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
中国文明有不同的称谓，一般称为“中华文明”、“华夏文明”，也有称之为“汉文明”，一些西方学者又称之为“儒家文明”。在笔者看来，“华夏文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历史概念，应当指“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前以华夏族为主长期融合其他各族文明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是汉文明或中华文明的前身。华夏文明形成的经过从横向上看，从炎黄时代就已繁衍生息在这块大地上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在共处与战争的交替状态下逐渐形成了人口较多、势力较大的华夏族，其文明融合、同化其他部族文明而形成了春秋时代的中原华夏文明；从纵向上看，夏商周三代承前启后，继承创新，到西周形成了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新形态。徐旭生先生曾描述过三族是如何统一为华夏族的：“他们中间的交通相当频繁，始而相争，继而相亲，以后相争相亲，参互错综，而归结于同化。”“到春秋时期，三族的同化已经快完全成功，原来的差别已经快完全忘掉，所以当此后的人们对于所搜集到的传说作综合整理的时候，就把这些名字糅合到一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部族的融合、同化过程也就是旧文明融合、同化而形成新文明体的过程，华夏文明原体由此诞生。
从另一方面看，在春秋时代，由于地理、政治因素，当时还存在多元文化的格局。李学勤先生就把春秋时代划分七大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秦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1-12页）。但是，应该看到，以华夏族为载体的中原文化必定文明程度最高，可以借其优势向四周辐射，其他文化圈都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延伸。同时，更远的夷人文化、半夷半夏文化（夷有广狭两义，狭义指原来的东夷，东方诸部族；广义泛指中原四周与华夏族相对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华夏文明的影响下，在大国争霸兼并、商业发达、士人自由流动等社会变革的形势下，也加速融入华夏文明。今天我们把“华夏文明”作为中国文明的代名词，主要是说明了这一文明形成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
谈到华夏文明，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华夏文明起源于何时？目前学术界看法尚不一致，一般认为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二是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国外其他都消亡了，唯有华夏文明的连续不断，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今天。华夏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升降开合、兴盛衰落，构成了独特的历史过程，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正如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兰·佩雷菲特所说的：“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长达5000年不间断的文明史的国家。埃及的文明史虽然也很久长，但它是间断的。中国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独特、内容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文明，没有其他民族可比。”（见1991年11月17日《参考消息》）。
为什么华夏文明能绵延不绝、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在世界文明多元竞争和全球一体化的21世纪，华夏文明的未来前景如何？这些问题太大，涉及面太宽，本人自感学力不够，在此只想通过归纳华夏文明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来探讨华夏文明面向新世纪的前景和应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措施。
二、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1．华夏文明历史悠久又一脉相承。不像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或消亡，成为不可回复的破碎记忆；或间断，今天的文明与昨天的文明几乎没有多少联系；或转移，古老的文明只剩下残破的遗迹，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等待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到来，华夏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脉相承地连续下来的，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每一阶段都有每一阶段的文明形态。其一形态的文明能量消耗尽了就要起变化，变化了，其血脉就畅通，畅通了就有新的文明因素在内部孕育，外来的文明因素在补充，又会生长、发展——其实是另一形态的文明继起……就这样螺旋式上升，使华夏文明生命力不绝，延续至今。如孔子思想影响至今，既大且久且广，但并非孔子一人的成就，而是包括了他之后每一时代的思想家都从其思想的不同侧面，乃至片言只语进行不同的阐释，再结合社会变革需要，加上自己的思想，就丰富、发展了孔子思想，延长了孔子思想的生命，这就是中国的儒学或儒家文明的精髓。
华夏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但没有间断和转移。我们今天还能读懂数千年前的文献资料，古代经书上的格言警句还活跃在我们日常用语中。在历史上，华夏文明的中心有变化和迁移，但整个文明的历史都上演在欧亚大陆东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我们居住的村舍下面也许就是某一个王朝宫殿的遗址，先祖的英灵时时刻刻在保佑着我们（当然，有时也束缚和纠缠着我们），使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无论走到哪里都感觉到一种挥不去、抹不掉的历史感、文化感。对这一点，那些漫游在海外的炎黄子孙每当踏上这块土地时也许感受最深。我们的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繁荣，在今天贫穷、落后的地方，往往一座坟墓，一块石碑，一棵古树，一座山峰，一条河流，也许都是历史的见证，都有故事在流传，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生于斯，长于斯，苦斗于斯的华夏儿女，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自己生活的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古老的文明传承了下来，并不断赋予其新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传统基础。
