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须在逆水行舟的长周期竞赛中实现生产率追赶
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率水平大幅度提升，但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既需要在自身纵向比较意义上进一步持续发展，更需要国际横向比较意义上相对快速地发展，在逆水行舟的竞赛中，避免生产率绝对倒退、停滞不前甚至慢速追赶，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生产率进步，最终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自身制度的优越性。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生产率追赶
按横向纵向可比性最好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数据库——宾州大学世界表的数据，1978年到2019年41年期间，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其中，人均GDP年均增速达到5.43%，劳均GDP年均增速达到4.97%，两者均位列183个经济体当中第一位。单位工时GDP年均增速4.74%，位列第三，低于韩国5.08%和爱尔兰的4.97%的水平。而同时期包括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经济体，这三个生产率指标年均增速低于甚至远低于3%。从这样的比较看，特别是考虑到作为过去这段时间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生产率追赶，的确是不俗的成就。
说明：表中GDP采用的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产出端实际GDP，以2017年美元计价（Output-side real GDP at chained PPPs, in mil. 2017US$)。人均和劳均GDP的分母分别是总人口规模和总就业人数（Number of persons engaged），单位工时GDP的分母是总就业人数乘以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小时数（Average annual hours worked by persons engaged）。
资料来源：宾州大学世界表10.01，www.ggdc.net/pwt
2.实现现代化仍需快速的生产率追赶
中国生产率水平尽管从自身纵向比较角度看快速提升，但从目前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角度看，差距还很大。从表2可见，2019年中国人均GDP、劳均GDP和单位工时GDP仅分别相当于美国的22.6%、19.5%和15.9%；约相当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1/4-1/3左右。
而且，从表2还可以看出，以单位工时GDP衡量的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差距，要大于按照劳均GDP衡量的差距。其含义是，中国按照人数计算的生产率追赶成果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人均工时延长的结果。2019年数据可得的67个经济体中，中国劳动力年均工时2169小时，从高到低排名第7。67个经济体年工时的中位数为1818小时，最低的仅有1381多小时。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生产率追赶的任务，比按照人口数或劳动就业人数角度衡量的任务，更加艰巨。
说明：117个单位工时GDP数据不可得的经济体中，有58个劳均GDP高于中国的水平。
资料来源：宾州大学世界表10.01，www.ggdc.net/pwt
看待目前中国发展水平的另一个角度是，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目前尚处于上中等行列，还未进入高收入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划分标准，中国由低收入国家先后分别于1999和2010年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在未来几年内顺利地、稳定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一经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提出后即成为持续的热门话题。这个概念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就达到了较高发展水平。但事实上，目前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门槛水平，实际上仅仅相当于目前全球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大约1.1倍。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跨国高收入国家门槛线，其实际的意义也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和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则更大。具体来说，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2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2850美元，而82个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中位数及其平均数则分别高达31605美元和51087美元。
那么，为何目前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门槛线仅相当于全球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1.1倍？要解释这一点，就需要说明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演变过程。世界银行在1987年将当时“工业化国家”中人均国民收入的最低水平（6000美元）确定为高收入的门槛线；同年全球人均国民收入为3338美元，前者与后者之比为1.8倍。这也就意味着，上世纪80年代末确立的高收入门槛线，在当时无论以绝对水平看，还是相对水平看，都是比较高的。但是，之后门槛线只根据历年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国家物价加权指数进行价格调整，而并未根据历年世界大部分国家实际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而相应水涨船高。这样一来，2021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门槛线为13205美元，同年全球人均国民收入水平12055美元，前者与后者之比就由上世纪80年代末的1.8倍降低到1.1倍。由此可见，即使中国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定地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生产率追赶的任务依然艰巨。
