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9—1986年，新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目标经历了由为国防现代化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演变。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目的是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从70年代开始，在国家安全环境显著改善的背景下，中国尖端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目标开始有所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将发展新技术以推动经济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世界各国相继制定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诞生。从尖端技术到新技术再到高技术，党和政府选择的重点研发领域不断调整，在追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同时适应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需求。
关键词：尖端技术;新技术;高技术;“863”计划;战略演变;
高技术是指在特定时间里反映当时科技发展最高水平，能够带来高经济效益，并能够向经济、社会领域广泛渗透的技术。1相比于一般技术，高技术的研发往往需要更高投入，这就决定了国家层面高技术领域的选择不仅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更要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才资源有限，发展高技术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而政府必须选定优先发展的领域，集中力量，重点投入，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高技术研发始终要面向国家战略性需求。
关于新中国高技术研发战略的演变，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董光璧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对中国高技术发展的历程及成就进行了概述2；美国学者方艾文探讨了中国战略性技术发展的模式，并重点关注了“军方的角色”。3此外，还有一些亲历者回顾了中国高技术研发的历程，如谷羽在《我所了解的中国高技术发展》一文中回忆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研发“两弹一星”及80年代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历史4，等等。总体而言，从目前已有的成果看，对于中国高技术发展战略演变过程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将高技术研发置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下，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的转换为视角，对1949—1986年间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力图把握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展现出党和政府对高技术研究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进一步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中国尖端技术研发的起步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在客观上也大大刺激了与军事有关的尖端技术迅速发展，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火箭技术三大尖端成果的发明使用，直接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来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共中央在抓紧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下决心发展核工业，新中国尖端技术的研发从核科学技术研究开始起步。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成立后，为了推动中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于1950年5月19日成立，由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兼任所长，留法归国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任副所长。5?1952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等中央军委领导人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开始酝酿发展特种武器问题，并征询了有关科学家的意见。6?1953年8月20日，钱三强向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介绍了有关原子弹、氢弹的原理和构造等情况。7?自从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签订后，中苏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开始了密切的合作。因此，1954年，彭德怀、李富春等研究提出了争取苏联帮助建造一座原子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尽快提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能力的意见。8?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问题。会上，李四光、刘杰、钱三强汇报了勘查发现铀矿的有关情况。这是一次对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发展具有战略决策的、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9?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0?大批留学海外回国的中国科学家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将科学研究方向转向核技术研究，投身到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建设中。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传达和阐述了“向科学进军”的计划，并提出了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的任务。11?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根据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判断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提出了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四项紧急措施，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共六项紧急措施，构成我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关键性措施。12?8月下旬，陈毅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附件做了总结性讨论。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12个科学研究重点问题。12月22日，中共中央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以及陈毅等的报告转发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征求意见。195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中确定的前四个科学研究重点问题即：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超高频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电子仪器和遥远控制)；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13?这些领域都与国防尖端武器研发关系密切。以半导体技术为例，半导体器件能够使电台、雷达、计算机、测试仪等军用电子装备向小型化发展，14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还特别指出：“第一、二、三、四个重点是当前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展开竞赛中的注意焦点”，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研发与国际竞争之间的重要联系。15?此后，根据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中国重点发展了一批新兴学科，为尖端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8年，毛泽东接连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的设想16；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搞一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17；6月底，毛泽东批准了聂荣臻等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提出准备“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18。此后，国防尖端技术研发工作迅速开展起来。自1958年起，“尖端技术”或“尖端科学技术”的表述开始频繁出现在领导人的报告、讲话等重要文献中。尖端技术的研发需要尖端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基础，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成立，主要目的是“培养世界科学发展中最新的尖端性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干部”?19。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也相继设立了与尖端技术相关的院系和专业。20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尖端技术的研发基本是在苏联的援助下进行的。1956年8月17日，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21；1958年1月18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定。22?此后，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苏联延缓以至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召回苏联在中国的专家。23?在苏联撤走专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做出了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决策。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24根据国家统一安排，中科院与核有关的工作转交给国防科研部门。25?自此，中国进入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阶段。