2．华夏文明是逐渐地积累起来的，遗产特别丰富。华夏文明为何不曾间断，主要靠文明的不断地、逐渐地积累。这种积累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由文字记载而形成的大量的书面文献资料（或称典籍）；二是众多的实物，包括器物、遗迹、遗址。前者如历史文献，从炎黄至今五千年的文明都明确地、正式地、连续不断地记录在史籍中——这就是《二十五史》；如果再加上《通典》、《文献通考》、《通志》等大量的“政书”，以及野史、笔记等，华夏文明就是在十分可观的历史典籍中保存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现象。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以殷墟甲骨文、敦煌石窟文献、清朝宫廷档案为代表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下半世纪许多考古发掘，使人们对华夏文明，尤其是上古文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印象和明确的实物证明，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就从墓葬发掘来说，我们祖先发展的丧葬制度本身就是礼乐文明的一部分，有浓厚的文化意蕴，特别是这一制度为后代子孙保存了如此丰富的财富，这是精神与物质价值合一的，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值的遗产。除此而外，我们还有口口相传的文化传统，各地多彩多姿的民俗风情，各种礼仪形式对于文明遗产，我们必须加倍珍惜，更要学会开发利用，不断推进华夏文明的更新发展，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所责无旁贷的。
3．华夏文明是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交替演进，但以统一和兴盛为常态，以分裂和衰落为变态的条件下创造、发展的。回溯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显著地表现为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的交替。而且一般来说，统一与兴盛大致合拍，分裂与衰落基本同步。据最新的中国远古文明研究的成果，在后代传说中理想的尧、舜、禹时代，曾是部落联盟的政治形态，那时这块大地上邦国林立，《战国策·赵策下》载：“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一个邦国就是不同血亲关系的氏族部落，星罗棋布地分散相处，时常发生战争，到了禹主盟华夏部落联盟时，终于超出了氏族制度的界限，联盟的管理机关蜕化为与民众对立的“公共权力”，早期国家形成了，华夏族迈进了“文明”社会，夏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的王朝（参阅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6页、第35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以后商周又维持和强化了这种邦国统一体，如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崇高地位就被普遍公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最好的证明。三代，尤其是西周，都是相当兴盛的。到了春秋战国，礼坏乐崩，诸侯坐大，政权下移，西周以来分封贵族的政体瓦解了，王朝分化、社会动荡，旧的分封体制走向衰落。而同时新的因素在斗争中成长，周边文明的新鲜血液在向中原华夏文明注入，至秦汉，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秦首创了集权于一人的大一统模式，开了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先河，以后各朝代都是对这一模式的补充、修复、完善。汉王朝大气磅礴、开疆拓土，实现了疆土、经济、政治乃至思想的大一统，显示了朝气蓬勃的气象。这样，就在中国人心中烙印下了大一统观念和意识。
华夏文明的兴盛、危机、复兴、发展也就随着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而交替。有人作过统计，自夏而后的约4000年间，分裂时代总计为1200余年，而统一时间则长达2700多年，这说明中国古代历史主要是在统一时行进的。即使在分裂时代，那些分裂政权大都把追求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偏安一隅、乐不思蜀的阿斗毕竟不多。
4．华夏文明通过不断借鉴、吸收、消化异质文明因素，改变自身的文明形态来更新发展。华夏文明从一形成就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表现在文明发展史上就是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更新华夏文明自身。纵观华夏文明发展历程，并不是没有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时候，也有因地理环境的阻隔和战乱分裂、七零八落的时候，但从总体上看是一直呈现开放态势的。当然，这种开放不像处于地中海群岛上的希腊文明和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这些航海文明那样是处于一种全天候的开放，且伴随着向外扩张，其结果往往是发生大变异，分化、瓦解、衰落乃至毁灭；而华夏文明的开放是有限的，即在保证自我生命机体存活基础上为延长生命、更新发展而进行的适度开放。开放的目的是吸收异质文明因子，延续和壮大华夏文明，使这一文明形态虽变，而生命恒久。