上述分析的生产率涉及的是GDP或国民收入，如果忽略一些细节，则两者在性质上和数量级上可以认为是等价的。但国民收入是一个大口径的数据，里面除了劳动者报酬之外，还有投资的报酬、资本品的折旧、政府征收的间接税。这里的劳动者报酬再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再分配之后，才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径小于GDP或国民收入。而前者与后者相比，能更直接地反映出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面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并不高。从表3可见，2022年我国居民五等份组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两个组别共计占全国40%的人口，涉及到将近6亿人，他们的月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163元。即使考虑到这40%的人口大部分居住在相对偏远地区、物价水平较低的情况，也不难看出这样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难以支撑体面的生活，更难以抵御各种疾病和其他冲击。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生产率水平不高。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必须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水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3.应对其他挑战实现多维发展目标也需加快生产率追赶
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也对生产率追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需要加快生产率追赶。我国目前老龄化程度已经不低，出现了所谓未富先老的问题。而且大量预测表明，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的过程也将比较快。养老保障体系财务可持续性将是严峻且长期的挑战。应对该挑战需采取多方面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持续、大幅度提高在职人员生产率。
再比如，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加快生产率追赶。共同富裕既要求做大蛋糕，也要求分好蛋糕。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处于较高的行列。如果简单地将人群分为高中低收入三个阶层的话，那么从中国目前这种蛋糕大小和分配差距格局出发，未来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其过程必然有两个特点，一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升速度须快于对应的发达国家高收入阶层；二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提升速度也要快于对应的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并且还要比中国高收入阶层更快。只有这样，蛋糕大小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缩小，蛋糕分配公平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才能改善。这意味着必须实现快速的生产率追赶。
又比如，未来反贫困需要加快生产率追赶。目前，按每人每天1.9美元标准衡量的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但这些人口仍然比较脆弱。中国目前已稳定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倘按世界银行2017年确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每人每天5.5美元（2011年价格）的绝对贫困线标准，则我国还有大量绝对贫困人口。如果进一步考虑相对贫困，则未来减贫任务更加繁重。巩固已有脱贫成果，减少更高标准线上的绝对和相对贫困，也必须实现快速的生产率追赶。
二、生产率追赶的潜力之源
生产率水平是供需总量和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产率追赶潜力的源头是从供给侧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不断优化要素配置，形成符合发展阶段并随发展阶段提升而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从现实情况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生育率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将呈现不断减小的态势。此外，中国劳动力平均工时数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而减少，至少不应再持续地大幅度地增加，因为享有更多闲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所以，不难理解，中国未来劳动力数量和年工时量降低，都会成为供给总量增长的拖累因素。不过，生产率追赶是人均、劳均和时均意义上的产出水平提升，劳动要素减少不会成为生产率追赶的拖累因素。
上面分析了生产率追赶的源头性因素。但光有这些因素还不够，还需要改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使得要素报酬能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从而使得供需总量匹配，并以协调的步伐共同扩张。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全面分析生产率追赶的潜力因素。下面只基于笔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观察，就一些重点环节和日常讨论中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加以分析。
1.在开放竞争中推动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生产率追赶的策源环节。从原则上讲，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仍然存在通过模仿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虽然空间比以往发展阶段逐步缩小；另一方面，中国在一些领域处在全球第一梯队，有的甚至处在领先地位，未来需要主要依靠自己研发实现技术进步。而且，未来后一种方式的技术进步相对于前一种而言，将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近几年中国外部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条件下，不少人认为通过模仿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并且认为脱钩断链的“倒逼”之下，独立自主研发也可以实现技术进步甚至更快的技术进步。笔者认为，通过模仿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是否存在，还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策略。如果认识正确，策略得当，中国仍然具有通过模仿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并且能够在开放竞争中为全球技术进步做出应有贡献，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都将受益。相反，如果认识不正确，应对不得法，则只能被动地完全依靠自主研发，不仅中国自身技术进步速度会慢下来，其他国家技术进步也会受到拖累。
那么，什么样的认识和应对策略才能营造开放竞争的环境，从而使得中国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参与全球技术创新体系，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呢？笔者认为，不追求在所有技术领域都不被卡脖子，或许能解除其他国家特别是被中国快速追赶的发达国家的戒备，从而使得这些国家愿意继续和中国合作。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其实是有合理性的。
