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在中国会计报、用友政务公司联合举办的高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刘书记、陈总编、李校长、蔡总和到会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荣幸能参加我们这次的高端论坛，和各位做个交流。我借这个机会谈一下“新技术与数字财政改革”，这是邀请方的命题作文，我试以4个层次，来谈谈我作为研究者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次，讲一下对新技术革命时代的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前面一个世纪我们就注意到，研究者已经提出了所谓“数字化生存”，现在看得很清楚，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鲜明地带有数字化生存和发展的时代特征了。以这个时代特征追溯，我们现在致力于在新供给经济学框架下研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认为应该清楚地揭示：人类社会在以人作为主体的需求方产生原生动力之后，最关键的，真正具有创新意义和作用、而且以关键性的创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各个时代转换基本标志的，是供给侧的创新。这种供给侧创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代表性的革命性的事件，往前追溯的话，首先要提到的是农业革命。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界，最开始在原始部落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存在的时候，是以这些社会成员分工合作从事采集和狩猎，来满足人类社会成员能够活下来的基本需求。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努力，供给侧的创新引出了农业革命，而这样一个农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社会成员可以在季节的更迭之后，有很大的概率可预期地满足这些成员活下来的需求，而且剩余产品开始可以使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进一步提升地满足他们的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而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上台阶之后，社会形态也必然告别原始共产主义的氏族部落状态而转入阶级国家状态。再往后的影响极为重大的创新性革命性的事件，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在前面的地理大发现和以后进一步全球化的过程中一直演变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的是全球化中的工业化已对接了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的时代现在被人们命名为信息时代，或新技术革命时代。工业革命上了个大台阶，前所未有地解放了生产力，而使中国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被称为全球唯一的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民族国家），明显地落伍了，在工业革命以后一路积贫积弱，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在努力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又特别在上个世纪三件大事（辛亥革命、49建国、改革开放）发生之后，终于看到站起来、富起来，又面对“强起来”的新时代，看到了伟大民族复兴的曙光。当然，实现“从未如此接近的伟大民族复兴愿景”，还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中的不确定性和考验，带有冲关期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不可忽视的挑战性。
我们现在必须在工业革命时代以后通过追赶到赶超，把工业革命解放生产力的进程完成，而又必须应对新的信息革命时代，这个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人人都在谈论的大数据、云计算。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支持之下，从半导体的概念演变到互联网，演变到移动互联、万物互联，还有现在人们特别看重的正进一步推出的人工智能。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让人目不暇接，使我们现在很难预测十年以后人类社会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50年以后。在这个挑战的旁边，当然是大量的发展机遇。我们也别无选择；中国再也不可错失与创新发展大潮并行的历史机遇，不能再和战略性的机遇擦肩而过，必须经过我们的努力，继续大跨步跟上时代，汇入人类社会创新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在这个维度上，我注意到所接触的一些企业界的创新人士，他们的敏感度确实比一般人要更高。很多年以前，我就知道用友王文京总裁他有一个预测，说不太长的时间内，我们总体的商务活动特征会变为移动商务。当时我很难理解，它怎么就“移动商务”了，但现在大家普遍化的智能手机上，可以有手机银行便捷操作，这不就是移动商务吗？移动中形成交易，移动支付、移动金融、移动保险，还有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生活——现在移动文化已经大众化了。大家手机上参与种种社会生活，在实际生活里这种移动互联又进一步推进到以大数据、云计算支持的万物互联和人们所说的现在的前沿概念，就是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在努力理解这个共享经济。