1962年底，中央科学小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党组对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表明：“在十二年规划的五十四项任务中(另有三项是国防科学技术、喷气技术和原子能利用，不计在内)，有四十六项任务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原规划1962年的目标”。为了实现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目标，中共中央决定，在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中对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方针、目标、任务等做了说明。报告提出，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目标包括“切实保证国防尖端任务的初步过关”等；在任务的安排上，报告提出要“打基础，抓两头”，“一头是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是配合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26?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十年科学技术规划。27
在两个科学技术规划的指导下，中国在原子能技术、火箭导弹、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技术等尖端技术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计算机技术研发为例：1959年10月1日，中国制造了第一台电子管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及核爆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1964年4月，中国自行设计和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通过其完成了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氢弹的计算任务；1965年6月，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被国防部门称为“功勋计算机”。28?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加强战备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国防科技，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中央专委陆续部署有关部门制定核武器、导弹和运载火箭、核潜艇、人造卫星的发展计划”。与此同时，国务院、中央军委确定由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国防第三个五年(1966—1970年)发展计划(以下简称国防科技“三五”计划)，提出国防尖端技术的任务是要重点突破氢弹技术，同时积极研制地地战略导弹。29?在国防科技“三五”计划的指导下，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30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做出了开展尖端技术研发、加强国防力量的战略决策。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尖端技术包括核技术、空间技术、自动化技术、半导体技术、生物技术、激光技术等，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国防需求。事实上，这一时期尖端技术的研发对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奠定了技术和人才基础，积累了组织管理经验，而且从思想层面使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尖端技术研发的战略性意义，同时相信在技术基础落后的条件下，只要集中有限资源，确定研发重点，依靠专家力量，就有能力实现科学技术的突破性成就。70年代，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显著变化，中国尖端技术研发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从尖端技术到新技术
20世纪70年代，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科技工作者已关注到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在国家安全环境显著改善的前提下，党和政府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做出了调整。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31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尖端技术研究发展目标开始由为国防现代化服务转变到为经济建设服务。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尖端技术发展战略的调整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32，自此开启了两国间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随后，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打开了中外官方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大门。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第17届大会，中国政府第一次派代表出席了会议，33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和参与国际科学技术活动。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主动提出分管教育和科学工作。在深入研究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世界战争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他指出：“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争取延缓世界战争的爆发。34此后，邓小平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努力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国家安全环境显著改善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科技交流活动逐步得到恢复。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科技工作者关注到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科学技术大规模地转化为生产力，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质变和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由原来单一的军事竞争、经济竞争转向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35?在充分认识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基础上，邓小平多次会见国内和国外科学家，积极寻求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历来声明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起码我们希望二十三年不打仗，二十三年就是到二十世纪末。那时，我们要达到一个先进水平，不说超过，至少赶上、接近世界当时的水平”。36
