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机制的转变
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不可能不谈收入分配。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追求高积累和平等分配为主要的目标；第二是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政府直接进入了初次分配，没有市场，没有要素价格。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涨工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政府，因为工资是政府决定的，我们觉得所有的收入是政府给我们的。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这个定价过程同时决定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或者说，财富的创造和收入的分配是同时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从政府主导收入分配走向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变革。但是截止目前为止，政府仍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机制结合起来，就带来我们现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
改革的初期，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进激励机制，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按劳分配”正名，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连“按劳分配”都不承认。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问题。随着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和个人奖金政策的引入，不同企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非国有部门也开始发展，一部分人因为从事个体商业活动富起来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个人收入差别带来了很多社会矛盾，到了1984-1986年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那时候叫“红眼病”。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但因为当时没有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又控制在政府手中，我们现在要查到当时有关收入分配不公的争论的报道可能并不多。政府应对收入差距的办法是提高“奖金税”。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争论算告一段落。到十五大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承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讲“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就是我们整个收入分配思路的变化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中一些重要指导思想和政策的确立，都凝聚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贡献。收入分配也是我本人一直关注的问题。上面谈到1984至1986年的“红眼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6年初我在《管理世界》第1期上发表了《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一文。这篇文章提出：“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收入分配机制转变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加强市场分配机制的功能，削弱政府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中的支配作用，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用政府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工资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
回头来看，这30年的改革有一些基本的事实。中国经济的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人均GDP大幅度上升，大致上讲，我们不到10年人均GDP就翻一番，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在过去200年来，美国是每40年人均GDP翻一番。但我们还是比人家要落后，因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起步太晚。就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我们发展非常快。因为发展快，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如果我们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按照老标准还是新标准，贫困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按老的标准，1980年是40.7%，2002年降到4.8%；按新标准，分别是75.7%和12.5%。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按老老标准1981年是23%，到2001年是3%；按新标准，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
我们发现，贫困人口比例的降低，跨省看的话，与每个省的GDP增长率有显著的关系。GDP增长越快的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快。这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基尼系数按照现在统计都上升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全中国的基尼系数2001年接近0.45，但如果城乡分别计算，城市是0.37, 农村是0.33，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远低于0.4。即使全部人口的基尼系数，如果把生活费用的差异考虑进去, 不到0.4。这就是厉以宁教授讲的二元结构带来的统计方面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是“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这里有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了？我个人的答案：是的，但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我认为，尽管改革30年不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但中国社会的公平程度大大提高了。我讲的是公平程度包括机会均等。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之一是收入的垂直流动性，也就是不同收入人群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根据斯坦福大学Pencavel教授的研究，1990-1995年期间，中国的收入流动性大大提高了。如果把城市人群按收入划为五个组，他发现，1990年最高收入的人群在1995年只有43.9%仍然属于最高收入的人群，而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1990年最低收入的人群也只有49.6%的人到1995年的时候仍然属于最低收入人群，其他50.4%的人都已经跳出最低收入阶层，其中2.1%的人进入最高收入人群。这意味着机会均等大大提高了，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富人总是越来越富，穷人总是越来越穷。
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的人，1998年仍处于最低收入的是70.4%，而1993年处于最高收入的人，1998年仍然属于最高收入人群的比例是50.1%。这两个数字都远远高于中国的数字，说明在上世纪90年代那段时期，中国收入的流动性比美国还高。
中国收入分配的五个困惑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论越来越多，涉及到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否正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不是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答从跨地区统计数据分析中得到的五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是有关GDP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中国基尼系数的扩大是伴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来的。那么，收入差距是不是都是为了实现GDP增长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跨地区的数据看，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我们用横坐标代表各省人均GDP，纵坐标代表2001年的基尼系数，我们发现人均GDP水平越最高的地区，平均的收入差距反而是越小。从人均GDP的增长率来看，结果也是一样的。平均而言，人均GDP增长率高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是比较小，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这些省份；而那些GDP增长率比较低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
第二个困惑是国有经济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更接近于按平均劳动生产率支付工资，所以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小，而私有企业是按照个人的边际生产率支付报酬，收入差距比较大。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比例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比较小。但我们看到，统计数字给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横坐标代表一个省所有的就业人员当中国有部门的比例，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第三个困惑是政府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政府转移支付的目的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降低贫富悬殊，所以理论上讲，如果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高的话，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应该小一些才是，但跨地区的数据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如果用横坐标代表政府花的钱占这个地方的GDP的比重，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也大，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个困惑是利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下，个人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只有劳动所得。在市场经济下，不仅有劳动所得，也有资本所得，企业家赚取的是利润。改革开放后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了，利润甚至成为一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人们自然会想到说，如果利润在GDP中的比重高的话，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自然会更大一点。但我们发现，跨省数据不支持这个结论。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算出各地区GDP中劳动所得、利润、生产税和折旧四部分的比例。大体上讲，剔除了税收和折旧之后，全国劳动所得占GDP的三分之二，利润占三分之一。但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我的第一个发现是，利润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的收入越高，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越快。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利润可以刺激投资和经济活动。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利润在GDP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