数字化支持的共享经济就是可以凭借数据的处理支持带来新境界；原来实际生活资源分配中的消费，是排他的，张三消费了李四就不能消费，而现在张三李四消费可以是共赢的，整个利益可以是共享的，这里面是怎样消除的排他性？在实际生活里我观察，人们所说的共享单车，其实不是典型的共享经济，共享单车只不过是靠信息技术支持租车的便捷化，它仍然是一种在交易过程中竞争性地以投资取得回报的一个形式，但可以让大家更便利地获得服务的这样一个创新，而真正的共享经济，我觉得可以举出这么一个案例：现在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拥有车辆，大量的是私家车，这些车主们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段内，会进入这样一个境界——一辆一辆的车晚上停在停车位上，那是新能源汽车，要接入充电桩的，这时用的是电网里输送来的成本最低的电，充好电以后第二天白天，你如果不用这个车，智能手机的页面上（也可能就是一个智能的小手表上），就会跳出一个提醒，这个时候你可以留一个备用量而卖出多少电，而且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因为白天电的价钱自然而然是要以高价位卖出的。一辆一辆的机动车不光是消费单位，它同时成为生产单位和盈利单位。这个时候我们要问：谁在这里面做了受损的一方或者在这里面谁多赚谁少赚呢？谁和谁竞争呢？找不出来。这里面造车的人、用车的人，我们生产电能的企业，管理电能输送的整个自然垄断的电网，我们方方面面的社会成员，全都是受益的，这是真正的一种共享经济的境界。当然，这是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支持的加上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的供给体系，可以有比现在高得多的水平去处理各种各样的分布式能源在加入电网以后电网总体的安全性，确保电网安全性的情况下，让所有人在这里进入一个共享经济的大网络。这个境界离现在似乎已并不遥远。
类似上述的共享经济正面发展的旁边，我觉得还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人类社会的创新在上个世纪其实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造成了核威慑。这也是伴随着实际生活中间种种对我们有很大冲击的一些不良事件的。上世纪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隔不久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在基础理论上突破性提出的相对论，引出核时代，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首先实际运用于军事目的。核武器在二次大战结束前的运用，有不可否定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这种核武器对人类生命带来惨烈的毁灭，给全球造成非常大的震撼性冲击之后，实际上的影响是把人类推进了核威慑时代——这也是供给侧创新造成的一个格局。有了这个核威慑，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威慑形成，加上我们现在正面肯定的共享经济，合在一起是什么呢？是时代的主题转变了。正面的共享经济的节节推进和已始终存在的核威慑合在一起，可以使我们深刻领会在新技术革命时代，应该确切无疑地认定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一锤定音所认定的我们整个发展战略的原点，是在于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绝对不仅是宣传用语。我作为研究者，这么几十年间反复在思索：邓小平的这个判断当时说出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震撼力，但是它的意义可是非同小可。我们整个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也不可错失历史机遇，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通过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它的原点是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它实际上否定的，是我们过去从列宁时代到毛泽东时代所认定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那个基本判断。按照那个基本判断，你就必须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到怎么样充分的发展。而邓小平的这个判断，实际上是从战略原点上告诉我们，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聚精会神搞建设求共存共赢，现在又直接对接到了总书记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哲理性判断上。所以，对于新技术革命时代的这个理解，一定要落到现实生活中人类发展文明又在上台阶——这个共享的时代，以数字化经济支撑的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就在眼前。当然，还有很多的困扰，还有种种的挑战性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从追赶到赶超的、现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剩下的几十年去达到伟大民族复兴的这段路上，是有严峻考验的。要努力在矛盾凸显的面前，能够化解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冲关成功以后才能实现中央十九大所说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这个时点，建成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强国。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层次的认识：即我们必须正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而顺应信息革命，积极参与信息革命大潮，以大数据时代的创新成果，去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逻辑上顺理成章的认识。