在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对尖端技术领域的研发目标做出了调整。以核技术研发为例：20世纪50—60年代，核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主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研发服务。进入70年代，主要应用于基础研究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和高能加速器建设计划相继得到政府的支持——1976年11月，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工程获得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批准，该工程主要面向重离子物理学研究。37?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和夫人黄乃申时明确指出：“建造加速器很花钱，又费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很有意义，应及早着手。”在他的支持下，11月，国家科委、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试验中心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该工程主要面向高能物理学研究。38?事实上，70年代后期，中国面临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经济压力很大，重离子加速器和高能加速器这两个耗资巨大的大科学装置建设计划能够获得批准，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尖端技术研发目标进行的调整。39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邓小平在大会上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标志着中国科技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历史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40?应该说，邓小平对于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之间紧密联系的认识对于中国高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国科学大会讨论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八年科学技术规划)，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方针，要求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八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放在突出地位，“集中力量，做出显著成绩，以推动整个科学技术和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发展”。41与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和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比较，可以看出八年科学技术规划中的重点领域不再围绕国防应用，而是面向经济建设、基础研究等领域。1978年10月19日，邓小平会见智利外交部部长埃尔南·库维略斯·萨莉亚托，在谈到核武器问题时指出：“我们也要搞一点核武器，但不准备多搞，到有还击力量的时候就不再发展了。在那上面花那么多钱，不如好好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42?这表明，服务于国防现代化的核技术研发将不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进行经济建设。
从20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国尖端技术发展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领导下，一场关于世界“新技术革命”对策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发展新技术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二)改革开放初期“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43?1980年12月25日至1981年1月5日，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调整期间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还不是很明确，科学技术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会议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首先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10月，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44?自此，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由国防建设转向经济建设。
1979年，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中科院等单位联合发起的中国未来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的宗旨之一即“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研究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前景”。1981年，《读书》杂志在第11期、第12期摘译刊登了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书中的观点很快引起了中国科技界的关注。45?1982年7月19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评“第三次浪潮”》一文，将该书内容概括如下：“托夫勒把人类历史上发展农业、建立封建制度称为‘第一次浪潮’，把产业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称为‘第二次浪潮’，现在则出现了‘第三次浪潮’”。钱学森认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到的电子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研究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加快和有效地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从长远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46?1983年1月，托夫勒夫妇应中国未来研究会邀请来华，举行了“第三次浪潮冲击整个世界”的学术报告会。3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10月，《读书》杂志又介绍了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的著作《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47?上述海外论著的译介引起了中国各界对“新技术革命”的讨论。
1983年5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协决定联合设立“2000年的中国研究”课题。8月，国务院领导批示：“2000年的中国是一大工程。如能搞出一个有质量的论著，有重要意义，应下力量抓好。”48?此后，中国科协向各省市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2000年的中国研究的通知，并发放了关于“新技术革命”问题的背景材料，初步介绍了“新技术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发展趋势及其可能的影响，要求结合对2000年中国的预测，提出对“新技术革命”的对策。49?10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国务院领导发表了题为《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的讲话，其中指出：“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或者几十年内，将会有这么一个新的情况，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应用于生产，应用于社会，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相应地会带来社会的新变化。这个动向，值得我们重视，需要认真加以研究”。50?会后又指定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牵头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对策研究领导小组)，召集专家学者针对国际新产业革命发展的形势研究对策。51?1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转发了这篇讲话并增加了按语：“希望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用心看看。”52?国务院领导的讲话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按语体现了这场有关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对策讨论将主要围绕新技术发展对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展开。
为了落实国务院座谈会的精神，1983年11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动员大会，1600多名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马洪主持会议，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会上发言，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新的产业革命及我国的对策”研究，提出一些有见解的意见，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时参考。53?此后，对策研究领导小组召开了多次会议，组织了上百名专家讨论新技术领域发展的状况、前景及对策，包括微电子和计算机对策、光纤通信对策、信息系统对策、生物技术对策、航天技术对策等。54?经过反复讨论，对策研究领导小组形成了《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及《关于加速发展微电子和计算机产业的对策》等八项具体对策。1984年3月30日，国务院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各部委负责人听取了对策研究领导小组的汇报。5月，国务院办公厅将《汇报提纲》及八项具体对策转发全国。《汇报提纲》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利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成果，加速中国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第二，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列为经济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第三，重点是抓信息材料、能源材料和特殊条件下使用的结构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第四，积极发展航天技术、核技术和海洋工程；第五，逐步建立起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生物技术新产业。55?由此可见，《汇报提纲》对于中国未来重点研发的科技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具体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56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围绕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主题，在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组织下，科技工作者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对策性讨论。这一时期的新技术涵盖信息技术、能源材料、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核技术等领域。这场讨论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对策建议，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863”计划出台