第五个困惑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如果说市场化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么，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政府主导作用越强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越小。事实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结果。使用樊纲他们提供的2001年各省市场化指数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同一年各省的基尼系数，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这就是我总结的收入分配的五个困惑。我们怎么解决这些困惑？
对五个困惑的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效率的提升是相伴随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所谓的合理的差距是指为了经济成长和效率的提高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个代价仍然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效率和收入增长。当然，我们是不是愿意追求这样的效率和收入增长，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从经济学上讲，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处在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有效边界上？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讲一个基本的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矛盾的来源于有关个人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如果政府知道每一个人的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能力的人征收不同的定额税或提供不同的定额补贴，实现任何程度的所希望的收入分配。比如说，工作同样的时间，你创造200元的价值，我只能创造100元的价值。那么，只要政府向你征收50元的定额税，然后补贴我50元，我们两人就可以实现绝对的收入平等。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所以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即使政府有办法使得每个人的货币收入相等，事实上不同能力的人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因为为了获得等量的收入，能力高的人只需要花较少的工作时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所以詹姆斯·莫里斯说，要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出现了效率与平等的矛盾，信息经济学上称为配置效率与信息租金的矛盾：如果你想达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你就得让有私人信息的高能力者获得更多的信息租金（收入）；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减少高能力的人的信息资金，你就必须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
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确定性影响收入分配。不确定性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大。1921年，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教授出版了《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他证明，利润来源于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超过资本的平均回报率的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生产要素的价格属于成本，利润不是要素的价格，利润是企业收入中超出成本的剩余部分。如果没有不确定性，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产品的价格将全部分解为生产该产品的要素价格（如工资、利息、地租），企业没有利润。因为有不确定性，才有了作为剩余收入的利润，才有了企业家。这一点对理解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含义。
第一，企业家的职能是应对不确定性。一般来讲，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意味着需要更高的企业家能力，更高的利润诱惑。如果环境的不确定性非常高的话，只有那些绝顶聪明、有超常判断力的人，胆子很大的人，才敢去从事企业活动，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毕竟是极少数，他们可以赚取极高的超额利润。
第二，几乎每个人都是风险规避型的；有不确定性就有风险，你要让他承担风险，就必须予以风险补偿。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风险补偿也越大。这样，即使每个人事前面临的预期收入相同，事后的收入也会不同。运气好的赚钱，运气坏的亏本。不确定性越大，事后的 收入差距就越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从事工商业活动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什么？是体制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体制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和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最难以预测和把握的可能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不是技术的不确定性，而是政府部门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做企业仅有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家能力是不够的，关系、背景可能更重要。只有那些有政府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人真才敢去做企业；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人就不敢去做企业。并且，政策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关系和背景就越高。
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前面讲到的五个困惑提供一个理论解释。尽管体制的不确定性是一普遍现象，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有很大差异的。效率与收入平等的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地区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如果我们用横坐标代表GDP增长率，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增长率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应该是向上倾斜的，但不同地区GDP增长率与基尼系数关系的斜率是不一样的，如下图所示。体制的不确定性越高的地区，斜率越陡。这是因为，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的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做生意非常地难，只有少数人敢做生意，大部分人不敢做，但因为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所以能获得超额利润，甚至暴利。而在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的不确定性相对低的地区，许多企业家能力相对一般、没有很强政府关系背景的人也可以做生意，利润率较低。在前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少，经济增长率低，利润总量少，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收入差距大；在后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多，经济增长快，利润总量大，但利润的分布比较均匀。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前一类地区要比后一类地区付出更高的收入差距的代价。我们前面的跨地区统计数字表明，恰恰是那些高增长的地区，收入分配更平等一点。这条向下倾斜的增长率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曲线，事实上是由不同地区的向上倾斜的曲线上的点组成的。
解决问题的出路
如果我们发现的这个结论对的话，它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如何在不损害GDP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关键是提高经济的 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说政府的行为方式，推进到浙江省这样的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同时又可以大大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与此相关，政治体制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用法律把政府约束起来，让各级政府在法律边界内行事，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府能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无论生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更好地预测政府的行为，把握自己行为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极高的垄断性利润、少数人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公平。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效率，而且也损害了公平。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使得很多事情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做，大部分人不能做，保护了垄断利润，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不要以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定是负相关的。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改革体制，既可以提升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对降低收入差距非常重要。最近大量的研究证明，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其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增长越快。如果政府想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全民义务教育无疑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应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大学教育，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大学自主确定学费，向高收入阶层收取较高的学费以便有财力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非常奇怪，越是水平差的大学，学费越高，越是收入低的家庭的学生支付的学费越高。那些收取高额学费的三类大学（三本），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孩子上的。
前面已经证明，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不如要用市场手段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更有效。我们仍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尤其是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而言，离开了发展，不可能解决公平问题。如果我们把创业的人吓住了，没有人愿意做企业了，贫困问题就会重新出现。我要特别提到一点，新的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法律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群体，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法律带来最大的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以及城市的一些普通工人。
本文根据作者于2008年1月12日在“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首次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1月20日。修改后的文章曾收入作者主编的《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和《市场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