第二个层次，谈一下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财政改革的重大意义。我们要实现人本主义立场上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是造福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前面的认识已经告诉我们这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共赢共享的问题。而这里面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核心概念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非常丰富的内容浓缩起来的那一句话：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取向是在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帷幕以后，中国人一直在努力追求的，多少前仆后继的努力，走到现在，中央把它如此简明地概括为“现代国家治理”，要特别注意，是落在“治理”上，而不是过去我们说惯了的管理调控的“管理”。作为一个政府体系，公权在手，它的管理很清晰，是一个自上而下掌控的架构，而现在强调的治理，它必须是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合在一起来调动一切潜力活力，来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的一套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这就是配套改革的任务。要完成中国整个制度安排的转轨，在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趋向之下，使治理能够达到我们所意想的最大限度的生产力解放。中央在60条里紧跟着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是多次出现的“现代市场体系”，整个资源配置总体上决定性的作用必须认定是市场。换一句话说，政府不要想充当整个资源配置的主角，这也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反复探索的问题。邓小平当年南巡以极大的魄力，一锤定音，计划和市场不是根本制度层面的问题，都是运行机制的问题。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我们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紧跟着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但当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还只能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终于说清楚了，汉语语境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后面紧跟着一句，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这个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要求，实际上在中国就是必须守正而出奇，不是简单依靠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我们就一路现代化了，在认识、顺应、尊重市场，在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在守正之后出奇而出奇能制胜——在种种中国特定的制约条件下，常规的发展不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必须出奇制胜超常规发展，必须通过追赶最后达到后来居上的赶超。在这个认识之下，中央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60条”里的核心概念，是逻辑上顺理成章地强调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这个财政制度当然包括了现在老百姓特别关心、越来越关心的首先“钱从哪里来”——这是税收问题，另还有非税收入，还有现在的国债、地方债等等的机制；当然，跟着又有全套的财政资金来了以后“用到那里去”怎么用，支出安排的问题。总体来说，是一个财政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是一个财政必须以全口径预算所表现的以财为代表的公共资源分配。这个公共资源配置它一定会影响、辐射、拉动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其意义就是落在中央所认定的“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个作用表述上。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新时代怎么样顺应创新的大潮来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地认识打造现代财政制度这个改革不可回避和它特殊的重要性。财政在整个配套改革里必然要充当一个先行者，并发挥一个对全面改革支撑的功能。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后面跟着一系列的种种配套改革方案，这跟1980年首先改革在宏观层面上要以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为突破口，以及小平南巡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间接调控体系，要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这个里程碑式的改革为突破口，是一个逻辑。