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已经在考虑发展新技术以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对策。1983年，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此后，世界各国相继制定了本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国际高科技竞争的形势催生了中国“863”计划的出台。“863”计划以“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为方针，选择七大领域，面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目标。57?“863”计划出台后，中国的高技术研发开始在国家战略规划的指导下进行。
(一)国际高技术竞争背景下中国“863”计划的提出
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题为《战略防御倡议》的电视讲话，公开宣布要在空间和地面建立大规模的、以定向能武器为主的新兴反导弹防御系统，以拦截并摧毁来袭的导弹弹头。后经美国防御技术研究小组和未来安全战略研究小组研究，于1984年1月由里根政府正式批准实施，因其与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的情节相似，故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58“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应，世界各国相继推出了本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1985年，苏联同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10个成员国签订了《经互会成员国至2000年科技进步综合纲要》，其战略目标是：力争到2000年，苏联、东欧国家在科技和生产方面取得现代化的革命性进展，为进入21世纪奠定最好的经济、科技基础，主攻方向是电子化、自动化、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的高技术研发；同年，西欧18国联合出台“尤里卡计划”，又称“西欧高科技合作计划”，主要目标是发展欧洲的高技术，力求保持光纤通信、生物工程、受控核聚变、火箭技术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同时大力发展其他高技术领域，以求同美国和日本在开发高技术的合作中能够平起平坐；1986年，日本出台“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明确提出以基础研究为中心的一系列重点开发领域，包括物质和能量转换、信息转换，以及相关技术。59?此外，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60
在国际高技术竞争的形势下，中国开始研讨应对策略。从1984年开始，有关部门多次组织专家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分析。专家们认为：从表面上看，“星球大战计划”是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战略防御计划，事实上，该计划囊括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从这一点看，美国有深远的政治目的，即促进其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以确保美国在全球军事、政治、经济的领先地位。61?对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专家意见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应先研发短期见效项目，采取“拿来主义”，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果“为我所用”。62?其中，支持前一种意见的科学家包括中国应用光学专家王大珩、卫星测量专家陈芳允。1986年初，王大珩、陈芳允商定，拟写建议书呈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并邀请自动控制系统和卫星姿态控制系统专家杨嘉墀、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商量定稿。63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位科学家的经历有诸多共同之处：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赴海外求学或工作，这使得他们能够始终关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20世纪50—60年代，他们投身于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发工作，对于高技术研发的战略性意义以及中国发展高技术的可行性有共同的认识；80年代，他们分别调任各部门行政管理职务64，这要求他们不仅要在自身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而且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参与对策问题研讨。
1986年3月3日，四位科学家联名向邓小平等呈送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65《建议》深入分析了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对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影响，提出掌握高技术必将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深刻变革社会生产劳动方式，加速社会发展进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建议》认为：“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之不理”，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从事高技术的规划与范围，无法与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建议》还提出，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实质应是“战略性的，影响国力的，有迫切需求的”；是“预研先导性的，面向21世纪的高技术化生产”，等等。66?应该说，《建议》不仅全面论述了中国发展高技术的重要意义，而且提出了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即集中有限的资金和人力，选择重点目标，追踪世界新技术发展的进程，应用于社会生产。
对于四位科学家的《建议》，邓小平3月5日即做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特别指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67?随后，邓小平立即责成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具体落实，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论证。由于该计划于1986年3月由科学家提出，并获得邓小平批示，故以“863”计划命名。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时，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发表了这样一段讲话：“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落后很远，但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有原子弹、导弹、氢弹，同步卫星上天，通信卫星也可以出口。有和没有不一样，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国家的分量就不同了。但是在许多领域还是落后，要急起直追。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美国搞‘星球大战’，欧洲搞‘尤里卡’计划。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多大，它代表了科学知识的飞跃前进。不只是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工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搞。在高科技领域里要投点资，投资不能太少，起码要做到在若干领域里，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不一定比人家更好，但要有，如激光、生物工程、粒子束、计算机等。”68?由这段讲话可知，邓小平对于发展高技术的战略性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吸纳了科学家的建议，决定集中资金，选择重点领域，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
(二)确定“863”计划的方针——“军民结合，以民为主”