这里首先要认识到，任何时候单一国家，不管多么发达，都不可能没有技术上的短板。今天全球最发达、技术谱系最宽的美国做不到这一点。同样道理，不论是今天的中国，还是未来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中国，同样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将来中国的技术谱系在全球的相对宽度可能比今天美国的情形还要宽，但届时中国仍然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技术。也就是说，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技术上有很多长板，但必然有短板。其他国家也有其长板和短板。各国的长板结合起来，形成全球技术分工合作体系。
既然如此，对中国而言，比起眼下就坚持一定要突破所有卡脖子环节而强化其他国家戒备心理，进而使中国被迫孤悬于其他国家组成的技术分工体系之外的局面，如今天能秉持不追求在所有技术领域都不被卡脖子的理念而开展国际交往，更有可能诱导出一个开放竞争的国际环境，从而更有利于中国和全球技术进步。从博弈论角度看，博弈一方切切实实地放弃一些选项，是促成其他博弈方合作的可信承诺。
2.积累有效的物质资本
这里首先想指出的一点是，众多研究强调的中国经济要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的看法，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笔者毫不否认消费拉动的意义，下文还要专门就此进行分析。但必须强调的是，中国未来生产率追赶，不是不需要投资拉动，而应该着力于积累有效资本。按照前面引用的宾州大学世界表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为69370美元（以2017年价格计），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同年水平的33.1%、36.8%、33.4%和43.8%；2019年中国劳均物质资本存量为124513美元（以2017年价格计），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同年水平的28.5%、36.5%、31.4%和38.3%。从表4不难看出，人均物质资本保有量的差距，可以解释生产率差距的绝大部分。可以这样说，生产率追赶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均或劳均物质资本保有量追赶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技术不是悬空的，而是物化在资本品中的。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并将其成果物化在资本品和人力资本当中的过程。
资料来源：宾州大学世界表10.01，www.ggdc.net/pwt
根据笔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观察，积累有效的物质资本，首先要消除最直接意义上的无谓浪费。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农村地区的房子拆了建、建了拆，反复几轮。城市里也有类似现象，比如城市的基础设施。虽然每一轮翻修和重建都会表现为当期投资和当期GDP，但最终形成的财富积累却大大低于最大的潜力。可以设想一户人家年年节衣缩食，然后把去年建起来的房子推倒重建，看上去这户人家储蓄率和投资率很高，但能够给这户人家提供服务的，仍然只是一栋房子。
积累有效的物质资本，其次要消除间接意义上的浪费，这就涉及到改善投资的配置。资本品一旦形成实物形式，用途就固定下来了，几乎不可更改。理论上讲通用设备可拆下来用到别处，但实际上这种重新配置并不常见。所以，所有资本品从源头上就优化配置，才能有效积累物质资本。这就涉及到两方面的结构，一方面是产业和企业间配置结构，另一方面是空间配置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中国投资配置的显著特点是基础设施投资多，上游的重化工业投资多。这个配置结构背后投资主体构成的特点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的投资多。如果说考虑到中国过去40多年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补课阶段，上述投资配置特点有合理性的话，那么，在补课任务完成甚至有些方面超前发展的情况下，未来生产率追赶要靠广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物质资本投资。这样的投资配置格局所对应的投资主体构成，也将明显不同于以往。
从投资配置的空间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通过实施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率先发展等在内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各地得到了普遍发展，特别是各地基础设施、住房等都快速发展。同时，从城乡结构角度看，由于流动就业人口无法从根本上融入城镇，所以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少，流动人口自身在农村投资也不少，往往将城镇打工获得的收入用于在农村老家盖房子，但也只是给留守老人和子女住，流动人口自己也就是春节假期回家居住一小段时间。但是，展望未来，投资空间配置必须充分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业已发生且还会延续的重大变化，即人口数量减少；另一个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即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将聚集在大江大河三角洲地区和内地的少数城市群、都市圈当中。未来投资配置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必须向大江大河三角洲地区和内地的少数城市群、都市圈集中。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因认识问题或体制问题所限，或因为迁就旧有利益格局，而导致投资配置结构违背上述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构优化方向，那么，必然会严重降低配置效率，形成浪费，拖累生产率追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道理：结构代偿虽然短时间内能维持增长，但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代偿是一个医学名词，指的是某些器官或组织因疾病受损后，人体调动未受损部分和有关器官或组织加以替代或补偿，使身体建立新平衡。从经济角度看，不同发展阶段上对应着不同的最佳产业和空间结构，实际结构和所处发展阶段下最优结构相吻合，则不存在结构代偿。如果不吻合、经济结构非最优的前提下，靠着扩张性刺激政策，虽然可以把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推高，但实际上却是结构代偿。比如，本该退出的产业，在刺激性政策作用下短期产能和产量得以扩张，拉高整体经济增速。但结构代偿前提下刺激政策实际上诱发了过剩产能和大量库存，虽然GDP总量和增速吻合于甚至高于潜在增速，但实际上是一种浪费，不可持续。同样道理，本该发生在大江大河三角洲地区的投资，撒胡椒面式地分散配置，通过结构代偿也能在短期带来增长，但长期看会拖累生产率追赶。
未来产业投资配置，还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未来投资所要覆盖的产业谱系是不是越宽越好？为回答这个问题，先从一个流行的说法入手。