我们现在新的一轮全面配套改革中，财政必须为全局发挥这样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再往下第三个层次，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这样一个财政改革中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应怎样认识来加以推进。这个制度创新一定需要和技术创新紧密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整个中国财政的制度安排，是我们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力创新、技术创新的支持之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它一定要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提出的客观要求，而在辩证法意义上，制度在一旦形成以后，又不可忽视地对于生产力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制度不得到应有的改造的话，它会约束生产力、束缚生产力，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去就走到成为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的桎梏这样一种必须改造、不改造死路一条的状况。新的时代，告别计划经济以后走市场经济之路，现在还在发展中——财政改革现在走在半途，在进行时，这个财政改革理应对财政管理的技术创新打开它的空间，调动相关的潜力。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在管理层面上看起来，往往难以拒绝的技术创新，一定会倒逼制度创新。在这方面我作为研究者，也很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和联想。
前些年在历史角度，大家都特别看重别开生面的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等等系列著作里他所强调的，总结中国过去为什么落伍，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整个社会管理中无法实现数目字的管理。这就是技术上不行。我国那时的科举制度有特定的意义和作用，它给了底层的人向上走的通道，但就是这个科举，更多注重的是我们所谓国学的那套东西，对于数理化、对于数字化管理的基本技能，在那里面总体而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样提拔起来的官僚阶层与整个管理运行体系，就是在数字化管理方面明显落伍，工业革命以后更是显得落伍。这个视角对我们很有启示。当然，在实际生活里更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印象深刻。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就已注意到计算机正得到应用，9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调研的时候，当时财政局的一位副局长，是从学者的岗位上、从院校教授的岗位上转过来担任财政局领导职务，他跟我说到，世行软贷款给我们的支持里，有一个很具体的财政局整个办公体系要变成无纸化，这就是数字化形式。财政局工作流程以计算机内部联网以后，一个一个环节前后衔接，无纸化办公。直观看起来，这是管理上提高效率，但是他说，我了解了以后，觉得这个影响可不得了，这是革命性的。为什么呢？计算机连在一起以后，计算机可不讲人情——我们原来都是公文传递，有一个一个环节，每个环节上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可以自己嘀咕，可以在这里面加入中国社会谁都知道避免不了的种种人情因素，一旦无纸化办公、计算机联网了，这个人情往哪儿摆？计算机不认人情，全程透明全链条监督。他说这是革命性的影响，我印象非常深刻。这种新技术应用和新管理流程，对于整个政府怎么样更好实现职能转换，政府怎么样施行公众政策，怎么样使我们的财政管理现代化，其影响可以生发出去看到全局；看起来是一个技术角度的切入，牵一发而动全身，革命性地颠覆了我们过去那种因为必不可少的人情裹在一起、大家都处关系造成的公共资源低效配置，其实是从根基上以技术创新切入以后，去改变整个体系模式。但是做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我们后来注意到，这种计算机联网，到朱镕基总理那里，他明确提出的是整个政府的各个部门，要至少发展十几个金字号工程——金财、金税、金审、金关、金水、金农，等等，各个部门都有金字号工程，做什么呢？就是计算机联网以后，所有的数据清晰准确，进入数据库，以后在授权之下，各个部门的金字号工程可以对接，一起来掌握整个政府履职所需要的全面信息。这样一来，使自己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在朱镕基总理要求这些金字号工程建设以后，我们金财、金税都是几期来做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所有的党组成员一起到黑龙江，在那里召开全国的金财工程工作会议，财政部党组成员还从来没有那么全面出席的阵仗，来组织某一个特定视角上这样一个重点工作。但实际生活中，种种进展之后，我们又承认还有种种的不如意。我们金财金税做了这么多工作，具体解决的问题，现在披露得还有限，咱们内部也听到一些抱怨的话，我不讳言，也在此提一下：比如财政部早早就有计算中心，计算的能力早早就到位了，但是若干年内计算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处理财政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条，至于业务司局各种各样的数据，却以种种理由并不进入那个数据库，大家还是本能地希望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处理为一个信息孤岛。又比如后来金财金税工程推进过程中，各个地方有所开发以后，怎么让接口能够统一对接起来，成了一个难题。这后面的利益考虑，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怎么样把这个机制理顺，能够按照一个很好的逻辑，以技术创新服务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又引领技术创新，我们还在进一步优化和探索的过程中间。