华夏文明的开放与包容性是有密切联系的。古人云：“有容乃大”，华夏文明可以包容土生土长的、外来的各种不同文明因素，只要不构成对自己的伤害，不使自己发生质变，它都能心胸开阔、兼收并蓄、百川归海、不择细流。特别汉唐这样的盛世，确实呈现出气象宏阔、蔚然壮观的景象。因为敢开放、能包容，也就有了交流、融会、贯通的能力。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无论什么宗派流派，诸子百家，乃至异端邪说，都能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宗教家、文学家、科学家的努力，兼综和合，融会贯通，最终形成相反相对、相辅相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形成了华夏文明传统的精粹，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华夏文明的更新发展还是与民族融合同步进行的。从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在冲突、战乱、迁徙中血液交融，种系混合，保持了华夏文明的载体——中华民族自身种族的强化，不断焕发出强大的创造力量。每一次大的民族融合，就是华夏文明融合、同化其他民族文明的过程。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便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加速吸收、融合、同化周围众多民族文明的成分，如羌、戎、狄、楚、越、苗、蛮等，最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新文明形态。其后，经过两晋南北朝汉族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大融合，五代两宋汉族与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夏文明为主体，不断吸收、融会、同化众多少数民族文明，并使自身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华夏文明就这样大多保持了多样化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多元复合特质，并与世界其他单一文明的消亡或解体形成了鲜明对照。
5．华夏文明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如何看待，我们可以借外国人之口加以评价。如狄德罗就认为：“赋有一致的情感中国人，就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以及对哲学的举而论，均非其他亚洲人可及。并且，根据某些作者的判断，他们在这些问题方面，可以和欧洲最文明的人争先。”（[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82页）。伏尔泰是当时对中国的知识了解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介绍、评述几乎终其一生。他著《诸国民俗风俗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还特别介绍了孔子其人其说。他把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后在法兰西剧院公演，不仅把欧洲盛极一时的“中国趣味”推向新的高潮，而且广泛地传递了伏尔泰对中国道德文明的看法。当代观察者眼里的中国，同样是一个令人艳羡的高度文明的国家。德国哲学家克林士伯爵认为：“在古代中国形成了历史上最完美且极具典范性的人类社会形态……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世界文明……她的伟大深深吸引了我，令我感触颇多……这片国土上的伟人代表着一种比我们更高级的文化形态……那些君子们，是一个非凡社会的楷模；其温文尔雅的风度令人着迷……这些有教养的人们的礼节是多么得体……任何环境下，他们的行为举止都是无可挑剔的……也许，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深度的人群。”（[美]维尔·杜伦著，李一平等译《东方的文明》下）
确实，在宋元以前，华夏文明处于上升阶段，取得了超越世界文明发展水平的辉煌成就，居于世界前列，自然会像太阳一样，把其光芒照射到远方。不但中国周围的少数民族，因华夏文明的吸引而“近悦远来”，最终融入华夏文明的洪流之中，就是更远处的西方，美洲、非洲，都曾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夏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旧约》以赛亚49章12节有这样的话：“看呐，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Sinim）国来……”这里“希尼”显然是“秦”的音译，有些中文译本的《旧约》（参见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旧约》的成书年代约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公元前6至前4世纪期间。这说明，秦在穆公称霸西戎之后，声名就随着戎狄的流动，向西方传播，“秦”遂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秦帝国建立后，更加声名远扬，西方人自然把“秦”作为中国的代称并逐渐演变为“支那”（China）。从这里可以看出秦文明巨大的世界性影响。汉帝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都有商贸往来，汉的丝绸、铁器、生产技术、文化典籍传往域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因为汉帝国的强盛，其声威远播到了比秦更远的地方，其影响更为巨大，以至于华夏族被称为“汉族”，延用至今；还有，中国的语言叫汉语，文字叫汉字，都反映了汉文明影响之深远。唐帝国是华夏文明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代，不但版图大，而且经济、政治、文化均居世界前更，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望，这从吸引大量的域外留学生来学习就可以看出。当时，与唐帝国友好往来的国家达70余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几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其影响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如世界上的华人居住区被称为“唐人街”或“唐城”，便是极好的例子。宋元以后，从总体趋势上看，华夏文明走了下坡路，但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元代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还是庞大、富实的东方帝国。明代就开始了早于西方人的海外大探险，郑和率领的中国人踏上了非洲大陆。
三、华夏文明未来前景展望