常常有人说中国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甚至有人说是唯一拥有这么宽产业谱系的国家。这个说法虽然鼓舞人心，但有两方面误导。第一，这种说法依据的是联合国制定的第四版国际产业分类标准，包括采掘业、制造业、水电气公共服务业在内的三位码行业及更细致分类的四位码行业数量，分别为102个和159个。但如果按更为细致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的贸易品6位码分类标准，中国肯定不是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否则，中国就有了极高精度光刻机了，就没有卡脖子一说了。
第二，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产业谱系越宽越好。但实际上在制造业谱系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侧重于特定而不是全谱系的产业，更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侧重劳动密集的产业，而发达国家侧重于资本密集的产业。而且，即使是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产业中，也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形成相互分工的格局，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包打天下。
所以，未来中国应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聚焦于更高技术含量、更高资本密集度的产业。当然，由于中国体量巨大，所拥有的产业谱系比同等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将宽一些。至于具体聚焦哪些产业，政府规划或许能够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但归根结底要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如果未来试图通过投资配置追求全谱系工业体系，必然违背市场规律，得不偿失。
3.让人力资本更好发挥作用
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已经成为共识。通常认为增加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曾于2007年在Daedalus发表了一篇文章“2040年的资本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 democracy in 2040）。福格尔教授以往的研究成果发现，美国受过大学和高中教育的劳动力的生产率分别是9年级毕业生的3倍和1.8倍。基于该发现，福格尔教授在论文中预测，中国单单通过将下一代人的高中和大学入学率分别提高到100%和50%，就会在本世纪前40年中为人均GDP年增长率贡献6个百分点以上。而提高高中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并没有多大困难。1980年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25%，当时只有美国超过50%。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提升幅度当中的一半20世纪最后20年的成果。英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到52%的增长幅度的2/3，发生在1990年至1997年之间。这可能是关于中国通过发展教育积累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率前景的最乐观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不断增加，高校大规模扩招，按受教育程度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从图1可见，本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提升，目前已经超过50%，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与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2005年的水平相当。不过，展望未来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并与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目前的水平相比较，未来中国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特别是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将继续为生产率追赶做出贡献，虽然贡献大小可能不及福格尔上述预测那么大。
图1. 中国和经合组织成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但是，仅仅提高受教育水平积累人力资本还不够，甚至可以说远远不够。关于人力资本促进生产率提升的研究，无论是上述福格尔基于美国经验对中国的类比预测，还是纯理论模型分析，实际上都暗含一个共同前提，即只要积累人力资本，就能够发挥作用，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但事实上，尤其是观察中国目前情况，可以说这个暗含前提并不必然成立。笔者看来，与通过发展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相比，形成人尽其才、人力资本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局面，如果说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目前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以高等教育毕业生为主，但毕业生就业机会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很不充分。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使得包括高等教育毕业生在内的各类人才把潜能都发挥出来，将是下一阶段生产率追赶的重要潜力。倘若不能充分挖掘这方面的潜力，不仅浪费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投资，生产率追赶步伐被拖累，甚至有可能因为家庭教育投资没有相应回报而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4.通过改善分配结构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上述几项生产率追赶的潜力因素能否充分发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分配这个激励因素的状况。不仅如此，伴随生产率追赶不断提升的供给能力，必须有需求加以消纳。否则经济循环不畅，生产率追赶不可持续。总需求当中的小头是外需，取决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其他国家的增长状况；大头则是有支付能力的内需，根本上取决于分配。所以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同一过程，分得好才能做得大，否则反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外依存度也迅速扩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扩大势头开始逆转，近年来净出口占GDP之比降到较低水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但中国内需当中投资比重仍然明显偏高，居民最终消费比重明显偏低。图3是2021年中国内需结构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国家以及若干发达国家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之比属于最低的；二是中国是唯一一个资本形成占比高于居民消费占比的，图中所有其他地区和国家资本形成占比均低于甚至远低于居民消费占比。