现在十九大之后，已是把十八大要求的财政改革必须实行全口径预算，进一步提升到十九大所明确表述的全面绩效管理。实际生活中，我国的预算管理形式早就要求了三年滚动预算，后来观察，由于一下做不到严格的预算形式，退而求其次，改表述为三年滚动规划，这种三年财政规划，最后要做到的，还是要追求最后达成三年预算的精细化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要求我们必须借助于现在的大数据、云计算，实现高水平的预测，进而以高水平的预测支持我们高水平滚动预算的编制。当然，也要求有政府预算会计准则这方面权责发生制跟收付实现制的结合从而能够瞻前顾后，能够在全面信息提供的情况下，更有利于方方面面主导的工作部门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绩效，以及使应有知情权的社会公众，更多地知道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政府在做的事情里面的绩效，从什么样的角度观察以后，可以形成越来越有水平的、全面的量化评价。
对这样一个发展趋势，我的感受就是可以说，财政改革如果称为数字财政改革，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财政税收这种和社会公众息息相关的公共资源配置体系，面临着全面数字化管理的新时代。这跟我们一开始切入的“新技术革命时代”，是完全对应的概念。
于是财政的全面数字化管理，是说到了第四个层面，即这里面很重要的问题，可以排列出来做个初步的探讨。
数字财政改革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全面信息怎么样对接中央现在要求的全面绩效量化考评，要有可操作的指标体系。我理解，绩效管理还要全面，它就必然得落在量化的考评形式上，不能再说些一般的概念和原则了，到底这个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要量化地提供出一种考评判断，这个考评在时间序列上是可以前后对比的，在横向上了解国际经验以后也应该是可以做比较研究的。这种全面信息支持下对全面绩效的量化考评，显然在技术角度来说，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要持续反复探索怎么样形成综合的绩效指标考评体系。这种考评的指标必须是综合的、成体系的。财政绩效的复杂性就在于，不能简单地套用微观市场主体成本效益分析的那套比较成熟的经验。当然，我们要充分借鉴这些经验，充分借鉴管理会计这个视角上已经有的所有绩效考评的经验，但是还不够。财政的很多资金运用涉及更复杂得多的所谓正的外部性，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外部性怎么量化的问题，是跨越了微观主体成本效益层面，要对我们过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些政府非做不可的事情的绩效到底怎么评价其高低，给出优化解决方案。要构建的这个综合的指标体系，对应的是过去我们已经有的概念——所谓综合绩效、整个社会发展的后劲儿、还有延伸到老百姓感受的获得感、幸福感，等等，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又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这是一个指标体系的挑战，我们要在多年的动态优化追求之中，让其水平逐渐提高。
（二）另外，前面几位领导都提到的意义重大的政府财政报告体系，是要把综合的体系落在资产负债全景图上，能够使方方面面更充分地掌握政府职能履行相关的所有资源方面的信息。这个政府财政报告体系的建设，多少年前我就知道，当时肖捷同志那里，冯淑萍同志那里，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当然那时候领导同志也说现在先轻易不要说出去，说出去怕什么呢？怕社会方方面面一下子吊高了胃口，对财政部门形成更大的工作压力。现在总的发展趋势，就是财政透明度要一路提高，对我们整个资产负债的情况，以后社会成员会形成越来越多的关切，在整个报表体系方面，利用大数据在信息时代，我们理应有更好的一种通盘处理。
（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显然对全面信息支撑下的全面绩效考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地来认识它必有的一个先易后难、由粗到细逐渐推进的过程。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几个着眼点至少可以讨论：
第一个视角，是对绩效考评相对容易做的是事后，我们需要从事后，发展到事前和事中。事后对已经出来的结果做考评，意义就在于不仅是对绩效优劣可有奖有罚、必要的问责，而且把经验教训都总结出来，对下面的循环很有意义。当然，还不能满足于只是事后，能不能以后提升到作出事前的预测，事关预测水平怎么提高，这当然是个挑战性的问题。还有事中、过程的把握。内控和外面的多重监督合在一起，从这个视角看，我觉得至少是先易后难、由粗到细推进的。
第二个视角，绩效考评可先从项目做，再到一般的人吃马喂资金安排，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认识的渐进过程。若干年前，我还在担任财政部科研所领导职务的时候，我们很看重跟地方这方面的交流和初步经验的总结。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佛山的南海，地方同志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绩效考评发展方向以后，他们主动提出，可以从已经开始逐渐完善的地方项目库入手做这个绩效考评。项目的考评相对容易一些，当时他们总结，整个南海几十个局委办积累下来，就是有相对稳定性的项目一两千个，对每一个项目，在有专家参与的、通盘的、会诊式的研讨之后，要对这些项目形成初步的一套指标体系，以后这个指标体系并不用每年都有大变化，动态优化的过程中有那么几年下来，可以有一定把握、相对合理地做这些项目的绩效考评，跟着发展中继续做一些动态优化。一个个项目的提高水平，最后可以覆盖到几十个局委办所有主要的项目上。在地方层面上感觉，可以从项目开始切入绩效考评、绩效管理。再从项目预算的绩效管理可以推到人吃马喂，当然那更复杂一些。对于所谓综合行政成本的降低，直接的民生支出和间接的民生支出等等关系，这里面更复杂的绩效评估可以恰当往后放一放。直接对这些项目做起来以后，我们会积累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以后解决人吃马喂的绩效评价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启发和帮助。
