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表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充分吸取了世界发展的成功经验，但怎样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型，不是照搬哪一个国家的模式走过来的，而是我们自己摸出来的一条路。如果要讲中国特色，这个向市场转轨的路径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特”在什么地方？有人说中国特色是政府可以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来办大事，“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王小鲁认为，40年前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可以调动任何社会资源，但没有实现高速增长，收入水平很低，在世界上是排在后面的穷国。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中，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才取得40年的快速发展。“讲中国特色不能离开市场化方向，在市场化方面我们和全世界潮流的走向一致。任何偏离市场经济方向，或者只想搞半个市场经济的想法，都偏离了改革轨道。中国只能走市场化这条路。”

40年发展的动因是市场化改革

在这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及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结构性因素有哪些？王小鲁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1957年以前，中国算是混合经济，1957年以后经济国有化，实行了全盘的计划经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前的2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是5.1%，保持中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始终处于1.7%的低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自1978年经济改革至今，国内生产总值（GDP）从改革前实行计划经济20年（1958年至1977年）的5.1%提高到改革期间（1978年至2017年）的9.6%。人均收入增长率由改革前的1.7%提高到改革期间的7.4%。人均GDP折算成美元从185美元上升到8836美元，城市化率从接近18%上升到58%以上。1977年农村贫困人口（按2010年标准）占农村人口比重接近98%，但在2017年下降到5%，这意味着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经过40年改革开放后脱离了贫困。改革开放以前，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现在逐步通过快速发展在我国经济中占到了主要的地位。

王小鲁认为，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主要有以下动因：资本投入增长加快，但资本投入加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次要的，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很多资源错配、低效率配置。在改革开放期间，通过经济的市场化，使得这些资源配置发生了优化。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主要是靠科技进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资源配置的优化。从1978年到2017年，全要素生产率在大多数时期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都超过2个百分点。40年平均也在2个百分点以上。这主要来自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了效率提高。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改革初期农村乡镇企业在市场导向下迅速发展，大量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了经济增长，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突出的因素。随后，出现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和大量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为城市的工业、服务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紧密相关。也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市场得到了优化配置。”他说。

“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在这期间获得快速发展。民营经济投入产出比相对来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分析，开放带来外资投入和外贸迅速增长。外资投入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逐渐增加，从多个方面带动了我国的生产率提高，但这个因素最近这些年来处在衰减过程。政府也在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政府起到了积极作用。

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因素亟待改革

对于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因素，王小鲁认为，第一个因素是政府规模膨胀、腐败扭曲了收入分配、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和行政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不良影响。第二个因素是杠杆率上升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下降，并带来金融风险。第三个因素是资本形成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带来了结构失衡和效率损失。第四个因素是缺乏法治保护，减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他认为，一方面，政府在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政府改革滞后和法治建设滞后也减弱了增长动力。这是未来改革需要继续解决的。同时，过度的政府投资和长期的货币宽松降低了效率，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结构的失衡。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体制因素，都需要通过继续推进改革来解决。

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的带动因素是市场化改革，但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需要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改革，唯此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稳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