图3. 2021年中国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内需结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中国工业化过程还没有完成，前文也指出未来需要继续积累有效的物质资本，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是合理的。但这个合理的较高水平显然要比目前的实际水平低。相应地，内需结构中合理的居民消费占比要比目前的实际水平高。
未来生产率追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目前这种内需格局，除非高投资形成的产能能够通过出口的重新扩张加以吸收，而后一种前景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也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背离，因为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同步地体现为国内居民消费增长和生活改善。
只有扭转目前这种内需格局，提高居民消费占比，供给侧的生产率追赶成果才能在畅通的经济循环中被吸收，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使得生产率追赶本身可持续。
另外，居民商品和服务消费水平的提高，本身也是提高人口身心健康水平、积累人力资本的内在要求，是劳动力高水平再生产的内在要求，从而本身就是生产率追赶的内在要求。
事实上，各界对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已有充分的认识，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就提出要扩大内需，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十四五”规划更进一步提出“扩大内需战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持续关注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并且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但实际效果不明显，表明仅仅靠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扭转居民消费占比低于合理水平的问题的。这个问题背后一定有深刻的体制因素，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提高居民消费占比，虽然未来仍有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必要性，但根本上要从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入手，落实好长期提倡的“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此，首先要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比过低的局面；其次要在初次分配格局优化的基础上，再结合二次分配，最终缩小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差距。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https://www.ilo.org/shinyapps/bulkexplorer45/?lang=en&segment=indicator&id=SDG_1041_NOC_RT_A
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工资水平和用工成本的普遍持续提升。这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竞争力降低？这取决于工资水平和生产率追赶的相对步伐。只要前者步伐不是长期高于后者，而是相互协调地提升，就不会影响竞争力。
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生产率追赶潜力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中落实好这些要求，将有效释放生产率追赶潜力。众多方面的改革中，如下领域更加紧迫，也更有决定性和长期性意义。
1.以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发挥好政府作用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法治政府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途径。法治政府是透明的，法律的制定过程要透明，行政行为也要依法、透明。建设法治政府将为全社会提供可预期的营商和营生条件，也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内在要求，从而也将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
法治政府必须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切实履行好对市场的监管职能。监管不到位导致的问题，要通过改进监管加以解决，不能归咎于市场失灵进而由政府对市场取而代之。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提供公开公平准入条件，提高各行各业的供给能力，能在切实解决各种各样的“XX难、XX贵”问题的同时，将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政府对创新活动的监管要包容审慎。生产率追赶需要活跃的创新，创新天然就是对原有事物的超越；而相对于创新而言，监管天然就落后。包容审慎监管当然不是从一开始就禁止创新，而是要掌握好度。具体来说，监管相对于创新慢半拍、一拍，然后跟上。同时，监管也不能过于迟钝，否则，如果监管的改进比创新活动慢了三拍、四拍，往往有可能会因为积累的问题较多较大，就把问题归咎于创新本身，进而对创新一棍子打死、直接叫停。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继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带动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扩张的重要途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补课的阶段已基本上结束，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已过。由“建设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的条件更加成熟，必要性也更加突出。未来发展阶段上，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比例应相应增大。
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都需要改进财政预算。要推广参与式预算，问需于民，问序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问政于民。零基预算是提高政府资金使用透明度和绩效，降低浪费，消除腐败，促进物质资本有效积累的好办法。零基预算体制下，下一年财政开支的默认基数不是上年的发生数，而是一切归零，一事一议，依据明确。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引入市场机制优化公共经办方式，增加供给能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全社会税费负担。比如，向补贴对象发放教育券、住房券，由其自主通过市场化机构获得培训或租购保障房，可通过市场竞争降低相关支出，盘活市场存量供给能力。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可优化各类社保项目经办方式，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和效率，降低各类主体缴费负担。
