种表现，一表现为自强不息和奋斗精神，通过努力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来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面对西方强权国家的挑衅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中国的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过分自尊，对在国与国交往中出现的一些冲突，矛盾和摩擦，不能冷静面对，往往采取做出超出需要的强列反应。如在中苏分裂过程中，一方面的确是苏联的大国主义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史上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使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的言行又过于敏感，如当年中国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海军，但苏联却向中国提出中苏建立联合舰队，这个问题涉及到双方的国家利益，是很复杂，它表明了苏联的某种大国主义和对中国的不尊重，对此与苏联进行交涉和斗争是必要的，但毛泽东认为苏联是为了控制中国，对苏联人进行了严厉批评，甚至提出如果建立联合舰队，他就要上山打游击，把中国的海岸线全部让给苏联人，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到中国向毛泽东解释，毛泽东仍指责赫鲁晓夫破坏了中国主权。这种处理方法可能就有些太过于敏感。又比如我国在很长时期内对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加入多边合作过程等过于敏感，常常强调防止重新受西方列强的控制；特别是在与西方大国的交往中，一有问题，我们就会联想到八国联军，联想到晚清时列强对中国的凌辱，会用一种历史的眼光观察问题。比如，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产品倾销的指控，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西方国家又在歧视中国，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其实，许多这样的贸易纠纷是正常现象，有许多是能通过现有的贸易机制比如向有关机构提出法律应诉和反指控等措施得到解决的。
第四种心态可以叫做报复心态，它是对第二种心态的另一种极端反映。既然中国贫穷落后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所以中国应当对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加以拒绝，这演变成以义和团运动为典型的排外心态。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百姓为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自发产生了爱国主义运动，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不健康因素。如当时一些义和团的宣传说，“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因仇恨西方帝国主义而产生的盲目排外心态，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历史书却把这种思想作为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加以肯定。另一种表现则是，如果中国有一天强大起来，一定不能轻易放过那些曾经瓜分中国领土、抢掠中国财富、践踏中国文明、屠杀中国人民的国家。因此，那些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侵略中国的国家将永远是中国的敌人，应当让这些国家永远背负这个历史的耻辱的沉重的十字架，让它们为历史上侵略中国的罪行付出历史性的代价，永世不得翻身。每当中国与这些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有一些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抵制外货”，“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收回领土”，或者“打到某某地方去”的话语。殊不知这样的“爱国”言行，正好为西方许多反华人士提供了“遏制中国”的口实，同时，也让周边国家的民众易产生“中国威胁论”的心态。
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即不是世界大国，也不是一般的中小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中国的综合国力主要是由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构成的，但中国国民的正常的健康的国家心态也将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没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是谈不上世界大国的，但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未必就是一个世界大国。远的如孤立主义支配下的美国，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未其综合势力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居世界首位，但美国的世界影响远不如英国；近的如日本，虽然日本早已经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但日本现在还很难说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不会自然而然形成世界大国的地位。因此，在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国家心态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中国必须从现在而不是等到中国强大起来后才开始构筑作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心态。
大国外交的心态首先是正常心，以现实的，发展的心态面对世界，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与面对现实世界的关系的问题。日本之所以现在还不是一个世界大国，主要问题之一也在于日本不能以大国心态面对历史问题，没有大国具有的勇气来勇敢地承担起对历史的责任，而是以各种自私的，畏怯的，小家子气的借口和态度为自己的过去狡辩。
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除加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外，也有一个调整国家心态的问题，我们必须用正常的，变化和发展的眼光观察问题。我们当然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但也要自我疗伤，走出历史的阴影，摆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恶梦，恢复一个大国应当有的正常心态。如果我们不能建树这样的心态，恐怕真要陷入中国越发展，西方各国越防范的怪圈了。有正常心才能摆脱历史的思维定式，采取灵活和务实的立场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事务。
构建大国外交心态的第二个方面是建树起坚固的自信心。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小国，一个弱国的观点，恐怕主要还是对中国的发展缺乏坚定的信心，或者对中国能否保持长期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速度缺乏自信，而对美国超级大国的力量，对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看得较多。
自信心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五个层面：1对中国积极推动的多极化的发展应当有信心。虽然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但21世纪决不会是美国独霸天下的世纪。美国的强大是相对的，不会是永远的；俄罗斯不会永远沉沦，欧洲不会当美国的小伙伴；印度和东亚一些中小国家的力量也在快迅增长；美国国内也有种种困难和问题，内部也有各种问题。2对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应当有信心。应当现实地看到国际一有一股力量处心积虑的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但如果中国对自己有自信心，如果我们坚持和平和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实行正确的外交战略，小心谨慎地处理国际问题，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中国成为世界大国；3中国的发展当然也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目前这些问题最大的是政治上反贪污和建立法治社会，在经济上则是解决国企和失业问题但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努力逐步解决和克服的问题； 4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应当有自信心。台湾问题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大因素。现在台独势力较嚣张，主张台独的人当政，看起来台似乎会向台独方面越走越远，但实际上，要在台搞台独也不那么容易，96年以来大陆对台的军事压力已经让台许多民众知道台独没有出路，台独就意味着战争，所以，客观地讲，台独的力量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有可能现在主张台独的人当政就是台独的高潮，此后会慢慢退潮。5对中国处理复杂的国际局势的能力应当有自信心。还要看到，经过近半个世纪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日益趋于成熟，越来越灵活，因此处理复杂的国际局势的能力和技巧也在提高。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的外交举动已经显示了中国的大国作用和气质。中国处理撞机事件的能力也表明了中国外交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的能力和水平在整体上有很大提高。当然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不重视存在的问题，而是应当以平常之心对待之。
