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唐装”到“汉服运动”，以复兴“华服”为核心的新潮近一二十年来正在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服饰领域悄然扩散，并在中小学、高校社团、民间教育机构、文化产业机构和商业力量的参与推动下，渐成势力。那么这股潮流何以兴起？华服的历史演变如何？与传统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脉络？华服复兴未来应朝哪个方向发展？《中国青年》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
华服是华夏礼乐文明的重要载体
《中国青年》：华服的形成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韩星：在历史上，“华服”是“汉服”的别称，也称“汉衣冠”。上溯炎黄，下至宋明，华服是以先秦华夏族（后来为汉族人）所穿服饰为基础发展演变而成，是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服饰集合。它有两种基本形制：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上衣下裳制相传起于黄帝时代，至尧舜时代始备；“深衣”起源于有虞氏。
殷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初制礼作乐，服饰制度逐渐完善；春秋战国时期深衣广泛流行；秦统一后，建立了包括衣冠制度的各项制度；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但裁剪已经不同于战国深衣，主要流行直裾和曲裾两种；至东汉明帝，参照三代和秦的服饰制度，确立了以冠帽为区分等级主要标志的汉代冠服制度。
唐代传统礼服包括冠、冕、衣、裳，一般场合所着服饰包括圆领袍衫、幞头、革带、长筒靴等，而女服主要为裙、衫、帔，以襦裙为主。宋代服饰大体上沿袭了隋唐旧制，只是女裙较唐代窄，而且有细褶。元朝汉族服饰受蒙古族服制的影响很大。明朝服制复唐代之旧，基本承袭了传统服饰样式，只不过朱元璋又亲自制定了两种帽：“六合一统帽”、“四方平定巾”，颁行全国，士庶通用。清朝实行了严苛的“剃发易服”令，服汉衣冠、束发者治重罪，强行更改汉人衣裳式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汉族宽衣大袍传统服饰从此覆灭，汉族由此才成了所谓的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
《中国青年》：与其他民族的服饰相比，传统华服在外形设计、形制与款式方面都有哪些鲜明特征？在华夏文化传统中，它们蕴涵着怎样的象征意义？
韩星：相比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服饰，华服在外形设计方面的主要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和束腰，总体风格较为清淡平易。以“深衣”为例，其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上衣和下裳相连在一起，用不同色彩的布料作为边缘，穿着时能拥蔽全身，将人体掩蔽严实。深衣也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整体上象征着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观，彰显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美德。比如，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深衣这种使身体深藏不露、雍容典雅的特点，最能体现汉民族含蓄内秀、中正平和的民族性格。而袍服的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形制虽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各人各一样，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充分表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
汉服运动与文化自信
《中国青年》：在近些年关于华服复兴的常见论述中，“汉服”经常被拿来与“唐装”（尤其是2001年上海APEC峰会上推出的“新唐装”）、“中山装”、“旗袍”等相提并论，它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与区别呢？
韩星：从历史上来讲，汉服为华夏族至明朝人所穿着的汉族服饰，与唐装、旗袍有很大不同。唐装原指唐代的汉服，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清末，它指的是中式着装风格的服装，即“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是满清马褂的延续与改良；而“新唐装”是一种现代中式服装，特指2001年APEC会议专门为20位中外领导人设计制作的服装。“中山装”是以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现代服装，民国初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民国服制条例》中确定中山装为礼服；建国后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常穿中山装出席国家大典，曾在国际上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成为中国的“国服”。“旗袍”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是从满人的旗装改良而来，其源头也与深衣有关，之后成为华人女性较普遍的服装，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将其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
二十世纪由于传统政治制度的终结，又加之中华文化处于中西古今交流融汇的变革时代，以汉服为主体的传统服饰制度断裂。民国以来汉族服饰有继承传统，也吸取西方，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满清服饰的影响，呈现多样化、多变性特点。也有不少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清朝被推翻后努力复兴传统汉服，如章太炎先生流亡日本，改和服而标“汉”字，成为近代汉服复兴第一人。
《中国青年》：你刚提到，自清朝“剃发易服”令以来，汉族传统服饰覆灭，汉族由此成了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这样来看，传统华服复兴似有一定的必要性。与中山装、新唐装以及马褂、旗袍相比，复兴汉服作为汉族民族服装有哪些优势？
韩星：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构成的民族大家庭，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即使在世界上，汉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但由于历史原因，一百多年来，汉族一直没有能够体现自己民族特征的服装，如今中华民族56个民族全家福中，惟独汉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特别是在许多庄重的族际场合下，汉族代表往往身着T恤或西装，颇为尴尬。所以很多汉服倡导者认为穿汉族传统服装是宪法赋予汉民族的权利，汉服复兴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近十余年来方兴未艾的“汉服运动”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何以80后、90后成为汉服运动的主力军？
韩星：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与00后，已不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那样热衷于西方文化、崇洋媚外，而是具有浓烈的传统文化情结和强烈的主体民族意识，对于民族文化表现出更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因而也自觉地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这是他们成为汉服运动主体倡导参与群体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眼中，只有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在西方思潮泛滥的今天承担起扭转华夏命运的历史使命，而传统华服就是续接那被斩断文明的纽带。华服复兴，复兴的不只是一件衣裳，而是一份从容！
“文化复兴”不等同于“文化复古”，“汉服运动”应升华为“华服复兴”
《中国青年》：那么你认为，“文化复兴”与“文化复古”有何不同？汉服运动的未来应朝何种方向发展为宜？
韩星：这些年来，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口号下，不少人把传统文化当成心灵鸡汤、精神快餐，在满足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有不少人误解、误读甚至曲解中华文化及其基本精神，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另外，社会上也出现了好古、复古、迷古，唯古是尚、照搬照抄的现象。优秀的传统文化自然要继承并发扬，但是传统的未必就都是“优秀”的，“复兴”绝不是单纯“复古”，传统文化复兴决不是要简单回到过去，或者把过去的文化照搬到现在，这也是不可能的。汉服本来只是传统礼乐文化、礼制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汉服运动的未来应朝中华礼乐文明的复兴方向发展，重建礼仪之邦。同时要特别注意，过分商业化、过度炒作、形式主义、极端主义等都会影响汉服运动的正常与健康发展。
汉服运动的总体发展方向是与中华文化复兴的方向一致的，它应当参与到当代的文化整合之中，逐渐成为新时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在我看来，现在把“汉服运动”规范为“华服复兴”或许更好：“华服”既能体现传统华夏文化的“华美”精神，又能避免“汉服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也与海外华人的“华族”称谓相呼应，因而是一个包容性更强、涵盖面更广且对现实更具建设意义的称呼。今日所倡导的应是各民族的服饰及其文化传统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杂志2018年第9期50-51页，作者授权爱思想网发布。