2.以法治屏蔽市场配置资源所受到的干扰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既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首先需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但是，市场不是自在自为的，而是嵌套在整个制度体系中的。观察现实可以发现，市场对资源要素的配置所受到的干扰，远远超出必要的监管的限度。一些场合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连基础性作用都谈不上，更遑论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生产率追赶各方面潜力，必须界定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政府必要的监管职能，同时要屏蔽市场配置资源所受到的其他不必要干扰。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前文已经讨论过有关内容，这里不再赘述。
3.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定位并以长期主义态度加以发展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十六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所强调的内容。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当中已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促进创新、积累物质资本、为人力资本提供发挥作用的平台、改善收入分配，都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历史经验表明，不同情况下，比如因为监管不到位导致一些市场主体违规经营，因为收入差距拉大，因为少数民营企业和官员之间的相互勾结和腐败行为，甚至单单因为仇富心理，社会上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就会反反复复，严重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信心和预期，从多个方面拖累生产率追赶。
通过生产率追赶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是一场长周期的竞赛。要在竞赛中充分彰显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持久地调动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全社会的力量。要从基本理论上确立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地位，以长期主义态度落实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保护，避免各种短期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遇到具体问题要甄别原因，就事论事，不应动辄归咎于非公有制经济。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保护，也将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助于改善发展的外部环境，不仅能稳定留住我国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扭转近年来已经出现的财富外流势头，也有助于吸引世界范围内的财富踊跃流入中国，寻求避险机会，实现保值增值，助力生产率追赶。
4.以公平准入为全体社会成员发挥能动性创造条件
公平准入，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是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积极性能动性，让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要求，也可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只有打破各种形式垄断，取消各种形式特权，统一各种公共服务制度，充分提高社会纵向和横向流动性，形成人人享有公平参与机会，才能形成人人各尽其力的生动局面，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为人人公平享有打好基础。
今后一段时间，重点要解决流动人口及其家人融入就业地的问题。这既涉及到农民工，也涉及到中等高等学校毕业生。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城乡分割导致的常驻人口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差距问题，还包括地域分割导致的小地方的城镇户籍人口不能融入大城市的问题。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2020年底中国人户分离人口中，跨省人户分离人口1.2亿，省内跨地市人户分离人口2.5亿，两种情形共3.7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每4个国民中就有一个处于跨省或省内跨市的人户分离状态。如果这种局面一直维持，那么，这些人口置产置业往往就不能或不愿在长期就业地进行，而需要回到“根”所在的原籍。这将导致物质资本错配，不能有效地积累，制约这些人享有的公平参与机会，制约这些人的消费需求扩张。所以，应在只保留户籍作为人口居住登记管理的信息手段的同时，把公共服务享受资格与户籍身份脱钩，相应地实现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内的钱随人走。
5.发挥多方力量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如果初次分配环节政府不履行必要的监管职能，仅指望再分配环节将初次分配环节所形成的分配结构调整到合理状态，那么，再分配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力度必然很大。如果初次分配环节政府就发挥好必要的监管职能，那么初次分配环节所形成的分配格局基础上，只需要较小的再分配力度就可得到合理的最终状态。
所以，政府在初次分配环节要履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调整劳动者报酬和资本回报之间的关系。此外，也要广泛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根据生产率提升状况提高工资水平。事实上，诸多新的多边经贸协定对包括劳工待遇在内的边境后政策做出规定，旨在屏蔽劳工待遇差别对各国竞争优势影响，部分国家也以此评判各国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和全球影响日益扩大以及发展阶段提升，不少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和中国反复磋商批准有关公约和议定书的可行性。中国如迟迟不能提高劳动者待遇，以广大劳动者福利为代价为国际上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将面临“吃亏不落好”的被动局面。所以需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落实好“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并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避免反复，才能全面释放生产率追赶的潜力，在长周期的生产率竞赛中彰显自身制度优势，实现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