乐观主义精神应是中国构建大国外交心态的第三个方面。现在不少人一讲中国的国际环境，总是喜欢运用或制造所谓的“两难困境”，例如，中国越发展，国力越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越不信任，警惕越高，越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所以中国也就越不安全；中国不发展，面对西方的压力也就越大，西方越是欺负中国，中国也同样不安全。再如，中国加入世界体系，会被西方束缚手脚，会钻入西方陷阱，迟早会被西方化掉；中国不加入世界体系，又会陷于孤立，可能会重新回到封闭之路上去。总之，不管中国发展不发展，不管中国加不加入世界体系，都将会身处困境。真不知这种“深沉的悲观主义”是从何产生的。在这里我们应当不断地重复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如何面对困难时讲过的一段话：“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这种乐观主义源于对客观局势的冷静分析，建立在世界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基础上。“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 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 大得很, 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 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 机遇存在着, 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用这种乐观主义来看中国的外交问题，就会承认中国面临许多困难，但决不是没有出路和前景。比如，中美关系的确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但正如江译民同志指出的，中美之间没有对抗的必然性。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既取决于美国如何对待中国，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虽然有反华势力的背景，但美国也有主张两国发展关系的力量。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和变化性，我们就没有必要因某人、某报、某议员发表了某种反华的观点就认定它已经是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考虑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性和矛盾性，我们也没有必要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反华的政策就认定美国将长期实行这种政策。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充分美国对华政策一贯的摇摆性和矛盾性，就能增强一些信心。退一步讲，即使以同样的力量面对同样的问题，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可能也会有大不同的结果。
中国大国外交心态构建的第四个内容是责任心和主动心。
在外交方面，激进盲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余痛犹存，韬光养晦的告诫言犹在耳。然而，越是因为如此，越是对中国外交——尤其是对外交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外交决策者对国际形势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对中国对外事务有全局性的考虑、前瞻性的规划在胸，要有符合大国身份的能力、胆识和气魄，又能牢牢把握住发挥大国作用的领域和分寸。中国的大国外交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奉献精神和主动创造精神。大国外交不应忽略“韬光养晦”后面还有四个字“有所作为”。中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朝鲜核问题、南亚核危机中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稳定人民币汇率提供外援，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所作为，当然还包括中国参与、修正乃至自己提出、主导创立国际规则。例如，近年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在军控问题上过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立场，有选择有条件地参加主要由西方主导的防扩散和军控外交，以防止其蜕变成美国等国家干涉内政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自卫权的借口和手段，这是在参与国际规则中求转变的较好做法。中国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首次倡议了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中国近年来在树立中国的主动和积极的国家心态方面，更有大手笔。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俄罗斯共同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二是中国主动与东盟国家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在十年内形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三是中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核生化武器扩散问题上表明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构建中国大国心态还涉及到如何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需要讨论的问题。韬光养晦心态是在一种特定的国际形势背景提出的，它表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沉着冷静、从容应付各种危机的处事能力，它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历史大变动条件下的对外事务，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脱离开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把这一具有策略性质的方针说成是长期指导中国外交的战略方针，并把它作为中国的外交心态，是不恰当的。
今天，当然我们国际国内都还面临着各种问题和压力，但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西方社会准备继对苏联和平演变之后，把和平演变的重心转移到中国来，使中国成为下一个苏联，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今天，虽然西方一部分力量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但就总体而言，今天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包括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对在同一个国际社会中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交往有了广泛的共识，中国也应当以一个充满自信、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恣态，以真诚、坦然、从容、开放、不卑不亢的心态与各国打交道，这才是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应有的外交心态。当然，有些人从另一方面来理解不必“韬光养晦”的问题，我认为不必韬光养晦是因为我们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总体而言是比10年前大有改善，而有些人相反认为，过去１０年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大大恶化了”，我国已失去“韬光养晦”的国际条件，或者说，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国继续“韬光养晦”。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
总之，中国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增加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同时，也要积极建设中国的大国心态。大国主义不可有，自信的、不亢不卑的、开放的、坦荡的、主动的、乐观的、负责任的大国心态不可无。如何构建这种积极的大国心态，不仅将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也将是中国国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