第三个视角，我觉得还必须肯定，我们只能从局部到全局。从中央开始，更多地让地方自愿跟进，这是从局部到全局。从某些特别有积极性的地方开始总结经验，扩大它的覆盖面，也是从局部到全局，必须是这么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设想，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一下子全面铺开。
（四）再有在数字财政改革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必须认清，在如今这种资讯时代，财政管理不是自己关起门来做就能做得好的，一定要正视怎么和公众互动、怎么发展公共参与机制，这是势必要到来的社会压力，或者说我们要把压力变成动力。最高决策层早已经要求必须把中央级的部门预算、综合预算先挂在网络上面，以后地方要跟进，现在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发展，而且要求挂上的信息越来越细。这就是让老百姓有知情权，当老百姓有知情权后，后面跟着的必然是发展他们的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我们的绩效管理不要设想自己可以关起门来做，一定是要跟公众充分互动，这也符合我们现代化取向上国家治理必然要发展的民主化、法治化的制度建设要求。在这方面，有一些绩效考评里可以注意的国际经验：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有些相对模糊的事情可以通过公众问卷做考评。在信息时代的公众问卷，其实有更便捷的一些办法，并不一定是书面的一张张卷子发放，比如可以更便捷地利用手机问卷的方式求得公众意愿的判断，来决定具体的选择，来解决一些具体的绩效判断问题。前些年在国际交流场合听到，在欧美，也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他们在探讨同样是政府开支花钱，效果到底谁高谁低方面，有个小例子，就是警车——维护公共治安要用的设备：警车的颜色应该是喷白漆还是黑漆，或者别的颜色？这个可能讨论起来见仁见智，但人家是问卷解决，问卷以后压倒性的意见是白色漆。可能喷白漆、喷黑漆成本没多大差异，但是有了这样一个问卷的依据，有了公众参与且可量化的依据以后，绩效上就可以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已经带有量化特征的可以作为决策支撑的东西。我们可以回过来说，为什么白色好呢？这也符合一般人的推论，就是它比较醒目，在很多场合这个醒目带来的，就是对于良民的安全感和对于潜在犯罪分子的震慑力。无非就是这样一套逻辑，但是如果我们光是自己拍脑袋，摆在这儿以后，往往经不起质询意见进一步的深究。而如果有了问卷，有了公众参与，就踏实得多了。这个事以小见大，对于很多的公共资源配置，没有绝对怎么做更合适，那么做决策这也是一个公共选择，可在不同阶段因时因地制宜所做的公共选择。在一个地方辖区里，我们有一笔钱，是建立一个学校还是建立一个剧院？这没有绝对的谁是谁非，如果有公众参与作为民意表达，绩效上我们就有了一定的依据，这个依据是可以量化的，是可以由粗到细的，是可以在动态中接受时间考验的。这也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推进财政改革过程中以小见大以后，是对应所谓“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的重要切入点。所谓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就是社会代价最小地去解决取得最大公约数而使社会成员满意度最高的问题。所谓获得感、幸福感，就跟这个机制有密切的关系。
（五）在我们推进全面信息支撑的绩效量化考评这个公共领域的长期过程中，我们要充分重视政府体外的企业、中介机构、专业团队他们的贡献，形成合作机制。实际上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政府虽然是努力拢进来一批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但还必须顺应发展大势，以购买服务、政府采购的方式，取得体外的这些专业团队、企业、中介机构的支持，包括智力的支持和特定项目的支持。这种支持在这些年我们中国金财金税过程发展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但是也有一些困扰。怎样真正在这方面做到规范化、阳光化，形成必要的竞争和处理好这里面一系列公平竞争之下的可持续机制，我们应该进一步总结经验。在中国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公平竞争中还有一个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里认为应该直截了当确立的垄断竞争概念，就是技术创新的时代，越来越带有分散的主体一起创新，然而成功者概率是很低的，真正的成功者出来以后，会比较快地形成寡头垄断局面——这个寡头垄断局面中，看中国最开始一飞冲天的互联网企业，无非就是腾讯、阿里，还有后来跟上的线上线下结合的京东、苏宁这么几家。在美国那边和中国这边，政府管理中都意识到不能再延续过去简单的反垄断法对他们强制拆分，必须认同新技术革命时代这种垄断竞争的局面迅速形成以后，还得看到很多与它相关的机制，现在并没有充分认识。这种垄断竞争局面之下值得肯定的是什么？它不像过去一旦形成了寡头垄断，其他的主体就完全没份儿，是十分排他的，现在共享经济时代的特点，就是寡头可以带出大量的后面跟进的中小微企业，打开他们的生存空间。你看阿里的电商平台，带出的是草根层面的淘宝村，大量的微观个体创业创新活动，却可以跟着来。当然它也可以在里面升级，天猫就是淘宝上的升级版，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要进一步观察。那么，在中国财政要进一步发展金财金税工程路径上的全面数字化管理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现在已经做大的为数不多的一些企业，他们的垄断竞争后面，跟着我们怎么样展开它的包容性，面对全社会调动一切潜力和积极因素，取得购买服务这方面应该得到的智力支持和专业团队的支持。
这些都是我自己在这个题目上想到的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借这个机会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