1986年3月8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针对如何落实邓小平重要批示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讨论了高科技计划的“军用”与“民用”问题，认为该计划“应该包括军用、民用和军民两用的尖端技术”。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即建立起制定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小组，负责主持“863”计划的制定工作。3月11日，国务委员张劲夫邀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到中南海办公室，就《建议》中所提到的关于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进行洽谈，详细听取了他们对发展中国高技术的设想和建议，并提出了“100多个亿”的经费构想。69?3月17日，张劲夫向国务院领导详细汇报了关于制定我国高技术计划的意见。针对计划的“军用”与“民用”问题，国务院领导指出：对付“星球大战(SDI)计划的挑战要以军为主”，对民用高技术要适当加强，要抓好军转民的工作，并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牵头，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参加，抓这项工作。70
3月22日，国务院领导召集宋健、宋平等部门领导，就如何制定中国的高技术发展计划作了重要讲话。接下来，针对高技术发展计划中的“军口”和“民口”问题，有关方面展开了专门讨论。71?3月25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组织成立制定高技术计划编制小组(联合工作班子)，成员包括来自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中科院等单位的30多位领导与学者。72?4月5日，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以个人名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现在各方对这个拟议中的计划，出发点尚有不小的差异。虽然都赞成军民结合，但有的同志认为应当以军为主，有的则认为应当以民为主”；“根据您多次指示精神，特别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您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我以为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可能更切合我国今天的国情”。73?4月6日，邓小平做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74?此后，“军民结合，以民为主”被确定为“863”计划的基本方针。
基本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了严格的科学论证，数百名专家参与其中，最终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于1986年8月7日正式呈报国务院领导。《纲要》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7大领域，下属15个主题，实施时间共15年，总经费为100亿元人民币。8月1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原则同意《纲要》送审稿，并指示再召开座谈会，征求专家意见，最终形成了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送审稿。9月25日，国务院将《纲要》《领域和主题项目》《汇报提纲》三个文件报送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和陈云等中央领导。10月6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若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耀邦、先念、陈云同志审核后，提政治局讨论、批准”。75?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第40次扩大会议，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于制定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经过研究和讨论，会议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使得该计划成为中国首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76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同时指出：“中央认为，当代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将对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这对我国在本世界末、下世纪初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对国防实力的增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必须充分重视高技术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从现在起，应组织少量精干的科技力量，选择对我国今后经济建设有重大影响的某些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力争有所突破，并造就一批新一代的高水平技术人才，为未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准备条件。”77?至此，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正式出台，面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目标。“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使中国的高技术研发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结语
高技术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基础薄弱、人才资源不足，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面临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经济压力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必须调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国家有急迫需求的重点领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高技术研发始终面向国家战略性需求。不容忽视的是，科学技术发展自身的需求也是推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演变的重要力量。正是在上述双重力量的作用下，1949—1986年，新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目标经历了由为国防现代化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下决心研发核工业，新中国尖端技术的研发从核科学技术研究开始起步。这一时期，中国举全国之力开展“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的研发，主要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尖端技术的研发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发展自身的需求。以核技术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原子领域科学研究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一批留学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归国，党和政府对于该领域的高度重视及高投入为他们长期从事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国家安全环境显著好转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开始对国家尖端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目标做出调整。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中外科技交流的逐渐恢复，科技界深刻认识到生物、自动化、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领域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科技水平落后的状况。为了追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中国科学家需要在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持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新技术发展对于工业生产的推动作用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成为制定中国科技政策的总体方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科技工作者的协同推进下，一场关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对策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对策建议。80年代，国际高技术竞争的形势催生了中国“863”计划的诞生。该计划的基本方针是“军民结合，以民为主”，标志着经济建设成为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主要目标。
总而言之，以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的演变为视角，能够看出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受到社会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国家经济、社会、军事向新的历史阶段演进。
注释
1王济昌：《现代科学技术名词选编》，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3—1421页。
3EvanA.Feigenbaum,?China’sTechno-Warriors:NationalSecurityandStrategicCompetitionfromtheNucleartotheInformationAge,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3.