近代以来，华夏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剧变，一方面我们古老的文明出现了衰老的症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矛盾日益暴露；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处于新的上升阶段，凭借强大的武力大肆侵略、扩张、掠夺。中西的冲突是全面的，也是世界范围内西方文明全面征服其他文明的一部分。从文化的眼光看，这种冲突是先进对落后的撞击，有其必然和积极的一面。从社会的变迁来看，这一冲突引发的一切远比这复杂，先进与落后的文化含义和征服与被征服的军事含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振兴中华文明，进行了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此外，近代以来的中西冲突与古今冲突交织在一块儿。所谓古今冲突，就是中国人在自我觉醒、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对走向衰落的文明传统大加挞伐，谋求革故鼎新。正是在中国旧有文明衰落后留下的空虚中，中国人不断地引进了各种异域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制度。以中西古今纵横交织的冲突为坐标，中国历史在颠簸中走向现代，华夏文明在阵痛中摸索出路，于是出现了20世纪初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为了实现民族振兴、国富民强的理想，一直为现代与传统，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和取舍所困扰，并且构成了波澜起伏又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至今还在进行，到21世纪上半叶才有望见分晓。
当前，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宏观形势看，具有明显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倾向：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趋向最先出现在经济领域（如市场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及金融的全球化等），并将向科技、教育、文化领域扩展。信息科技，比如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是这一趋势的背景和动力。二是本土化趋势。这一趋势首先在政治领域发生，这就是发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运动。这一趋势现在发展到追求经济的独立自主，文化传统的复兴等。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趋势既相对立又相协调，前者是一体化过程，而后者则是多元化过程。在这一双重双向的过程中，多元文明的冲突竞争、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就是必然的，而且是漫长的。
华夏文明作为世界多元文明之一，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具有创造、发展的经验，具有大一统、开放性、包容性等特质，能够适应变革，吸收、消化异质文明，更新自己。在世界文明一体化过程中，华夏文明的基本精神可以成为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生长点，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动力源泉。为此，我们不能再继续在中国文化内部绕圈子，在继承与创新的摇摆中停滞不前，在精华与糟粕的争辩中故步自封。要判断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必须探求共同的价值标准。这标准应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求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需求。对多元文明不能仅仅从一种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输入只与自己眼前、局部利益有用的东西，应以全新的开放心态，带着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广泛汲取其中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东西，并通过新的综合，在壮大发展华夏文明的同时又能为变革的世界所理解、所接受，这才是华夏文明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世界近现代以来多元文明冲突、交汇、融合、趋同的最终归宿。这是从乐观的、理想的一面讲的。如果从严峻的、现实的一面来讲，华夏文明目前正面临着西方霸权文明的挑战。
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形成集团，他们以人权、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推行一种“民主霸权”（口头上很民主，实际上很霸道），利用非西方地区、国家人民渴望经济富裕、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心态，以绝对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政治制度、领先的科学技术、活跃的思想文化，进行一种征服性的全面同化。对此，我们应该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例如，现在西方学者有一种论调，认为西方文明有着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演进模式和生长动力，这一独特性可以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就是说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后的、最高的模式，足以解决人类面临或将要面临的所有问题，其他文明就无须发展、演进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强调华夏文明的独特性、华夏文明的更新机制和发展模式。同时，强调世界文明在一体化同时还有多元化，以与这种西方中心论相抗衡。又例如，现在还有一种“文明冲突论”，认为在世界一体化、文化交流日益全球化的时候，由于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复杂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会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又集中表现为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也是站在西方中心立场上的一种论调。如前所述，华夏文明具有开放，包容等性质，她又具有兼综和合的功能，历史的经验和文明的内在发展逻辑都决定了华夏文明可以与其他文明和睦相处、和平竞争，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华夏文明将会以这种特殊的品格，在霸权文明的压力和多元文明的竞争过程中探寻自己的未来出路，后来者居上，让古老的华夏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出青春，同时也使中国人在新的千年纪为探求人类的未来前途做出更大的贡献。
祝瑞开主编：《儒学与21世纪——构建、发展“当代新儒学”》，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