4谷羽：《我所了解的中国高技术发展》，朱元石：《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381页。
5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6《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7葛能全：《钱三强年谱》，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8《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9《钱三强与中国原子能事业》，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11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12《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1212页。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5—540页。
14杨新年等：《当代中国科技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97页。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页。
16曾敏：《毛泽东科技思想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页。
18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页。
19《聂荣臻科技文选》，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7页。
20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8页。
21《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22吴艳等：《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23董光璧：《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2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25谷羽：《我所了解的中国高技术发展》，朱元石：《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0—515页。
27《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28谷羽：《我所了解的中国高技术发展》，朱元石：《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364页。
29《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4页。
30《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1967年6月18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人民日报》1970年4月26日。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32《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33《中国教育年鉴(1985—1986)》，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164、205页。
35薛澜等：《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1页。
36《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建造分离扇重离子加速器的通知(1976年6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L293-473。
38《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1页。
39苏熹：《从国防研究到基础研究的转向——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回旋加速器的兴建、应用和改建》，中国科学院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40《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8—48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41《中国科技发展70年(1949—2019)》，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4—75页。
42《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43《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要》，《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44《中国科技发展70年(1949—2019)》，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8—89页。
45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7—138页。
46顾吉环等：《钱学森文集》卷3，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7页。
47杜磊：《改革开放初期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研究(1983—1988)》，《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48中国电子学会：《2000年的中国研究资料(电子科学技术国内外水平和差距)》第1集，中国科协2000年的中国研究办公室1984年印。
49《2000年的中国研究资料(一些学会的研究小结)》第72集，中国科协2000年的中国研究办公室1986年编印，第1页；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1页。
50《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中国经贸导刊》1984年第1期。
51吴明瑜口述、杨小林访问整理：《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207页。
52《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中国经贸导刊》1984年第1期。
53杜磊：《改革开放初期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研究(1983—1988)》，《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54吴明瑜口述、杨小林访问整理：《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55杜磊：《改革开放初期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研究(1983—1988)》，《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56《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57《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10页；《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58李鸣生：《中国863》，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0页；《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和对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462页。
59《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和对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463、465、467页。
60胡晓菁：《赤子丹心中华之光——王大珩传》，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7页；李鸣生：《中国863》，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0页。
61吴明瑜口述、杨小林访问整理：《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
62胡晓菁：《赤子丹心中华之光——王大珩传》，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8页；汝鹏：《科技专家与科技决策：“863”计划决策中的科技专家影响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63周继武等：《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李鸣生：《中国863》，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54页。
64王大珩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陈芳允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专职委员；杨嘉墀任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淦昌任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参见《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65周继武等：《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66马京生：《陈芳允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203页。
67《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68《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2页。
69李鸣生：《中国863》，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5页；《辉煌的历程——863计划大事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70《辉煌的历程——863计划大事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5页；汝鹏：《科技专家与科技决策：“863”计划决策中的科技专家影响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71《辉煌的历程——863计划大事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72汝鹏：《科技专家与科技决策：“863”计划决策中的科技专家影响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73吴明瑜口述、杨小林访问整理：《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232页。
74《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10页。
75崔禄春：《“863”计划是怎样出台的》，《百年潮》2006年第4期。
76《辉煌的历程——863计划大事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8页；汝鹏：《科技专家与科技决策：“863”计划决策中的科技专家影响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69页。
77《辉煌的历程——863计划大事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